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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纠缠在爱情中的情与欲、情与理、情与梦、情与痛，构成了人类爱情的普通生态。正是有了爱情的悲欣交集，才有了人类生命形态的丰饶多姿，也有了爱情文学的姹紫嫣红。爱情叙事是对人类幽秘情感的一种发掘与呈现、对人性图景的一种观照和勾勒。成功的爱情叙事，是一把灵巧的柳叶刀，剔开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和矛盾纠葛，切入生活和灵魂的深处，由此打开笔下人物各自隐秘而诡异的人性世界，将一种审美的悲喜和哲学的思考带给读者。
安徽青年女作家夏群的《尘缘》《归去来兮》，是两个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前者写的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后者则以爱情串起两个感人的爱心故事——大学毕业生扎根四川彝族大凉山和收养孤儿的故事。从内容与思想的饱和度上看，后者显然比前者的文本价值更高，其结构艺术和叙事策略，也比前者更成熟、更圆融。
《尘缘》是一篇关于疼痛青春的成长叙事。主人公吴心生活在一个情感缺失的家庭环境中；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抛下她和母亲去了远方，成为弃妇的母亲，把她当成了替罪羊羔。吴心在母亲的冷嘲热讽和打骂中长大，养成了孤傲、封闭的性格，躲进文字中寻找慰藉和温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在文学创作培训班上，她爱上了年轻的剧本讲师——知名编剧金士邑。然而金士邑是一個有妇之夫，他无法为了爱情放弃婚姻。吴心主动退出，回到老家。十年后，已获成功的吴心在电影开机仪式上与金士邑再度相逢，“琵琶声噎欲语迟”，真情死于年华、相爱已成陌路。故事飘荡着一种感伤的气息。
《归去来兮》是一个关于“出走”的故事。自小有着“说走就走的心思”的“我”——蓝天晴，在拿到“一生都无法生育的”医院诊断书后，断然辞职，背起简单的行囊，带着那条丈夫杨错当年送给自己的爱情信物——披肩，于万籁俱寂的子夜时分，开始茫无目的、不知归期的出走。候车厅的电子显示屏，冥冥中将“我”引向了初恋男友王晨所在的成都。抵达成都后，在西蜀第一街锦里，“我”与王晨竟然奇迹般重逢。之后，“我”随王晨去了他扎根从教的彝族大凉山，见到了与王晨一起在此默默奉献的王妻方蕾。“我”被大凉山的贫穷落后震撼。杨错得知消息后特意赶来，捐助了一批鞋子和大米。一个名叫“沙依”的小女孩的遭遇，引发了“我”的深深同情，“我”收养了她，将她带回城里……
两篇小说，都以两性之间的情事作为故事主体，采用的都是“自传式”叙事策略，即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将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和个体命运，放置于一条精神漂泊之路上，生动地叙写了她们生命自我成长的情感奥秘。从结构上看，两篇小说都不仅采用了线性叙事，以两性情爱作为唯一的叙述动力和叙述线索，作为推动整个小说叙事的核心元素，而且首尾呼应，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回旋式”结构伦理特征。在故事情节的“引爆”即情节高潮的推出上，节点把握也较为合理、自然和准确。
此外，两篇小说都使用了一种现实和过去彼此交叠的回忆性场景的叙述方式，藉此拓展故事的内在空间。在情节的设计上，两篇小说都使用了“并置法”，例如《尘缘》中手机铃声《琵琶语》在爱情开始与结束时的两次响起，《归去来兮》中“我”与王晨分别时“我只是笑了笑，连再见也没有说，和当年分手的时候一样”，等等。从语言上看，两篇小说叙事都很绵密，对男女主人公的情感际遇和生命情状的呈现都很鲜活。
然而，《尘缘》与《归去来兮》的不同也是非常显赫的。首先是角度的不同。《尘缘》重在凸现人性内在的诡异、错位与苍凉，《归去来兮》重在凸现人性的彼此信任、宽容、悲悯与温暖。其次是性质的不同。《尘缘》是一出爱之悲剧，书写了爱情“乌托邦”的幻灭；而《归去来兮》无疑属于一出爱的喜剧，由小爱走向大爱，带来的是生命的充实与升华。再次是生命自我成长的主因不同。《尘缘》中促使主人公生命成长的主因是爱情的挫折，《归去来兮》中促使主人公生命成长的主因是悲悯情怀，是一种超越男女之爱的大爱。最后是叙事风格的不同。《尘缘》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抒情化倾向，《归去来兮》则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道德化叙事的特征。
两篇小说，特别是《尘缘》，叙写的虽然是寻常的爱情故事，但它们都以一种忧伤的青春心怀和生命诗意，击中了我柔软的内心。主人公在寂寞的生命中行走，接受着命运的锤击。这些忧伤的文字、这种忧伤的情调，为小说铸造了一种穿透人心的叙事魅力。忧伤是一种情怀，忧伤也是一种能力，忧伤更是一种青春。忧伤多好！青春多好！
当然，两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也并非毫无瑕疵。其一，它们在让故事滑出经验或曰“陌生化”上，依然做得不够。两个故事，并无逸出读者意料之外的奇特情节，存在着如何避免落入窠臼的问题。其二，小说在情节的转换中，存在着一些裂痕。譬如《尘缘》中女友丁岚的变化，背后缺乏强有力的逻辑支撑，她结婚前后的思想与言行不是很谐和。
