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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汉群(以下简称“杨”):谢谢刘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可否先说一说您的治学历程和心得?
刘梦溪教授(以下简称“刘”):我是念文学出身,大学学的是中国文学,早期的研究主要在文学方面,如文学史、小说史;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也兼做文学评论。所作课题以古典文学为主,曾涉猎《诗经》《史记》《陶渊明作品集》等,但重点是明清小说,《红楼梦》研究持续时间比较长,写过不少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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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我的治学方向由文学研究转向文化史学研究。文化史学研究是以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主。我这个转变的桥梁主要是20世纪的几个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我念他们的书念得很认真,所用的时间也不短。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了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这个转变的第一个标志,是我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用7年左右的时间,主持编辑了一部大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这部书共三十五卷,收集了20世纪第一流学者的著作四十四家,共二千五百万字。这件工作所花的力气很大,但令我对20世纪的思想学术,有一个全盘的了解。以这些人物为主,我转向了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我为这套书写了一个总序,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是一部以研究中国现代学术为主但也包括传统学术的学术史著作,我当时的很多见解在里面。
◎深受陈寅恪马一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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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这些大学者,我除了对他们做整体研究之外,也做了个案研究。例如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了不起的大儒,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和马一浮。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此书主要是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研究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他们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和作为。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在1895—1898年间,是湖南巡抚,晚清第一流的封疆大吏及大学者,如张之洞、曾国藩、郭嵩焘等,都十分赏识他。光绪皇帝的戊戌维新发生在1898年,但湖南新政在1895年由陈宝箴当巡抚时已开始。他在巡抚湖南期间,湖南的改革走在全国最前头,成为典范,连日本都很注意。但由于1898秋天慈禧发动政变,停滞了改革维新,湖南首当其冲,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受到处分,被革职永不叙用。当然最严厉的是处决了六君子。六君子当中,谭嗣同是湖南人,陈宝箴推动湖南新政期间,谭嗣同在湖南办《湘报》。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也是陈宝箴保荐的。
慈禧最恨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人政变后跑到国外去了。梁启超也是湖南新政的代表人物,陈宝箴、陈三立请他出任时务学堂的主讲。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黄遵宪,他是陈宝箴改革的得力助手。可见戊戌维新时,许多第一流的人都到了湖南,这缘于陈宝箴和陈三立的感召。政变对湖南的打击很大,和改革有关的人都受到了惩处。我这本书就是写湖南新政从兴起到失败的整个过程,特别是陈氏父子所起的作用和最后的悲剧,这是我研究陈寅恪的一部分内容。
我研究陈寅恪二十年了,相关论文差不多有四十万字,也许明年可以交出版社。陈寅恪在20世纪大师当中,他的学术贡献是公认的,当时和后世都没有争议。按傅斯年的说法,是“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有陈宝箴、陈三立的家学渊源,十三岁开始留学,日本、美国、欧洲都去过,在国外前后十八年,对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有深切的了解。陈寅恪一生秉持的学术精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对当时后世影响最大,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宝贵的遗产。
马一浮,我称他为“儒之圣者”。人们常称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新儒家的“三圣”。这“三圣”当中,以我来看,马一浮的“本我”境界,在梁和熊之上。他的学问非常纯粹,他学术境界极高,我称之为“高人”。马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深。他的渊源直接来自宋儒,尤其是朱熹。我研究马一浮,只好跟着他进入宋学。马一浮的学术,一是儒学,一是佛学,两根同样的支柱。有人说马一浮是由佛学返回儒学,我的研究,他的一生,儒学和佛学对他同等重要,无所谓返与不返。
我由研究马一浮而进到宋代,研究张载、程朱等宋儒,再由宋儒追溯到孔孟和六经。我提出国学应该“瘦身”,主要是经学与小学,经学是对象,小学是进入经学的工具。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文字就是要认字,训诂是要明白怎样解释,音韵是要知道字怎么读。由小学进入经学,才能对经学了解得深。经学和小学是国学最根本的内容,特别是经学。马一浮就说国学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如果把国学理解为“固有学术”,国学就成为学术史了,一般的人谁来问津。如果说国学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那就太泛了。
我所以主张国学应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是因为我认为“六经”是国学的主要内容,其基本价值没有过时,可以继续发用。如果是整个“固有学术”,中学学生怎么去学?晚清民国以后的现代学术,打破传统的“四部之学”,开始分科。就是胡适说的,文学归文学,哲学归哲学,史学归史学,就是胡适倡导的“整理故国”。那么文、史、哲各科和国学是什么关系?如果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国学和文史哲的分科就无矛盾了。马一浮说“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它统摄各科学术而不和各科学术相重复。
◎文化断层障碍文化传统重建
杨:近百年来,中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破坏很大,近年中国出现一股“国学热”,令不少人觉得文化传统有望复兴。您认为重建文化传统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应如何解决?
