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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的方大曾（笔名“小方”），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新闻界的传奇人物。他出身于北京，中法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后即以新闻工作为职业，是“卢沟桥事变”战地报道第一人。与范长江等我国新闻界先驱相识相敬，在新闻摄影和文字报道方面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却在1937年9月于当时的抗战前线保定不知所终，时年25岁。在他失踪六十多年内，其事迹不为人所知。20年前，时任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冯雪松，开始了坚持不懈的“寻找方大曾”工作，近年来小方的事迹才为社会大众所知晓，并形成由国内向国际延展的“方大曾现象”。本文针对这一现象，以新闻的“工匠”精神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其深层的人文价值内核，期望从多个方面启发思考，并对当下的新闻工作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方大曾 抗战报道 人文价值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北京，家住协和胡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三天后（10日）的清晨，乘着战事间隙，方大曾即骑自行车前去采访，成为卢沟桥战地报道第一人。同年9月18日，身为《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的方大曾，在当时的抗战前线保定写成《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特别注明“写于保定，寄自蠡县”，后刊登于9月30日上海《大公报》第二版。同时，方大曾又给邯郸的亲属寄信，表示要继续北上。但从此却杳无音信，不知所终，至今整整82年，时年25岁。
方大曾失踪后的六十多年里，其音容事迹偶或见于曾与交往、共事的亲友记述，其中包括后来中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范长江。然而社会大众（包括新闻业界和学界）对他几乎一无所知。1999年，由于著名摄影史学者陈申先生的一纸传真，时任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冯雪松，选择与小方失踪季节相同的炎热夏天出发，尽可能乘坐同样原始的交通工具，沿着当年小方走过的路线，开启了“寻找方大曾”的旅程，至今整整20年。
在这20年里，经历数次实地采访和繁难艰苦的资料搜集与爬梳整理，冯雪松先后完成纪录片《寻找方大曾》，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解读方大曾》《珍藏方大曾》等，使得这位“生如夏花般灿烂”的青年才俊身影，重回社会大众视野，也由此聚集起一大批社会各界人士，自发地参与到寻找方大曾的事业中来。2015年5月，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召号全国新闻工作者“缅怀方大曾，学习冯雪松”。同年9月，“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启动，冯雪松走进国内外20多所知名高校，向中外青年学子讲述方大曾的事迹和自己寻访的经历与感悟。2016年以来，新世界出版社又积极推动方大曾系列著作的多语种版权输出和译制工作。
一个六十多年间曾经被人遗忘的名字，如今却引发方兴未艾、由国内走向国际的“方大曾现象”，在笔者看来，这虽由新闻的人物与活动开始，但其价值却远超新闻传播的专业领域。
一、方大曾事迹及其“重现”，体现着新闻“工匠”精神
“中国的罗伯特·卡帕”，这是作为记者的方大曾在今天最为知名的职业成就标签。罗伯特·卡帕是二战以来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36年7月，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的西班牙内战爆发，罗伯特·卡帕亲赴前线，因拍摄新闻照片《共和国卫士之死》一举成名，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
的确，方大曾得以重回社会大众视野的最初线索，是他留在故居的837張摄影底片。这些底片一直被其胞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89年交到了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手里（2006年由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这才有了发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一纸传真。重新洗印成照片后，凡是看过的专家学者，莫不为三十年代的小方，无论摄影理念还是技巧，都可跻身国际顶尖水准而深为震撼。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我国新闻学界元老方汉奇先生评价：“方大曾与范长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方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小方当年多篇新闻报道文字作品，还散见于报纸期刊中不甚为人所知。这些年经过冯雪松的搜寻整理，目前发现大约三十篇，其中的27篇文字通讯和1篇翻译文章，结集为《解读方大曾》一书。看了这些通讯报道，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细节真实，文风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社会与时事敏锐而深刻的观察，以及后来时常得到印证的分析与判断，至今仍令许多卓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感佩。
