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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多有文章从过度投资的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但鲜有从投资不足的角度出发的。文章基于前人的研究，将股权激励引入投资效率治理领域，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来探讨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进行了探索性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股权激励；企业绩效；非效率投资
一、研究意义
现代企业的本质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代理人以自身利益为主要目标来决定是否投资，而不是以股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容易导致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必须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才有望解决非效率投资。国外从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在试行股权激励，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在股权激励制度方面得到了全面的进步与提升，无论是宏观政策层面，还是企业的具体实践层面，以及学术研究层面都比我国成熟，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和全面，而且已经得出了一些学术界基本普遍认同的结论。但且因国情的特殊性，因此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研究结论。
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不像欧美等国开始的比较早。我国开始的标志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施行，我国的资本市场也逐渐完善，使得股票市场更能全面地反映企业的价值。自2006年证监会完善了股权激励的管理办法，优化了股权激励的政策及制度环境，研究的样本可以更新至我国真正意义上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因此结论也更直接可靠。
股权激励制度自从首次被万科引入我国后，又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实施终于有了真正的法律依据。随着相关政策和法律的不断完善，每年我国都有上市公司推出自己的股权激励方案，其中的资本支出对高管激励的收益是否实现以及企业经营绩效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股权激励计划能否抑制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达到预期效果，值得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股权激励本质就是合约，是公司为了激励和留住人才而有条件地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股东权益或与股东权益增值相关的权利，使其未来收益与公司绩效及股票市场收益产生关联，从而使其与股东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公司绩效的持续稳步增长。
（一）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到底是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解决代理人问题；还是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本身就容易形成代理问题；亦或是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复杂多变的联系，这在学术界本身就是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王秀芬和徐小鹏（2017）以2011至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经营风险角度出发，探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高管得到股权激励之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会有所增加，随着经营风险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业绩也得到提高。陈文强和贾生华（2015）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减弱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从而间接促进企业绩效，但并不能显现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二）股权激励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以往有很多文献探讨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的过度投资决策的影响，但是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除了过度投资行为，还有投资不足行为。徐倩（2014）在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进行划分的基础上，研究认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游子效率，而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代理矛盾，抑制过度投资，并降低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缓解投资不足。彭耿和廖凯诚（2016）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难以显著抑制投资不足行为。Panousi and Papaniko-laou（2012）研究发现，部分薪酬为期权可以减少高管的风险厌恶程度，而部分薪酬为股票则相反。所以股权激励有利于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缓解高管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企业的效率投资行为。
（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企业绩效
由于多重原因，比如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问题、信息不对称等，非效率投资行为在我国企业中十分多见。过度投资会浪费企业的资源，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投资不足则会使企业错失良好发展机遇，降低企业绩效水平。李万福，林斌和宋璐（2011）则是以投资效率为核心，提出内部控制缺陷更多的公司，其之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加严重，也印证了非效率投资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反向作用和反应，则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越多，说明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暴露的越多，企业的业绩和价值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Harford等（2012）提出，经理层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无效率地进行投资行为，导致公司的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公司的绩效并没有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关于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行为和企业绩效的文献十分丰富，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也已是十分详尽。本文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间的关系从而研究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以为股权激励有效性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在此之前，我国的股权激励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并不具备，即使有学者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治理效应，也只能使用非我国真正意义上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得出不太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结论。因此，股权激励是否可以激励上市公司高管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提高企业绩效，这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的问题研究。
三、政策建议
优良的投资决策会促进企业的发展，而非效率的投资决策可能将企业彻底毁于一旦。为了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长远健康发展，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股权激励的力度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内部监督成本也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可能有机会控制更多的资源，而监督者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信息，因此信息严重不对称，监管行为失效，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大大增加。只有加大股权激励的力度，才能抑制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二）完善薪酬激励的考核指标
在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下，高管可能会为了获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做出一些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相违背的投资决策。因此在与企业的高管签订薪酬协议时，应将企业的价值融入到晋升机制里，使企业的长短期激励相结合，提高高管进行效率投资的积极性。
（三）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力度
我国国企一股独大的现象很严重，要想让我国国企的治理机制更加行之有效，应该注重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执行和维护，加强企业信息的透明度，鼓励其披露真实的信息，让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反映其真实情况，体现其真实价值，也有利于考核企业的高管绩效，尽可能的减少高管因其职位而产生的各种特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必须加大股权激励的力度，完善高管薪酬激励的考核指标，并且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力度，才能促进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大大增加企业的效率投资，使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王秀芬，徐小鹏.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J].会计之友，2017（10）.
[2]陈文强，贾生华.股权激励效应研究述评与展望[J].华东经济管理，2015（07）.
[3]徐倩.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J].会计研究，2014（03）.
[4]彭耿，廖凱诚，等.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04）.
[5]李万福，林斌，宋璐.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是抑制？[J]. 管理世界，2011（02）.
[6]Org Z.Investment，idiosyncratic risk， and ownership[J]. Journal of Finance， 2012（03）.
