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1395年4月1日），对宣化城（时称宣府）的老百姓而言，是一个印象深刻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皇帝的第十九子——谷王朱橞举行隆重的仪式，就藩宣府，成为这片土地新的主子。
　　 在老百姓眼里，朱橞可不是一般的皇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宠爱的惠妃所生。惠妃的父亲是对朱元璋有栽培之恩的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因此朱元璋对她是恩宠有加，对其所生的爱子朱橞，自然也是十分偏爱，十二岁时便封他为谷王，统领上谷郡地和“长城九镇”之重镇——宣府。老百姓觉得朱橞不一般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辅佐谷王的长史（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小丞相）是在民间有着旺盛人气的刘伯温刘丞相的次子刘璟。当然，刘伯温事实上并没有担任过丞相，但在老百姓眼里，“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他是高人，是神人，不是丞相，胜似丞相。总之，宣化城的老百姓为此感到非常骄傲，而更感到骄傲的则是宣府这座城本身。
　　 宣化城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城池。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郡县之一。早在战国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便在此设立了上谷郡，而且军事战略位置一直非常重要。燕昭王时秦开破东胡，西汉时李广击匈奴，都以此为重要据点，莫不是看中了宣化城的优越地理位置和险要地势。正如《宣府镇志·形势考》所言：“飞狐、紫荆控其南，长城、独石枕其北，居庸迄险于左，云中固结于右，群山叠嶂，盘踞峙列，足以拱卫京师，而弹压边徼，诚北方重镇也。”宣化城建在地势平坦的河谷带状平原上，城北面海拔千米的烟筒山群山环拱，形成主靠山，东西两侧山势险要，成左青龙右白虎之势，与南面案山山脉共同托出山间之“龙穴”。其城西南邻洋河，城西邻柳川河，城东有大泡沙河、小泡沙河，镇城四周河流环绕、紧靠水源。这样“藏风”、“得水”的宝地，战时便于守护，平常易于屯种，真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防御要塞。当年，颇有军事眼光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在此修建雄武军城，“外示御寇，内储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作为他阴谋反唐的后勤基地。
　　 到了明代，宣化城作为屏捍帝国北疆的长城“九镇之首”，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宣府镇城的规制营建上，便可以体现出它的重要性来。洪武二十七年(1394)，也就是在谷王朱橞就藩的前一年，宣化城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建设高潮。在元朝宣德府旧城的基础上，按王城的规格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向北向西展筑，形成了边长6里13步、周长24里多的城池，并且修有7座城门(南3、北2、东西各1)。修建后的宣化城，“雄阔甲于他郡”，不但在北边诸镇中首屈一指（是当时大同城的4倍），即便是在全国的城池规模中也数一数二，甚至超过了同期的西安城和太原城。由于修建镇城耗资巨大，明太祖朱元璋还专门为此下旨豁免了宣府镇当年的夏税和秋粮，作为对工程建设耗费当地人力物力的补偿。不过，当时受时代和财力所限，这么大的一座城池，城墙全为土筑，也没有设置城楼和角楼。
　　 宣化城在“长城九镇”中不但城池规模最大，驻军也是最多的。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官方数据统计显示，当时宣府镇官兵总额达126395员名，其中镇城56152员名。在明朝前期，宣府镇驻军几乎占全国总兵力的1/9，九边大约陈兵60万，而宣府镇约占1/5还多。
　　 朱元璋之所以对宣化城如此重视，对谷王朱橞的偏爱只是表象，其实更大层面是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考虑的。自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政权后，便敕令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向元三都发起进攻。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常遇春也率军攻占了宣化府和开平（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第二年李文忠率明军攻占了兴和（元中都，今张北），四年后蓝玉又率军重新攻占兴和。