刘:从晚清到民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以后,文化断层比较严重。断层的原因跟教育的内容有关,也跟指导思想有关。长期的指导思想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公开的口号,几代人都在这个背景下成长,因此对自己的传统存在隔膜,反映在知识阅读方面,也反映在授课内容方面,还有礼仪风俗的难以为继,重建传统,非常困难。 重要的是养成风气,社会不排斥自己的文化、不贬抑自己的传统。近年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正面义涵,是现在有了不排斥、不自戕的氛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传统的重建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氛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本该如此的,但文化的建构显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增多了,道德却滑坡了。在今天,重建文化传统的路程,是漫长的,文化人、知识人任重道远。
◎教学课程应加入“六经”的价值论理
我主张在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一二年级设立国学课。开始我只提了小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看到我的文章,认为我提出了重要问题,这是想在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他说何必只是小学,也许中学和大学更为重要。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也是教育家,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国学课的内容,应以“六经”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轻松地学,不构成负担。“六经”和《论语》《孟子》的价值理念,我概括出敬、诚、信,这是中国人做人必须遵从的基本价值,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德底线。熊十力讲,“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本义在此。
宋代的朱熹把《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成“四书”,成为千年以来人们必读的教材,自然有它的道理。“四书”中,最好读的是《论语》,孔子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孟子》就难一点。但最难的是《大学》和《中庸》,应该在《语》《孟》之后学。《老子》《庄子》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当然重要得不得了,但不适合让小学生作为国学和《语》《孟》一起阅读,也不适合把佛学经典也放进去。还是以儒家经典为先,先得其正。初中、高中的时候,不妨加入文言文的写作练习,这可使将来中国每一位受教育的人,不但会写白话文,也会写一点文言文。一旦遇到国家有涉及内外的重要文告颁布,带一点文言,增加文本的庄严,效果大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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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本国基本文化价值的补充教育,是一个长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树人、造士的工程。但需要现在就开始,不能再错过机缘。这些课程的设计,占用不了多少时间,一星期五个学习日,只要有一节课,五十分钟,就可以了,绝不会影响学生吸收现代知识。
◎国学常被误读
杨:那我们可否谈一下您经常说的、很担心的“误读国学”问题?
刘:国学的确经常被误读。长期以来,比如说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3年北大办了一本刊物叫《国学季刊》,发刊词是胡适之先生写的。他解释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国故论衡》。胡适说,章太炎的这本书一出,“国故”的概念就成立了。什么是“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制度、典籍、语言、人物、风俗、习惯、礼仪,都包括在内。按照胡适的定义,所有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从学问的内涵来讲,无法成立。所以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学术界长时期没有使用这个国学定义。后来大家一致接受的国学的定义,是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到了1938年,马一浮在为浙江大学开的国学讲座提出,把国学理解为固有学术,还是太泛,无法确指。是什么时期的学术?先秦的,还是两汉的?还是魏晋唐宋元明清的学术?是哪一家的学术,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因此,马一浮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
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长期无人闻问,现在“国学热”出现,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固有学术,所有历史文化,宗教、艺术、饮食,都算作“国学”了。我2005年写了一篇长文《论国学》,2006年又写了更长的《国学辨义》,对国学的渊源流变、学术内涵,重新给予梳理,认为马一浮的国学定义最切中学理,适合论证国学在今天的意义发用。如果认定国学只是学术史的内容,一般的学者进入都很难,跟一般大众也更没有关系。国学还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人人都应该学国学,只有“六经”有这样的作用。这样理解国学,国学才能变成国民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现在学术界同意我的主张的,渐渐多了一点,北大的汤一介教授就赞同马一浮的国学定义,杜维明教授大体上也同意这个看法。
◎人类文明和而不同殊途同归
杨:您曾提到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总的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这明显与西方近十多年来流行的文明冲突论相反。您为什么有这个看法?