特别具有比照观察意义的是，当今中国新闻界表彰记者、编辑的最高奖项“长江韬奋奖”，用以命名的两位杰出先驱，与方大曾都是亦师亦友关系。而且，1936年范长江第一次留意到小方，就是因为发表于天津《益世报》上的长篇通讯《张垣至大同》。方大曾后来得以成为《大公报》“战地特派员”，也正缘于范长江的赏识和推荐。至于邹韬奋，他当年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和《生活日报》，在1936年的六七月间邀请方大曾任特约记者，负责写旅行通讯，这才有了署名小方或方大曾的《从大同到绥远》《日军秋操之后》《绥远的鸦片问题》《张垣一瞥》等多篇图文并茂的新闻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只是对方大曾新闻摄影成就的赞誉，而无法统括小方新闻成就的全部。套用现在的话语，小方可谓我国最早且杰出的“融媒体记者”。没有新闻的“工匠”精神，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即便如此，方大曾最终能够重回社会大众视野并引发“方大曾现象”，冯雪松居功至伟。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只有两年左右，年仅25岁就神秘失踪，生平资料极为有限且零散的人物而言，整整20年的追寻，无疑是一次人生考验。那些纪录片和系列专著，用雪松自己的话说，“眼前的一字一句，是用脚步行走出来的，是用日月编织出来的，是用悲喜浇灌出来的”。放弃、离开、逃走，“我曾经被它们揉碎、漠视、嘲笑，也曾惶恐、无助、惧怕”，但他最终坚持下来。可以说，和小方一样，在冯雪松身上，也同样体现着新闻职业领域里的“工匠”精神。正是这前后两代新闻工作者的“匠心”相连和传递，小方的形象才得以穿透历史的尘埃而熠熠生辉。 二、方大曾是民族精神与进步思想的践行者
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方大曾无惧艰难险阻，常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他的“拼命三郎”作风，为当时新闻圈内所共知。范长江曾记述这样一件往事：1937年初，天寒地冻的季节，方大曾仅带着一名陪护士兵和简单行装，从绥远的集宁出发，翻越阴山，前往人迹罕至的绥北采访报道。小方出发前夜，范长江在《沉寂了的绥边》一文中这样记述：“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次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的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当夜我们已转上南去大同的火车，我们才不见了他硕大美丽的踪影。”而从小方这次旅行中所写《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报道，我们可以得知更多“危险和艰难”的细节，包括陪同小方的士兵几次萌生退却的念头，以及看到人烟“得救了”的欣喜。
类似“常人不敢为”的迎难而上，对于小方却似乎理所当然，在他短暂的记者生涯乃至人生之中，何止一次两次。在这些壮举的背后，通过他的摄影和文字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驱动他无畏前行的，除了执着追求的新闻职业理想，更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我们首先能够感受到的，便是他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在他的镜头下，看不到当时颇为风靡的美人照和风花雪夜，也很少为家人和亲友拍照，17岁时，他参展北平第一次公开摄影展览会的作品，就受到广泛的好评。摄影家荫铁阁撰文评价说：“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风，所取色调，尤能增其冷静。”在他的照片里，有樵夫、农夫、船夫，井底的矿工，烈日下赤身裸体的黄河纤夫，示威的人群，战争中的走私，王爷儿子的婚礼，成片种植的鸦片，一个母亲和她没有穿裤子的女儿……当然，还有更多有关绥远、北平等地抗战的题材。他的文字通讯也是如此，除了事关国家命运的抗战主题，便是对当时人的生存状态的展现，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观察与剖析。对于自己“小方”的笔名，他有这样的解释：“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其次，让我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便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面对外侮强敌时所展现出的宁折不弯、舍身取义的民族气节。小方大二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拉开侵略中国的序幕。小方家境殷实，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硕壮，个人条件优越，在中法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但他却不安于自己的小生活，也没有从事一天的经济工作。1935年夏大学毕业后曾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短暂工作，正是在那里，他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一起组建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从此便以笔和相机为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斗争之中。例如，1936年12月4日，方大曾从北平出发前往绥远前线采访，长达43天，全面报道了著名的“绥远抗战”，拍摄照片数百张，写出了《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等战地通讯。在他留存于世的837张底片中，也以抗战为主题的作品为最多，其中包括报道“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绥远抗战”两个专题。而在他大约三十篇的文字报道中，抗战题材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就包括失踪前写的最后一篇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渗透在这些影像和文字之中的，是国难的深重，战争的残酷，人民的不屈，和必胜的信念，这既是民族与国家之魂，也是小方的个人之魂。
一個25岁的年青生命，便具有如此深邃的眼光、博大的胸怀、鲜明的爱憎和义无反顾的勇气，除了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熏陶，恐怕也与他较早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这方面的资料虽然不多，但以下一些细节却启人联想：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曾与诗人方殷一起编辑《少年先锋》杂志。“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反帝大同盟”，编写过反帝机关报《反帝新闻》。也是在中法大学期间，方大曾因参与党的外围组织红色互济会之事，与中法大学教授范文澜、王慎明（王思华）、阮慕韩一同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出狱后遭校方降一级处罚。所以原本四年的大学，他却读了五年，于1935毕业。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被捕的前三人均为教员，只有他一个学生。
