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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3年托尼·莫里森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在文学界和评论界获得极大的成功且受到广泛的关注。她的第五部小说《宠儿》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绘了黑人在悲惨命运中不断寻找自我的过程。本文从黑人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这部史诗般作品进行解读，揭示美国黑人主体身份的重构以及一个不同民族与性别的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
关键词：宠儿；美国黑人；主体性；和谐社区；黑人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204-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58
1 . 引言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分支，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巴巴拉·史密斯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其1977年发表的《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中，她首次将“种族”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中。这个概念的提出奠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爱丽丝·沃克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使用了“妇女主义”（womanism）一词，表明黑人女性主义有别于主流的白人女性主义。这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主义”是黑人妇女追求主体精神的关键。
托尼·莫里森，美国杰出的当代黑人女作家，著有《所罗门之歌》、《宠儿》、《慈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出版后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由于“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把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写活了”（斯图尔·艾伦，1998：315），莫里森在1993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植根于黑人传统文化中，她描写的都是黑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黑人妇女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与自我的实现。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认为黑人女作家应该尽可能真实地去还原黑人奴隶，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生活遭遇。她以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与视角，在作品中给予黑人女性主体的建构投入关怀。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莫里森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忠实地描述黑人女性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所承受的苦难。
在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宠儿》中，托尼·莫里森巧妙运用神话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新颖的叙述结构，讲述了一段“小说中的人物不愿回忆、我本人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也不愿回忆的东西”（Angelo， 1994： 257），将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生动形象地摆在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其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女主人公塞丝是一位为白人奴隶主工作的黑人女奴，因为不堪忍受“学校老师”等非人道的身心折磨，怀着身孕，孤身一人从“甜蜜之家”逃亡到婆婆贝比·萨格斯居住的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在逃亡过程中，塞丝在白人女孩爱弥·丹佛的帮助下生下了女儿丹芙。但是在124号度过了幸福的28天后，“学校老师”带人追来。为了自己的孩子永久地摆脱奴隶的枷锁，塞丝用锯子割断了刚刚会爬行的两岁女儿宠儿的喉咙。同时她还试图杀死另外的孩子。在这之后的18年间，塞丝一直被往日的梦魇无情地纠缠吞噬着，尤其是保罗·D和宠儿相继回到124号，使得塞丝不得不重新面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在寻求谅解的过程中几乎被痛苦和内疚吞噬和压垮。
2 . 黑人主体的丧失
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遭受着白人非人般的折磨。在白人奴隶主的眼里黑人奴隶与动物没有区别，他们只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话语权，没有自我，总是处于无语的状态。因此莫里森在设计小说中黑人的角色和性格发展时，巧妙地利用了奴隶主的逻辑，将黑人奴隶与动物联系。“学校老师”认为像塞丝这样的奴隶就是他的一件财产，他可以拿着软尺去测量奴隶身体的各个部位，判断他们的价值。他赤裸裸地指挥他的侄子把塞丝的“人类特点列在左边”，把她的“动物特性列在右边”。塞丝的逃跑和她女儿的被杀，对他而言都是极大的财产损失。为此他责备他的两个侄子说：