[7]Gao H，Harford J，Li K.CEO pay cuts and forced turnover： 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02）.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词：股权激励；企业绩效；非效率投资
一、研究意义
现代企业的本质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代理人以自身利益为主要目标来决定是否投资，而不是以股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容易导致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必须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才有望解决非效率投资。国外从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在试行股权激励，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在股权激励制度方面得到了全面的进步与提升，无论是宏观政策层面，还是企业的具体实践层面，以及学术研究层面都比我国成熟，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和全面，而且已经得出了一些学术界基本普遍认同的结论。但且因国情的特殊性，因此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研究结论。
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不像欧美等国开始的比较早。我国开始的标志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施行，我国的资本市场也逐渐完善，使得股票市场更能全面地反映企业的价值。自2006年证监会完善了股权激励的管理办法，优化了股权激励的政策及制度环境，研究的样本可以更新至我国真正意义上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因此结论也更直接可靠。
股权激励制度自从首次被万科引入我国后，又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实施终于有了真正的法律依据。随着相关政策和法律的不断完善，每年我国都有上市公司推出自己的股权激励方案，其中的资本支出对高管激励的收益是否实现以及企业经营绩效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股权激励计划能否抑制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达到预期效果，值得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股权激励本质就是合约，是公司为了激励和留住人才而有条件地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股东权益或与股东权益增值相关的权利，使其未来收益与公司绩效及股票市场收益产生关联，从而使其与股东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公司绩效的持续稳步增长。
（一）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到底是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解决代理人问题；还是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本身就容易形成代理问题；亦或是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复杂多变的联系，这在学术界本身就是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王秀芬和徐小鹏（2017）以2011至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经营风险角度出发，探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高管得到股权激励之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会有所增加，随着经营风险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业绩也得到提高。陈文强和贾生华（2015）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减弱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从而间接促进企业绩效，但并不能显现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二）股权激励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以往有很多文献探讨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的过度投资决策的影响，但是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除了过度投资行为，还有投资不足行为。徐倩（2014）在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进行划分的基础上，研究认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游子效率，而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代理矛盾，抑制过度投资，并降低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缓解投资不足。彭耿和廖凯诚（2016）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难以显著抑制投资不足行为。Panousi and Papaniko-laou（2012）研究发现，部分薪酬为期权可以减少高管的风险厌恶程度，而部分薪酬为股票则相反。所以股权激励有利于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缓解高管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企业的效率投资行为。
（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企业绩效
由于多重原因，比如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问题、信息不对称等，非效率投资行为在我国企业中十分多见。过度投资会浪费企业的资源，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投资不足则会使企业错失良好发展机遇，降低企业绩效水平。李万福，林斌和宋璐（2011）则是以投资效率为核心，提出内部控制缺陷更多的公司，其之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加严重，也印证了非效率投资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反向作用和反应，则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越多，说明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暴露的越多，企业的业绩和价值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Harford等（2012）提出，经理层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无效率地进行投资行为，导致公司的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公司的绩效并没有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关于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行为和企业绩效的文献十分丰富，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也已是十分详尽。本文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间的关系从而研究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以为股权激励有效性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在此之前，我国的股权激励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并不具备，即使有学者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治理效应，也只能使用非我国真正意义上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得出不太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结论。因此，股权激励是否可以激励上市公司高管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提高企业绩效，这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的问题研究。
三、政策建议
优良的投资决策会促进企业的发展，而非效率的投资决策可能将企业彻底毁于一旦。为了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长远健康发展，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股权激励的力度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内部监督成本也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可能有机会控制更多的资源，而监督者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信息，因此信息严重不对称，监管行为失效，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大大增加。只有加大股权激励的力度，才能抑制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二）完善薪酬激励的考核指标
在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下，高管可能会为了获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做出一些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相违背的投资决策。因此在与企业的高管签订薪酬协议时，应将企业的价值融入到晋升机制里，使企业的长短期激励相结合，提高高管进行效率投资的积极性。
（三）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力度
我国国企一股独大的现象很严重，要想让我国国企的治理机制更加行之有效，应该注重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执行和维护，加强企业信息的透明度，鼓励其披露真实的信息，让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反映其真实情况，体现其真实价值，也有利于考核企业的高管绩效，尽可能的减少高管因其职位而产生的各种特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必须加大股权激励的力度，完善高管薪酬激励的考核指标，并且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力度，才能促进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大大增加企业的效率投资，使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王秀芬，徐小鹏.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J].会计之友，2017（10）.
[2]陈文强，贾生华.股权激励效应研究述评与展望[J].华东经济管理，2015（07）.
[3]徐倩.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J].会计研究，2014（03）.
[4]彭耿，廖凱诚，等.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04）.
[5]李万福，林斌，宋璐.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是抑制？[J]. 管理世界，2011（02）.
[6]Org Z.Investment，idiosyncratic risk， and ownership[J]. Journal of Finance， 2012（03）.
[7]Gao H，Harford J，Li K.CEO pay cuts and forced turnover： 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02）.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