而上都和中都当时都属于宣化府的辖地，因此退据漠北的元兵，由于不甘心失败，经常出没塞下，越过居庸关、紫荆关，到北平附近骚扰。为此，作为关键军事防御中心的宣化城，自然需要修得高高大大、体体面面，一来从军事上强化边疆军队的后勤保障和防御水平，二来从政治上展示大明帝国的政治决心和国家实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明初宣化府一带曾是水草肥美的沃野草场，据史书记载，当时宣化府保安马坊所养军马“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据《皇明九边考·军马考》记载，当时宣府镇官兵原额是58612名（含舍余、土壮、勇兵等非正规部队），而军马原额则达45543匹。可以想象，这是一支多么强大的王牌骑兵部队，其机动性和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
　　二
　　 谷王朱橞就藩宣府时年仅16岁，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高大坚固的宣化城墙并不能庇护着他从容长大，给他展示才华、挥霍资本的机会，短短的4年时光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云过后，宣化城便不再属于他，城还是那座城，只不过城上的大王旗发生了变化。
　　 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燕王朱棣开始内部造反，史称“靖难之役”。作为“边防重地”的宣化城，对付外患可能很有一套，对内乱却显得无所适从，只是缘于紧靠燕王领地的“地理之便”，无奈早早成为朱棣的囊中之物。谷王留给这座城池的唯一印记，便是在逃跑前为了消靡宣化城的王气，封堵了2个南门，只留下了昌平门，同时封堵了1个北门，只留下了威远门，从而形成了一直保持至今的东南西北各一门的四门格局。本想做忠臣的朱橞，没守住宣化，后来跑到南京替建文帝守护卫金川门，也没守住。打也打不过，跑又没处跑，终于学聪明了的朱橞索性主动打开城门，迎王纳降，后来被封到长沙享福去了，倒是一直跟随他的刘璟，不愧是忠臣的后代，坚持原则，最后自杀在朱棣的监狱里头。
　　 宣府对于朱橞而言，可能就是南柯一梦罢了，但对于朱棣来讲，意义却非同一般。也正是因为“靖难之役”，跟着造反的兀良哈三卫骑兵因“从战有功”，朱棣便将长城外三卫之一的大宁卫（内蒙古宁城西）让给兀良哈部，作为报答，后又将兴和（张北）守御所内迁至宣化城，让（弃）地200余里。如此一来，不但失去蒙古高原南部大片疆土作为缓冲地带，而且造成本是长城九镇“总后勤基地”的宣化，也一跃成为防御蒙古族南下的“前线战场”。为此，明成祖朱棣一直高度重视宣府镇的城防建设，在政策和投入上都予以倾斜和照顾，“分屯建将倍于他镇”。特别是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去京师不足四百里”的宣府镇更是成为“锁钥所寄”的要害之地，正是“譬则身之肩背，室之门户也，肩背实则腹心安，门户严则堂奥固”。
　　 除此之外，为扫除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确保北疆的边防安全，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1410～1424）的14年时间，朱棣还以宣化府为基地，屡出六军，五次亲征漠北。朱棣的五次亲征，离不开宣府，也离不开宣府的军队。朱棣对当时驻宣府部队指挥官——万全都司总兵官郑亨（佩镇朔将军印）偏爱有加。郑享初征时已经54岁，最后一次出征，更是68岁的高龄，虽是一员老将，但虎虎生威，从不服老，敢打硬仗，也善打硬仗。《明史》上说他每次出征，都是“帅众先”，而且“论功为诸将冠”。
　　 郑亨厉害，他所率的“宣府之兵”也个个身手了得，素以“敢战”勇猛著称。因此郑亨及所率士卒，五次出征时都被列入战斗序列，独当一面，或左哨军，或右哨车，或中军，成为亲征六军中最重要的精锐战斗部队。由于宣府军直属北京五军都督府的皇家嫡系部队，所以配备精良，训练得法。明朝军队的兵器配制，在当时称得上先进，其中火器已成为明军最常规的制式兵器之一，根据明军的正式编制，一般构成是“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比例占到10％。当时明军还成立了全火力配备的机动化神机营，全营兵力达5000人。其中，骑兵1000人，步兵3600人，全部配备霹雳炮（步兵火铳），炮兵400人，配备盏口将军（野战重炮）160位和大连珠炮（多管火铳）200杆，此外，每个炮兵还配有手把口（炮兵防身用手铳）400杆。