“想想看，如果你把你的马鞭打得过分了，马会有什么反应？以后，无论在丛林中，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你都不可能再相信它们了。也许，你可以拿块肉去喂它，也许马会回头，但回头后却把你的手咬掉了，咬得干干净净。”（Morrison， 1997： 149-150）
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在谈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时说到“凡是没有逃走或被绞死的，都被出租、被借用、被卖掉、被找到、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或被抓走”（Morrison， 1997： 23）。黑人女性除了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还得忍受来自男性的性别歧视。她们被买卖、强奸，被像动物一样对待，因为她们像动物一样具备生育的功能。白人统治者还剥夺了黑人们的话语权，包括命名权、言语权直至生存权，从而实现对黑人民族文化记忆的剥夺。小说里的白人“学校教师”认为“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者”（Morrison， 1997： 190）。他的这一想法赤裸裸地展露出话语权力关系。白人统治阶级不仅控制黑人奴隶的生命，将他们像动物一样买卖，同时控制了他们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黑人们逐渐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和自我意识，慢慢地忘却了自己民族的信仰和文化。
《宠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被迫割断了与本民族历史、社区的联系，这也是造成他们主体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原本母亲是能够帮助儿童建构主体的第一人。但在小说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缺少了来自母亲的帮助。塞丝在儿时就被迫离开自己的母亲，从小被剥夺了唯一的母爱，因而她也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只能做出极端的杀子的举动。母爱的缺失会造成民族文化的丧失，因此塞丝的主体性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但来到“甜蜜之家”之后，在祖母贝比·萨格斯以及社区群众的帮助下，塞丝慢慢投向祖母温暖的怀抱，她潜意识中的主体性逐渐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按照美好的结局发展，为了躲避“白人教师”的追捕，塞丝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孩子，“杀婴”事件也使得塞丝与社区分裂。因此在短时间内塞丝追求个体身份的进程陷入困境。在莫里森看来，社区群众对塞丝杀婴行为的不理解以及社区内部的不团结都是白人的统治文化和价值观对黑人们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 3 . 黑人主体的建构
莫里森的作品讲述的都是黑人的经历，但是不管是描述什么时期的黑人故事，读者都可以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黑人民族的希望，感受到愉悦。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中，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等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个体心灵后面都拖着一长串记忆”，这些不肯散去、浸透了血和泪的个体记忆，让黑人的生活无法轻松。小说中婆婆贝比·萨格斯受尽了奴隶主的折磨，对白人奴隶主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而塞丝为了让女儿不再经历她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让她的孩子的属性不再被列入动物之列，怀着孩子从农场逃跑，并在被人追捕时，毅然结束了女儿的生命。在这之后的十八年里，这个被塞丝亲手杀死的孩子从来没有消失过，塞丝对她日思夜念，这种思念让她的日子无比煎熬和痛苦。“每提及过去的生活她都会感到很痛苦，因为过去的一切除了痛苦就只剩下一片空白”（Morrison， 1997： 121）。保罗·D和塞丝一样不愿也不忍心回忆过去，“一段时间后他才把阿尔弗雷德、乔治亚、西斯科、学校老师、黑尔、他的兄弟们、塞丝、铁链的滋味等一件一件地装进挂在胸口的烟草罐里。当他到达124号时，世界上没什么可以把这罐子撬开。”（Morrison， 1997： 113）美国黑人民族在经过了几百年的种族屈辱史之后，每个个体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正如贝比·萨格斯所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Morrison， 1997： 6）。这消散不去的正是黑人民族的历史记忆，即一种“种族创伤记忆”。
随着保罗·D和宠儿的闯入，他们记忆的阀门被打开，原本以为已经生锈的回忆的铁罐被一点一点地松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塞丝、保罗·D、丹佛，甚至是已经死去的祖母贝比·萨格斯都在作者的安排下回忆起那些“死去的东西”，尽管“让那些死去的东西醒过来总会痛的”。而读者们也随着主人公的回忆片断感受着他们的痛苦。莫里森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重构黑人的生活现实，希望人们能够直面历史，牢记过去。黑人们需要不断地回忆，重新建构那段痛苦的过去，才能逐步地建立起自我身份意识。
