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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起车祸
从林哥死了！七天前，另一个外乡人也死了，两人在同一个地方！听到这个消息，我脑袋轰隆作响，一股寒意旋即袭身。此前一个月，我还在老家，和从林等堂兄弟们一起吃饭喝酒，眨眼之间，他却转身没了。
在民间传统中，七天的“七”，是颇有些意味的，诸如“头七”“七灾”“空七”“冲七”“烧七”“犯七”等，其中包含甚至充斥的，尽是死亡和惊悚。
真正能够震撼与打倒人的，从来只有自己人和来自身边的某种事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早年当过三年兵，复员后娶妻生子，日子再难过，即便孩子大人破衣烂衫，也绝不会出去打工挣钱、做小买卖，甚至以退伍军人身份到各级政府要抚恤过日子。他母亲还在世时，他经常去蹭饭，其母过世，新农村建设，他承担了全村的垃圾清理运输。这才不过三四年时间，谁知道，却在初冬的一个早晨，由于三轮车失控，撞在墙壁上。他肋骨折断之后，插入肺中，到医院抢救无果，刚回到村子，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在我们村几百年的历史上，也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堂哥死于车祸。
当代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机器和各种智能工具逐渐代替并且垄断了人的本能和技能，机车便是其中最典型的。工具助人，再返回来限制人和削弱人，甚至对人进行某种意义的“反动”与“无形切割”，这是必然的事情，也将是人类面对的又一个强大的课题。
因为从林哥及那位外乡人在我们村外的死，我心情灰暗，一整天都在被一种黏稠而腐朽的气息所笼罩，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忽然想起，前几年，一个堂哥曾无意中对我说，我们这一脉杨姓人家的族谱，就在从林哥手中。
从林哥也姓杨，两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
中国的家族，向来是先整体而后逐渐分散开来的。其中除了姓氏，同在一方地域生存繁衍之外，还有一根看不见的血线，将彼此相连。尽管，因为战乱、灾祸等原因，有一部分人会远走他乡，有一部分人坚守原地，或者再从外地迁徙回来。时间于万物的作用，显然是巨大且又幽邃无比的，它在不断地稀释和收集生死。
血缘变淡之后，即便曾经的同胞兄弟姐妹，人和人之间不仅也会陌生、疏远起来，而且会时常因为某些资源和利益，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相互攻讦、伤害，进而滋生出诸多的怨气和仇恨，以至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者有之，老死不相往来、背后捉弄与作践、戕害的也不在少数。
这是人间奇观之一，也是人性幽暗与人心不定的根本所在。
二、血缘意义上的合作与开枝散叶
前些年，我曾找到从林哥，拐弯抹角地说起家谱。他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嘴角间或有口水流出来。可无论我怎么说，他都说，没见到，不知道。我無奈。也想不通，一个家谱，应当为族人共享才是，自己留着毫无用处，只能在时间中越来越陈旧。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多挣钱，最好暴富，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在别人前头，最好是方圆几十里内独一家。
幼时，常听爷爷说，我们这脉杨姓人家，包括沙河西部丘陵及太行山区的诸多村落里的人们，是明朝年间逐渐从山西洪洞一带迁徙而来的。爷爷还说，在我们与山西左权县分界的摩天岭上，长有一棵大槐树，一边遮蔽了大半个河北，一边笼罩山西，因此，我们都自称为“大槐树下的人”;民间还有身体行为用来佐证说：“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
关于这一段历史，《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等记载，明朝年间移民的目的，一是充实北平及其周边，二是朱棣将江浙一带的部分富商迁徙至京都，三是将山西长治、榆中一带的人充斥到河北北部、中部和南部及北京等地。其中有流民、犯官、殷实人家与富家商贾以及赤贫之民等。其中，以赤贫之民人数为最多。
2012年2月16日河北新闻网的一则《沙河一退休教师修家谱印证明朝移民史》报道说，沙河退休教师任广民所持家谱有“吾任氏住山西洪洞，自大明永乐年间（1403—1424）奉诏迁内地古温州河（沙河）南岸下解。而此处民稀地荒，平野之间无非蓬蒿萋萋、荆棘森森、一望漫漫、寒烟而已。吾始祖讳泰身居此村，房屋尽坏，存身危难，唯营穴而居。于是开荒野以种五谷，辟荆棘艺植良木。数年之间，衣食继日，良木胜用。经营房屋以居身，造书舍以聘士儒。设教子孙，讲明人伦”之记载，与今人冀彤军在明、清《沙河县志》基础上修撰而成的《沙河市志》中“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朝廷多次下诏从山西向直隶等地迁民，有不少人从山西中南部的榆次、平定、太谷、洪洞、沁州、潞安、辽州等地迁至沙河县。永乐以后，仍有迁入者。据不完全统计，沙河县有近一半的村庄由迁民所建”的记述吻合。
从任广民家谱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脉任氏家族，是“奉诏”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而沙河以西，由渡口镇以西的太行山区地带的民众，多由明朝永乐年间的流民和赤贫之民组成。其中，渡口镇王瑙村的先祖明确为明时押送皇纲途中遭到土匪哄抢，无法交差，便带着一干兵众和家人落草于此，筑城堡为防兵寇，俨然一座军事设施，至今为当地一大奇观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
除此之外的村子，大抵是贫民和流民所建造的。一如我们村子。爷爷说，我们这一脉杨家的先祖，起初只有弟兄三人，从山西洪洞，一路流徙。翻过摩天岭，亡命向东，至今武安市和沙河市交界的西部山区，见此地太阳充足，草木葳蕤，土质和整体环境尚好——古老的中国，土地肯定是人们选择建村立宅、以为百年大计的首选。这兄弟三人，便在尚无他人居住的一道山坳里伐木为棚，采石建屋，尔后又不断地在河沟边、平坦处开垦田地。如此数年之后，从前狐狸和黄鼠狼、蝎子、蚰蜒、野兔、野鸡横行的野地，便被一缕缕人间烟火所笼罩和替代。
如我们村。
“大爷爷名讳杨天啸，二爷爷杨怀玉，三爷爷……”这是爷爷告诉我的，而三祖爷爷的名讳，爷爷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躺在他的身边，脑子里一直映现着这样一幅模糊的景象：三个男人，或许还有一到两个女人，也或许带着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女孩。衣衫褴褛的他们，先是在黄土弥漫的道路上蓬头垢面、步履蹒跚。男人们胡子拉碴，目光坚定而又充满了悲伤与迷茫，女人和孩子们则皮包骨头，拄着拐杖还在不断打摆子。一阵风刮过来，他们当中没人背身躲避，甚至张开嘴巴，希望那些细腻的灰尘能够尽入口中，用以充饥。这种悲惨的遭遇，在王朝历史上屡屡出现。农耕时代的人，衣食不仅是维持生命、保持尊严的保障，且还是许多人毕生为之辛苦的唯一目标。 斯时，可能是夏天，蹒跚到摩天岭脚下，即今山西左权县拐儿镇大南庄村和水泉村，饥饿使得他们感到绝望，人生的一切都变得惨淡。山上有草，尽管已经被很多人挖过了，草根也变得稀缺，树皮亦然。可山上总是可以找到能抵抗饥饿的吃食，如观音土，别人啃剩下的榆树皮、洋槐树叶子等。这一夜，天幕浩荡，群星毕集，与之相对的人间，却是如此的荒寒与悲凉。第二天继续行路。他们此行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土地不需要太多，能够安身立命、繁衍生存就行了。行至河北沙河市西部山顶，放眼望去，山川苍茫无尽，向东逶迤。斯时，这里已经有人落户，也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家。弟兄三个商议了一番，便在另一处山坳寻到了一块地方，作为自己的新家。
但在荒野建村，并不像加入某个村子那么简便，不仅要满足现实的要求，还得为子孙后代考虑。我们村所在的地方，为一小山坳，向上有几处平坦之地，至顶部，有一断崖朝北的方向，靠村子处，则为陡坡，一直向下，直通村庄。两边都有山岭，其中还有两个更小的山岭，下面是河沟，水流不断，对面是从后山绵延奔纵而来的小山包，其低处，土质松软且肥厚，自然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别说三家人，再有百十来人家也可以满足。
