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银联上下对“这一刻的到来”早有预感。
“对我们来说，这一刻已经等候多时了。”虽然消息对银联明显不利，但是银联业务部总经理黄建军在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时，仍对银联的未来信心满满。
所谓“这一刻”，指的是10月29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会议要求放开银行卡清算市场，符合条件的内外资企业，均可申请在中国境内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
对于“等候多时”，黄建军的解释是，“2012年WTO就已经裁定，中国应该在一定期限内开放人民币转接清算市场，所以我们有心理准备”。
银联在会议之后马上表示，“作为市场化的商业主体”，银联将与其他银行卡清算机构在同样的监管条件下，依法合规、开展平等的市场竞争。
就在历史性时刻的同一天，67岁的苏宁不再担任银联董事长，原银联副董事长、银联国际董事长葛华勇接任董事长之职。
银联上下对“这一刻的到来”确实早有预感。差不多一年前，银联总裁时文朝曾说过“银联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银联是真正地丢了自己的“铁饭碗”了。
“央妈”快刀斩乱麻
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在过去几年里，银联、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行甚至央行各方围绕“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行卡收单业务是否必须通过银联”的“铁饭碗政策”不断据理力争，期间口水官司无数，银联也不断挥舞大棒，敲打一些不听话的“规则破坏者”。
2012年12月19日，银联向各家银行发送《关于规范与非金融支付机构银联卡业务合作的函》，号召成员银行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开放接口进行清理整治，将银联卡业务上收至总行，最终推动非金机构统一接入银联网络。但这一举动并未收到明显成效。
2013年4月，银联通过了《银行卡受理市场秩序规范约束与奖励机制实施细则》，再次强调：“收单机构未通过中国银联开展银联卡跨行交易和资金清算业务的，应向中国银联支付违规跨行转接银联卡的违约罚金。”
而当年7月5日，央行正式公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删除了2012年6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有关“涉及到跨法人交易转接和资金清算的，应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合法银行卡清算组织进行”的规定，转而表述为：“收单机构将交易信息直接发送发卡银行的，应当在发卡银行遵守与相关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协议约定下，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交易信息和资金安全、持卡人和商户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当月末，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举办的收单办法解读与风险管理培训班上，央行支付结算司组织监管处处长谭静蕙对此条规定的重点解读，基本上默认了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直连模式的存在。
“此条款目的在于发挥市场主体商业协议的约束机制，尊重市场选择，鼓励创新，打破卡组织的固有模式以及适应银行卡清算市场日益开放的发展趋势。”谭静蕙当时说。
但对于“商业协议的约束机制”，银联有着自己的理解。
银联几乎在同一时间，召集了52家与其达成协议关系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了银行卡收单业务运作与收单办法解读会议，强调上述规定仍是建立在“以发卡银行遵守与相关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协议约定”的前提之上。
同年8月，上海银行曝出因为私自借收单机构号给支付宝用，被银联通报批评并处大额罚款。银联称这些交易损害了发卡行利益，也违反了国家发改委的相应费率规定。
上海银行随即中断了与支付宝的合作；而支付宝也马上称“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宣布停止线下收单POS机业务。
银联总裁时文朝今年初公开强调，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前20家占了90%多的市场份额，这20家机构千方百计地绕过银联进行转接清算，银联的交易量分流非常明显。而这一现象是“不被银联所允许的”。
就在各方各执一辞、冲突频发的情况下，今年9月，央行向国务院上报了一个关于银行卡清算市场准入规则的方案初稿，内容包括跨行交易清算规则、发卡标准、账户管理标准，以及申请成立清算机构的门槛等。
随后，国务院公布上述决定，银联的独家垄断地位被打破。
银联“二次创业”
银联创立之初，曾担负着转接清算组织机构和构建跨行交易与支付体系的多重职责。2009年，银联成立一家专注线上支付的子公司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2011年6月，银联正式推出“银联在线支付”和“银联互联网手机支付”业务。
但业内存在对银联垄断、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诟病。