那时常去方家的诸多客人，后来知道，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就连小方，从各种迹象加以判断，也应当是有组织关系的”，只是缘于各种原因而难以证实。
“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周恩来指示，以当年方大曾参与创办的天津中外新闻学社为底子，于1937年9月5日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讯社（简称“全民社”），李公朴任社长。当时正在同蒲路活动的方大曾，担任了全民社的战地摄影记者。
或许正是因为受着进步思想的影响，使得小方能够运用先进的思想方法，更早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战争的走向，从而得出许多后来得以印证的判断，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也令后来者折服。例如，在通讯报道《从集宁到陶林》里，在目睹了令人震惊的原始劳动条件后，小方对挖煤农民不仅寄与同情，更相信他们必将得到解放：“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吧……我确信这不是幻想，因为有千百万的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争。”
在《兴和之行》通讯中，小方鼓动着读者：“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在失去了的国土上，还住着我们的同胞，他们将举起了枪，在热烈的欢迎我们，要收复失地，并不是难事。”
在《芦沟桥抗战记》中，小方预言：“我站在芦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景色，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芦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1937年8月5日至20日，小方来到北京南口、居庸关一带采访战事，在《血战居庸关·新的长城》报道中写道：“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是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三、方大曾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捍卫者
近年来，“方大曾现象”开始呈现由国内向世界延展的趋势，方大曾的事迹吸引着越来越多国际人士的目光。这是20年前冯雪松开始“寻找”方大曾时，绝不会想到的。
2017月5月10日，“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第18站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视光学院和奥尔巴尼分校两所孔子学院联合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二战中的中国记者方大曾”学术讲座，冯雪松作为特邀主讲嘉宾，向海外介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先驱，以及18年“寻找”的经历。
我国外文局下属新世界出版社，从2016年开始，持续跟进方大曾系列选题，2017年以来，在推出方大曾系列图书中文版的同时，率先出版了《珍藏方大曾：一个战地记者的光影故事》（中英对照版，简称《珍藏方大曾》）。2019年7月，通过版权输出的方式，《方大曾：消失与重现》韩文版由韩国耕智出版社出版，社长金胜一先生亲自担任此书翻译。2019年5月29日，新世界出版社与美国华媒国际集团在纽约书展期间，举办了《珍藏方大曾》英文版版权签约活动。2019年8月21日，在2019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新世界出版社举办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和《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二书英文版的首发仪式，现场还与韩国耕智出版社、印度通用图书公司、阿拉伯科学出版社、土耳其卡努出版集团签定了方大曾系列图书的版权输出协议。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小方的事迹和对他的寻找与重现，将会借由更多的语种，被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
作为20世纪20年代从事新闻工作仅仅两年左右的中国记者，一个六十多年间曾经被遗忘的名字，方大曾的事迹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共同的历史记忆或者某种历史缘分，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桥梁。韩国曾经与中国一样，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也同样付出过巨大的牺牲。韩国耕智出版社社长，同时也是著名汉学家和东亚问题研究员的金胜一认为，冯雪松对方大曾的深入研究成果，可以提醒韩国人关注战地记者的贡献和牺牲。他希望更多的韩国人可以读到关于方大曾的图书，能够关注和了解像方大曾一样的战地记者的贡献。而美国不仅在二战时与中国是盟国，华媒集团的总编辑克里斯·罗宾的外祖父刘汝明，也是中国当时重要的抗日将领。方大曾最后一篇战地报道《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第一句就是“刘汝明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张家口”。
然而这种联系只是表象，深层的原因，其实则是方大曾在以自己的职业方式，用生命为代价，捍卫着人类的良知与正义，展现出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这种良知与正义，集中表现为对于自由、平等、友爱、幸福的期盼和追求，以及对于压迫、剥削、奴役、凌辱的不屈与反抗。这是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念，自然也就会引起最广泛的国际共鸣。