创业总是艰难，好在周边有比他们更早来这里扎根的人家，借个家具之类的也比较容易。天长日久，相互间也熟悉了起来，起房盖屋时候，也都相互帮忙。互助是人类在生存路上最符合人性的法则，也是人之所以群居的优势所在。如此几年后，村庄成形，并与周边同类的村庄形成了相互依傍的关系。
儿女大了，婚配开始，由此开始新一轮繁衍。再后来，老人老了、死了，找了一块地方作为坟地，一代代的人生下来，又一个个死去。天长日久，村庄与坟茔遥遥相望、互不干涉，但又血肉相连、魂魄相牵。每年的春節、元宵节、中秋节、十月初一，活着的人在地面的村庄享受各种吃食，以及吃得饱穿得暖带来的快乐，死去的人也会收到子孙后代为他们烧去的纸钱、衣服和酒水干果等。
这也是一种合作，或者说“血缘上的合作”。人之所以不断繁衍，其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留个后”，这是中国人的共识，也是数千年来，人类之所以绵延不绝，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且能够感染其他习俗人们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文化，人才是最根本的载体。与之相对的则是，人群的矛盾。在一起久了，肯定会有矛盾，而农民之间最根本的矛盾，无非是土地以及村庄资源的分配，不公源于权力的专享，资源的匮乏也一再激发人们将之据为己有的野心和雄心。
任何一个村庄都是一个严丝合缝的社会，完整且充满了各种性质和功能。尤其是当血缘越来越淡，最初的三个亲兄弟的子嗣，再过五代之后，原来一个蔓子上的瓜，也开始形态各异、各怀心态。由此带来的矛盾和斗争无时无刻地发生。
三、人性的首要法则
其他村子的情况也大致如是。
数十年间，这一片山地，逐渐形成了杨姓的安子沟、刘姓的西沟、张姓的砾岩、曹姓的杏树洼与砾岩坪、付姓的罗圈、郭姓的南垴、白姓的和尚沟等自然村。由此向东，一路下坡，村庄也逐渐增多。再后来，十里外的蝉房村设立了乡政府、学校、银行等行政部门和社会设施。
血缘之外，人和人的联结，大抵是通过婚配方式而形成的，这是血缘之外最有效也最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的“策略”。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人口的增长，也使得自己在某个地域性的社会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
“存在”“存在感”是经世通用的形而上的词汇，民间很多人虽然不懂，但每天都在进行。无论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和姿态，其目的都是要在一方人群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获得相应的尊严，并且以此拥有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物质、精神保障。
每年冬天，是婚配嫁娶最多的时节。这可能与冬季寒冷，吃食不容易腐坏，人们也相对比较闲散有关。通常，一家人的儿子长到十八岁（新中国成立前大都是十二三岁），倘若上学成绩不行，考大学、进政府部门无望，其父母便开始为他物色媳妇。一番盘算，再对周边的各个村庄的适龄女子“检索”一遍，自以为合适的，便请人去“探口”，意思是先以玩笑或者闲聊的方式，打探一下女方父母对自己家境和儿子的看法，以及对人家女儿要找怎样的婆家、进一步发展等方面持什么样的意见和态度。觉得差不多，则请熟人或者媒人去提亲，觉得实在没有希望的，趁早改弦更张。
这件事情，成功、失败都难以预料，有的一次就成了，有的三五次不见效果。实在不行了，只好再找另外一家的适龄闺女。就此，南太行乡间有句俗话说：“谁门上的钟不让敲呢？”意思是，只要你家有大闺女，还没婆家，谁去提亲都是正当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阶级性可能是先天性的。在乡村，尤其讲究门当户对。一个家徒四壁的人家，要想娶乡长的女儿，或者把自己的女儿嫁入乡长家，除非这孩子有“成大事”的明确前途，也或许，这女子长成了本乡间百年不遇的大美人。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出现穷小子逆袭或穷闺女上位的奇迹的。
“功利”和“功利性的考量”是人群间最为普遍的规则，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跳入火坑，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或“泼天富贵”毫无条件地与他人进行分享。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性原则，如卢梭所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对自己的关怀”。乡人们深谙此理，自认不如的人家绝对不会去招惹自己“够不到”的人家。“高高在上”的家庭也绝不会主动把绣球抛给那些本来就想“借势上位”“一步登天”的人家。如此一套规则，一旦认真地分析起来，也“细思极恐”。
举例：1.1992年，一失去父母的小伙子，独资经营其父留下的代销店，说话办事、算账买卖精通而又得当，一时为乡人所喜欢。后被做教师的一家看中，招为女婿。翌年，小伙子欲再接再厉，赚更多的钱。殊不料，却亏本。再弥补，又失算，终欠银行十多万元。再一年，教师家提出退婚，并火速办理。小伙子从之。2.某女，其父母皆为商品粮人家，扬言非同类者不要登门提亲。不久，有与之条件同等者上门。不久，婚成。一年后，此女负气回到娘家，逾半年未归。其夫和夫家人等无一人来叫。随后男方提出离婚，理由是，此女在婆家骄横无礼，凡事不知谦让，夫家不可忍。3.某男女，婚成三年，有子一个。某春天，日上三竿还不见其夫妻出门，爹娘疑之，叩门无人应，拆而进入，见二人已暴毙，饮农药故。原因简单至极，两人因为欠的彩礼钱生闷气，相互骂了几句，皆怒，而后赌气比着喝农药一死了之。4.某男娶一女，时常家暴之，女返回娘家。夫提刀至丈母娘家，挥舞曰，你女不和我过日子，必杀汝全家！丈母娘家惧之，迅速将闺女送回婆家。翌日一大早，公婆破嗓号啕，声震四野。警车呼啸而至。人才知，其女趁夫熟睡，持菜刀砍其脖颈。一死一无期。5.也是某年春，撒谷点种之时节，人皆入田。斯时，春阳热烈，催人流汗。忽有人大喊说，山顶起火乎？众人望，只见一人，在火焰中婉转扭曲，状极惨烈。事后得知，乃某新婚村妇也，其不从父母之命，但父母强令之嫁。婚后两个月，自焚于山冈。 婚姻的本初目的只有一个，即繁衍生存，壮大家族，但在社会现实中，其衍生的种种故事、事件、结果等，却令人意想不到。本文起初说到的从林哥，不仅他本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其儿子也很有意思。当兵回来后，经人介绍，娶三十里外一美貌女为妻。婚后才发现，女为精神病。几经努力，才又离掉，又找了一个。关于从林哥的精神病儿媳，我也见过两三次。有一次，我陪母亲去地里收庄稼，从他家门口路过，只见一明眸皓齿的女子，对我和我母亲说话，而且言辞清楚，看不出任何问题。后来人才说，此女时而清醒时而犯病，反复无常，从林哥一家也多方寻医问药，但均无良方。绝望之余，为香火计，只能离婚再娶。
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人的仁慈和善良都会变得非常有限度。这不是谴责什么，本性的东西，始终在强大地控制着每一个人。再例：1.邻村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人过四十。其夫为煤矿工人，忽一日，在井下被石头砸中，其腰、腿皆留下残疾。在此之前，村人流传，其妻与邻村某一人私通。 再一年后农历五月某日，麦收时节，其夫去为丈母娘收麦子，当晚，吃饭后即哀号不已，声震全村，但无人前来打问。凌晨时分，农药味道仍弥漫不散。至中午，其妻并其子女前来收殓之后，即刻下葬。2.某日下午，吵闹声起，细听，乃一少妇与一寡居老男之间相互攻讦。脏言污语，不忍卒听。事后，人云，此二人早有私情。女夫常年在外，回来后有风言风语刮进耳朵之后，质问其妻。其妻当场发飙，并将传言之“男主角”当场谩骂一通，以证清白。3.某夏一日午夜，月光皎洁。一男坐在马路边上乘凉。对面为一人家。斯时，万籟俱寂，只听该户人家门吱呀而响，只见一白皙裸身，摇着两只乳房从正屋奔出，又进侧房。许久，方原样返回。此男乃其邻居，知今晚一外村开车以玉米换面者客宿其家。
谋利而以色，谋命背后，也深藏着人性之巨恶。色色或者色财交易之后，双方为的都是维护其核心利益。婚姻和性，在乡村的过去和现在是复杂而又多彩的。通过婚姻而编织形成的关系一方面构成了家族式的利益链条，另一方面，在婚姻之外也有着一个无形的人和人的联结方式。这种方式的长期存在，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乡村的活力与乡村社会的可持续性，但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微妙与复杂。在以婚姻为主要形式的利益群体形成与分化的同时，婚姻，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复杂多变（如民谚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家贼难防”“世上最好的是老婆汉子，最坏的也是老婆汉子”“再好的女婿和儿媳，也都是‘外人’”等），也使得这种关系既充满了现实生活及其所有意义上的“延展”与“笼络”的扩张性，也暗藏着诸多司空见惯与匪夷所思的不确定性。