刘:现在这个世界很麻烦,充满危机。危机有两个,一是大自然的反弹。这些年来,地震、火山、洪水、火灾,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自然灾害是大自然的反弹,人类还缺乏警觉。人类长期以来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大自然开始报复了。所以我说,地震是地球的愤怒,火山喷发是地球的叹息,洪水是地球的眼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危机几乎是时不我待了。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争,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前年在柏克莱大学一个论坛,我提出中国和美国不必然成为敌人,关键是不要把人与社会的差异放大到不可弥合的地步。在我看来,人类的同大于异,这是我一再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观点。大家都是人,都喜欢美好的生活,都不喜欢灾难。要在这方面求其同、存其异;即使不同,也无法不处于大世界这个统一体中。中国思想文化历来讲的“和而不同”,精义在此。
杨:您认在推动世界文明走向融合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刘:我提到“和”的这个理念。“和”这个理念,就涉及到“同”和不同的关系。《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人类最后的走向是相同的,只是所采用的方法和途径不一样。《易》也说“一致而百虑”,大家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还是达到“同”。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雠,雠必和解。”天下想法不同,方向不同,甚至有争辩,但是你看这个“雠”字,左边一只鸟,右边一只鸟,中间一个言。两只鸟在叽叽喳喳地吵架,这是沟通。沟通的结果不是一只鸟吃掉另一只鸟,不是斗而死,不是雠而亡,而是最后走在一起,“和而解”。这就是人类世界。所以需要有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也讲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各有长短,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他人的长处,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合其美,合其德,通过对话,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减少冲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先求同,再谈异,同是对话的基础,异是沟通的理由。 杨:这让我想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发表以来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
刘:是!这个理论发表后,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底,但这个理论是偏颇的。这个理论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但没有看到文化可以融合。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是承认文化的差异,但可以不演变为冲突。我研究陈寅恪,他有一个重要思想,是主张文化高于种族,不必把族群之间的差异矛盾,夸大到超过文明的共识。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陈寅恪最赞赏,以之概括他的种族与文化的学说。他这个思想,恰好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各种宗教都是让人向善的,有何不可以和合共处?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包容性。儒释道三教在唐以后,彼此相处得很好。中国文化和异域的文化,包括和西方的文化,也会相处得很好。总之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也可以化解,不是“仇而死”,而应“和而解”。
杨:这也让我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强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刘:人不同于动物,完全用动物界的法则解释人类世界,是偏颇的。人是有理智有思想的,人可以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方面,中国文化思想有许多有用的资源。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如“克己复礼”,都是试图约束人的可能的非人性行为。人当然可以说是动物的一种,但人毕竟不是动物,人是有思想、有智慧、懂礼仪的高级生命体。离开文明,人本身也就消失了。
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甚至跟两次大战有关。
刘:战争是不文明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战争把人变成动物。我不相信世界各地的人会喜欢战争。战争是权力者的利益肆杀,其他都是借口,例如纳粹就说犹太人是低劣的人种,要消灭。可实际上,犹太人的智慧、犹太教、犹太文化,岂可轻看。战后德国忏悔,日本忏悔得不够。不知忏悔,就会有隐患。你看现在日本当权者的作为。所以,文化的精神价值,是让人成为人,使人变成有教养、有修为、有文化自觉的人,变成跟动物区别开来的人。中国文化对人的要求,是叫你成为“君子”。“君子”在早期,有身份的标识意义,但后来主要是文化概念。规范“五论”的仁、义、礼、智、信,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这类人多了,就有了化解冲突的承担者。中国文化归根究底是关于人的文化。孔子思想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老子思想解决的是人和天的关系,庄子思想解决的是人和“我”的关系。这不完全是国学层面,但是中国文化的层面。国学跟中国文化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但不管国学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有对当代世界的关怀,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在里头。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里这些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跟现在及将来的期待直接联系起来。我想这都跟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人类的健全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命运直接相关。