纽约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何塞·冈萨雷斯在听完冯雪松的学术讲座后说：“我对方大曾十分敬佩，他对人类和世界的贡献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人。”据此我们可以预判，“方大曾现象”走向国际，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始。这也昭示着人类社会的朴素真理：丑恶和强权或许可以逞凶于一时，但是良知和正义，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
参考文献
[1] 冯雪松.方大曾：消失与重现[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
[2] 冯雪松.方大曾：遗落与重拾[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
关键词：方大曾 抗战报道 人文价值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北京，家住协和胡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三天后（10日）的清晨，乘着战事间隙，方大曾即骑自行车前去采访，成为卢沟桥战地报道第一人。同年9月18日，身为《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的方大曾，在当时的抗战前线保定写成《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特别注明“写于保定，寄自蠡县”，后刊登于9月30日上海《大公报》第二版。同时，方大曾又给邯郸的亲属寄信，表示要继续北上。但从此却杳无音信，不知所终，至今整整82年，时年25岁。
方大曾失踪后的六十多年里，其音容事迹偶或见于曾与交往、共事的亲友记述，其中包括后来中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范长江。然而社会大众（包括新闻业界和学界）对他几乎一无所知。1999年，由于著名摄影史学者陈申先生的一纸传真，时任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冯雪松，选择与小方失踪季节相同的炎热夏天出发，尽可能乘坐同样原始的交通工具，沿着当年小方走过的路线，开启了“寻找方大曾”的旅程，至今整整20年。
在这20年里，经历数次实地采访和繁难艰苦的资料搜集与爬梳整理，冯雪松先后完成纪录片《寻找方大曾》，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解读方大曾》《珍藏方大曾》等，使得这位“生如夏花般灿烂”的青年才俊身影，重回社会大众视野，也由此聚集起一大批社会各界人士，自发地参与到寻找方大曾的事业中来。2015年5月，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召号全国新闻工作者“缅怀方大曾，学习冯雪松”。同年9月，“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启动，冯雪松走进国内外20多所知名高校，向中外青年学子讲述方大曾的事迹和自己寻访的经历与感悟。2016年以来，新世界出版社又积极推动方大曾系列著作的多语种版权输出和译制工作。
一个六十多年间曾经被人遗忘的名字，如今却引发方兴未艾、由国内走向国际的“方大曾现象”，在笔者看来，这虽由新闻的人物与活动开始，但其价值却远超新闻传播的专业领域。
一、方大曾事迹及其“重现”，体现着新闻“工匠”精神
“中国的罗伯特·卡帕”，这是作为记者的方大曾在今天最为知名的职业成就标签。罗伯特·卡帕是二战以来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36年7月，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的西班牙内战爆发，罗伯特·卡帕亲赴前线，因拍摄新闻照片《共和国卫士之死》一举成名，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
的确，方大曾得以重回社会大众视野的最初线索，是他留在故居的837張摄影底片。这些底片一直被其胞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89年交到了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手里（2006年由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这才有了发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一纸传真。重新洗印成照片后，凡是看过的专家学者，莫不为三十年代的小方，无论摄影理念还是技巧，都可跻身国际顶尖水准而深为震撼。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我国新闻学界元老方汉奇先生评价：“方大曾与范长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方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小方当年多篇新闻报道文字作品，还散见于报纸期刊中不甚为人所知。这些年经过冯雪松的搜寻整理，目前发现大约三十篇，其中的27篇文字通讯和1篇翻译文章，结集为《解读方大曾》一书。看了这些通讯报道，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细节真实，文风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社会与时事敏锐而深刻的观察，以及后来时常得到印证的分析与判断，至今仍令许多卓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感佩。
特别具有比照观察意义的是，当今中国新闻界表彰记者、编辑的最高奖项“长江韬奋奖”，用以命名的两位杰出先驱，与方大曾都是亦师亦友关系。而且，1936年范长江第一次留意到小方，就是因为发表于天津《益世报》上的长篇通讯《张垣至大同》。方大曾后来得以成为《大公报》“战地特派员”，也正缘于范长江的赏识和推荐。至于邹韬奋，他当年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和《生活日报》，在1936年的六七月间邀请方大曾任特约记者，负责写旅行通讯，这才有了署名小方或方大曾的《从大同到绥远》《日军秋操之后》《绥远的鸦片问题》《张垣一瞥》等多篇图文并茂的新闻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只是对方大曾新闻摄影成就的赞誉，而无法统括小方新闻成就的全部。套用现在的话语，小方可谓我国最早且杰出的“融媒体记者”。没有新闻的“工匠”精神，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即便如此，方大曾最终能够重回社会大众视野并引发“方大曾现象”，冯雪松居功至伟。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只有两年左右，年仅25岁就神秘失踪，生平资料极为有限且零散的人物而言，整整20年的追寻，无疑是一次人生考验。那些纪录片和系列专著，用雪松自己的话说，“眼前的一字一句，是用脚步行走出来的，是用日月编织出来的，是用悲喜浇灌出来的”。放弃、离开、逃走，“我曾经被它们揉碎、漠视、嘲笑，也曾惶恐、无助、惧怕”，但他最终坚持下来。可以说，和小方一样，在冯雪松身上，也同样体现着新闻职业领域里的“工匠”精神。正是这前后两代新闻工作者的“匠心”相连和传递，小方的形象才得以穿透历史的尘埃而熠熠生辉。 二、方大曾是民族精神与进步思想的践行者