四、人心从来都是有变化的
南太行乡村人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便是自家兄弟姐妹打闹得不可开交，分别“见了红”“留下疤痕”，相互间几十年不来往，可一旦无血缘关系的人与其中一人有过，这些“内部敌人”会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也是村人所说的“砸断骨头连着筋”，血缘的力量于此得到充分体现。
举例：1.近村亲弟兄三个，因为房基地和分财产，而打成了一锅粥。三方身体上互有损伤。忽一日，某人要在其中一家的田地上修房建屋，昔日见面就破口大骂的亲兄弟三个及其婆娘齐上阵，去和另外一家大吵大闹。更甚者，在家族争斗中被薅掉一大把头发的大儿媳妇一声号啕，两条瘦腿如受伤的狗，三步两步至房基地，直接坐在铲车之下，捍卫其兄弟权益。另外一家只好暂时作罢。2.一夫妇一生养了五个儿子，丈夫去世后，母亲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先去投靠老大，老大推给老二，老二又推给老三，老三照葫芦画瓢，给老四，老四亦然。其母绝望，只好一人至市区，以捡垃圾为生。3.一男，嗜酒如命。去世之后，多人劝请其父近前一看（南太行规矩），其父俨然拒绝。4.一男，兄弟四五人，对其母孝顺，然其妻却阻止，每见，必高骂其婆婆为他们创造的财产少了，也给他们少了。其丈夫有孝顺婆婆的行为，回家即破口大骂，甚至闹离婚。其夫只能忍气吞声，趁其妻不注意，去看望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5.一老妪，夜半至另一户人家墙后偷听人家兄弟们议事，不小心被出来解手的一人看到，佯装不知，用棍子打了她几下。此老妪连夜至二十里外的三闺女家，又到二十里外的独生儿子家，黎明时分，又躺在自家炕上，等待派出所来处理。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与“存在就是合理的”异曲同工。人类在很多时候的经验和认知太过雷同。只不过表述的方式有所区别或者大同小异罢了。从上面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出，人性的幽邃与复杂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普及性的，而是各有其角度、意味与深度。就拿从林哥来说，他肯定不是一个完人，但是一个实在人。
我小时，有一年天旱，村里水少水池也少，只能轮着浇水。烈日炎炎，草木焦枯，好不容易要轮到我们家了，从林哥却一下子改了方式，把渠水引向了另一个人家的田里。我母亲找他理论，他也张牙舞爪。我蓦然出现，朝他丢了一块石头，再大吼一声。他惊了一下，看到我，口气立马软了。这并不是翻旧账，而是在证实鲁迅的一句话，即“弱者愤怒了，只能抽刀向更弱者”。这不仅是国民性，也是人性的暗黑点之一。
人心从来都是有变化的，哪怕是父子、兄弟、姐妹，甚至爷孙，“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是有其哲学基础和世俗功效的。一般而言，一母所生的兄弟们，一旦另外成立了家庭，便“谁过谁的日子”了。小时候可以在钱财上你我不分，多了少了无所谓，可兄弟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媳妇孩子之后，“锱铢必较”“毫厘必究”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且常会被夸赞，甚至作为这一方面的典范。我们的南太行乡村如此，想必更多的乡村乃至城市也是如此。由此，我想到，人都是有来处和出处的，可在严酷的现实生活当中，人承认这个共同源流，但不会顾及，甚至形成了种种性质的“竞争”甚至掠夺、伤害等关系。
人类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人这个命题很小，但又无比浩瀚。是个体的，也是整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家谱以及后来的寻找、续写家谱，只能是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一种行为，是想使自己来处更为清晰，也使后代能够记住先祖的名讳。而一代代的人，一方面遵从古老的生存法则，另一方面，又在时间中被不同的时代赋予不同的色彩与生存背景。 五、嬗变的文化和信仰
柴火熊熊，烧着焦黑色的锅底。家里点了很多支蜡烛，桌台上、炕边、灶火上方、水瓮边、粮食瓮旁等，分别供奉天帝、灶王、先祖、水神、谷神等。夜幕下降，昔日漆黑的村庄一下子亮堂起来了，家家户户如此，以至于看起来有些辉煌，喜庆的气息从泥土和人的脸上升起并且弥漫。母亲掀开锅盖，雪白的馒头被团团白汽缠绕。拿出几个，用瓷碗盛了之后，再放上一双干净筷子。母亲带着我，先给天帝敬香上供，再给祖宗、谷神、水神和牲神等神灵上供。她跪下来，恭恭敬敬，每一尊神面前都是三个响头。然后起身，我不失时机地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响彻山谷，回声跌宕悠远，惊动了山里的狐狸、狼群、野兔、野鸡、野猪，它们也满山乱窜，好像在逃难。随后，我随着母亲去村口的土地庙上供。面对那位慈祥的白胡子老人，我一直有一种惊悚感，老觉得他随时都可能站起来，走下供台，到我跟前，或者用拐棍打我，或者和蔼地摸摸我的脑袋。
母亲说，土地爷是管全村人平安的，谁好谁坏他老人家最清楚。大年初一早上，吃了早饭，很多人会去邻村的龙王庙和猴王庙，还有大路边上的山神庙。香火之丰盛，鞭炮之激烈，是那个年代里最热烈的春节。现在想来，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南太行乡村春节，其中，最动人的有几个方面，一是村人不约而同地摈弃了往日的仇隙，哪怕再大的仇恨，也不会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内开战和清算;二是孩子们可以肆意地燃放鞭炮、穿新衣，玩得开心，吃得也好;三是诸多的禁忌，使得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敬畏感，对神、先祖和长辈;四是那种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味道，丝丝入扣，年龄越长，越能觉得到其中的温暖与深意;五是给孩子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将传统的文化和习俗深植到他们的心灵当中。
信仰是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也是精神的基因之一。如佛，虽然外来，但在我们今天的土地和人群中依然占有相当的信仰比例，自有其契合中国人的因素在内。道，这个玄秘的宗教，似乎与萨满有共通之处，“万物有灵”曾经是全人类的信仰。我少年时代，几乎每个村子的村口都建有土地庙，比较险峻一点的山坡也有山神庙。间或还有龙王庙、猴王庙、二郎神庙，甚至狐仙、蛇精等祭祀之地。
作为文化传统的根基，也是先祖赋予并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和续写家谱的民间行为，其本质也是一种文化寻根，试图用文字记载的方式，不断地实现与先祖联通的愿望。记得十多年前，我才三十岁，村里也有老人对我说，没事了，咱们商量一下，续写一下家谱。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反而觉得，时代发展到今天，再去做一些腐朽的事情，实在是与当今的文明文化背景背道而驰。
当下的人，更注重的是自我，自我个性的彰显和确立、自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自我家族和家庭上的富裕和地位尊荣等，对于先祖，自己怎么来的，爷爷和祖爷爷是谁，都不重要了，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时间一晃，我也近五十了。提起这个数字，就觉得心惊，有一种恐惧，令自己沮丧莫名。听闻到从林哥的死，再联想起家谱，忽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沧桑感，以及强烈的寻找家谱、续写家谱的使命感。
这是一个旧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全面瓦解，新的文化信仰尚未建立的年代。
