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保罗·高更出生时，他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已经去世四年，因此，高更和外祖母并没有见过面。可是后人谈到高更时，却总是要谈到他这位赫赫有名的外祖母。
　　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浪漫的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她理想的天堂里，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教会、警察和军队，所有的教育机会大家共享，人人丰衣足食、男女权利平等，世界一片大同。
　　“我外祖母是个奇特的人。”高更曾回忆说，“我能确定的一件事是，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非常漂亮而高贵的女士……她将所有的家产花费在追求劳工福利和不断的旅行上。”
　　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美貌，遗传给了她的女儿，即高更的母亲阿琳·高更。1848年6月7日，阿琳最亲爱的儿子、未来的印象派绘画大师保罗·高更出生。


　　“在1848年的革命事件后，我父亲是否预料到1852年将有政变？他带着一家人出发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准备在那里办报。”保罗·高更后来曾回忆自己的父亲，“……他不幸碰到一位可怕的船长，使早已严重的心脏病更加恶化。他正要在麦哲伦海峡的法明港上岸时，却在小艇中病倒了，死于动脉瘤破裂。”
　　母亲带着高更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来到秘鲁。从1849年到1854年秋天，高更在秘鲁度过自己的童年。“我有很多惊人的视觉记忆。”高更说，“我记得这段时光。我还看见那个黑人小女孩，带着我们祈祷时跪用的小毛毯去教堂……我九岁在奥尔良时突发奇想，用一根扁担挑着手帕包的沙包，离家出走逃到邦迪森林去了。这个画面一直诱惑着我——旅行者肩担着行李。画作的威力真大！”


　　1854年秋天，阿琳·高更带着六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回到法国，1861年搬到巴黎定居。1865年，十七岁的高更成为巴黎一所商业海军学校的注册驾驶见习生，并开始不断地出勤航海。他的足迹到达过南美洲、地中海和北欧等地。
　　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却正离自己的母亲越来越远。1871年，阿琳·高更去世，在遗嘱中仍对高更放心不下，叮嘱他“要开始发展事业。因为他如此不受亲友喜欢，最后会落得孤寂以终”。
　　母亲显然对自己兒子的性格与命运十分了然。高更后来的经历也正好印证了母亲的预言与担忧。


　　接下来，该说说高更的绘画和漫游了。
　　188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比利时卢森堡省古老的小城大永布，凡·高和高更这两个未来绘画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巨人”，在克利希广场一家名叫查莱的餐厅相识了。当时凡·高刚刚举办了一个画展，但他根本不让高更祝贺他画展成功，而是用力握着高更的手说：“不，兄弟，是我应该祝贺你。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你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上画的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简直不是用笔画出来的！那些画既是艺术品，同时也是魔鬼啊！”


　　一年之后，凡·高预言：绘画的真正革命不会发生在优雅的欧洲，不会发生在那些貌似温文尔雅实则精神颓废的沙龙画家身上。而是在远方，在热带地区。这些地方所具有的原始力量，神秘、野性、纯真和创造的活力，自由的精神和隐藏在丛林深处的文明，才是调和画布上的色彩的活水，才是激发绘画革命与创新的灵感与激情。
　　高更用自己的绘画证明了凡·高的预言。这些不朽的作品，就是他后来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创作的《神秘的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幽灵在观看》《乌鸦》等等。


　　高更每天都在创作。画各式各样的草图。塔希提的每一样景物，都是色调明快而浓艳的，使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森林和海洋的空气给所有人以强壮的肺叶、宽阔的肩膀和有力的双腿。海滩上的卵石和天上的太阳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男人和女人都那么单纯、那么美，没有陌生和神秘感。女人有雄浑和阳刚的一面，男人身上也不乏妩媚的气质。这一切都让高更陶醉。
　　以前在巴黎作画，他总是左顾右盼、举棋不定、苦不堪言。现在却简单多了，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不必多加思索，只要往画布上涂一块红一块蓝就可以了。而在溪流中，有整块整块的金黄色流光。


　　在这里，欧罗巴的一切陈规陋习和矫揉造作，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文明渐渐地从他身上消退，安宁和朴素降临在他心中。他的思想也随之变得单纯了。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自由的和充满活力的“野人”。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动物性的一面。他的胸中燃烧着创作的火焰。
　　他喜欢在塔希提的山谷间探险和漫游，目的是要追寻具有音乐性的色彩和他心中的原始女性的形象。
　　在塔希提，高更像一个孤独的漫游者，终于回到了自己前世回忆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