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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芳进入宜家已经十年。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她认为这十年来,宜家在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价格更便宜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并喜爱宜家的产品;而从个人的成长来说,这个过去连宜家是什么都不太清楚的女孩子,已经成为宜家广州店的店长。这十年,她认为没有改变的是宜家的主题“家是最重要的地方”,而“孩子”和“家”是永恒的主题—对于她的女人身份来说,也是如此。
采访时,正值下午最忙碌的时候。进入位于广州宜家店一楼右侧的办公室,很强烈的宜家风格装修 — 简洁,色彩明快,走廊的两侧,看似随意地张贴着各种数据、告示。整个办公室里都弥漫着清新的木香。
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外的绿色植物照进来,铺到木桌上。桌子不高,大家围在一起喝着咖啡开会,像是学校里在上讨论课的孩子们。
一位女员工推着一块小黑板从我们身边经过,上面写着实时销售数据,一个“加油”模样的手势在数据下方。
“这样你们不会感觉到压力吗?尤其是你,数据有时候是不可控的。”记者问李芳芳。
她睁大了眼睛:“没有,为什么会有压力?我们老板没给我设定具体任务,没说今天必须完成一、二、三, 我也从来没这样要求过员工。”
“那么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压力吗?”
她稍作停顿:“压力肯定是有的,这十多年,我的工作上有过很难的时候,甚至动了离开宜家的念头。但事实证明,我不需要离开,我还爱着这里,并且能克服压力。”
为什么要离开?
进入宜家,仅仅是因为李芳芳觉得那花花绿绿的宣传册挺好看的:“当时拿在手上,就想着,这家公司应该是很有趣的。”
当时的她对宜家并没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不清楚这一家家居公司打算在中国怎么做,也不知道自己在家居公司里能做点什么。在面试的最后阶段,店长问她:“你想在哪个部门工作?”
这样的提问超出了她的预料:“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你喜欢宜家的什么,希望在哪个部门工作?哪个部门的工作会让你更开心?”
“我喜欢花瓶。”她的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就是画册上美丽的花瓶。
于是,这个刚迈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开始了在宜家的第一个岗位 — 销售花瓶。
“这是很有趣的体验,在那样的一个区域里,是属于你来照顾的。你需要考虑怎样放置最方便消费者,同时最漂亮,而且还是自己喜欢的。每天的工作都让你觉得充满朝气,并且愿意去努力做好它,每天都能看见小小的成就。”
但当她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时,也意味着她需要承担更多的职责:“有短时间真的觉得非常难,甚至想,离开吧,或许我已经不适合宜家了,新的项目让我觉得难以下手 — 这或许就是宜家文化,她给每个员工足够的自由度,鼓励大家去尝试,但同时,这也让我觉得忐忑。”
但她的同事不断在告诉她:“做吧,你可以,试试看。”
“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在推动我:鼓励。于是我就想,好,我再试试,再试试,就这样,试着做着,在宜家十年了。”
十年的时光对于宜家的中国历史来说,算老员工了,这家瑞典公司进入中国也才十三年时间。但在一次公司会议时,国外的同事们做自我介绍,大家站起来都会说:“我是×××,在宜家三十年了”,或者“二十年了”……李芳芳突然发现,她在宜家,还很年轻。
“这样的自由度,会不会让员工太依赖宜家的文化了,以致于不能到其他公司工作?”记者问李芳芳。
“或许会吧,只是,为什么要离开呢?”
用十年时间与中国磨合
从上海来到广州宜家担任店长,陪着李芳芳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先生:“广州和上海的城市风格不同,我都很喜欢,尤其广州的美食。”
而在工作的时候,中国的南北差异,也让这个坚持原创设计的瑞典公司发生了一些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改变:“我们一直坚持‘IKEA IS IKEA”,但是在中国的南北,使用习惯还是不同。比如客厅,南方的客厅比较小,电视距离沙发就2-2.5米,那么我们在设计电视墙的时候,就要让它在南方变得小一点。再比如,广州人喜欢开放的阳台,但是在北方,因为天气冷,大家喜欢把阳台封起来,那么我们在设计阳台解决方案的时候,就要考虑南北的不同。”
和中国消费者的磨合,在宜家也进行了十年,几乎是伴随了宜家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宜家有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几十年也没变过,比如一些经典的设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作出改变。还比如宜家所倡导的‘家是最重要的地方’。”
但宜家有的地方却改变了,比如越来越低的价格;对待消费者习惯的方式(比如过去不允许拍照,现在可以了);对家居整体解决方案的重视等等。
“有的改变是在经营过程中发现的,比如过去倡导的睡眠革命,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睡硬板床,腰板硬’,但这并不适应大部分人,我们希望将正确的睡眠习惯、生活习惯,通过一点点地渗透,告诉给消费者。”
而对于李芳芳自己而言,在宜家十年,虽然已经是宜家广州店的店长,但她还是认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不代表级别不同 — 宜家的“Coworker”所说的就是这个。现在的她会将时间的一半以上分给工作,而剩下的时间,她希望留给舒适温暖的小家:“幸福很简单,做一份开心的工作,在一个有乐子的城市生活。我现在就很好。”
采访时,正值下午最忙碌的时候。进入位于广州宜家店一楼右侧的办公室,很强烈的宜家风格装修 — 简洁,色彩明快,走廊的两侧,看似随意地张贴着各种数据、告示。整个办公室里都弥漫着清新的木香。
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外的绿色植物照进来,铺到木桌上。桌子不高,大家围在一起喝着咖啡开会,像是学校里在上讨论课的孩子们。
一位女员工推着一块小黑板从我们身边经过,上面写着实时销售数据,一个“加油”模样的手势在数据下方。
“这样你们不会感觉到压力吗?尤其是你,数据有时候是不可控的。”记者问李芳芳。
她睁大了眼睛:“没有,为什么会有压力?我们老板没给我设定具体任务,没说今天必须完成一、二、三, 我也从来没这样要求过员工。”
“那么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压力吗?”