以我们南太行乡村为例，如我一般年龄的人，多数已经买房入城了，更小的，压根儿就不在乡村待，哪怕在城里打工、做小本生意、寄居在某些工厂或者公司里。以至于婚配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彩礼钱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千元到三万元上升为十万元到十五万元不等;其二，男方家不仅要在本村拥有一套三间以上的房屋，还要在城市内有八十平方米以上的一套商品房;其三，结婚所用费用出自男方，包括女方家长送的礼品;其四，21世纪初除家电之外，还需要有一辆摩托车，现在则为必须购置一台十万元以上的轿车。
用“撕裂”这个词大抵是准确的，即乡村人群一方面不舍故土，另一方面又极端地渴望进城。在進城与乡土之间，为的是日子好的时候，能够像城里人那样去过现代性较强的生活，倘若遇到不顺，或者经济条件差的情况，便退回到农村来。索要彩礼钱的层层加码或者说自觉地“与时俱进”，凸显的是，新一代乡村人已经舍弃了基本的“孝道”，不管父母能否承受，也不管自己婚后如何拮据，“为己”和“利己”占据主导地位，背离了婚姻之中应当包含的“体恤”父母的应有之意。对现代交通工具和居住条件的苛刻要求，从本质上反映了乡民渴望城市而又惧怕在城市遭受歧视的矛盾心理。当然，也有对“面子”“攀比”心理的个人性强调与维护，也使得传统文化乃至精神信仰，在乡村进一步崩溃，新的一套社会规则、婚配程序乃至精神信仰，还没有完全性建立起来。
六、离乡者的尴尬与隐疼
远想近看，恰好是离乡者观察故乡的最好方式。远可以理性，还有对比性;近是一种浸染式的融入，可以从中获取最直接的现场及其经验。如对村里人事，我在乡村的时候，目睹和感觉的是他们无所不及的恶，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宽恕。爷爷奶奶膝下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姑妈外嫁。在以人口为主要“势力”形式的乡村，人口多寡，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以及在村子里的尊严。母亲个性又十分要强，明知争不过，也要去说，也要奋力争。
如此几十年来，争也没争到手，反而惹了一堆事，常常受人欺辱。
欺辱我们这样弱者的人，也是弱者。弱者的另一个本事，便是会利用强者，去欺辱损害了他们利益的弱者。整个村庄也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利益链条。一般而言，家里有人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家盘踞顶端，再就是挣了一些钱的，有公职的（如教师、企事业单位职员）等，接下来是村委会主任、会计，再下来，即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游手好闲者，此外才是老实本分的村民。
刚离开家乡的时候，总想着如何报复，有朝一日，把自己和母亲受到的欺辱也让他们尝尝。可在外面目睹了诸多的类似人事之后，才觉得，人和人，在人群中，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无论哪个地域，还是怎样的人群，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想通之后，再回家乡，心态平和了，觉得那些人也很可怜。在一个物质资源匮乏的地区生存，谁不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但要想过好，首先要把有限的资源变成自己的，从而引发了诸多的冲突和矛盾。其实他们也很悲哀，一辈子无法走出那座村庄，不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以及财富的来源，就只能在一小片山野里施展自己所谓的“聪明才智”，这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我们家前面一道沟里，住着另外一家人，男户主也姓杨，只不过，是自小被村里的一个爷爷收养的。小时候，他们的大女儿和我关系很好，经常一起玩。两家大人也不错。可有一天，这家的妇女和我母亲发生冲突。随后的几十年里，这家人深知自己身单力薄，且还是外来者，便改变了策略，依附于村里一个男户主凶神恶煞，凡事不讲理，到处横冲直撞，女主嘴巴利索，且满脑子坏心眼的家庭，凡事去向他们申诉，由其出面。这种借力用力的方法，果真奏效，也从不失手。而我母亲，却从来不懂得这些花花招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很多事情明明自己占上风，最终因为不会说话，而功败垂成，自己受委屈，还没处说。我一再给母亲说，无论在哪里生活，和人打交道，都需要方式方法的，直率虽然一再被称为美德，可在现实当中，却无法很好地保护自己，也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
大致是2012年，我再一次回家，却听说，上述的那家男户主去世了。他在给人盖房子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一会儿就没了。我叹息。这个人，我叫叔叔，也是我们南太行乡村最早信仰基督教的人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阴毒的人。我小的时候，某日天刚擦黑，一个人哭着去后沟找父母亲，他在水井边遇到我，两只手掌夹着我的两个耳朵，把我吊在冒着冷气的水井上方，作势欲丢。正在此时，父亲背着东西恰好走到了这里，喊了一声，他才转身把我放在地上。
再后来，他给我的印象总是笑眯眯的，冬天袖着手，夏天穿着一件黑黑的T恤，走路的时候两只脚很飘。多年以来，我们家几乎和他们家没有什么交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觉得悲伤，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才六十岁，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一个人，在世上怎么如此之快？2019年春节回家，又听说，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也死了，癌症，前几个月我出差北京顺道回家看望母亲，还看到她在路上走，还叫了她婶子。几个月后，她也跟着她的丈夫走进了泥土，成了往世之人。
2017年，因为一片房基地，我的一个堂弟纠集了几个地痞流氓，把我弟弟打了一顿之后，还丢在下面的一块地里。次年，这位堂弟突然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听母亲和弟弟说起来，我没有笑，反而觉得人的可怜和可悲，也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一直存在的“规则”，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
因为父母、兄弟等人，我虽然出了乡村，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一方面使得我觉得拥有父母和亲人的精神性的安慰，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始终与生养自己的地方保持着鲜活的血肉和心灵联系。我以为，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人在世上，唯一能够安慰和鼓舞人的还是人，除此之外，目前尚无他法。
每一次回乡，都会听到和看到一些蹊跷的消息，先前活生生的人，忽然就作古了;先前还在一起扯闲话的人，转眼就成了亡者。而生者之间进行的，依旧是千百年以来贯穿于人群之中“互助”和“互害”的游戲，哪怕是学成归来的大学生，身在庙堂的佼佼者，也没能逃脱，有很多反而利用各种关系，参与到乡民之间的各种“游戏”中来。如，某村后山皆为硅石，在几个同行者撺掇下，一位有着较好社会资源者便暗中支持，以期将整座山挖掉，变为现钱。幸亏了村里几位年长者，以破坏村庄风水，将会失去全村人饮水来源为由，做坚决的抵抗，方才保住。
在时间中，万物和人皆为过客。这些年来，每次回到我们的南太行乡村，我都要四处转转，武安和邢台县一带的山区已经转换成了各个旅游景点，唯独沙河这一带，仍旧沉静荒芜。
夏天，我们家后面的板栗树绿叶葱茏，鸟鸣新鲜，阳光毒烈地烤着地面上的泥土、昆虫和草木，知了趴在黝黑的树干上二十四小时鸣叫。夜里，偶尔会打雷下雨，感觉雷声就在房顶一样，令人惊悚。冬天，草木枯槁，坐在向阳的山坡上，大地嶙峋而焦黑，村庄在陈旧和崭新的房屋中错落不堪。晴天悠悠，山川静默。村庄之外，坟茔多而明显。只有下了很大的雪，一切才会单调而平等。这令人沉重，也忽然很“哲学”。人以及所谓的人生诸事，其实不过是生死之间的那些琐碎、虚妄，片刻的欢愉，无由的磨难与“向死而生”罢了。
2019年，当我再次回去，从林哥是再也看不到了，说不定还有其他熟悉的人。
只是，故乡还在，南太行乡村还在，物永远比人长久。这种心境，像极了《古诗十九首》中的《去者日以疏》：“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对于离乡者而言，故乡一直是在丢失的胎衣和灵魂的甘露，故乡也是离乡者一再收集的暗淡光束与现实生活中的泪珠。现在，我正在一点点地体验，就像那册若有若无的家谱，它藏在一位逝者生前家中的某个角落，也可能原本就子虚乌有。