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方大曾无惧艰难险阻，常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他的“拼命三郎”作风，为当时新闻圈内所共知。范长江曾记述这样一件往事：1937年初，天寒地冻的季节，方大曾仅带着一名陪护士兵和简单行装，从绥远的集宁出发，翻越阴山，前往人迹罕至的绥北采访报道。小方出发前夜，范长江在《沉寂了的绥边》一文中这样记述：“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次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的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当夜我们已转上南去大同的火车，我们才不见了他硕大美丽的踪影。”而从小方这次旅行中所写《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报道，我们可以得知更多“危险和艰难”的细节，包括陪同小方的士兵几次萌生退却的念头，以及看到人烟“得救了”的欣喜。
类似“常人不敢为”的迎难而上，对于小方却似乎理所当然，在他短暂的记者生涯乃至人生之中，何止一次两次。在这些壮举的背后，通过他的摄影和文字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驱动他无畏前行的，除了执着追求的新闻职业理想，更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我们首先能够感受到的，便是他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在他的镜头下，看不到当时颇为风靡的美人照和风花雪夜，也很少为家人和亲友拍照，17岁时，他参展北平第一次公开摄影展览会的作品，就受到广泛的好评。摄影家荫铁阁撰文评价说：“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风，所取色调，尤能增其冷静。”在他的照片里，有樵夫、农夫、船夫，井底的矿工，烈日下赤身裸体的黄河纤夫，示威的人群，战争中的走私，王爷儿子的婚礼，成片种植的鸦片，一个母亲和她没有穿裤子的女儿……当然，还有更多有关绥远、北平等地抗战的题材。他的文字通讯也是如此，除了事关国家命运的抗战主题，便是对当时人的生存状态的展现，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观察与剖析。对于自己“小方”的笔名，他有这样的解释：“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其次，让我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便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面对外侮强敌时所展现出的宁折不弯、舍身取义的民族气节。小方大二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拉开侵略中国的序幕。小方家境殷实，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硕壮，个人条件优越，在中法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但他却不安于自己的小生活，也没有从事一天的经济工作。1935年夏大学毕业后曾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短暂工作，正是在那里，他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一起组建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从此便以笔和相机为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斗争之中。例如，1936年12月4日，方大曾从北平出发前往绥远前线采访，长达43天，全面报道了著名的“绥远抗战”，拍摄照片数百张，写出了《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等战地通讯。在他留存于世的837张底片中，也以抗战为主题的作品为最多，其中包括报道“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绥远抗战”两个专题。而在他大约三十篇的文字报道中，抗战题材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就包括失踪前写的最后一篇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渗透在这些影像和文字之中的，是国难的深重，战争的残酷，人民的不屈，和必胜的信念，这既是民族与国家之魂，也是小方的个人之魂。
一個25岁的年青生命，便具有如此深邃的眼光、博大的胸怀、鲜明的爱憎和义无反顾的勇气，除了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熏陶，恐怕也与他较早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这方面的资料虽然不多，但以下一些细节却启人联想：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曾与诗人方殷一起编辑《少年先锋》杂志。“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反帝大同盟”，编写过反帝机关报《反帝新闻》。也是在中法大学期间，方大曾因参与党的外围组织红色互济会之事，与中法大学教授范文澜、王慎明（王思华）、阮慕韩一同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出狱后遭校方降一级处罚。所以原本四年的大学，他却读了五年，于1935毕业。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被捕的前三人均为教员，只有他一个学生。
那时常去方家的诸多客人，后来知道，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就连小方，从各种迹象加以判断，也应当是有组织关系的”，只是缘于各种原因而难以证实。
