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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36亿人次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于这片土地上辗转腾挪，背井离乡，这个稍显伤感和沉重的话题再度触碰很多人的内心。无论是民工，还是北上广的金领白领，以及自异国而返的海归客。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我们都在背井离乡，都在或欢喜或无奈地做着异乡客。
被冲淡的乡愁
“我不爱读乡土文学，也不爱任何一本夸大了乡愁和寻根中国人情愫的小说，他们一古脑儿挖人参一样的‘寻根’热忱甚至让我感到困惑。我可以理解人们对出生地的依恋和对孩提时代天真烂漫童年的眷恋，那非常重要，但你从青年时代开始、在那里生活得最久的那个城市一样重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在故乡谋职？”
“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很多人去了北上广和香港，美国各州的人去了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和纽约，利兹、谢菲尔德和康沃尔以及约克郡等英格兰各地的年轻人一古脑儿去了伦敦。当他们偶尔以厌倦的口吻谈起使他们疲惫的那个主战场时，并不意味着他们觉得已经离开多年并陌生的家乡在他们心目中更为重要。”
这是和一个大学同学在春节聚餐时的谈话。她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一所大学念研究生，回国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再次去了美国，在纽约找了份工作。她说纽约的房租颇高，每个月可支配的余钱并不宽裕，但这个城市让她能保持充沛的活力和对万物的好奇心，像是为日常生活注入富氧感。
“在还没变老前，背井离乡去一个异乡的国际大都市，让我觉得充盈。”她接着说：“没有任何点评别人生活方式的意思，但我想说，和很多小学中学同学聚会时，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变成一个离少年时的理想十万八千里而面目模糊的中年人。故乡可以很早地买房买车安定结婚，但我不需要这种不属于我的‘安全感’和‘踏实’。所以我一定要背井离乡，事实上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如此。”
元代戏曲《汉宫秋》中写：“背井离乡，卧雪眠霜”。在雪霜里睡觉，含着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离开家乡的痛苦意味。然而，在今天，乡愁在很多人心里已经逐渐淡化，只在春节这样符号化的特定时刻里短暂聚拢，但随即散去。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叹故乡回不去时，所谓乡愁，连承载的物理空间也没了踪影。
一场跨国讨论
事实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
2014年1月19日夜，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慕尼黑室内剧院和歌德学院约翰内斯堡分院三地的嘉宾以及观众，在看过三部纪录片后，围绕着 “工作的世界，世界的工作” 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跨国连线讨论。
主持人称，现代人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但工作的对象和条件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具备极高的灵活性 ，很多情况下，为了安身立命，人们甚至不得不同时身兼数职。能在同一个地点维持稳定的工作关系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人们为了工作跨出国门，已经不是新鲜事。
北京现场的学者汪晖、社会学家严海蓉，与慕尼黑的作家雅格达·玛丽尼克、律师赛兰·阿特斯以及在约翰内斯堡的哲学家阿希尔姆本巴和导演哈罗马塔班连线探讨，而后列席的观众们也都加入进来。
在看完《归途列车》、《尘土之国》和《眼前的国度》三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后，对于“背井离乡”这一话题，每个人都有话想说。
“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这是《归途列车》开头的字幕。这一字幕配着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群。
常年从事经典写实风格电影创作、曾执导过获奖纪录片《沿江而上》的加拿大籍华人导演范立欣，随同一对在回乡路上跋涉了近二十载的夫妇，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与许多民工一样，张昌华和陈素琴将子女留在四川老家，到广州的工厂里打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供两个孩子念好书，将来离开农村，不再像自己这样辛苦打工。但正值叛逆期的女儿张琴不听父亲劝阻，辍学到了广东的另一家成衣厂工作……
片中，打工者在异地狭窄生存空间里的日常状态，女儿的叛逆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滞留火车站3天、身处40万人潮中等待买票的焦灼、父亲与女儿的激烈对打——在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背后，普通的中国农民工家庭所付出的代价，被一种平静而深刻的忧伤娓娓道来。
比利时纪录片《尘土之国》是一个欧洲人拍的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小电影，探索了刚果人和中国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故事发生在前比利时殖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讲述了两位中国中铁工程公司的雇员在修建一条连接刚果两大城市的铁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
老杨是公司的物流主管，埃迪是他的刚果籍翻译。老杨需要在埃迪的帮助下，与刚果当地企业家打交道，因为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建材，整个工程将陷入停顿。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漫长、严酷而又荒唐可笑的拉锯战，讨价还价之间充满了种种误会。