从林哥死了！七天前，另一个外乡人也死了，两人在同一个地方！听到这个消息，我脑袋轰隆作响，一股寒意旋即袭身。此前一个月，我还在老家，和从林等堂兄弟们一起吃饭喝酒，眨眼之间，他却转身没了。
在民间传统中，七天的“七”，是颇有些意味的，诸如“头七”“七灾”“空七”“冲七”“烧七”“犯七”等，其中包含甚至充斥的，尽是死亡和惊悚。
真正能够震撼与打倒人的，从来只有自己人和来自身边的某种事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早年当过三年兵，复员后娶妻生子，日子再难过，即便孩子大人破衣烂衫，也绝不会出去打工挣钱、做小买卖，甚至以退伍军人身份到各级政府要抚恤过日子。他母亲还在世时，他经常去蹭饭，其母过世，新农村建设，他承担了全村的垃圾清理运输。这才不过三四年时间，谁知道，却在初冬的一个早晨，由于三轮车失控，撞在墙壁上。他肋骨折断之后，插入肺中，到医院抢救无果，刚回到村子，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在我们村几百年的历史上，也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堂哥死于车祸。
当代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机器和各种智能工具逐渐代替并且垄断了人的本能和技能，机车便是其中最典型的。工具助人，再返回来限制人和削弱人，甚至对人进行某种意义的“反动”与“无形切割”，这是必然的事情，也将是人类面对的又一个强大的课题。
因为从林哥及那位外乡人在我们村外的死，我心情灰暗，一整天都在被一种黏稠而腐朽的气息所笼罩，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忽然想起，前几年，一个堂哥曾无意中对我说，我们这一脉杨姓人家的族谱，就在从林哥手中。
从林哥也姓杨，两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
中国的家族，向来是先整体而后逐渐分散开来的。其中除了姓氏，同在一方地域生存繁衍之外，还有一根看不见的血线，将彼此相连。尽管，因为战乱、灾祸等原因，有一部分人会远走他乡，有一部分人坚守原地，或者再从外地迁徙回来。时间于万物的作用，显然是巨大且又幽邃无比的，它在不断地稀释和收集生死。
血缘变淡之后，即便曾经的同胞兄弟姐妹，人和人之间不仅也会陌生、疏远起来，而且会时常因为某些资源和利益，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相互攻讦、伤害，进而滋生出诸多的怨气和仇恨，以至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者有之，老死不相往来、背后捉弄与作践、戕害的也不在少数。
这是人间奇观之一，也是人性幽暗与人心不定的根本所在。
二、血缘意义上的合作与开枝散叶
前些年，我曾找到从林哥，拐弯抹角地说起家谱。他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嘴角间或有口水流出来。可无论我怎么说，他都说，没见到，不知道。我無奈。也想不通，一个家谱，应当为族人共享才是，自己留着毫无用处，只能在时间中越来越陈旧。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多挣钱，最好暴富，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在别人前头，最好是方圆几十里内独一家。
幼时，常听爷爷说，我们这脉杨姓人家，包括沙河西部丘陵及太行山区的诸多村落里的人们，是明朝年间逐渐从山西洪洞一带迁徙而来的。爷爷还说，在我们与山西左权县分界的摩天岭上，长有一棵大槐树，一边遮蔽了大半个河北，一边笼罩山西，因此，我们都自称为“大槐树下的人”;民间还有身体行为用来佐证说：“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
关于这一段历史，《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等记载，明朝年间移民的目的，一是充实北平及其周边，二是朱棣将江浙一带的部分富商迁徙至京都，三是将山西长治、榆中一带的人充斥到河北北部、中部和南部及北京等地。其中有流民、犯官、殷实人家与富家商贾以及赤贫之民等。其中，以赤贫之民人数为最多。
2012年2月16日河北新闻网的一则《沙河一退休教师修家谱印证明朝移民史》报道说，沙河退休教师任广民所持家谱有“吾任氏住山西洪洞，自大明永乐年间（1403—1424）奉诏迁内地古温州河（沙河）南岸下解。而此处民稀地荒，平野之间无非蓬蒿萋萋、荆棘森森、一望漫漫、寒烟而已。吾始祖讳泰身居此村，房屋尽坏，存身危难，唯营穴而居。于是开荒野以种五谷，辟荆棘艺植良木。数年之间，衣食继日，良木胜用。经营房屋以居身，造书舍以聘士儒。设教子孙，讲明人伦”之记载，与今人冀彤军在明、清《沙河县志》基础上修撰而成的《沙河市志》中“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朝廷多次下诏从山西向直隶等地迁民，有不少人从山西中南部的榆次、平定、太谷、洪洞、沁州、潞安、辽州等地迁至沙河县。永乐以后，仍有迁入者。据不完全统计，沙河县有近一半的村庄由迁民所建”的记述吻合。
从任广民家谱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脉任氏家族，是“奉诏”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而沙河以西，由渡口镇以西的太行山区地带的民众，多由明朝永乐年间的流民和赤贫之民组成。其中，渡口镇王瑙村的先祖明确为明时押送皇纲途中遭到土匪哄抢，无法交差，便带着一干兵众和家人落草于此，筑城堡为防兵寇，俨然一座军事设施，至今为当地一大奇观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
除此之外的村子，大抵是贫民和流民所建造的。一如我们村子。爷爷说，我们这一脉杨家的先祖，起初只有弟兄三人，从山西洪洞，一路流徙。翻过摩天岭，亡命向东，至今武安市和沙河市交界的西部山区，见此地太阳充足，草木葳蕤，土质和整体环境尚好——古老的中国，土地肯定是人们选择建村立宅、以为百年大计的首选。这兄弟三人，便在尚无他人居住的一道山坳里伐木为棚，采石建屋，尔后又不断地在河沟边、平坦处开垦田地。如此数年之后，从前狐狸和黄鼠狼、蝎子、蚰蜒、野兔、野鸡横行的野地，便被一缕缕人间烟火所笼罩和替代。
如我们村。
“大爷爷名讳杨天啸，二爷爷杨怀玉，三爷爷……”这是爷爷告诉我的，而三祖爷爷的名讳，爷爷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躺在他的身边，脑子里一直映现着这样一幅模糊的景象：三个男人，或许还有一到两个女人，也或许带着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女孩。衣衫褴褛的他们，先是在黄土弥漫的道路上蓬头垢面、步履蹒跚。男人们胡子拉碴，目光坚定而又充满了悲伤与迷茫，女人和孩子们则皮包骨头，拄着拐杖还在不断打摆子。一阵风刮过来，他们当中没人背身躲避，甚至张开嘴巴，希望那些细腻的灰尘能够尽入口中，用以充饥。这种悲惨的遭遇，在王朝历史上屡屡出现。农耕时代的人，衣食不仅是维持生命、保持尊严的保障，且还是许多人毕生为之辛苦的唯一目标。 斯时，可能是夏天，蹒跚到摩天岭脚下，即今山西左权县拐儿镇大南庄村和水泉村，饥饿使得他们感到绝望，人生的一切都变得惨淡。山上有草，尽管已经被很多人挖过了，草根也变得稀缺，树皮亦然。可山上总是可以找到能抵抗饥饿的吃食，如观音土，别人啃剩下的榆树皮、洋槐树叶子等。这一夜，天幕浩荡，群星毕集，与之相对的人间，却是如此的荒寒与悲凉。第二天继续行路。他们此行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土地不需要太多，能够安身立命、繁衍生存就行了。行至河北沙河市西部山顶，放眼望去，山川苍茫无尽，向东逶迤。斯时，这里已经有人落户，也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家。弟兄三个商议了一番，便在另一处山坳寻到了一块地方，作为自己的新家。
但在荒野建村，并不像加入某个村子那么简便，不仅要满足现实的要求，还得为子孙后代考虑。我们村所在的地方，为一小山坳，向上有几处平坦之地，至顶部，有一断崖朝北的方向，靠村子处，则为陡坡，一直向下，直通村庄。两边都有山岭，其中还有两个更小的山岭，下面是河沟，水流不断，对面是从后山绵延奔纵而来的小山包，其低处，土质松软且肥厚，自然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别说三家人，再有百十来人家也可以满足。
创业总是艰难，好在周边有比他们更早来这里扎根的人家，借个家具之类的也比较容易。天长日久，相互间也熟悉了起来，起房盖屋时候，也都相互帮忙。互助是人类在生存路上最符合人性的法则，也是人之所以群居的优势所在。如此几年后，村庄成形，并与周边同类的村庄形成了相互依傍的关系。
