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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对学生的道德评价以“服从”为价值取向，教育者往往选择某些具有忠诚品格的人物作为榜样，当学生表现出不服从时，学校会通过贴道德标签的标定过程使控制和支配蕴于常识性的实践和意识之中，这种带有压迫性质的道德评价使校园秩序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
关键词：服从 道德标签 不和谐
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教育行为。通过道德评价，教育者可以把社会所期望的道德理想、标准和规范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遵守必要的道德规则并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各种社会形态关于“好道德”的評价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封建社会把“精忠报国”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资本主义社会把“自由平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在不同的社会中便形成了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当前，我国的学校德育把“爱国主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受封建意识的影响，我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仍比较狭隘，往往把忠诚与服从视为“爱国”的最高表现。当学生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不服从时，就会遭到否定性的道德评价，这可能会导致学生情绪消极、心态不平衡，甚至会通过一些破坏性行为来拒斥他所受到的评价。
一、“服从”的道德价值取向
在封建专制时代，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百依百顺的奴才、听话效忠的顺民，不允许人们对专制制度有丝毫的怀疑，学会听话和服从是受教育者的首要义务。正如罗素所说：“教人服从是权力道德的最显著的例子。儿童有服从父母的义务，妻子有服从丈夫的义务，仆人有服从主人的义务，臣民有服从君主的义务。” [1]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对文化教育诸方面影响甚巨，其恶弊浸淫遮蔽国人之深久，已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是否“听话”是上级评价下级，家长评价孩子以及教师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长期以来“听话教育”模式便颇为盛行：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听领导的话。“听话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培养奴才的教育，它让人一味地服从，久而久之养成了逆来顺受、依附权威的不良性格。在学校德育中，是否“听话”经常地被列为评价学生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听话”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德目。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坏学生”，教师往往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直到他们“听话”为止。
为了让学生学会忠诚与服从，教育者往往会选择一些榜样人物来激励或警示学生。比如，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是经常出现的道德楷模。毋庸置疑，甘做“螺丝钉”的雷锋、带病调查灾情的焦裕禄以及艰苦创业的王进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钉子精神、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理应得到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国家处于艰难时期，这些精神显得尤其可贵。然而，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是否只有“忠诚”、“奉献”、“牺牲”这类精神才值得褒扬呢？那些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历史人物，难道就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吗？其实，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除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这类人物已经书写出一部令人感动的“爱国史”之外，还有一批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人在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另外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史”。能够列入这部“爱国史”名单的人有：马寅初、陈寅恪、顾准、张志新、林昭……在全国人民对领袖和权威进行顶礼膜拜的昏暗年代，正是他（她）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精神，为中国知识分子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从而避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黑暗。然而，这些“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却屡遭迫害、倍受打击。 从教科书中经常出现的榜样人物来看，那些具有爱国、忠诚、服从、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历史人物受到了高度的道德评价，而那些坚持真理、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之士却经常遭到忽略。把是否“奉献”、“忠诚”、“牺牲”作为对学生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体现了“服从”这一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当我们的学生只会“服从”，而不懂得“不服从”的价值时，他们就逐渐丧失了对一种社会制度中的不合理性进行检讨的兴趣、习惯和能力。以“学会服从”作为目标的学校德育体系使得学生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保持了高度的认同，他们在盲从权威的思想熏陶中逐渐丧失或放弃对这种权力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习惯。
二、道德标签：一种隐蔽的压制手段
学校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任何一个反抗者都有可能遭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在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由教育者对学生施加压制的残酷行为如今已经成为历史或即将成为历史了。在我们的校园里，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更精致的形式——给“违规者”帖上恶劣的道德标签并把这一标签与他将来的职业前途联系在一起。在对学生进行评估时，评价者先入为主地假定某些品质是好的，某些品质是坏的，并把“好的品质”分配给一些学生，而把“坏的品质”分配给另外一些学生。实际上，对学生成功与失败、好与坏的分类涉及社会评估过程，用于评估活动的指导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建构，它们包含一个群体把这些社会性建构强加于其他群体的权力概念。中小学教师在评价学生时，大多把“听话、服从、守秩序”作为“好学生”的标准，而把“不听话、越轨、不守秩序”作为“坏学生”的标准。从表面上看，这是由教师自定标准，独立对学生做出评价，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道德评价中的“标定”过程实质上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隐蔽形式。每个社会都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集团，一些集团居于优势地位，另一些集团处于弱势地位。占据有利地位的社会集团具有判断和评价其社会成员的模式和价值标准，他们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左右了教师的价值判断。当学校按照强势集团的道德标准来执行对学生的道德评价时，往往会把一些“恶劣”的标签强加给那些具有“叛逆”性格的学生。标签会影响他人对被贴上标签的人的理解，“在整个制度中，标签和所有与之相伴的事物很可能会被个体的同伴和他（她）的管理者用于阐释他（她）。在此状况下，某个群体一贯把另一些群体视为异类或把其他一些理所当然的抽象分类运用于他们。”当学校的教育人员在使用诸如“目无尊长的学生”、“自由散漫成性者”或“缺乏学习动机的学生”等语言系统时，实际上会削弱被指定的那些个体或阶层。更为糟糕的是，学校给儿童贴上标签还会被社会其他机构所借鉴，这就扩大了这些被贴上标签的学生未来的就业风险。显然，教育者所使用的名称、分类和语言工具维持着统治学校的官僚理性，教育者使用的语言形式潜移默化地为权力作辩护。学校正是通过“标签