在讨论“中国梦”和在外务工者的生活关系时，主持人作了一个现场调查：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份工作，离开家人走出国门？现场几百人中有几十人举起了手。
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工作移民的原因和形式都在变得越来越多样。这其中，文化因素与经济、政治因素相互融合，密不可分。
在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度南非，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共鸣。在南非，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名外国人，有流离失所者，有难民，有职业移民、劳工移民，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到南非做生意。
约翰内斯堡现场的一位嘉宾说：“我早些时跟一个索马里的女性见过面，她算是一个流离失所者，在跟她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她对南非的看法和印象。你会发现情况是非常多元化的，这里夹杂着各种语言、文化以及宗教的因素。我们有时候会认为世界在变化，我们自己的家园不会变，但是这是一种错觉，其实在南非我们最熟悉的地方，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光有来自非洲其他地方的移民，也有巴基斯坦人，有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都在涌入南非。 ”
这位嘉宾说：“我们的城市移民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很多年来，在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城市，你可以看到特别多的移民，这些移民居住的区域有非常国际化的氛围，有一些小区甚至全是某一个国家的移民，他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组织 ，甚至有信用社。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改变着我们城市的面貌，于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景观，带来了文化的多元。”
在讨论前两部跟中国有关的背井离乡的纪录片时，与会者谈起在中国，“家乡”这个曾经有着非常强大的心灵牵引力的所在，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那些无奈的疏离感，甚至和家乡关系的一度切断。
回到《归途列车》这个选择了春节与春运这一宏大主题却视角细腻的小片子，卑微的命运被平静的口吻讲述着。十五岁的女儿虽然知道父母在外的辛苦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可以更好，但她厌烦了家乡，听不进劝解，一个人坐火车去了东莞，成了一家成衣厂年轻女工中的一员。 两代人的矛盾如此尖锐，却又抱着同样相似的目的——离开，改变。尝尽辛酸的父母离乡外出为的是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年轻的女儿只身离家只是想要和城里女孩子一样拥有支配青春的权利。春节之时，一家三口达成了如同战时圣诞节一样的短暂的妥协。
影片末尾，导演使用了一曲四川民歌，歌声悠远，充满无尽的苍凉。在社会变革洪流中的艰难挣扎，是这个国家一个永恒而艰涩的命题。上亿民工千辛万苦地走出去，再在一年一度回家的洪流中，听一曲“胡不归”以解乡愁，即便那乐声很快被淹没于沉重的生活中。无论他们对未来的命运确定或是茫然，他们都选择了背井离乡，他们都选择了生活在异乡。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我们都在背井离乡，都在或欢喜或无奈地做着异乡客。
被冲淡的乡愁
“我不爱读乡土文学，也不爱任何一本夸大了乡愁和寻根中国人情愫的小说，他们一古脑儿挖人参一样的‘寻根’热忱甚至让我感到困惑。我可以理解人们对出生地的依恋和对孩提时代天真烂漫童年的眷恋，那非常重要，但你从青年时代开始、在那里生活得最久的那个城市一样重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在故乡谋职？”
“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很多人去了北上广和香港，美国各州的人去了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和纽约，利兹、谢菲尔德和康沃尔以及约克郡等英格兰各地的年轻人一古脑儿去了伦敦。当他们偶尔以厌倦的口吻谈起使他们疲惫的那个主战场时，并不意味着他们觉得已经离开多年并陌生的家乡在他们心目中更为重要。”
这是和一个大学同学在春节聚餐时的谈话。她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一所大学念研究生，回国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再次去了美国，在纽约找了份工作。她说纽约的房租颇高，每个月可支配的余钱并不宽裕，但这个城市让她能保持充沛的活力和对万物的好奇心，像是为日常生活注入富氧感。
“在还没变老前，背井离乡去一个异乡的国际大都市，让我觉得充盈。”她接着说：“没有任何点评别人生活方式的意思，但我想说，和很多小学中学同学聚会时，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变成一个离少年时的理想十万八千里而面目模糊的中年人。故乡可以很早地买房买车安定结婚，但我不需要这种不属于我的‘安全感’和‘踏实’。所以我一定要背井离乡，事实上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如此。”
元代戏曲《汉宫秋》中写：“背井离乡，卧雪眠霜”。在雪霜里睡觉，含着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离开家乡的痛苦意味。然而，在今天，乡愁在很多人心里已经逐渐淡化，只在春节这样符号化的特定时刻里短暂聚拢，但随即散去。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叹故乡回不去时，所谓乡愁，连承载的物理空间也没了踪影。
一场跨国讨论
事实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
2014年1月19日夜，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慕尼黑室内剧院和歌德学院约翰内斯堡分院三地的嘉宾以及观众，在看过三部纪录片后，围绕着 “工作的世界，世界的工作” 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跨国连线讨论。