儿女大了，婚配开始，由此开始新一轮繁衍。再后来，老人老了、死了，找了一块地方作为坟地，一代代的人生下来，又一个个死去。天长日久，村庄与坟茔遥遥相望、互不干涉，但又血肉相连、魂魄相牵。每年的春節、元宵节、中秋节、十月初一，活着的人在地面的村庄享受各种吃食，以及吃得饱穿得暖带来的快乐，死去的人也会收到子孙后代为他们烧去的纸钱、衣服和酒水干果等。
这也是一种合作，或者说“血缘上的合作”。人之所以不断繁衍，其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留个后”，这是中国人的共识，也是数千年来，人类之所以绵延不绝，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且能够感染其他习俗人们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文化，人才是最根本的载体。与之相对的则是，人群的矛盾。在一起久了，肯定会有矛盾，而农民之间最根本的矛盾，无非是土地以及村庄资源的分配，不公源于权力的专享，资源的匮乏也一再激发人们将之据为己有的野心和雄心。
任何一个村庄都是一个严丝合缝的社会，完整且充满了各种性质和功能。尤其是当血缘越来越淡，最初的三个亲兄弟的子嗣，再过五代之后，原来一个蔓子上的瓜，也开始形态各异、各怀心态。由此带来的矛盾和斗争无时无刻地发生。
三、人性的首要法则
其他村子的情况也大致如是。
数十年间，这一片山地，逐渐形成了杨姓的安子沟、刘姓的西沟、张姓的砾岩、曹姓的杏树洼与砾岩坪、付姓的罗圈、郭姓的南垴、白姓的和尚沟等自然村。由此向东，一路下坡，村庄也逐渐增多。再后来，十里外的蝉房村设立了乡政府、学校、银行等行政部门和社会设施。
血缘之外，人和人的联结，大抵是通过婚配方式而形成的，这是血缘之外最有效也最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的“策略”。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人口的增长，也使得自己在某个地域性的社会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
“存在”“存在感”是经世通用的形而上的词汇，民间很多人虽然不懂，但每天都在进行。无论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和姿态，其目的都是要在一方人群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获得相应的尊严，并且以此拥有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物质、精神保障。
每年冬天，是婚配嫁娶最多的时节。这可能与冬季寒冷，吃食不容易腐坏，人们也相对比较闲散有关。通常，一家人的儿子长到十八岁（新中国成立前大都是十二三岁），倘若上学成绩不行，考大学、进政府部门无望，其父母便开始为他物色媳妇。一番盘算，再对周边的各个村庄的适龄女子“检索”一遍，自以为合适的，便请人去“探口”，意思是先以玩笑或者闲聊的方式，打探一下女方父母对自己家境和儿子的看法，以及对人家女儿要找怎样的婆家、进一步发展等方面持什么样的意见和态度。觉得差不多，则请熟人或者媒人去提亲，觉得实在没有希望的，趁早改弦更张。
这件事情，成功、失败都难以预料，有的一次就成了，有的三五次不见效果。实在不行了，只好再找另外一家的适龄闺女。就此，南太行乡间有句俗话说：“谁门上的钟不让敲呢？”意思是，只要你家有大闺女，还没婆家，谁去提亲都是正当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阶级性可能是先天性的。在乡村，尤其讲究门当户对。一个家徒四壁的人家，要想娶乡长的女儿，或者把自己的女儿嫁入乡长家，除非这孩子有“成大事”的明确前途，也或许，这女子长成了本乡间百年不遇的大美人。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出现穷小子逆袭或穷闺女上位的奇迹的。
“功利”和“功利性的考量”是人群间最为普遍的规则，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跳入火坑，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或“泼天富贵”毫无条件地与他人进行分享。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性原则，如卢梭所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对自己的关怀”。乡人们深谙此理，自认不如的人家绝对不会去招惹自己“够不到”的人家。“高高在上”的家庭也绝不会主动把绣球抛给那些本来就想“借势上位”“一步登天”的人家。如此一套规则，一旦认真地分析起来，也“细思极恐”。
举例：1.1992年，一失去父母的小伙子，独资经营其父留下的代销店，说话办事、算账买卖精通而又得当，一时为乡人所喜欢。后被做教师的一家看中，招为女婿。翌年，小伙子欲再接再厉，赚更多的钱。殊不料，却亏本。再弥补，又失算，终欠银行十多万元。再一年，教师家提出退婚，并火速办理。小伙子从之。2.某女，其父母皆为商品粮人家，扬言非同类者不要登门提亲。不久，有与之条件同等者上门。不久，婚成。一年后，此女负气回到娘家，逾半年未归。其夫和夫家人等无一人来叫。随后男方提出离婚，理由是，此女在婆家骄横无礼，凡事不知谦让，夫家不可忍。3.某男女，婚成三年，有子一个。某春天，日上三竿还不见其夫妻出门，爹娘疑之，叩门无人应，拆而进入，见二人已暴毙，饮农药故。原因简单至极，两人因为欠的彩礼钱生闷气，相互骂了几句，皆怒，而后赌气比着喝农药一死了之。4.某男娶一女，时常家暴之，女返回娘家。夫提刀至丈母娘家，挥舞曰，你女不和我过日子，必杀汝全家！丈母娘家惧之，迅速将闺女送回婆家。翌日一大早，公婆破嗓号啕，声震四野。警车呼啸而至。人才知，其女趁夫熟睡，持菜刀砍其脖颈。一死一无期。5.也是某年春，撒谷点种之时节，人皆入田。斯时，春阳热烈，催人流汗。忽有人大喊说，山顶起火乎？众人望，只见一人，在火焰中婉转扭曲，状极惨烈。事后得知，乃某新婚村妇也，其不从父母之命，但父母强令之嫁。婚后两个月，自焚于山冈。 婚姻的本初目的只有一个，即繁衍生存，壮大家族，但在社会现实中，其衍生的种种故事、事件、结果等，却令人意想不到。本文起初说到的从林哥，不仅他本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其儿子也很有意思。当兵回来后，经人介绍，娶三十里外一美貌女为妻。婚后才发现，女为精神病。几经努力，才又离掉，又找了一个。关于从林哥的精神病儿媳，我也见过两三次。有一次，我陪母亲去地里收庄稼，从他家门口路过，只见一明眸皓齿的女子，对我和我母亲说话，而且言辞清楚，看不出任何问题。后来人才说，此女时而清醒时而犯病，反复无常，从林哥一家也多方寻医问药，但均无良方。绝望之余，为香火计，只能离婚再娶。
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人的仁慈和善良都会变得非常有限度。这不是谴责什么，本性的东西，始终在强大地控制着每一个人。再例：1.邻村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人过四十。其夫为煤矿工人，忽一日，在井下被石头砸中，其腰、腿皆留下残疾。在此之前，村人流传，其妻与邻村某一人私通。 再一年后农历五月某日，麦收时节，其夫去为丈母娘收麦子，当晚，吃饭后即哀号不已，声震全村，但无人前来打问。凌晨时分，农药味道仍弥漫不散。至中午，其妻并其子女前来收殓之后，即刻下葬。2.某日下午，吵闹声起，细听，乃一少妇与一寡居老男之间相互攻讦。脏言污语，不忍卒听。事后，人云，此二人早有私情。女夫常年在外，回来后有风言风语刮进耳朵之后，质问其妻。其妻当场发飙，并将传言之“男主角”当场谩骂一通，以证清白。3.某夏一日午夜，月光皎洁。一男坐在马路边上乘凉。对面为一人家。斯时，万籟俱寂，只听该户人家门吱呀而响，只见一白皙裸身，摇着两只乳房从正屋奔出，又进侧房。许久，方原样返回。此男乃其邻居，知今晚一外村开车以玉米换面者客宿其家。
谋利而以色，谋命背后，也深藏着人性之巨恶。色色或者色财交易之后，双方为的都是维护其核心利益。婚姻和性，在乡村的过去和现在是复杂而又多彩的。通过婚姻而编织形成的关系一方面构成了家族式的利益链条，另一方面，在婚姻之外也有着一个无形的人和人的联结方式。这种方式的长期存在，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乡村的活力与乡村社会的可持续性，但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微妙与复杂。在以婚姻为主要形式的利益群体形成与分化的同时，婚姻，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复杂多变（如民谚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家贼难防”“世上最好的是老婆汉子，最坏的也是老婆汉子”“再好的女婿和儿媳，也都是‘外人’”等），也使得这种关系既充满了现实生活及其所有意义上的“延展”与“笼络”的扩张性，也暗藏着诸多司空见惯与匪夷所思的不确定性。