过程”使控制和支配蕴于常识性的实践和意识之中，并成为校园生活的基础。
三、学校秩序中的不和谐
这种贴标签的手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生的心理焦虑和内心恐慌。一种威胁的相对价值比绝对价值更有效，它并不是某人客观上失去的，而是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水平上，用自己的天平所衡量的主观价值。因此，如果一个学生害怕他将来失去工作的机会，就像他害怕在学校受到公开的惩罚一样，其反应同样强烈。就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和恐惧。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学业，学生不得不在表面上向教科书中的榜样人物学习；因为恐惧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生不得不在考卷上写下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语。总之，由于恐惧，学生可以接受任何羞辱，也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羞辱别人。与这种恐惧相伴而生的是这样一个情感领域：巨大的冷漠。在建立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权力网络的校园秩序中生活，学生不可能产生什么崇高的理想，他们失去了对“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意义”的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自身生活范围内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屈服于权力秩序，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在权力秩序下，他们要么躲避权力，要么追逐权力。事实上，什么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便支持什么，在追求权力和个人目标时准备做任何事情，没有原则，没有脊梁骨。在这些逆来顺受的学生中不是没有觉醒者，他们通过权力的缝隙看到了生命的尊严。有尊严地活着，是人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这些觉醒者开始为自己所受到的羞辱而愤怒，当这种愤怒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以某种激烈的方式（如对抗教师的权威、公然违背校园秩序、谴责不合理的学校制度）爆发出来。这类“大逆不道”的学生的处境往往是很糟糕的，不仅学校的管理者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制裁，更可怕的是来自同伴的冷漠。在冷漠的令人窒息的校园空间里，任何一个想以过“真实的生活”的方式来抵抗校园秩序的人，在他的同伴看来就象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一个古怪的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他不可避免地被他的同伴所讥笑，受到他们的厌恶和鄙弃。最初，是权力秩序造成了恐惧和冷漠，继而这种恐惧和冷漠反过来巩固和维护这一权力秩序，成为它最不可或缺的根基。事实上，每个人都被深深地卷入进这个巨大而无形的权力网络中，在这种卷入中，没有谁是真正的单纯受害者。
参考文献:
[1]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吴友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62.
[2]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8.
本文是方明宝主持的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和谐社会与教育公平的区域研究”（项目编号：2008sk2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明宝（1977－ ），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学系讲师。
关键词：服从 道德标签 不和谐
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教育行为。通过道德评价，教育者可以把社会所期望的道德理想、标准和规范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遵守必要的道德规则并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各种社会形态关于“好道德”的評价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封建社会把“精忠报国”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资本主义社会把“自由平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在不同的社会中便形成了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当前，我国的学校德育把“爱国主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受封建意识的影响，我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仍比较狭隘，往往把忠诚与服从视为“爱国”的最高表现。当学生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不服从时，就会遭到否定性的道德评价，这可能会导致学生情绪消极、心态不平衡，甚至会通过一些破坏性行为来拒斥他所受到的评价。
一、“服从”的道德价值取向
在封建专制时代，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百依百顺的奴才、听话效忠的顺民，不允许人们对专制制度有丝毫的怀疑，学会听话和服从是受教育者的首要义务。正如罗素所说：“教人服从是权力道德的最显著的例子。儿童有服从父母的义务，妻子有服从丈夫的义务，仆人有服从主人的义务，臣民有服从君主的义务。” [1]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对文化教育诸方面影响甚巨，其恶弊浸淫遮蔽国人之深久，已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是否“听话”是上级评价下级，家长评价孩子以及教师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长期以来“听话教育”模式便颇为盛行：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听领导的话。“听话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培养奴才的教育，它让人一味地服从，久而久之养成了逆来顺受、依附权威的不良性格。在学校德育中，是否“听话”经常地被列为评价学生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听话”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德目。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坏学生”，教师往往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直到他们“听话”为止。