《尘缘》与《归去来兮》以一种爱情叙事的美学策略和人性图景，带给读者以一种深刻的启迪：爱情，光有爱情是不够的。拯救爱情的最好做法，就是从小爱走向大爱。爱自己，更爱人类。这就是夏群这两个短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 李国彬
安徽青年女作家夏群的《尘缘》《归去来兮》，是两个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前者写的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后者则以爱情串起两个感人的爱心故事——大学毕业生扎根四川彝族大凉山和收养孤儿的故事。从内容与思想的饱和度上看，后者显然比前者的文本价值更高，其结构艺术和叙事策略，也比前者更成熟、更圆融。
《尘缘》是一篇关于疼痛青春的成长叙事。主人公吴心生活在一个情感缺失的家庭环境中；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抛下她和母亲去了远方，成为弃妇的母亲，把她当成了替罪羊羔。吴心在母亲的冷嘲热讽和打骂中长大，养成了孤傲、封闭的性格，躲进文字中寻找慰藉和温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在文学创作培训班上，她爱上了年轻的剧本讲师——知名编剧金士邑。然而金士邑是一個有妇之夫，他无法为了爱情放弃婚姻。吴心主动退出，回到老家。十年后，已获成功的吴心在电影开机仪式上与金士邑再度相逢，“琵琶声噎欲语迟”，真情死于年华、相爱已成陌路。故事飘荡着一种感伤的气息。
《归去来兮》是一个关于“出走”的故事。自小有着“说走就走的心思”的“我”——蓝天晴，在拿到“一生都无法生育的”医院诊断书后，断然辞职，背起简单的行囊，带着那条丈夫杨错当年送给自己的爱情信物——披肩，于万籁俱寂的子夜时分，开始茫无目的、不知归期的出走。候车厅的电子显示屏，冥冥中将“我”引向了初恋男友王晨所在的成都。抵达成都后，在西蜀第一街锦里，“我”与王晨竟然奇迹般重逢。之后，“我”随王晨去了他扎根从教的彝族大凉山，见到了与王晨一起在此默默奉献的王妻方蕾。“我”被大凉山的贫穷落后震撼。杨错得知消息后特意赶来，捐助了一批鞋子和大米。一个名叫“沙依”的小女孩的遭遇，引发了“我”的深深同情，“我”收养了她，将她带回城里……
两篇小说，都以两性之间的情事作为故事主体，采用的都是“自传式”叙事策略，即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将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和个体命运，放置于一条精神漂泊之路上，生动地叙写了她们生命自我成长的情感奥秘。从结构上看，两篇小说都不仅采用了线性叙事，以两性情爱作为唯一的叙述动力和叙述线索，作为推动整个小说叙事的核心元素，而且首尾呼应，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回旋式”结构伦理特征。在故事情节的“引爆”即情节高潮的推出上，节点把握也较为合理、自然和准确。
此外，两篇小说都使用了一种现实和过去彼此交叠的回忆性场景的叙述方式，藉此拓展故事的内在空间。在情节的设计上，两篇小说都使用了“并置法”，例如《尘缘》中手机铃声《琵琶语》在爱情开始与结束时的两次响起，《归去来兮》中“我”与王晨分别时“我只是笑了笑，连再见也没有说，和当年分手的时候一样”，等等。从语言上看，两篇小说叙事都很绵密，对男女主人公的情感际遇和生命情状的呈现都很鲜活。
然而，《尘缘》与《归去来兮》的不同也是非常显赫的。首先是角度的不同。《尘缘》重在凸现人性内在的诡异、错位与苍凉，《归去来兮》重在凸现人性的彼此信任、宽容、悲悯与温暖。其次是性质的不同。《尘缘》是一出爱之悲剧，书写了爱情“乌托邦”的幻灭；而《归去来兮》无疑属于一出爱的喜剧，由小爱走向大爱，带来的是生命的充实与升华。再次是生命自我成长的主因不同。《尘缘》中促使主人公生命成长的主因是爱情的挫折，《归去来兮》中促使主人公生命成长的主因是悲悯情怀，是一种超越男女之爱的大爱。最后是叙事风格的不同。《尘缘》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抒情化倾向，《归去来兮》则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道德化叙事的特征。
两篇小说，特别是《尘缘》，叙写的虽然是寻常的爱情故事，但它们都以一种忧伤的青春心怀和生命诗意，击中了我柔软的内心。主人公在寂寞的生命中行走，接受着命运的锤击。这些忧伤的文字、这种忧伤的情调，为小说铸造了一种穿透人心的叙事魅力。忧伤是一种情怀，忧伤也是一种能力，忧伤更是一种青春。忧伤多好！青春多好！
当然，两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也并非毫无瑕疵。其一，它们在让故事滑出经验或曰“陌生化”上，依然做得不够。两个故事，并无逸出读者意料之外的奇特情节，存在着如何避免落入窠臼的问题。其二，小说在情节的转换中，存在着一些裂痕。譬如《尘缘》中女友丁岚的变化，背后缺乏强有力的逻辑支撑，她结婚前后的思想与言行不是很谐和。
《尘缘》与《归去来兮》以一种爱情叙事的美学策略和人性图景，带给读者以一种深刻的启迪：爱情，光有爱情是不够的。拯救爱情的最好做法，就是从小爱走向大爱。爱自己，更爱人类。这就是夏群这两个短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