四、人心从来都是有变化的
南太行乡村人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便是自家兄弟姐妹打闹得不可开交，分别“见了红”“留下疤痕”，相互间几十年不来往，可一旦无血缘关系的人与其中一人有过，这些“内部敌人”会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也是村人所说的“砸断骨头连着筋”，血缘的力量于此得到充分体现。
举例：1.近村亲弟兄三个，因为房基地和分财产，而打成了一锅粥。三方身体上互有损伤。忽一日，某人要在其中一家的田地上修房建屋，昔日见面就破口大骂的亲兄弟三个及其婆娘齐上阵，去和另外一家大吵大闹。更甚者，在家族争斗中被薅掉一大把头发的大儿媳妇一声号啕，两条瘦腿如受伤的狗，三步两步至房基地，直接坐在铲车之下，捍卫其兄弟权益。另外一家只好暂时作罢。2.一夫妇一生养了五个儿子，丈夫去世后，母亲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先去投靠老大，老大推给老二，老二又推给老三，老三照葫芦画瓢，给老四，老四亦然。其母绝望，只好一人至市区，以捡垃圾为生。3.一男，嗜酒如命。去世之后，多人劝请其父近前一看（南太行规矩），其父俨然拒绝。4.一男，兄弟四五人，对其母孝顺，然其妻却阻止，每见，必高骂其婆婆为他们创造的财产少了，也给他们少了。其丈夫有孝顺婆婆的行为，回家即破口大骂，甚至闹离婚。其夫只能忍气吞声，趁其妻不注意，去看望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5.一老妪，夜半至另一户人家墙后偷听人家兄弟们议事，不小心被出来解手的一人看到，佯装不知，用棍子打了她几下。此老妪连夜至二十里外的三闺女家，又到二十里外的独生儿子家，黎明时分，又躺在自家炕上，等待派出所来处理。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与“存在就是合理的”异曲同工。人类在很多时候的经验和认知太过雷同。只不过表述的方式有所区别或者大同小异罢了。从上面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出，人性的幽邃与复杂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普及性的，而是各有其角度、意味与深度。就拿从林哥来说，他肯定不是一个完人，但是一个实在人。
我小时，有一年天旱，村里水少水池也少，只能轮着浇水。烈日炎炎，草木焦枯，好不容易要轮到我们家了，从林哥却一下子改了方式，把渠水引向了另一个人家的田里。我母亲找他理论，他也张牙舞爪。我蓦然出现，朝他丢了一块石头，再大吼一声。他惊了一下，看到我，口气立马软了。这并不是翻旧账，而是在证实鲁迅的一句话，即“弱者愤怒了，只能抽刀向更弱者”。这不仅是国民性，也是人性的暗黑点之一。
人心从来都是有变化的，哪怕是父子、兄弟、姐妹，甚至爷孙，“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是有其哲学基础和世俗功效的。一般而言，一母所生的兄弟们，一旦另外成立了家庭，便“谁过谁的日子”了。小时候可以在钱财上你我不分，多了少了无所谓，可兄弟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媳妇孩子之后，“锱铢必较”“毫厘必究”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且常会被夸赞，甚至作为这一方面的典范。我们的南太行乡村如此，想必更多的乡村乃至城市也是如此。由此，我想到，人都是有来处和出处的，可在严酷的现实生活当中，人承认这个共同源流，但不会顾及，甚至形成了种种性质的“竞争”甚至掠夺、伤害等关系。
人类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人这个命题很小，但又无比浩瀚。是个体的，也是整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家谱以及后来的寻找、续写家谱，只能是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一种行为，是想使自己来处更为清晰，也使后代能够记住先祖的名讳。而一代代的人，一方面遵从古老的生存法则，另一方面，又在时间中被不同的时代赋予不同的色彩与生存背景。 五、嬗变的文化和信仰
柴火熊熊，烧着焦黑色的锅底。家里点了很多支蜡烛，桌台上、炕边、灶火上方、水瓮边、粮食瓮旁等，分别供奉天帝、灶王、先祖、水神、谷神等。夜幕下降，昔日漆黑的村庄一下子亮堂起来了，家家户户如此，以至于看起来有些辉煌，喜庆的气息从泥土和人的脸上升起并且弥漫。母亲掀开锅盖，雪白的馒头被团团白汽缠绕。拿出几个，用瓷碗盛了之后，再放上一双干净筷子。母亲带着我，先给天帝敬香上供，再给祖宗、谷神、水神和牲神等神灵上供。她跪下来，恭恭敬敬，每一尊神面前都是三个响头。然后起身，我不失时机地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响彻山谷，回声跌宕悠远，惊动了山里的狐狸、狼群、野兔、野鸡、野猪，它们也满山乱窜，好像在逃难。随后，我随着母亲去村口的土地庙上供。面对那位慈祥的白胡子老人，我一直有一种惊悚感，老觉得他随时都可能站起来，走下供台，到我跟前，或者用拐棍打我，或者和蔼地摸摸我的脑袋。
母亲说，土地爷是管全村人平安的，谁好谁坏他老人家最清楚。大年初一早上，吃了早饭，很多人会去邻村的龙王庙和猴王庙，还有大路边上的山神庙。香火之丰盛，鞭炮之激烈，是那个年代里最热烈的春节。现在想来，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南太行乡村春节，其中，最动人的有几个方面，一是村人不约而同地摈弃了往日的仇隙，哪怕再大的仇恨，也不会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内开战和清算;二是孩子们可以肆意地燃放鞭炮、穿新衣，玩得开心，吃得也好;三是诸多的禁忌，使得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敬畏感，对神、先祖和长辈;四是那种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味道，丝丝入扣，年龄越长，越能觉得到其中的温暖与深意;五是给孩子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将传统的文化和习俗深植到他们的心灵当中。
信仰是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也是精神的基因之一。如佛，虽然外来，但在我们今天的土地和人群中依然占有相当的信仰比例，自有其契合中国人的因素在内。道，这个玄秘的宗教，似乎与萨满有共通之处，“万物有灵”曾经是全人类的信仰。我少年时代，几乎每个村子的村口都建有土地庙，比较险峻一点的山坡也有山神庙。间或还有龙王庙、猴王庙、二郎神庙，甚至狐仙、蛇精等祭祀之地。
作为文化传统的根基，也是先祖赋予并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和续写家谱的民间行为，其本质也是一种文化寻根，试图用文字记载的方式，不断地实现与先祖联通的愿望。记得十多年前，我才三十岁，村里也有老人对我说，没事了，咱们商量一下，续写一下家谱。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反而觉得，时代发展到今天，再去做一些腐朽的事情，实在是与当今的文明文化背景背道而驰。
当下的人，更注重的是自我，自我个性的彰显和确立、自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自我家族和家庭上的富裕和地位尊荣等，对于先祖，自己怎么来的，爷爷和祖爷爷是谁，都不重要了，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时间一晃，我也近五十了。提起这个数字，就觉得心惊，有一种恐惧，令自己沮丧莫名。听闻到从林哥的死，再联想起家谱，忽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沧桑感，以及强烈的寻找家谱、续写家谱的使命感。
这是一个旧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全面瓦解，新的文化信仰尚未建立的年代。
以我们南太行乡村为例，如我一般年龄的人，多数已经买房入城了，更小的，压根儿就不在乡村待，哪怕在城里打工、做小本生意、寄居在某些工厂或者公司里。以至于婚配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彩礼钱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千元到三万元上升为十万元到十五万元不等;其二，男方家不仅要在本村拥有一套三间以上的房屋，还要在城市内有八十平方米以上的一套商品房;其三，结婚所用费用出自男方，包括女方家长送的礼品;其四，21世纪初除家电之外，还需要有一辆摩托车，现在则为必须购置一台十万元以上的轿车。
