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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保罗·高更出生时,他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已经去世四年,因此,高更和外祖母并没有见过面。可是后人谈到高更时,却总是要谈到他这位赫赫有名的外祖母。
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浪漫的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她理想的天堂里,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教会、警察和军队,所有的教育机会大家共享,人人丰衣足食、男女权利平等,世界一片大同。
“我外祖母是个奇特的人。”高更曾回忆说,“我能确定的一件事是,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非常漂亮而高贵的女士……她将所有的家产花费在追求劳工福利和不断的旅行上。”
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美貌,遗传给了她的女儿,即高更的母亲阿琳·高更。1848年6月7日,阿琳最亲爱的儿子、未来的印象派绘画大师保罗·高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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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的革命事件后,我父亲是否预料到1852年将有政变?他带着一家人出发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准备在那里办报。”保罗·高更后来曾回忆自己的父亲,“……他不幸碰到一位可怕的船长,使早已严重的心脏病更加恶化。他正要在麦哲伦海峡的法明港上岸时,却在小艇中病倒了,死于动脉瘤破裂。”
母亲带着高更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来到秘鲁。从1849年到1854年秋天,高更在秘鲁度过自己的童年。“我有很多惊人的视觉记忆。”高更说,“我记得这段时光。我还看见那个黑人小女孩,带着我们祈祷时跪用的小毛毯去教堂……我九岁在奥尔良时突发奇想,用一根扁担挑着手帕包的沙包,离家出走逃到邦迪森林去了。这个画面一直诱惑着我——旅行者肩担着行李。画作的威力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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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秋天,阿琳·高更带着六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回到法国,1861年搬到巴黎定居。1865年,十七岁的高更成为巴黎一所商业海军学校的注册驾驶见习生,并开始不断地出勤航海。他的足迹到达过南美洲、地中海和北欧等地。
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却正离自己的母亲越来越远。1871年,阿琳·高更去世,在遗嘱中仍对高更放心不下,叮嘱他“要开始发展事业。因为他如此不受亲友喜欢,最后会落得孤寂以终”。
母亲显然对自己兒子的性格与命运十分了然。高更后来的经历也正好印证了母亲的预言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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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该说说高更的绘画和漫游了。
188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比利时卢森堡省古老的小城大永布,凡·高和高更这两个未来绘画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巨人”,在克利希广场一家名叫查莱的餐厅相识了。当时凡·高刚刚举办了一个画展,但他根本不让高更祝贺他画展成功,而是用力握着高更的手说:“不,兄弟,是我应该祝贺你。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你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上画的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简直不是用笔画出来的!那些画既是艺术品,同时也是魔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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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凡·高预言:绘画的真正革命不会发生在优雅的欧洲,不会发生在那些貌似温文尔雅实则精神颓废的沙龙画家身上。而是在远方,在热带地区。这些地方所具有的原始力量,神秘、野性、纯真和创造的活力,自由的精神和隐藏在丛林深处的文明,才是调和画布上的色彩的活水,才是激发绘画革命与创新的灵感与激情。
高更用自己的绘画证明了凡·高的预言。这些不朽的作品,就是他后来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创作的《神秘的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幽灵在观看》《乌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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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每天都在创作。画各式各样的草图。塔希提的每一样景物,都是色调明快而浓艳的,使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森林和海洋的空气给所有人以强壮的肺叶、宽阔的肩膀和有力的双腿。海滩上的卵石和天上的太阳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男人和女人都那么单纯、那么美,没有陌生和神秘感。女人有雄浑和阳刚的一面,男人身上也不乏妩媚的气质。这一切都让高更陶醉。
以前在巴黎作画,他总是左顾右盼、举棋不定、苦不堪言。现在却简单多了,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不必多加思索,只要往画布上涂一块红一块蓝就可以了。而在溪流中,有整块整块的金黄色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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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欧罗巴的一切陈规陋习和矫揉造作,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文明渐渐地从他身上消退,安宁和朴素降临在他心中。他的思想也随之变得单纯了。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自由的和充满活力的“野人”。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动物性的一面。他的胸中燃烧着创作的火焰。
他喜欢在塔希提的山谷间探险和漫游,目的是要追寻具有音乐性的色彩和他心中的原始女性的形象。