　　 此外，“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的宣化城及其所辖卫所要地，还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是破坏力最强大的武器——神铳炮。这种炮有的重达数千斤，其威力可“洞裂石城，声震数十里”。这种“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的神器，在当时是作为明军的秘密武器使用的。宣德五年（1430），皇帝就特别敕告宣府总兵官谭广道：“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即便是到了正统六年（1441），边将黄真、杨洪曾在宣府独石设立了“神铳局”，本想加大火力配置，防御强敌，但当时的皇帝因怕“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而紧急叫停。大概正是因为拥有如此众多的神器，加上朱棣指挥英明，将士勇猛，所以五征漠北，凡战皆胜，鞑靼称臣，瓦剌谢罪，最后一次北征，竟然到了“各军搜塞北山谷，数百里不见敌”的地步。被打残了，打怕了的北元军队，此后数十年都没有恢复元气，自然也就无法对明朝北疆构成威胁。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在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带着未了的心愿，崩逝于宣府开平卫西北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按朱棣的战略意图，可能是想一举把蒙古残余势力全部消灭干净，然而天却不遂人愿。这一年的秋天，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即皇帝位，是为明仁宗，他派来永宁伯谭广来接替武安侯郑亨，出任宣府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此时的谭广也终于可以安然享受这胜利的果实，趁着这和平的间隙，“修管垒，缮甲兵，严斥堠”，把四座城门包砖以加固，建起四座宏伟的城门楼（如今仅存南城门楼拱极楼）和四个漂亮的角楼，此外也有心情和财力，修祭坛，建学堂，修庙宇。当时的大学生杨士奇在《万全都司学说》里拍马道：“期月之间，声威宏振，敌迹远遁，疆场千里，纤尘不作。”其实这都是拜先皇帝朱棣和前任郑亨的功劳呀。
　　
　　三
　　 正统五年（1440）三月，宣化城的老百姓又迎来另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身份巡抚宣府、大同的广东东莞人罗亨信。罗亨信是个干实事的人，也颇有忧患意识。虽说当时边城“二十年间，边燧不兴，兵民安于无事”，一派太平景象，但罗亨信一直奔波在塞北边疆一线，深知蒙古新势力瓦剌部也先正在重新崛起，而关内武备松弛，边患隐伏的现象令他非常忧心。特别是作为控御边陲的重镇宣府，其土城墙竟已50年没有修葺，墙体因水土侵蚀，风化严重而变得脆弱不堪，尤其是雨季经常坍塌，非常不利于防守，一旦遇到强敌入侵，更是很难实施有效防御。
　　 为此，罗亨信决定给皇帝上疏请求用青砖包城，升级宣化城的防御系统。需要说明的是，明朝以前中国的城墙大多是夯土或山石筑成，到了明朝中期，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烧造青砖技术日趋成熟，青砖在军事和民间领域，已被广泛应用。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多重积极因素，宣化城终于迎来了“改头换面”的历史机遇。这项庞大的边防工程从正统六年（1441）夏天开始，一直到正统十一年（1446）秋天完工，历时6年之久。由于宣化是典型的军镇，根据当时“战时守边，平时耕垦”的传统，其庞大的军队可以随时转换为建设兵团。因此在高度军事化的作业制度下，“伐石陶甓，炼石为灰”，建设进度非常快。因为是“军工产品”，所以建设质量也非常过硬。修好后的城墙厚4丈5尺，墙高3丈5尺（其中垛口高8尺），而且城墙底部砌基石3层，高1米，基石以上砌砖直至垛口，而且包砖达到1~1.5米的惊人厚度。
　　 此外，由于朝廷财政拨款充裕，而且宣府本身也家底厚实，屯垦经济发达，边市贸易繁荣，使得“军中庶富”，因此修建过程中，用料和建制，都颇为大方。城墙修筑完好后，又重修了四座城门，而且每座城门又加筑了瓮城，瓮城之外，又筑有月城，月城之外再设吊桥。如果用“金城汤池，铜墙铁壁”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在本次工程中，还特地在城东偏之中修筑了一幢宏丽的镇朔楼。这幢重檐九脊歇山顶式建筑，共分两层，加上墩台，通高25米，占地面积1052.3平方米，整个建筑雄伟壮观，古朴庄严，南面匾额曰“镇朔”，北面匾额“丽谯”，盖取镇靖高华之义。当时楼上还设置有报时漏刻鼓角，平常用于报时（战时也可以用于报警），故老百姓又俗称其为鼓楼。
　　 除却硬件升级外，罗亨信对于宣府的兵备工作，也非常重视。大概也是在他的努力和举荐下，正统十三年(1448)秋，北宋名将杨业的后人杨洪，受命挂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取代皇戚郭玹，镇守宣府。杨洪素以勇猛善战闻名，当时，迤北诸部敌人深知其厉害，都十分惧怕他，称其为“杨王”。因此，当他就任宣府时，府城将士因喜得良帅而“欢声动地”。而当时宣府也是兵强马壮，虽说驻兵已不如明朝初期多，但据《宣府镇志》记载，至少保持在3万人左右，其中，军马也基本保持在1万余匹，此外，自正统二年（1437）开始“储火器为备边”，当时宣府已经储备大量火器，其中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