为了让学生学会忠诚与服从，教育者往往会选择一些榜样人物来激励或警示学生。比如，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是经常出现的道德楷模。毋庸置疑，甘做“螺丝钉”的雷锋、带病调查灾情的焦裕禄以及艰苦创业的王进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钉子精神、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理应得到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国家处于艰难时期，这些精神显得尤其可贵。然而，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是否只有“忠诚”、“奉献”、“牺牲”这类精神才值得褒扬呢？那些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历史人物，难道就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吗？其实，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除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这类人物已经书写出一部令人感动的“爱国史”之外，还有一批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人在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另外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史”。能够列入这部“爱国史”名单的人有：马寅初、陈寅恪、顾准、张志新、林昭……在全国人民对领袖和权威进行顶礼膜拜的昏暗年代，正是他（她）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精神，为中国知识分子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从而避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黑暗。然而，这些“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却屡遭迫害、倍受打击。 从教科书中经常出现的榜样人物来看，那些具有爱国、忠诚、服从、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历史人物受到了高度的道德评价，而那些坚持真理、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之士却经常遭到忽略。把是否“奉献”、“忠诚”、“牺牲”作为对学生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体现了“服从”这一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当我们的学生只会“服从”，而不懂得“不服从”的价值时，他们就逐渐丧失了对一种社会制度中的不合理性进行检讨的兴趣、习惯和能力。以“学会服从”作为目标的学校德育体系使得学生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保持了高度的认同，他们在盲从权威的思想熏陶中逐渐丧失或放弃对这种权力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习惯。
二、道德标签：一种隐蔽的压制手段
学校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任何一个反抗者都有可能遭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在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由教育者对学生施加压制的残酷行为如今已经成为历史或即将成为历史了。在我们的校园里，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更精致的形式——给“违规者”帖上恶劣的道德标签并把这一标签与他将来的职业前途联系在一起。在对学生进行评估时，评价者先入为主地假定某些品质是好的，某些品质是坏的，并把“好的品质”分配给一些学生，而把“坏的品质”分配给另外一些学生。实际上，对学生成功与失败、好与坏的分类涉及社会评估过程，用于评估活动的指导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建构，它们包含一个群体把这些社会性建构强加于其他群体的权力概念。中小学教师在评价学生时，大多把“听话、服从、守秩序”作为“好学生”的标准，而把“不听话、越轨、不守秩序”作为“坏学生”的标准。从表面上看，这是由教师自定标准，独立对学生做出评价，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道德评价中的“标定”过程实质上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隐蔽形式。每个社会都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集团，一些集团居于优势地位，另一些集团处于弱势地位。占据有利地位的社会集团具有判断和评价其社会成员的模式和价值标准，他们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左右了教师的价值判断。当学校按照强势集团的道德标准来执行对学生的道德评价时，往往会把一些“恶劣”的标签强加给那些具有“叛逆”性格的学生。标签会影响他人对被贴上标签的人的理解，“在整个制度中，标签和所有与之相伴的事物很可能会被个体的同伴和他（她）的管理者用于阐释他（她）。在此状况下，某个群体一贯把另一些群体视为异类或把其他一些理所当然的抽象分类运用于他们。”当学校的教育人员在使用诸如“目无尊长的学生”、“自由散漫成性者”或“缺乏学习动机的学生”等语言系统时，实际上会削弱被指定的那些个体或阶层。更为糟糕的是，学校给儿童贴上标签还会被社会其他机构所借鉴，这就扩大了这些被贴上标签的学生未来的就业风险。显然，教育者所使用的名称、分类和语言工具维持着统治学校的官僚理性，教育者使用的语言形式潜移默化地为权力作辩护。学校正是通过“标签
过程”使控制和支配蕴于常识性的实践和意识之中，并成为校园生活的基础。
三、学校秩序中的不和谐
这种贴标签的手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生的心理焦虑和内心恐慌。一种威胁的相对价值比绝对价值更有效，它并不是某人客观上失去的，而是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水平上，用自己的天平所衡量的主观价值。因此，如果一个学生害怕他将来失去工作的机会，就像他害怕在学校受到公开的惩罚一样，其反应同样强烈。就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和恐惧。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学业，学生不得不在表面上向教科书中的榜样人物学习；因为恐惧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生不得不在考卷上写下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语。总之，由于恐惧，学生可以接受任何羞辱，也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羞辱别人。与这种恐惧相伴而生的是这样一个情感领域：巨大的冷漠。在建立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权力网络的校园秩序中生活，学生不可能产生什么崇高的理想，他们失去了对“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意义”的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自身生活范围内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屈服于权力秩序，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在权力秩序下，他们要么躲避权力，要么追逐权力。事实上，什么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便支持什么，在追求权力和个人目标时准备做任何事情，没有原则，没有脊梁骨。在这些逆来顺受的学生中不是没有觉醒者，他们通过权力的缝隙看到了生命的尊严。有尊严地活着，是人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这些觉醒者开始为自己所受到的羞辱而愤怒，当这种愤怒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以某种激烈的方式（如对抗教师的权威、公然违背校园秩序、谴责不合理的学校制度）爆发出来。这类“大逆不道”的学生的处境往往是很糟糕的，不仅学校的管理者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制裁，更可怕的是来自同伴的冷漠。在冷漠的令人窒息的校园空间里，任何一个想以过“真实的生活”的方式来抵抗校园秩序的人，在他的同伴看来就象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一个古怪的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他不可避免地被他的同伴所讥笑，受到他们的厌恶和鄙弃。最初，是权力秩序造成了恐惧和冷漠，继而这种恐惧和冷漠反过来巩固和维护这一权力秩序，成为它最不可或缺的根基。事实上，每个人都被深深地卷入进这个巨大而无形的权力网络中，在这种卷入中，没有谁是真正的单纯受害者。
参考文献:
[1]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吴友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62.
[2]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8.
本文是方明宝主持的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和谐社会与教育公平的区域研究”（项目编号：2008sk2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明宝（1977－ ），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