刘梦溪教授(以下简称“刘”):我是念文学出身,大学学的是中国文学,早期的研究主要在文学方面,如文学史、小说史;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也兼做文学评论。所作课题以古典文学为主,曾涉猎《诗经》《史记》《陶渊明作品集》等,但重点是明清小说,《红楼梦》研究持续时间比较长,写过不少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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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我的治学方向由文学研究转向文化史学研究。文化史学研究是以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主。我这个转变的桥梁主要是20世纪的几个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我念他们的书念得很认真,所用的时间也不短。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了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这个转变的第一个标志,是我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用7年左右的时间,主持编辑了一部大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这部书共三十五卷,收集了20世纪第一流学者的著作四十四家,共二千五百万字。这件工作所花的力气很大,但令我对20世纪的思想学术,有一个全盘的了解。以这些人物为主,我转向了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我为这套书写了一个总序,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是一部以研究中国现代学术为主但也包括传统学术的学术史著作,我当时的很多见解在里面。
◎深受陈寅恪马一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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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这些大学者,我除了对他们做整体研究之外,也做了个案研究。例如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了不起的大儒,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和马一浮。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此书主要是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研究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他们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和作为。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在1895—1898年间,是湖南巡抚,晚清第一流的封疆大吏及大学者,如张之洞、曾国藩、郭嵩焘等,都十分赏识他。光绪皇帝的戊戌维新发生在1898年,但湖南新政在1895年由陈宝箴当巡抚时已开始。他在巡抚湖南期间,湖南的改革走在全国最前头,成为典范,连日本都很注意。但由于1898秋天慈禧发动政变,停滞了改革维新,湖南首当其冲,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受到处分,被革职永不叙用。当然最严厉的是处决了六君子。六君子当中,谭嗣同是湖南人,陈宝箴推动湖南新政期间,谭嗣同在湖南办《湘报》。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也是陈宝箴保荐的。
慈禧最恨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人政变后跑到国外去了。梁启超也是湖南新政的代表人物,陈宝箴、陈三立请他出任时务学堂的主讲。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黄遵宪,他是陈宝箴改革的得力助手。可见戊戌维新时,许多第一流的人都到了湖南,这缘于陈宝箴和陈三立的感召。政变对湖南的打击很大,和改革有关的人都受到了惩处。我这本书就是写湖南新政从兴起到失败的整个过程,特别是陈氏父子所起的作用和最后的悲剧,这是我研究陈寅恪的一部分内容。
我研究陈寅恪二十年了,相关论文差不多有四十万字,也许明年可以交出版社。陈寅恪在20世纪大师当中,他的学术贡献是公认的,当时和后世都没有争议。按傅斯年的说法,是“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有陈宝箴、陈三立的家学渊源,十三岁开始留学,日本、美国、欧洲都去过,在国外前后十八年,对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有深切的了解。陈寅恪一生秉持的学术精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对当时后世影响最大,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宝贵的遗产。
马一浮,我称他为“儒之圣者”。人们常称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新儒家的“三圣”。这“三圣”当中,以我来看,马一浮的“本我”境界,在梁和熊之上。他的学问非常纯粹,他学术境界极高,我称之为“高人”。马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深。他的渊源直接来自宋儒,尤其是朱熹。我研究马一浮,只好跟着他进入宋学。马一浮的学术,一是儒学,一是佛学,两根同样的支柱。有人说马一浮是由佛学返回儒学,我的研究,他的一生,儒学和佛学对他同等重要,无所谓返与不返。
我由研究马一浮而进到宋代,研究张载、程朱等宋儒,再由宋儒追溯到孔孟和六经。我提出国学应该“瘦身”,主要是经学与小学,经学是对象,小学是进入经学的工具。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文字就是要认字,训诂是要明白怎样解释,音韵是要知道字怎么读。由小学进入经学,才能对经学了解得深。经学和小学是国学最根本的内容,特别是经学。马一浮就说国学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如果把国学理解为“固有学术”,国学就成为学术史了,一般的人谁来问津。如果说国学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那就太泛了。
我所以主张国学应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是因为我认为“六经”是国学的主要内容,其基本价值没有过时,可以继续发用。如果是整个“固有学术”,中学学生怎么去学?晚清民国以后的现代学术,打破传统的“四部之学”,开始分科。就是胡适说的,文学归文学,哲学归哲学,史学归史学,就是胡适倡导的“整理故国”。那么文、史、哲各科和国学是什么关系?如果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国学和文史哲的分科就无矛盾了。马一浮说“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它统摄各科学术而不和各科学术相重复。
◎文化断层障碍文化传统重建
杨:近百年来,中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破坏很大,近年中国出现一股“国学热”,令不少人觉得文化传统有望复兴。您认为重建文化传统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应如何解决?