“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周恩来指示，以当年方大曾参与创办的天津中外新闻学社为底子，于1937年9月5日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讯社（简称“全民社”），李公朴任社长。当时正在同蒲路活动的方大曾，担任了全民社的战地摄影记者。
或许正是因为受着进步思想的影响，使得小方能够运用先进的思想方法，更早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战争的走向，从而得出许多后来得以印证的判断，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也令后来者折服。例如，在通讯报道《从集宁到陶林》里，在目睹了令人震惊的原始劳动条件后，小方对挖煤农民不仅寄与同情，更相信他们必将得到解放：“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吧……我确信这不是幻想，因为有千百万的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争。”
在《兴和之行》通讯中，小方鼓动着读者：“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在失去了的国土上，还住着我们的同胞，他们将举起了枪，在热烈的欢迎我们，要收复失地，并不是难事。”
在《芦沟桥抗战记》中，小方预言：“我站在芦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景色，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芦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1937年8月5日至20日，小方来到北京南口、居庸关一带采访战事，在《血战居庸关·新的长城》报道中写道：“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是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三、方大曾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捍卫者
近年来，“方大曾现象”开始呈现由国内向世界延展的趋势，方大曾的事迹吸引着越来越多国际人士的目光。这是20年前冯雪松开始“寻找”方大曾时，绝不会想到的。
2017月5月10日，“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第18站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视光学院和奥尔巴尼分校两所孔子学院联合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二战中的中国记者方大曾”学术讲座，冯雪松作为特邀主讲嘉宾，向海外介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先驱，以及18年“寻找”的经历。
我国外文局下属新世界出版社，从2016年开始，持续跟进方大曾系列选题，2017年以来，在推出方大曾系列图书中文版的同时，率先出版了《珍藏方大曾：一个战地记者的光影故事》（中英对照版，简称《珍藏方大曾》）。2019年7月，通过版权输出的方式，《方大曾：消失与重现》韩文版由韩国耕智出版社出版，社长金胜一先生亲自担任此书翻译。2019年5月29日，新世界出版社与美国华媒国际集团在纽约书展期间，举办了《珍藏方大曾》英文版版权签约活动。2019年8月21日，在2019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新世界出版社举办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和《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二书英文版的首发仪式，现场还与韩国耕智出版社、印度通用图书公司、阿拉伯科学出版社、土耳其卡努出版集团签定了方大曾系列图书的版权输出协议。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小方的事迹和对他的寻找与重现，将会借由更多的语种，被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
作为20世纪20年代从事新闻工作仅仅两年左右的中国记者，一个六十多年间曾经被遗忘的名字，方大曾的事迹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共同的历史记忆或者某种历史缘分，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桥梁。韩国曾经与中国一样，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也同样付出过巨大的牺牲。韩国耕智出版社社长，同时也是著名汉学家和东亚问题研究员的金胜一认为，冯雪松对方大曾的深入研究成果，可以提醒韩国人关注战地记者的贡献和牺牲。他希望更多的韩国人可以读到关于方大曾的图书，能够关注和了解像方大曾一样的战地记者的贡献。而美国不仅在二战时与中国是盟国，华媒集团的总编辑克里斯·罗宾的外祖父刘汝明，也是中国当时重要的抗日将领。方大曾最后一篇战地报道《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第一句就是“刘汝明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张家口”。
然而这种联系只是表象，深层的原因，其实则是方大曾在以自己的职业方式，用生命为代价，捍卫着人类的良知与正义，展现出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这种良知与正义，集中表现为对于自由、平等、友爱、幸福的期盼和追求，以及对于压迫、剥削、奴役、凌辱的不屈与反抗。这是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念，自然也就会引起最广泛的国际共鸣。
纽约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何塞·冈萨雷斯在听完冯雪松的学术讲座后说：“我对方大曾十分敬佩，他对人类和世界的贡献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人。”据此我们可以预判，“方大曾现象”走向国际，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始。这也昭示着人类社会的朴素真理：丑恶和强权或许可以逞凶于一时，但是良知和正义，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
参考文献
[1] 冯雪松.方大曾：消失与重现[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
[2] 冯雪松.方大曾：遗落与重拾[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