“银联属各银行共同出资组建，这种治理结构下，子公司以怎样合适的方式再运作，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思考和安排的过程。”黄建军表示，银联商务作为银联的一个收单公司，在规则和管理上是被一视同仁的。对于违反合同的市场主体（包括银联商务）、主要是套码机构，银联一旦发现，将对其收取“约束金”，约束回的金额也会按照7：2：1的标准，返回给发卡行和银联。
黄建军介绍，为了适应新时代，摒弃行政命令、体现“服务”特色，银联年初已完成部门架构调整，并通过新考核激励方案推动前、中、后台配合，提升服务效率。同时，也对支付机构加强了培训、指导、上门支持等，未来在跨境电子商务结算领域，银联也“计划带领更多的第三方机构共同开拓海外支付市场”。
中国社科院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提到，银联新形势下的二次创业，是中国零售支付体系发展中的大事，其能否成功取决于五方面要素：
一是能否跳出国内市场的纷争，努力成为在海外建设中国零售支付“基础设施”、有效支持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引领者；二是真正推动零售支付的新游戏规则制定；三是能否跳出卡基支付的传统模式，在整合线上与线下服务方面；四是建立在支付平台、产业链基础上的多元化增值服务，包括面向各类客户的非金融和金融服务，这也是银联能够绕开矛盾，与各类主体追求合作共赢的重点；五是银联要做开放型的基础平台，就需避免过度直接参与到平台游戏者的竞争中，这就面临业务“有进有退”的阵痛。 竞争者们
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二家“银联”呢？
对于国务院决定中提到的“符合条件的内外资企业”，艾瑞咨询高级分析师王维东认为，至少会涉及注册资金、交易量、用户规模、系统方面的成熟度等条件，最重要的是风险防控水平。
从这些角度考虑，目前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支付宝。
支付宝在线上已与180多家银行进行直联，已在进行转接清算相关的业务；其还曾经投资5亿元做线下POS业务，用来实现电商货到付款，虽只占其业务组成的一小部分，但也是动了银联蛋糕，因此遭到银联的反击。
一位行业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高管曾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到，多年来市场一直遵循7：2：1的手续费分配比例，即发卡行占70%，收单机构占20%，银联作为清算转接机构占10%，这10%的手续费成为银联的固定分成。“但这样也使得银联的商业模式固化掉了，如果交易都不通过刷银联POS机，银联也就没有盈利了。”
据报道，有行业观察人士发现，支付宝POS机业务在“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停止数月后又重出江湖，不同的是，这一次，它没有向银联卡网络里的商业银行“借收单机构号”，而是自己创设了“999”清算网络代码。
支付宝加紧布局线上线下清算网络的野心已毋庸置疑。但是，王维东认为，支付宝的核心还在于线上支付清算，如果要做线下，可能还需要和其他企业去合作布局线下，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会相当大。
而在黄建军看来，硬件投入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品牌。“对于银行卡清算组织，其实清算只是其业务的一部分，要把下面四件事都做好，才能成为合格的卡组织。”他说，一是有成熟标准，在真正开放式的标准基础上授权发卡、授权收单；二是成熟的转接清算系统和机制；三是在业务标准基础上，生产一些中间件、半成品，如借记卡、信用卡、高端商务卡等，商业银行、收单机构在半成品的基础上真正形成自己银行的产品；四是有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并维护品牌。
“因而，行业的进入门槛较高。比如美国市场很大，但真正的银行卡组织只有VISA和万事达两家，而诸如运通、发现卡等，都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卡，自发卡、自收单，都是封闭的组织。”
工行也被传言是有力“竞争者”之一。不过从国外情况来看，VISA和万事达都没有涉足银行业务。如果某家机构想集发卡、清算、放贷于一身，是没有前例的，也是不被允许的。
“打破银联的垄断、省去通道费；或者与支付宝抗衡，发展线上线下融合一体的银联模式，这有可能是工行的动机，但我此前并未在工行内部听说过要做卡组织。”一位前工行电子银行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一位业内人士则提到，与支付清算行业的放开相比，苹果公司的Apple Pay如果进入中国，选择谁做合作伙伴，将是更重大的、可能颠覆整个行业模式的事件。
“再生成一个银联的可能性不大，未来更可能会形成线上支付+手机的空中支付+NFC近场支付的新生态。”他认为，未来支付终端体系将是以手机为主、电脑为辅的二元时代，ATM和POS机等传统终端会在支付领域被逐步边缘化。
王维东认为，Apple Pay在中国最好的合作伙伴是银联，看重其在NFC近端支付的市场布局和线下的POS机业务。但如果受阻，也会再找其他机会。
“我判断他们之间的谈判应该从很早就已经开始有了。”王维东认为，一直没有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合作的主导权归属问题，如果由Apple Pay主导，银联就沦为一个通道，这不是银联能接受的。此外，国外公司进入中国的支付业务，在政策层面也会遇到一定阻力，毕竟银联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政府色彩的半经营机构。