　　 然而，纵是宣化城修得再坚固，配备的兵器再优良，纵是罗亨信再远虑，杨洪再威猛，却也阻挡不住历史荒诞的进程。正统十四年（1449）秋，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欲效法明成祖朱棣北伐，贸然率师亲征漠北。与久经沙场，深谋远虑的朱棣相比，年仅22岁的朱祁镇只是一个头脑发热的愣头青，竟将军国大事当成儿戏一般。由于组织不当，加上一切军政事务皆由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王振专断，这场本是一场闹剧的军事秀，终是酿成一场巨大的战争悲剧。结果是随征的近30万大军，损失殆半，明军精锐尽被“杀掠殆尽”，而英宗自己也在土木堡成为瓦剌军的俘虏。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或“己巳之变”。
　　 由于皇帝被俘，敌寇气焰更炽，边城官兵自相惊乱，丧失斗志，纷纷弃城逃散，而当时处于风暴中心的宣化城，已陷入“四面皆贼寇”的危难局面。当时许多朝臣认为宣府难守，朝议速召该城官兵入卫京师，城中诸将师也皆欲弃城，唯有罗亨信和杨洪持“死守宣府”的坚定立场。当时已经73岁的罗亨信拔出佩剑，坐在城门正中，面若秋霜，凛不可犯。他下令说：“敢出城者，斩！”于是城中军民安定下来，老幼欢呼说：“我们有生路了！”诸官兵深受感动，同仇敌忾，誓与宣府共存亡。随后，瓦剌军首领也先把人质英宗挟持到城下叫门，昏庸怕死的英宗完全听任也先的摆布，竟传命开城。如果遵命献城，军民将尽遭杀戮，京城最后的屏障就被拔除；如果抗命守城，那就犯欺君抗旨之罪。此时的罗亨信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断然回答：“我是奉命守城的，不敢擅开城门。”因而拒绝献城。而当时身在现场的李贤，曾在《天顺日录》中抱怨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其实，那个时候，面对乱得不能再乱，坏得不能再坏的局面，闭门坚守方是上策，能守住宣府，便是最大的功绩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罗亨信重造了宣化城，并在危难之际拯救了当时的宣化城，同时也使一城百姓免受战火涂炭。《皇明通纪》云：“幸罗亨信忠义誓死以守，不独一城蒙福，而京师实赖之。世谓亨信有安社稷之功，信矣。”但吊诡的历史却开了一次恶意的玩笑，被俘的明英宗不但很快被放归，而且通过政变，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于是，罗亨信的“安社稷之功”突然变成了当权者最大的忌讳。不但朝廷刻意淡化他的功劳，所赐奖赏，“仅循常例”而已，便是百年之后所立的墓碑铭里，撰写者也遵照上头的意思，讳言土木堡和宣府之事。
　　 好在老百姓心里另有一杆公平的秤。宣化城里后来特地为罗亨信兴建了功臣庙，立其塑像于庙内，供后世瞻仰。而有关他的事迹，也被后人世代传诵。成化年间，莞籍人一品布政司左参政祁顺记亨信事迹，曾这样写道：“自公归老，边人思之弗忘，迄今二十余年而威德在……”
　　
　　四
　　 有意思的是，宣府似乎总是与明朝的皇帝有缘。
　　 一座小小的边城，曾深刻见证了一个帝王的雄韬伟略，一个皇帝的昏庸无知，以及一个皇帝的荒诞不经。如果说前两者分别指的是明成祖朱棣和明英宗朱祁镇，那么后一个就是明武宗朱厚照了。
　　 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26岁的明武宗朱厚照放下皇帝的架子，急装微服，兴冲冲地赶往距京城三百余里之外的宣府，计划巡游一番。陪伴他的是一位魁硕有力的大汉，名叫江彬，是地道的宣化人。朱厚照之所以愿意放下皇帝的架子，是因为他从来就不想当皇帝，做个杰出的流氓倒好像是他最大的追求。他最大的喜好便是打架（仗）、喝酒、玩女人。而善察言观色的江彬正是抓住了皇帝声色犬马的本性，摆出了让其怦然心动的三大理由：一是宣化地处北疆，地域辽阔，风光秀美，可“瞬息驰千里”，又可以在一线战场，以实战的状态排兵布阵，舞刀弄枪，玩起来可以尽情地疯，远比在北京城里“为廷臣所制”要快活许多；二来宣化美女多，此处长期胡汉杂处，人员南北汇集，通婚融合下，妇女多貌美，风情更多样；三来宣化乐舞发达，辽、金、元时期的各种音乐，都在那里生过根，发过芽，多种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下的音乐风格，自然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至少对朱厚照而言，充满了异域情调。
　　 因此，他来了。因为他是流氓，又是皇帝，所以带着极大的破坏能量来了。据《明史》记载，这个正德皇帝经常夜里带着江彬，闯进美貌女子之家抢夺妇女。如果说他风流，都有点污辱这两个字。他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变态行为，或者用科学的术语分析，恐怕他患有性瘾，只不过那时没有心理医生。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字叫朱寿，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加封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来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并要求享受每年5000石俸米的公爵待遇。