刘:从晚清到民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以后,文化断层比较严重。断层的原因跟教育的内容有关,也跟指导思想有关。长期的指导思想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公开的口号,几代人都在这个背景下成长,因此对自己的传统存在隔膜,反映在知识阅读方面,也反映在授课内容方面,还有礼仪风俗的难以为继,重建传统,非常困难。 重要的是养成风气,社会不排斥自己的文化、不贬抑自己的传统。近年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正面义涵,是现在有了不排斥、不自戕的氛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传统的重建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氛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本该如此的,但文化的建构显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增多了,道德却滑坡了。在今天,重建文化传统的路程,是漫长的,文化人、知识人任重道远。
◎教学课程应加入“六经”的价值论理
我主张在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一二年级设立国学课。开始我只提了小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看到我的文章,认为我提出了重要问题,这是想在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他说何必只是小学,也许中学和大学更为重要。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也是教育家,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国学课的内容,应以“六经”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轻松地学,不构成负担。“六经”和《论语》《孟子》的价值理念,我概括出敬、诚、信,这是中国人做人必须遵从的基本价值,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德底线。熊十力讲,“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本义在此。
宋代的朱熹把《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成“四书”,成为千年以来人们必读的教材,自然有它的道理。“四书”中,最好读的是《论语》,孔子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孟子》就难一点。但最难的是《大学》和《中庸》,应该在《语》《孟》之后学。《老子》《庄子》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当然重要得不得了,但不适合让小学生作为国学和《语》《孟》一起阅读,也不适合把佛学经典也放进去。还是以儒家经典为先,先得其正。初中、高中的时候,不妨加入文言文的写作练习,这可使将来中国每一位受教育的人,不但会写白话文,也会写一点文言文。一旦遇到国家有涉及内外的重要文告颁布,带一点文言,增加文本的庄严,效果大大不同。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xsgx/xsgx201401/xsgx20140118-3-l.jpg)
这种本国基本文化价值的补充教育,是一个长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树人、造士的工程。但需要现在就开始,不能再错过机缘。这些课程的设计,占用不了多少时间,一星期五个学习日,只要有一节课,五十分钟,就可以了,绝不会影响学生吸收现代知识。
◎国学常被误读
杨:那我们可否谈一下您经常说的、很担心的“误读国学”问题?
刘:国学的确经常被误读。长期以来,比如说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3年北大办了一本刊物叫《国学季刊》,发刊词是胡适之先生写的。他解释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国故论衡》。胡适说,章太炎的这本书一出,“国故”的概念就成立了。什么是“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制度、典籍、语言、人物、风俗、习惯、礼仪,都包括在内。按照胡适的定义,所有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从学问的内涵来讲,无法成立。所以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学术界长时期没有使用这个国学定义。后来大家一致接受的国学的定义,是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到了1938年,马一浮在为浙江大学开的国学讲座提出,把国学理解为固有学术,还是太泛,无法确指。是什么时期的学术?先秦的,还是两汉的?还是魏晋唐宋元明清的学术?是哪一家的学术,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因此,马一浮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
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长期无人闻问,现在“国学热”出现,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固有学术,所有历史文化,宗教、艺术、饮食,都算作“国学”了。我2005年写了一篇长文《论国学》,2006年又写了更长的《国学辨义》,对国学的渊源流变、学术内涵,重新给予梳理,认为马一浮的国学定义最切中学理,适合论证国学在今天的意义发用。如果认定国学只是学术史的内容,一般的学者进入都很难,跟一般大众也更没有关系。国学还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人人都应该学国学,只有“六经”有这样的作用。这样理解国学,国学才能变成国民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现在学术界同意我的主张的,渐渐多了一点,北大的汤一介教授就赞同马一浮的国学定义,杜维明教授大体上也同意这个看法。
◎人类文明和而不同殊途同归
杨:您曾提到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总的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这明显与西方近十多年来流行的文明冲突论相反。您为什么有这个看法?