在塔希提,高更像一个孤独的漫游者,终于回到了自己前世回忆里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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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浪漫的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她理想的天堂里,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教会、警察和军队,所有的教育机会大家共享,人人丰衣足食、男女权利平等,世界一片大同。
“我外祖母是个奇特的人。”高更曾回忆说,“我能确定的一件事是,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非常漂亮而高贵的女士……她将所有的家产花费在追求劳工福利和不断的旅行上。”
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美貌,遗传给了她的女儿,即高更的母亲阿琳·高更。1848年6月7日,阿琳最亲爱的儿子、未来的印象派绘画大师保罗·高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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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的革命事件后,我父亲是否预料到1852年将有政变?他带着一家人出发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准备在那里办报。”保罗·高更后来曾回忆自己的父亲,“……他不幸碰到一位可怕的船长,使早已严重的心脏病更加恶化。他正要在麦哲伦海峡的法明港上岸时,却在小艇中病倒了,死于动脉瘤破裂。”
母亲带着高更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来到秘鲁。从1849年到1854年秋天,高更在秘鲁度过自己的童年。“我有很多惊人的视觉记忆。”高更说,“我记得这段时光。我还看见那个黑人小女孩,带着我们祈祷时跪用的小毛毯去教堂……我九岁在奥尔良时突发奇想,用一根扁担挑着手帕包的沙包,离家出走逃到邦迪森林去了。这个画面一直诱惑着我——旅行者肩担着行李。画作的威力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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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秋天,阿琳·高更带着六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回到法国,1861年搬到巴黎定居。1865年,十七岁的高更成为巴黎一所商业海军学校的注册驾驶见习生,并开始不断地出勤航海。他的足迹到达过南美洲、地中海和北欧等地。
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却正离自己的母亲越来越远。1871年,阿琳·高更去世,在遗嘱中仍对高更放心不下,叮嘱他“要开始发展事业。因为他如此不受亲友喜欢,最后会落得孤寂以终”。
母亲显然对自己兒子的性格与命运十分了然。高更后来的经历也正好印证了母亲的预言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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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该说说高更的绘画和漫游了。
188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比利时卢森堡省古老的小城大永布,凡·高和高更这两个未来绘画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巨人”,在克利希广场一家名叫查莱的餐厅相识了。当时凡·高刚刚举办了一个画展,但他根本不让高更祝贺他画展成功,而是用力握着高更的手说:“不,兄弟,是我应该祝贺你。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你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上画的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简直不是用笔画出来的!那些画既是艺术品,同时也是魔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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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凡·高预言:绘画的真正革命不会发生在优雅的欧洲,不会发生在那些貌似温文尔雅实则精神颓废的沙龙画家身上。而是在远方,在热带地区。这些地方所具有的原始力量,神秘、野性、纯真和创造的活力,自由的精神和隐藏在丛林深处的文明,才是调和画布上的色彩的活水,才是激发绘画革命与创新的灵感与激情。
高更用自己的绘画证明了凡·高的预言。这些不朽的作品,就是他后来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创作的《神秘的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幽灵在观看》《乌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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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每天都在创作。画各式各样的草图。塔希提的每一样景物,都是色调明快而浓艳的,使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森林和海洋的空气给所有人以强壮的肺叶、宽阔的肩膀和有力的双腿。海滩上的卵石和天上的太阳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男人和女人都那么单纯、那么美,没有陌生和神秘感。女人有雄浑和阳刚的一面,男人身上也不乏妩媚的气质。这一切都让高更陶醉。
以前在巴黎作画,他总是左顾右盼、举棋不定、苦不堪言。现在却简单多了,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不必多加思索,只要往画布上涂一块红一块蓝就可以了。而在溪流中,有整块整块的金黄色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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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欧罗巴的一切陈规陋习和矫揉造作,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文明渐渐地从他身上消退,安宁和朴素降临在他心中。他的思想也随之变得单纯了。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自由的和充满活力的“野人”。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动物性的一面。他的胸中燃烧着创作的火焰。
他喜欢在塔希提的山谷间探险和漫游,目的是要追寻具有音乐性的色彩和他心中的原始女性的形象。
在塔希提,高更像一个孤独的漫游者,终于回到了自己前世回忆里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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