作为民族文化、民族力量的源泉，黑人群体必须深深植根于黑人社区，脱离了它也就意味着脱离了和谐的亲情和关爱，脱离了黑人文化的根基。莫里森在思考整个黑人社会的命运的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同一个社区里的人们相互帮助，黑人的身份意识才能得以增强。莫里森认为一个和谐社区里的人需要相互团结，相互依存。除了要自爱，还要接受别人的爱和关怀。小说中，124号房就寄托了莫里森想要建立一个快乐和谐的黑人社会的理想，在这里，社区黑人们在贝比心灵的召唤下，享受着那快乐时光。同样，塞丝到达124 号后，也在贝比的精心呵护下懂得了自爱，她感受到了她的婆婆敞开的怀抱。即使在数十年隔阂和孤立之后，当社区中的人们知道塞丝被宠儿的魂魄缠绕，整个社区都无私地向塞丝和丹芙伸出援助之手。在小说结局部分保罗·D再次回到塞丝身边，这给了她继续生活的勇气。这个美好的结局也体现了莫里森希望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和谐社区的美好愿望。
莫里森认为除了黑人社会内部需要友爱互助、相互联结，黑人在追求主体身份的过程中，也需要与包括白人在内的整个社会和谐相处。莫里森巧妙地安排了白人女孩爱弥·丹佛帮助在逃亡途中的塞丝生下了小女儿丹芙。如果说宠儿代表着塞丝的过去，那么丹芙则是小说中未来的象征。这个孕育着希望和未来的小女孩的出生，为读者带来了希望的愉悦，展现了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的人性关怀和帮助，而白人与黑人的互帮互助也是建立和谐社区的必然趋势。
4 . 结语
在这部以民族命运为主题的小说中，莫里森通过对原有素材进行巧妙的创造性运用和改变，采取让主要人物重新回忆的叙述方式，以及游刃有余地运用比喻和动物意象来达到言语陌生化的目的。不仅对奴隶制话语和白人权威话语发起挑战，而且唤起黑人群体对本民族被遗忘的记忆，同时莫里森也让她的读者能够从人物的言行中感受到黑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对黑人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Angelo， B. “The Pain of Being Black： 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Ed. Danille TaylorGuthrie.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4： 255-261.
Morrison， T. Beloved[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6， 113， 121， 149-150， 190， 197， 223.
Zhu Gang. Twenties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Zhu Ying. Fictions and the Incompleteness of History： Toni Morrison， V.S. Naipaul， and Ben Okri[M].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斯图尔·艾伦.“授奖词”，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授奖演说卷（下）.赵平凡编，徐望藩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31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张洪伟.托妮莫里森的女权主义思想评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2003.
章汝雯.托尼莫里森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关键词：宠儿；美国黑人；主体性；和谐社区；黑人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204-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58
1 . 引言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分支，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巴巴拉·史密斯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其1977年发表的《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中，她首次将“种族”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中。这个概念的提出奠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爱丽丝·沃克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使用了“妇女主义”（womanism）一词，表明黑人女性主义有别于主流的白人女性主义。这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主义”是黑人妇女追求主体精神的关键。
托尼·莫里森，美国杰出的当代黑人女作家，著有《所罗门之歌》、《宠儿》、《慈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出版后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由于“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把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写活了”（斯图尔·艾伦，1998：315），莫里森在1993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植根于黑人传统文化中，她描写的都是黑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黑人妇女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与自我的实现。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认为黑人女作家应该尽可能真实地去还原黑人奴隶，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生活遭遇。她以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与视角，在作品中给予黑人女性主体的建构投入关怀。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莫里森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忠实地描述黑人女性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所承受的苦难。