“对我们来说，这一刻已经等候多时了。”虽然消息对银联明显不利，但是银联业务部总经理黄建军在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时，仍对银联的未来信心满满。
所谓“这一刻”，指的是10月29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会议要求放开银行卡清算市场，符合条件的内外资企业，均可申请在中国境内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
对于“等候多时”，黄建军的解释是，“2012年WTO就已经裁定，中国应该在一定期限内开放人民币转接清算市场，所以我们有心理准备”。
银联在会议之后马上表示，“作为市场化的商业主体”，银联将与其他银行卡清算机构在同样的监管条件下，依法合规、开展平等的市场竞争。
就在历史性时刻的同一天，67岁的苏宁不再担任银联董事长，原银联副董事长、银联国际董事长葛华勇接任董事长之职。
银联上下对“这一刻的到来”确实早有预感。差不多一年前，银联总裁时文朝曾说过“银联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银联是真正地丢了自己的“铁饭碗”了。
“央妈”快刀斩乱麻
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在过去几年里，银联、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行甚至央行各方围绕“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行卡收单业务是否必须通过银联”的“铁饭碗政策”不断据理力争，期间口水官司无数，银联也不断挥舞大棒，敲打一些不听话的“规则破坏者”。
2012年12月19日，银联向各家银行发送《关于规范与非金融支付机构银联卡业务合作的函》，号召成员银行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开放接口进行清理整治，将银联卡业务上收至总行，最终推动非金机构统一接入银联网络。但这一举动并未收到明显成效。
2013年4月，银联通过了《银行卡受理市场秩序规范约束与奖励机制实施细则》，再次强调：“收单机构未通过中国银联开展银联卡跨行交易和资金清算业务的，应向中国银联支付违规跨行转接银联卡的违约罚金。”
而当年7月5日，央行正式公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删除了2012年6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有关“涉及到跨法人交易转接和资金清算的，应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合法银行卡清算组织进行”的规定，转而表述为：“收单机构将交易信息直接发送发卡银行的，应当在发卡银行遵守与相关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协议约定下，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交易信息和资金安全、持卡人和商户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当月末，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举办的收单办法解读与风险管理培训班上，央行支付结算司组织监管处处长谭静蕙对此条规定的重点解读，基本上默认了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直连模式的存在。
“此条款目的在于发挥市场主体商业协议的约束机制，尊重市场选择，鼓励创新，打破卡组织的固有模式以及适应银行卡清算市场日益开放的发展趋势。”谭静蕙当时说。
但对于“商业协议的约束机制”，银联有着自己的理解。
银联几乎在同一时间，召集了52家与其达成协议关系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了银行卡收单业务运作与收单办法解读会议，强调上述规定仍是建立在“以发卡银行遵守与相关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协议约定”的前提之上。
同年8月，上海银行曝出因为私自借收单机构号给支付宝用，被银联通报批评并处大额罚款。银联称这些交易损害了发卡行利益，也违反了国家发改委的相应费率规定。
上海银行随即中断了与支付宝的合作；而支付宝也马上称“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宣布停止线下收单POS机业务。
银联总裁时文朝今年初公开强调，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前20家占了90%多的市场份额，这20家机构千方百计地绕过银联进行转接清算，银联的交易量分流非常明显。而这一现象是“不被银联所允许的”。
就在各方各执一辞、冲突频发的情况下，今年9月，央行向国务院上报了一个关于银行卡清算市场准入规则的方案初稿，内容包括跨行交易清算规则、发卡标准、账户管理标准，以及申请成立清算机构的门槛等。
随后，国务院公布上述决定，银联的独家垄断地位被打破。
银联“二次创业”
银联创立之初，曾担负着转接清算组织机构和构建跨行交易与支付体系的多重职责。2009年，银联成立一家专注线上支付的子公司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2011年6月，银联正式推出“银联在线支付”和“银联互联网手机支付”业务。
但业内存在对银联垄断、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诟病。