用“撕裂”这个词大抵是准确的，即乡村人群一方面不舍故土，另一方面又极端地渴望进城。在進城与乡土之间，为的是日子好的时候，能够像城里人那样去过现代性较强的生活，倘若遇到不顺，或者经济条件差的情况，便退回到农村来。索要彩礼钱的层层加码或者说自觉地“与时俱进”，凸显的是，新一代乡村人已经舍弃了基本的“孝道”，不管父母能否承受，也不管自己婚后如何拮据，“为己”和“利己”占据主导地位，背离了婚姻之中应当包含的“体恤”父母的应有之意。对现代交通工具和居住条件的苛刻要求，从本质上反映了乡民渴望城市而又惧怕在城市遭受歧视的矛盾心理。当然，也有对“面子”“攀比”心理的个人性强调与维护，也使得传统文化乃至精神信仰，在乡村进一步崩溃，新的一套社会规则、婚配程序乃至精神信仰，还没有完全性建立起来。
六、离乡者的尴尬与隐疼
远想近看，恰好是离乡者观察故乡的最好方式。远可以理性，还有对比性;近是一种浸染式的融入，可以从中获取最直接的现场及其经验。如对村里人事，我在乡村的时候，目睹和感觉的是他们无所不及的恶，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宽恕。爷爷奶奶膝下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姑妈外嫁。在以人口为主要“势力”形式的乡村，人口多寡，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以及在村子里的尊严。母亲个性又十分要强，明知争不过，也要去说，也要奋力争。
如此几十年来，争也没争到手，反而惹了一堆事，常常受人欺辱。
欺辱我们这样弱者的人，也是弱者。弱者的另一个本事，便是会利用强者，去欺辱损害了他们利益的弱者。整个村庄也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利益链条。一般而言，家里有人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家盘踞顶端，再就是挣了一些钱的，有公职的（如教师、企事业单位职员）等，接下来是村委会主任、会计，再下来，即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游手好闲者，此外才是老实本分的村民。
刚离开家乡的时候，总想着如何报复，有朝一日，把自己和母亲受到的欺辱也让他们尝尝。可在外面目睹了诸多的类似人事之后，才觉得，人和人，在人群中，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无论哪个地域，还是怎样的人群，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想通之后，再回家乡，心态平和了，觉得那些人也很可怜。在一个物质资源匮乏的地区生存，谁不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但要想过好，首先要把有限的资源变成自己的，从而引发了诸多的冲突和矛盾。其实他们也很悲哀，一辈子无法走出那座村庄，不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以及财富的来源，就只能在一小片山野里施展自己所谓的“聪明才智”，这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我们家前面一道沟里，住着另外一家人，男户主也姓杨，只不过，是自小被村里的一个爷爷收养的。小时候，他们的大女儿和我关系很好，经常一起玩。两家大人也不错。可有一天，这家的妇女和我母亲发生冲突。随后的几十年里，这家人深知自己身单力薄，且还是外来者，便改变了策略，依附于村里一个男户主凶神恶煞，凡事不讲理，到处横冲直撞，女主嘴巴利索，且满脑子坏心眼的家庭，凡事去向他们申诉，由其出面。这种借力用力的方法，果真奏效，也从不失手。而我母亲，却从来不懂得这些花花招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很多事情明明自己占上风，最终因为不会说话，而功败垂成，自己受委屈，还没处说。我一再给母亲说，无论在哪里生活，和人打交道，都需要方式方法的，直率虽然一再被称为美德，可在现实当中，却无法很好地保护自己，也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
大致是2012年，我再一次回家，却听说，上述的那家男户主去世了。他在给人盖房子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一会儿就没了。我叹息。这个人，我叫叔叔，也是我们南太行乡村最早信仰基督教的人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阴毒的人。我小的时候，某日天刚擦黑，一个人哭着去后沟找父母亲，他在水井边遇到我，两只手掌夹着我的两个耳朵，把我吊在冒着冷气的水井上方，作势欲丢。正在此时，父亲背着东西恰好走到了这里，喊了一声，他才转身把我放在地上。
再后来，他给我的印象总是笑眯眯的，冬天袖着手，夏天穿着一件黑黑的T恤，走路的时候两只脚很飘。多年以来，我们家几乎和他们家没有什么交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觉得悲伤，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才六十岁，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一个人，在世上怎么如此之快？2019年春节回家，又听说，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也死了，癌症，前几个月我出差北京顺道回家看望母亲，还看到她在路上走，还叫了她婶子。几个月后，她也跟着她的丈夫走进了泥土，成了往世之人。
2017年，因为一片房基地，我的一个堂弟纠集了几个地痞流氓，把我弟弟打了一顿之后，还丢在下面的一块地里。次年，这位堂弟突然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听母亲和弟弟说起来，我没有笑，反而觉得人的可怜和可悲，也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一直存在的“规则”，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
因为父母、兄弟等人，我虽然出了乡村，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一方面使得我觉得拥有父母和亲人的精神性的安慰，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始终与生养自己的地方保持着鲜活的血肉和心灵联系。我以为，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人在世上，唯一能够安慰和鼓舞人的还是人，除此之外，目前尚无他法。
每一次回乡，都会听到和看到一些蹊跷的消息，先前活生生的人，忽然就作古了;先前还在一起扯闲话的人，转眼就成了亡者。而生者之间进行的，依旧是千百年以来贯穿于人群之中“互助”和“互害”的游戲，哪怕是学成归来的大学生，身在庙堂的佼佼者，也没能逃脱，有很多反而利用各种关系，参与到乡民之间的各种“游戏”中来。如，某村后山皆为硅石，在几个同行者撺掇下，一位有着较好社会资源者便暗中支持，以期将整座山挖掉，变为现钱。幸亏了村里几位年长者，以破坏村庄风水，将会失去全村人饮水来源为由，做坚决的抵抗，方才保住。
在时间中，万物和人皆为过客。这些年来，每次回到我们的南太行乡村，我都要四处转转，武安和邢台县一带的山区已经转换成了各个旅游景点，唯独沙河这一带，仍旧沉静荒芜。
夏天，我们家后面的板栗树绿叶葱茏，鸟鸣新鲜，阳光毒烈地烤着地面上的泥土、昆虫和草木，知了趴在黝黑的树干上二十四小时鸣叫。夜里，偶尔会打雷下雨，感觉雷声就在房顶一样，令人惊悚。冬天，草木枯槁，坐在向阳的山坡上，大地嶙峋而焦黑，村庄在陈旧和崭新的房屋中错落不堪。晴天悠悠，山川静默。村庄之外，坟茔多而明显。只有下了很大的雪，一切才会单调而平等。这令人沉重，也忽然很“哲学”。人以及所谓的人生诸事，其实不过是生死之间的那些琐碎、虚妄，片刻的欢愉，无由的磨难与“向死而生”罢了。
2019年，当我再次回去，从林哥是再也看不到了，说不定还有其他熟悉的人。
只是，故乡还在，南太行乡村还在，物永远比人长久。这种心境，像极了《古诗十九首》中的《去者日以疏》：“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对于离乡者而言，故乡一直是在丢失的胎衣和灵魂的甘露，故乡也是离乡者一再收集的暗淡光束与现实生活中的泪珠。现在，我正在一点点地体验，就像那册若有若无的家谱，它藏在一位逝者生前家中的某个角落，也可能原本就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