在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宠儿》中，托尼·莫里森巧妙运用神话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新颖的叙述结构，讲述了一段“小说中的人物不愿回忆、我本人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也不愿回忆的东西”（Angelo， 1994： 257），将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生动形象地摆在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其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女主人公塞丝是一位为白人奴隶主工作的黑人女奴，因为不堪忍受“学校老师”等非人道的身心折磨，怀着身孕，孤身一人从“甜蜜之家”逃亡到婆婆贝比·萨格斯居住的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在逃亡过程中，塞丝在白人女孩爱弥·丹佛的帮助下生下了女儿丹芙。但是在124号度过了幸福的28天后，“学校老师”带人追来。为了自己的孩子永久地摆脱奴隶的枷锁，塞丝用锯子割断了刚刚会爬行的两岁女儿宠儿的喉咙。同时她还试图杀死另外的孩子。在这之后的18年间，塞丝一直被往日的梦魇无情地纠缠吞噬着，尤其是保罗·D和宠儿相继回到124号，使得塞丝不得不重新面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在寻求谅解的过程中几乎被痛苦和内疚吞噬和压垮。
2 . 黑人主体的丧失
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遭受着白人非人般的折磨。在白人奴隶主的眼里黑人奴隶与动物没有区别，他们只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话语权，没有自我，总是处于无语的状态。因此莫里森在设计小说中黑人的角色和性格发展时，巧妙地利用了奴隶主的逻辑，将黑人奴隶与动物联系。“学校老师”认为像塞丝这样的奴隶就是他的一件财产，他可以拿着软尺去测量奴隶身体的各个部位，判断他们的价值。他赤裸裸地指挥他的侄子把塞丝的“人类特点列在左边”，把她的“动物特性列在右边”。塞丝的逃跑和她女儿的被杀，对他而言都是极大的财产损失。为此他责备他的两个侄子说：
“想想看，如果你把你的马鞭打得过分了，马会有什么反应？以后，无论在丛林中，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你都不可能再相信它们了。也许，你可以拿块肉去喂它，也许马会回头，但回头后却把你的手咬掉了，咬得干干净净。”（Morrison， 1997： 149-150）
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在谈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时说到“凡是没有逃走或被绞死的，都被出租、被借用、被卖掉、被找到、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或被抓走”（Morrison， 1997： 23）。黑人女性除了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还得忍受来自男性的性别歧视。她们被买卖、强奸，被像动物一样对待，因为她们像动物一样具备生育的功能。白人统治者还剥夺了黑人们的话语权，包括命名权、言语权直至生存权，从而实现对黑人民族文化记忆的剥夺。小说里的白人“学校教师”认为“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者”（Morrison， 1997： 190）。他的这一想法赤裸裸地展露出话语权力关系。白人统治阶级不仅控制黑人奴隶的生命，将他们像动物一样买卖，同时控制了他们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黑人们逐渐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和自我意识，慢慢地忘却了自己民族的信仰和文化。
《宠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被迫割断了与本民族历史、社区的联系，这也是造成他们主体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原本母亲是能够帮助儿童建构主体的第一人。但在小说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缺少了来自母亲的帮助。塞丝在儿时就被迫离开自己的母亲，从小被剥夺了唯一的母爱，因而她也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只能做出极端的杀子的举动。母爱的缺失会造成民族文化的丧失，因此塞丝的主体性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但来到“甜蜜之家”之后，在祖母贝比·萨格斯以及社区群众的帮助下，塞丝慢慢投向祖母温暖的怀抱，她潜意识中的主体性逐渐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按照美好的结局发展，为了躲避“白人教师”的追捕，塞丝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孩子，“杀婴”事件也使得塞丝与社区分裂。因此在短时间内塞丝追求个体身份的进程陷入困境。在莫里森看来，社区群众对塞丝杀婴行为的不理解以及社区内部的不团结都是白人的统治文化和价值观对黑人们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 3 . 黑人主体的建构