她稍作停顿:“压力肯定是有的,这十多年,我的工作上有过很难的时候,甚至动了离开宜家的念头。但事实证明,我不需要离开,我还爱着这里,并且能克服压力。”
为什么要离开?
进入宜家,仅仅是因为李芳芳觉得那花花绿绿的宣传册挺好看的:“当时拿在手上,就想着,这家公司应该是很有趣的。”
当时的她对宜家并没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不清楚这一家家居公司打算在中国怎么做,也不知道自己在家居公司里能做点什么。在面试的最后阶段,店长问她:“你想在哪个部门工作?”
这样的提问超出了她的预料:“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你喜欢宜家的什么,希望在哪个部门工作?哪个部门的工作会让你更开心?”
“我喜欢花瓶。”她的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就是画册上美丽的花瓶。
于是,这个刚迈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开始了在宜家的第一个岗位 — 销售花瓶。
“这是很有趣的体验,在那样的一个区域里,是属于你来照顾的。你需要考虑怎样放置最方便消费者,同时最漂亮,而且还是自己喜欢的。每天的工作都让你觉得充满朝气,并且愿意去努力做好它,每天都能看见小小的成就。”
但当她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时,也意味着她需要承担更多的职责:“有短时间真的觉得非常难,甚至想,离开吧,或许我已经不适合宜家了,新的项目让我觉得难以下手 — 这或许就是宜家文化,她给每个员工足够的自由度,鼓励大家去尝试,但同时,这也让我觉得忐忑。”
但她的同事不断在告诉她:“做吧,你可以,试试看。”
“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在推动我:鼓励。于是我就想,好,我再试试,再试试,就这样,试着做着,在宜家十年了。”
十年的时光对于宜家的中国历史来说,算老员工了,这家瑞典公司进入中国也才十三年时间。但在一次公司会议时,国外的同事们做自我介绍,大家站起来都会说:“我是×××,在宜家三十年了”,或者“二十年了”……李芳芳突然发现,她在宜家,还很年轻。
“这样的自由度,会不会让员工太依赖宜家的文化了,以致于不能到其他公司工作?”记者问李芳芳。
“或许会吧,只是,为什么要离开呢?”
用十年时间与中国磨合
从上海来到广州宜家担任店长,陪着李芳芳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先生:“广州和上海的城市风格不同,我都很喜欢,尤其广州的美食。”
而在工作的时候,中国的南北差异,也让这个坚持原创设计的瑞典公司发生了一些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改变:“我们一直坚持‘IKEA IS IKEA”,但是在中国的南北,使用习惯还是不同。比如客厅,南方的客厅比较小,电视距离沙发就2-2.5米,那么我们在设计电视墙的时候,就要让它在南方变得小一点。再比如,广州人喜欢开放的阳台,但是在北方,因为天气冷,大家喜欢把阳台封起来,那么我们在设计阳台解决方案的时候,就要考虑南北的不同。”
和中国消费者的磨合,在宜家也进行了十年,几乎是伴随了宜家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宜家有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几十年也没变过,比如一些经典的设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作出改变。还比如宜家所倡导的‘家是最重要的地方’。”
但宜家有的地方却改变了,比如越来越低的价格;对待消费者习惯的方式(比如过去不允许拍照,现在可以了);对家居整体解决方案的重视等等。
“有的改变是在经营过程中发现的,比如过去倡导的睡眠革命,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睡硬板床,腰板硬’,但这并不适应大部分人,我们希望将正确的睡眠习惯、生活习惯,通过一点点地渗透,告诉给消费者。”
而对于李芳芳自己而言,在宜家十年,虽然已经是宜家广州店的店长,但她还是认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不代表级别不同 — 宜家的“Coworker”所说的就是这个。现在的她会将时间的一半以上分给工作,而剩下的时间,她希望留给舒适温暖的小家:“幸福很简单,做一份开心的工作,在一个有乐子的城市生活。我现在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