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些活动记者有权利了解并公之于众。
　　但作为公民，他们又有诸多隐私需要保护。
　　如何确定两者界限，让媒体把握好报道底线呢？
　　在英国进行了较长考察交流的白智勇先生曾就王室的公共传播问题，与王室新闻秘书兼顾问帕蒂·哈弗森进行了广泛交谈（见其新著《一问一答一世界》）。英国王室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饶有特点。
　　在公众眼里，王室成员处于帷幕之内，普通公众对其知之甚少，所以新闻秘书经常安排一些活动，介绍王室内部动态，以资各类媒体报道。比如王室成员们分别住在哪里、有什么爱好和情趣、周末一般怎样安排等，特别是他们的一些公益性事业介绍尤为丰富，以展示王室秉承社会责任。这种介绍不是通过新闻简报、公报等形式发布，而大都通过隐性的表达方式，如安排下午茶，邀请记者参加酒会或舞会时，爆出一些不涉及隐私的“料”，或披露相关照片，甚至请王子或王妃在记者面前突然现身，共同交流问题，形式不一而足，着重在于潜移默化地影响记者们的观点。
　　英国的麻辣小报，曾令王室非常上火。为提高出版物销量和网站点击率，媒体使用高科技设备，不惜隐匿跟踪，视王室为猎物。
　　为此，王室对官方正式公布以外的内容，采取了两种态度。
　　一是允许媒体的猜测和臆想，尊重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各种信息，一般不置可否。如报道哈里王子和女友一起出去过夜的消息，有可能是事实，但不影响王室的形象，那就姑且听之。
　　但如果蓄意报道哈里王子酗酒闹事，那就要及时更正，指出媒体歪曲事实，因为王室成员代表着国家形象。
　　王室更不允许在他们的室内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窃听他们的电话和偷录影像，甚至杜撰新闻故事，因为那就是挑战王室的底线了。2012年哈里王子的裸照流传出去，王室立即投诉英国新闻委员会，称刊登这些照片侵犯了哈里的个人隐私权，属于违法。
　　王室成员在表达个人意见时必须和国家利益一致，不能表述对某党某派的臧否，这是王室成员的要则。新闻秘书经常提醒年轻的王子们，可以私下表达或讨论对国家政策、政党关系的看法，但不能在公开场合畅所欲言，授媒体以柄。比如，查尔斯王子不看好转基因食品，认为此举违背自然规律，但一旦政府制定了有关规定，他就缄默其言。
　　王室成员必须沿着一条严格规定的路线行走，言论自由也须服从整体利益，这大概也是王室的一条“纪律”吧。
　　王室负责媒体的团队有11人，这还不包括白金汉宫女王的专门团队。他们对媒体不分大小公平对待，每天接待数百个电话采访，还要认真策划，力求减少费用。其中5个人负责常规和固定的官方活动，安排提前宣传、发送资料和媒体沟通等，其余的人负责王室成员的慈善事业，如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教育培训等。王室一般不安排专访，因为可公开的都已公开，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比如新婚的威廉王子夫妇到加利福尼亚访问时，英国外交部转来了要求采访的865个电话，均被礼貌而友好地谢绝了。
　　在过去，偶像是神圣、完美的代名词，人们怀着景仰和钦佩的心态去尊崇膜拜。随着人们主体意识增强，偶像日渐褪去神秘的色彩，失去了仪式化的意义，既为“袪魅”。
　　英国王室适应这种社会进程，顺势赋予王室以平民化形象，并为此策划组织了主题鲜明的重大活动。
　　2011年4月29日，王子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婚礼，5800多名记者光临，王室为记者提供舒适的采访服务，通过他们讲述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盛大的婚礼场景传播于世，让人感到这是一场同普通民众婚礼一样的爱情礼赞，王室成员和大众有着一样的生活追求，从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祝福。
　　后来有人做了一项社会调查，征询人们对英国的最好印象，结果英国王室位居前列。
　　王室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生动体现。两年前，资金雄厚的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就在中国设立了分部，主要从事为中国旧建筑物修缮提供资金、挽救古老音乐，以及环保方面的公益事业。在成立仪式上，查尔斯王子在录音祝词说，他很遗憾不能亲自到场，但他希望基金会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伙伴”。这些都是在传播王室，也是英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