莫里森的作品讲述的都是黑人的经历，但是不管是描述什么时期的黑人故事，读者都可以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黑人民族的希望，感受到愉悦。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中，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等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个体心灵后面都拖着一长串记忆”，这些不肯散去、浸透了血和泪的个体记忆，让黑人的生活无法轻松。小说中婆婆贝比·萨格斯受尽了奴隶主的折磨，对白人奴隶主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而塞丝为了让女儿不再经历她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让她的孩子的属性不再被列入动物之列，怀着孩子从农场逃跑，并在被人追捕时，毅然结束了女儿的生命。在这之后的十八年里，这个被塞丝亲手杀死的孩子从来没有消失过，塞丝对她日思夜念，这种思念让她的日子无比煎熬和痛苦。“每提及过去的生活她都会感到很痛苦，因为过去的一切除了痛苦就只剩下一片空白”（Morrison， 1997： 121）。保罗·D和塞丝一样不愿也不忍心回忆过去，“一段时间后他才把阿尔弗雷德、乔治亚、西斯科、学校老师、黑尔、他的兄弟们、塞丝、铁链的滋味等一件一件地装进挂在胸口的烟草罐里。当他到达124号时，世界上没什么可以把这罐子撬开。”（Morrison， 1997： 113）美国黑人民族在经过了几百年的种族屈辱史之后，每个个体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正如贝比·萨格斯所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Morrison， 1997： 6）。这消散不去的正是黑人民族的历史记忆，即一种“种族创伤记忆”。
随着保罗·D和宠儿的闯入，他们记忆的阀门被打开，原本以为已经生锈的回忆的铁罐被一点一点地松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塞丝、保罗·D、丹佛，甚至是已经死去的祖母贝比·萨格斯都在作者的安排下回忆起那些“死去的东西”，尽管“让那些死去的东西醒过来总会痛的”。而读者们也随着主人公的回忆片断感受着他们的痛苦。莫里森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重构黑人的生活现实，希望人们能够直面历史，牢记过去。黑人们需要不断地回忆，重新建构那段痛苦的过去，才能逐步地建立起自我身份意识。
作为民族文化、民族力量的源泉，黑人群体必须深深植根于黑人社区，脱离了它也就意味着脱离了和谐的亲情和关爱，脱离了黑人文化的根基。莫里森在思考整个黑人社会的命运的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同一个社区里的人们相互帮助，黑人的身份意识才能得以增强。莫里森认为一个和谐社区里的人需要相互团结，相互依存。除了要自爱，还要接受别人的爱和关怀。小说中，124号房就寄托了莫里森想要建立一个快乐和谐的黑人社会的理想，在这里，社区黑人们在贝比心灵的召唤下，享受着那快乐时光。同样，塞丝到达124 号后，也在贝比的精心呵护下懂得了自爱，她感受到了她的婆婆敞开的怀抱。即使在数十年隔阂和孤立之后，当社区中的人们知道塞丝被宠儿的魂魄缠绕，整个社区都无私地向塞丝和丹芙伸出援助之手。在小说结局部分保罗·D再次回到塞丝身边，这给了她继续生活的勇气。这个美好的结局也体现了莫里森希望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和谐社区的美好愿望。
莫里森认为除了黑人社会内部需要友爱互助、相互联结，黑人在追求主体身份的过程中，也需要与包括白人在内的整个社会和谐相处。莫里森巧妙地安排了白人女孩爱弥·丹佛帮助在逃亡途中的塞丝生下了小女儿丹芙。如果说宠儿代表着塞丝的过去，那么丹芙则是小说中未来的象征。这个孕育着希望和未来的小女孩的出生，为读者带来了希望的愉悦，展现了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的人性关怀和帮助，而白人与黑人的互帮互助也是建立和谐社区的必然趋势。
4 . 结语
在这部以民族命运为主题的小说中，莫里森通过对原有素材进行巧妙的创造性运用和改变，采取让主要人物重新回忆的叙述方式，以及游刃有余地运用比喻和动物意象来达到言语陌生化的目的。不仅对奴隶制话语和白人权威话语发起挑战，而且唤起黑人群体对本民族被遗忘的记忆，同时莫里森也让她的读者能够从人物的言行中感受到黑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对黑人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Angelo， B. “The Pain of Being Black： 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Ed. Danille TaylorGuthrie.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4： 255-261.
Morrison， T. Beloved[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6， 113， 121， 149-150， 190， 197， 223.
Zhu Gang. Twenties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Zhu Ying. Fictions and the Incompleteness of History： Toni Morrison， V.S. Naipaul， and Ben Okri[M].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斯图尔·艾伦.“授奖词”，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授奖演说卷（下）.赵平凡编，徐望藩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31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张洪伟.托妮莫里森的女权主义思想评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2003.
章汝雯.托尼莫里森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