此后凡往来公文，竟不管国朝体面，竟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为此，《明史·武宗本纪》感叹道：“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然而，感叹归感叹，谁让他是皇帝呢？既然是玩，皇帝也有皇帝的玩法和气派，他刚到宣府，便命令“输帑银一百万两于宣府”，以期作为他游戏的启动资金。而为了玩得更尽兴，又在江彬的蛊惑下，“靡费亿计”，大肆修缮镇国府，同时还将京城豹房内的奇珍异宝，以及四处巡游收来的各色妇女，都一并运来，填充镇国府。在宣化所做的一切，都让朱厚照感觉很刺激、很好玩，远离京城的政治负担和君臣纠缠，也让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和自由感。因此他这一待竟是大半年的时间，至第二年过完春节才回到京城。此后两三年间，他又曾几度巡游宣府，并亲切地称宣府为“家里”。
　　 朱厚照虽然很疯狂，但他一点都不傻。这体现在他带兵打仗一事上。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朱厚照得知敌情，非常激动，亲自布置，准备与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役十分激烈，明军曾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朱厚照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忖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与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的糟糕表现相比，明武宗朱厚照真要算得上有勇有谋，他亲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指挥得法，战术正确，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应是朱厚照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页。其实，在他疯狂的背后，内心深处一直暗藏着一个能够像太祖、成祖那样立下显赫边功的梦想。这大概也是他一直迟迟不愿离开宣化的原因之一。
　　 然而，他的才华也好，理想也好，终被他的疯狂淹没和摧毁了。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他因溺水得病而崩逝于豹房内，临终时发出了“前事皆由朕误”的忏悔。他死后，他的一切疯狂行为，都开始被一一校正，“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宣府行宫的金宝也归还内库。从此，宣府的异样荣光也随之暗淡，躲藏在历史的阴暗之处，却又一直活在老百姓的口头舌间。
　　
　　五
　　 自清代以来，由于蒙古的归附，国防重心外移，宣化城的军事战略位置便不再重要，与皇帝的关系也愈来愈远。顺治年间，宣府的作用也就是给皇帝喂养御马，“每年秋末到宣，次年四月出口，共计二十四圈”。康熙三十二年（1693），朝廷下令“废宣府卫所”，并取宣扬教化之意，改置宣化府，这也正式宣告了宣化城的国防使命正式结束。虽说此后康熙两次北征噶尔丹、四次塞外出巡，都曾在宣化驻跸，但也只是路过罢了，而不像当年朱棣北伐时那么倚重了。
　　 乾隆十年（1745）九月，清高宗乾隆皇帝巡幸木兰，回京时路过宣化，在演武厅阅兵，并亲笔御书“神京屏翰”，由当时直隶总督那苏图刊悬在镇朔楼的北边城楼上。这块巨大的御赐书牌匾，应是帝王对宣化最后的褒奖了，而且在当时的乾隆眼里，已经有幽思怀古的味道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七日，宣化城与帝王发生最后一次机缘。当时，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大阿哥及亲王大臣等狼狈西逃，路经宣化时，曾在上谷公所（现宣化区文保所）停留三日。这一次，太后也好，皇帝也好，不再有心情怀古，也不再有兴趣题词，他们只是稍作休息，便继续逃亡。历史在这一时刻，恶意地重复了一个玩笑，要求宣化城的百姓再一次为一个王朝的存亡奉献尊严。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外国联军兵临城下，屯兵南关三日，扬言要炮轰宣化城。其实，他们只是以游戏的心态和无赖的手段在羞辱这个老大帝国的皇帝和民众罢了。
　　 可这座曾经雄武的军城，已经无法屏翰神京了。宣化的老百姓，纵有再多激情热血，也无力反抗这赤裸的压迫了。世界变了，时局变了，困守在高大城墙里寻求安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宣化的老百姓也只能乖乖地上缴“保险费”，屈辱地奉上两万两银子，用尊严和血汗钱换来暂时的安逸与和平。
　　 当一座边城不再是“边城”的时候，曾经有过的铁血荣誉和历史荣光，便不再成为它骄傲的资本。但是，那些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传奇，却可以转向文化层面，培养新的城市气质和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