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萧红和张爱玲是两位天才型的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二人不仅才华出众，而且生命历程和文学作品有不少相似之处，比较二者，能从中发现一些颇有意味的东西。萧红和张爱玲的人生际遇、文学作品及其被接受的过程，至少有四方面相似。
　　其一，她们各自都生活在一個不和谐的家庭，童年经历可谓不幸，都缺乏父母之爱。萧红出生后就被父亲嫌弃，父女关系冷漠紧张。八岁时丧母，不久父亲再娶，后母对萧红也没什么感情。唯一的亲情之爱来自祖父的关照。张爱玲同样出生在一个不堪的家庭，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父亲是前清遗少，没落贵族，抽鸦片、嫖妓、娶姨太太，生活堕落。张爱玲四岁时，母亲远赴英国游学，父亲不满，幼小的张爱玲成为他的出气筒，经常遭遇虐待。十岁时，父母离异，随后父亲再娶，后母和张爱玲关系紧张，曾因二人闹矛盾，张爱玲被父亲关禁闭达半年之久。
　　其二，两人都历经沧桑，爱情婚姻遭遇不幸，晚景凄凉。萧红尤甚，萧红短短的一生颠沛流离，爱情婚姻屡遭挫折，先后被几个男人“抛弃”。1942年1月，三十一岁的萧红孤独凄凉地病逝于香港一家医院。张爱玲的人生际遇和爱情婚姻也好不了多少，先是和汉奸文人胡兰成有过短暂的不对等的婚姻（胡是有妇之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移居海外，第二次婚姻也谈不上幸福。晚年幽居，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1995年9月，七十五岁时在洛杉矶寓所孤独离世，去世一周后才被人发现。
　　其三，二人都具有文学天赋，在二十五岁前就出版或发表了各自的文学作品，并产生较大影响；而且，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比较类似，都有一种悲凉氛围或悲剧意识。
　　其四，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基本未论及二人及其作品，张爱玲更是被屏蔽。到了八十年代，二人如出土文物被重新“发现”，从那时起，萧、张及其作品逐渐为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成为“显学”，并受到高度评价。

二

　　如果要从萧、张二人的作品中各自提炼出一个关键词，我认为分别是“荒凉”和“苍凉”，这是一对近义词，在萧、张二人各自的文本中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萧红因为生命历程短暂，所以作品数量并不多，在她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生死场》、《呼兰河传》无疑是代表作。《生死场》是萧红前期的作品，出版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一座村庄生与死的故事。那片黑土地灾难深重，村民生活痛苦而麻木，人们像牛马一样生活，“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萧红用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给我们描写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荒凉世界，村民生活的外部环境恶劣，人的精神世界荒芜残缺。《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显示了她的现实主义文学才华。但这篇小说也存在瑕疵，如文本内容的前后“断裂”问题。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作品，是她最成熟的作品之一，更能全面显露她的艺术才华。这本并不算长的长篇小说，我更愿意看作是萧红的童年自传。在这部作品中，萧红开创性地为一个小城——呼兰河作传，她用儿童的视角、自然天成的笔触描画了一幅北方小城荒凉而寂寞的图景。
　　呼兰河不仅城小而且冷清，只有两条大街，一条南北走向，一条东西走向，构成一个十字型。灰扑扑的马路，车马过后灰尘滚滚，下雨天则是满地泥泞。呼兰河的人们生活在刻板而单调的世界，小城人的日常生活灰暗寂寞，困苦麻木，像北方的大地上的野草自生自灭。贫乏单调的生活滋生了人们的“看客”心理。东二道街有一个大泥坑，正处路中央，不管下雨天晴，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吞噬过许多大小动物，车马跌落坑中是常事。而每当有车马跌入坑内，人们都乐于围观，“大家都对它起着无限的关切”，但一次一次的人仰马翻，并没有让谁提出填平泥坑并付诸行动。大泥坑仿佛就是一个戏台，常年上演“喜剧”，大家都乐于在单调贫乏的日子里看戏。填平泥坑等于拆掉了戏台，显得不合时宜。
　　对于同类的不幸，呼兰河的人们同样乐于围观，并当作生活中的乐子，对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围观最为典型，小团圆媳妇就是在众人的围观中被滚烫的洗澡水活活烫死的。面对凄惨的情景，面对跳大神的野蛮摧残，围观者包括小团圆媳妇的婆婆都泰然处之。萧红所描写的无意中与鲁迅笔下的“看客”不谋而合，这些看客都愚昧麻木，喜欢围观——不管是悲惨的还是喜庆的场景，不管被围观者是人还是动物。这就是呼兰河，不仅外部世界一片荒凉，而且人心也同样荒凉。
　　对于萧红自己而言，荒凉感更鲜明，“我”的童年单调寂寞，缺乏父母之爱，唯有祖父给予人间温情，几乎没有同龄玩伴，只能和后花园的蝴蝶蜻蜓、野花野草为伴，“我”家的后花园成为“我”玩乐的天地。《呼兰河传》中作者四次写到“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反复提及荒凉，足见“我”的主观情感之强烈。萧红童年的后花园，让人不禁想起鲁迅童年的百草园，相比而言，多姿多彩的百草园更衬托出萧红童年的孤独寂寞。
　　从感情和心理上讲，寂寞是萧红童年的关键词。从心理学上分析，童年的成长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萧红可谓典型，正是童年亲情的缺失和孤独寂寞，使成人后的萧红渴望感情的慰藉，在爱情婚姻中过于依赖男性，以致情感屡屡受挫。她想自立却又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这种矛盾心理中纠结而不能自拔，最终在寂寞中孤独离世。1946年，茅盾在为《呼兰河传》所写的序言中，反复运用“寂寞”这个词论述萧红以及呼兰河，多达二十五次。的确，茅盾先生找准了萧红一生的痛点——寂寞。1944年，戴望舒曾拜谒过香港浅水湾旁的萧红墓，并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听海涛闲话。
　　从深层次探究，萧红的寂寞源自童年生活的荒凉世界，荒凉与寂寞构成了萧红生命历程的因果关系，荒凉是因，寂寞是果。