“银联属各银行共同出资组建，这种治理结构下，子公司以怎样合适的方式再运作，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思考和安排的过程。”黄建军表示，银联商务作为银联的一个收单公司，在规则和管理上是被一视同仁的。对于违反合同的市场主体（包括银联商务）、主要是套码机构，银联一旦发现，将对其收取“约束金”，约束回的金额也会按照7：2：1的标准，返回给发卡行和银联。
黄建军介绍，为了适应新时代，摒弃行政命令、体现“服务”特色，银联年初已完成部门架构调整，并通过新考核激励方案推动前、中、后台配合，提升服务效率。同时，也对支付机构加强了培训、指导、上门支持等，未来在跨境电子商务结算领域，银联也“计划带领更多的第三方机构共同开拓海外支付市场”。
中国社科院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提到，银联新形势下的二次创业，是中国零售支付体系发展中的大事，其能否成功取决于五方面要素：
一是能否跳出国内市场的纷争，努力成为在海外建设中国零售支付“基础设施”、有效支持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引领者；二是真正推动零售支付的新游戏规则制定；三是能否跳出卡基支付的传统模式，在整合线上与线下服务方面；四是建立在支付平台、产业链基础上的多元化增值服务，包括面向各类客户的非金融和金融服务，这也是银联能够绕开矛盾，与各类主体追求合作共赢的重点；五是银联要做开放型的基础平台，就需避免过度直接参与到平台游戏者的竞争中，这就面临业务“有进有退”的阵痛。 竞争者们
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二家“银联”呢？
对于国务院决定中提到的“符合条件的内外资企业”，艾瑞咨询高级分析师王维东认为，至少会涉及注册资金、交易量、用户规模、系统方面的成熟度等条件，最重要的是风险防控水平。
从这些角度考虑，目前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支付宝。
支付宝在线上已与180多家银行进行直联，已在进行转接清算相关的业务；其还曾经投资5亿元做线下POS业务，用来实现电商货到付款，虽只占其业务组成的一小部分，但也是动了银联蛋糕，因此遭到银联的反击。
一位行业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高管曾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到，多年来市场一直遵循7：2：1的手续费分配比例，即发卡行占70%，收单机构占20%，银联作为清算转接机构占10%，这10%的手续费成为银联的固定分成。“但这样也使得银联的商业模式固化掉了，如果交易都不通过刷银联POS机，银联也就没有盈利了。”
据报道，有行业观察人士发现，支付宝POS机业务在“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停止数月后又重出江湖，不同的是，这一次，它没有向银联卡网络里的商业银行“借收单机构号”，而是自己创设了“999”清算网络代码。
支付宝加紧布局线上线下清算网络的野心已毋庸置疑。但是，王维东认为，支付宝的核心还在于线上支付清算，如果要做线下，可能还需要和其他企业去合作布局线下，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会相当大。
而在黄建军看来，硬件投入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品牌。“对于银行卡清算组织，其实清算只是其业务的一部分，要把下面四件事都做好，才能成为合格的卡组织。”他说，一是有成熟标准，在真正开放式的标准基础上授权发卡、授权收单；二是成熟的转接清算系统和机制；三是在业务标准基础上，生产一些中间件、半成品，如借记卡、信用卡、高端商务卡等，商业银行、收单机构在半成品的基础上真正形成自己银行的产品；四是有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并维护品牌。
“因而，行业的进入门槛较高。比如美国市场很大，但真正的银行卡组织只有VISA和万事达两家，而诸如运通、发现卡等，都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卡，自发卡、自收单，都是封闭的组织。”
工行也被传言是有力“竞争者”之一。不过从国外情况来看，VISA和万事达都没有涉足银行业务。如果某家机构想集发卡、清算、放贷于一身，是没有前例的，也是不被允许的。
“打破银联的垄断、省去通道费；或者与支付宝抗衡，发展线上线下融合一体的银联模式，这有可能是工行的动机，但我此前并未在工行内部听说过要做卡组织。”一位前工行电子银行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一位业内人士则提到，与支付清算行业的放开相比，苹果公司的Apple Pay如果进入中国，选择谁做合作伙伴，将是更重大的、可能颠覆整个行业模式的事件。
“再生成一个银联的可能性不大，未来更可能会形成线上支付+手机的空中支付+NFC近场支付的新生态。”他认为，未来支付终端体系将是以手机为主、电脑为辅的二元时代，ATM和POS机等传统终端会在支付领域被逐步边缘化。
王维东认为，Apple Pay在中国最好的合作伙伴是银联，看重其在NFC近端支付的市场布局和线下的POS机业务。但如果受阻，也会再找其他机会。
“我判断他们之间的谈判应该从很早就已经开始有了。”王维东认为，一直没有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合作的主导权归属问题，如果由Apple Pay主导，银联就沦为一个通道，这不是银联能接受的。此外，国外公司进入中国的支付业务，在政策层面也会遇到一定阻力，毕竟银联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政府色彩的半经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