主持人称，现代人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但工作的对象和条件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具备极高的灵活性 ，很多情况下，为了安身立命，人们甚至不得不同时身兼数职。能在同一个地点维持稳定的工作关系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人们为了工作跨出国门，已经不是新鲜事。
北京现场的学者汪晖、社会学家严海蓉，与慕尼黑的作家雅格达·玛丽尼克、律师赛兰·阿特斯以及在约翰内斯堡的哲学家阿希尔姆本巴和导演哈罗马塔班连线探讨，而后列席的观众们也都加入进来。
在看完《归途列车》、《尘土之国》和《眼前的国度》三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后，对于“背井离乡”这一话题，每个人都有话想说。
“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这是《归途列车》开头的字幕。这一字幕配着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群。
常年从事经典写实风格电影创作、曾执导过获奖纪录片《沿江而上》的加拿大籍华人导演范立欣，随同一对在回乡路上跋涉了近二十载的夫妇，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与许多民工一样，张昌华和陈素琴将子女留在四川老家，到广州的工厂里打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供两个孩子念好书，将来离开农村，不再像自己这样辛苦打工。但正值叛逆期的女儿张琴不听父亲劝阻，辍学到了广东的另一家成衣厂工作……
片中，打工者在异地狭窄生存空间里的日常状态，女儿的叛逆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滞留火车站3天、身处40万人潮中等待买票的焦灼、父亲与女儿的激烈对打——在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背后，普通的中国农民工家庭所付出的代价，被一种平静而深刻的忧伤娓娓道来。
比利时纪录片《尘土之国》是一个欧洲人拍的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小电影，探索了刚果人和中国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故事发生在前比利时殖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讲述了两位中国中铁工程公司的雇员在修建一条连接刚果两大城市的铁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
老杨是公司的物流主管，埃迪是他的刚果籍翻译。老杨需要在埃迪的帮助下，与刚果当地企业家打交道，因为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建材，整个工程将陷入停顿。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漫长、严酷而又荒唐可笑的拉锯战，讨价还价之间充满了种种误会。
在讨论“中国梦”和在外务工者的生活关系时，主持人作了一个现场调查：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份工作，离开家人走出国门？现场几百人中有几十人举起了手。
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工作移民的原因和形式都在变得越来越多样。这其中，文化因素与经济、政治因素相互融合，密不可分。
在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度南非，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共鸣。在南非，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名外国人，有流离失所者，有难民，有职业移民、劳工移民，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到南非做生意。
约翰内斯堡现场的一位嘉宾说：“我早些时跟一个索马里的女性见过面，她算是一个流离失所者，在跟她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她对南非的看法和印象。你会发现情况是非常多元化的，这里夹杂着各种语言、文化以及宗教的因素。我们有时候会认为世界在变化，我们自己的家园不会变，但是这是一种错觉，其实在南非我们最熟悉的地方，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光有来自非洲其他地方的移民，也有巴基斯坦人，有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都在涌入南非。 ”
这位嘉宾说：“我们的城市移民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很多年来，在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城市，你可以看到特别多的移民，这些移民居住的区域有非常国际化的氛围，有一些小区甚至全是某一个国家的移民，他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组织 ，甚至有信用社。大量移民的涌入在改变着我们城市的面貌，于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景观，带来了文化的多元。”
在讨论前两部跟中国有关的背井离乡的纪录片时，与会者谈起在中国，“家乡”这个曾经有着非常强大的心灵牵引力的所在，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那些无奈的疏离感，甚至和家乡关系的一度切断。
回到《归途列车》这个选择了春节与春运这一宏大主题却视角细腻的小片子，卑微的命运被平静的口吻讲述着。十五岁的女儿虽然知道父母在外的辛苦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可以更好，但她厌烦了家乡，听不进劝解，一个人坐火车去了东莞，成了一家成衣厂年轻女工中的一员。 两代人的矛盾如此尖锐，却又抱着同样相似的目的——离开，改变。尝尽辛酸的父母离乡外出为的是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年轻的女儿只身离家只是想要和城里女孩子一样拥有支配青春的权利。春节之时，一家三口达成了如同战时圣诞节一样的短暂的妥协。
影片末尾，导演使用了一曲四川民歌，歌声悠远，充满无尽的苍凉。在社会变革洪流中的艰难挣扎，是这个国家一个永恒而艰涩的命题。上亿民工千辛万苦地走出去，再在一年一度回家的洪流中，听一曲“胡不归”以解乡愁，即便那乐声很快被淹没于沉重的生活中。无论他们对未来的命运确定或是茫然，他们都选择了背井离乡，他们都选择了生活在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