刘:现在这个世界很麻烦,充满危机。危机有两个,一是大自然的反弹。这些年来,地震、火山、洪水、火灾,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自然灾害是大自然的反弹,人类还缺乏警觉。人类长期以来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大自然开始报复了。所以我说,地震是地球的愤怒,火山喷发是地球的叹息,洪水是地球的眼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危机几乎是时不我待了。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争,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前年在柏克莱大学一个论坛,我提出中国和美国不必然成为敌人,关键是不要把人与社会的差异放大到不可弥合的地步。在我看来,人类的同大于异,这是我一再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观点。大家都是人,都喜欢美好的生活,都不喜欢灾难。要在这方面求其同、存其异;即使不同,也无法不处于大世界这个统一体中。中国思想文化历来讲的“和而不同”,精义在此。
杨:您认在推动世界文明走向融合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刘:我提到“和”的这个理念。“和”这个理念,就涉及到“同”和不同的关系。《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人类最后的走向是相同的,只是所采用的方法和途径不一样。《易》也说“一致而百虑”,大家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还是达到“同”。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雠,雠必和解。”天下想法不同,方向不同,甚至有争辩,但是你看这个“雠”字,左边一只鸟,右边一只鸟,中间一个言。两只鸟在叽叽喳喳地吵架,这是沟通。沟通的结果不是一只鸟吃掉另一只鸟,不是斗而死,不是雠而亡,而是最后走在一起,“和而解”。这就是人类世界。所以需要有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也讲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各有长短,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他人的长处,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合其美,合其德,通过对话,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减少冲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先求同,再谈异,同是对话的基础,异是沟通的理由。 杨:这让我想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发表以来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
刘:是!这个理论发表后,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底,但这个理论是偏颇的。这个理论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但没有看到文化可以融合。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是承认文化的差异,但可以不演变为冲突。我研究陈寅恪,他有一个重要思想,是主张文化高于种族,不必把族群之间的差异矛盾,夸大到超过文明的共识。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陈寅恪最赞赏,以之概括他的种族与文化的学说。他这个思想,恰好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各种宗教都是让人向善的,有何不可以和合共处?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包容性。儒释道三教在唐以后,彼此相处得很好。中国文化和异域的文化,包括和西方的文化,也会相处得很好。总之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也可以化解,不是“仇而死”,而应“和而解”。
杨:这也让我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强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刘:人不同于动物,完全用动物界的法则解释人类世界,是偏颇的。人是有理智有思想的,人可以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方面,中国文化思想有许多有用的资源。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如“克己复礼”,都是试图约束人的可能的非人性行为。人当然可以说是动物的一种,但人毕竟不是动物,人是有思想、有智慧、懂礼仪的高级生命体。离开文明,人本身也就消失了。
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甚至跟两次大战有关。
刘:战争是不文明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战争把人变成动物。我不相信世界各地的人会喜欢战争。战争是权力者的利益肆杀,其他都是借口,例如纳粹就说犹太人是低劣的人种,要消灭。可实际上,犹太人的智慧、犹太教、犹太文化,岂可轻看。战后德国忏悔,日本忏悔得不够。不知忏悔,就会有隐患。你看现在日本当权者的作为。所以,文化的精神价值,是让人成为人,使人变成有教养、有修为、有文化自觉的人,变成跟动物区别开来的人。中国文化对人的要求,是叫你成为“君子”。“君子”在早期,有身份的标识意义,但后来主要是文化概念。规范“五论”的仁、义、礼、智、信,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这类人多了,就有了化解冲突的承担者。中国文化归根究底是关于人的文化。孔子思想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老子思想解决的是人和天的关系,庄子思想解决的是人和“我”的关系。这不完全是国学层面,但是中国文化的层面。国学跟中国文化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但不管国学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有对当代世界的关怀,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在里头。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里这些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跟现在及将来的期待直接联系起来。我想这都跟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人类的健全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命运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