三

　　张爱玲作品的核心词毫无疑问是“苍凉”。 　　《倾城之恋》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这一段差不多是张爱玲作品的内容提要或者说情感基调。昏暗、沉闷、冷漠、压抑、孤独、病态等词语构成了她的作品的底色。张爱玲爱用“苍凉”一词，偶尔也会运用“凄凉”和“荒凉”等近义词，表达相近的含义，如《金锁记》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为什么特别偏爱“苍凉”？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说出了答案：“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的作品表现大变动时代都市人的生存景象：人与人之间充满算计，人是伪善狡诈的，人生是荒凉黑暗的，人性是冷漠、自私、卑劣的，世界是病态绝望的。在她的笔下，亲情、爱情、婚姻无不如此。《金锁记》中，主人公曹七巧的人性被金钱和情欲扭曲，行为乖戾变态，不仅破坏了儿子的婚姻，还折磨死了儿媳妇，并葬送了女儿的爱情。曹七巧戴着一副黄金枷锁，扼杀了自己，也扼杀了儿女。《倾城之恋》结局似乎比较圆满，实则苍凉。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更像一场男女之间的“战争”，充满权衡和算计，爱情婚姻基本是男人或女人谋生的手段。白流苏的再嫁和第一次失败的婚姻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将一个男人换成另一个男人，一个家庭变成另一个家庭。张爱玲在年纪轻轻时就洞悉了人世的苍凉悲哀，她显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从心理学角度探寻，张爱玲的苍凉和悲剧感同样源自她童年的不幸。暗黑悲惨的童年使张爱玲过早“成熟”，她很早就看透了人世间的苍凉悲哀。聪慧的天赋，加之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二十多岁初登文坛，就震惊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
　　萧红的荒凉更多呈现的是外部世界的景象，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的生存环境，透过这些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内心的荒凉。张爱玲的苍凉更多的是指向人生和人性，流露出悲剧意识。张爱玲的小说中外部环境描写没有萧红那样普遍，环境只是人物表现的衬托，张爱玲更关注的是人心、人性。但从根本上讲，荒凉和苍凉并没有本质区别。萧红、张爱玲都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具有悲剧色彩的生存状态，萧红把目光聚焦于乡村和小城镇，张爱玲聚焦的是上海、香港等大都市。
　　当然，萧红和张爱玲除了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萧红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未毕业），文学才华更多来自天分，所以她的作品更自然质朴，文学技巧不算特别圆熟。张爱玲出生在有文化底蕴的家庭，学历较高，在文学艺术上手法更成熟。如果说萧红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那么张爱玲就是一块闪着冷冷光泽的玉。她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萧红和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均受到文学评论界高度关注。在有些人看来，张爱玲的艺术水平和文学成就在萧红之上。我认为这样的结论不够公允，萧和张的文學风格是属于两种类型的，一个类似乡土民谣，一个类似都市流行曲，虽然都具有悲凉的气质，但二者风格并非同类项，所以不好下谁高谁低的结论。我比较赞同现代文学史家夏志清的说法：“萧红的文学成就一点也不比张爱玲逊色……她是二十世纪中国优秀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