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一个下午，我从县城回家。一进屋，见妻子向我扬起一张纸条，说：“喜报！喜报！”我莫名其妙，一把夺过纸条，原来是《中等数学》杂志社寄来的。只一行字：潘国本同志，你的《三角形垂心性质》一文已被我刊选用，请勿它投。妻本来就端庄白净，又笑得那样灿烂，我看看妻再看看那字条，醉了。
　　从此，我在家多了一个称谓——作家。每次只要取到样刊，妻就马上抢过去找我的名字。找着名字了看标题，看到标题了，又看是不是大号字体，是不是标题刊于封面。有时，什么也没找到，还会一页一页地翻，且一边翻一边问，有没有用笔名啊？但凡登了我的稿子，她自己细读不算，还给儿子、女儿看，整间屋让她搞得像端上了一屉出笼馒头，蒸腾着喜气。
　　小人是不能得志的。这一蒸腾，先数学，再教育，后随笔；严肃的，激情的，休闲的，都一齐上了。没人的时候，妻悄声对我说：“写数学好评职称，别的就别弄了。”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怕我吃亏。想到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戴高帽子游街的年代。我也认真对她说：“你还不相信你丈夫？放心吧，以后有东西出来，先让你过堂，你批了，再发。”当然，我也很慎重，规定自己一不写假大空不做应声虫；二稿子（至少那几年）尽量不碰敏感问题。她呢，也真的成了我的责任编审。
　　文字这东西，也是当局易迷，旁观常清。我的确希望能有个高手在边上提醒提醒，但哪位高手愿意没完没了帮你打点那些粗浅毛坯呢，纵使隔三差五请来一位，或碍于脸面或出于文人脾气，心里话也是很难掏尽的，说不定明明是东施也会说成是西施她姐呢。妻子虽然只读了个初中，却是有痛说痛有痒说痒，要增删要重写，从不忌讳。狠起来还当场亮分，她说80分，那便是“可以放飞”；她说60分，那便是“还为难编辑做什么，撤！”我们就这样长年做着模拟演习。
　　物以稀为贵。随着“馒头”的频频“出笼”，那香气自然也缩水了。先是女儿没了兴趣，再是儿子也溜号了，但妻不。任我递上的是黑面疙瘩还是窝窝头，她都耐心品着尝着——她要把关。
　　一篇写地方名人烦恼的文章，我先称《名人的烦恼》，但觉得小头戴了大帽子，叫《小名人的苦恼》又太小家子气了。由妻裁剪作嫁的时候，她给我补充了两个细节，再改称《小名人的大不快》。就这样，小家碧玉摇身一变，成了大家闺秀。
　　小人物又是经不得挫折的。大人物可以退一二十次稿，坐一二十年冷板凳，也不灰心丧气，而我不行。去年，只一个多月没有收到样刊，就茶也多了话也少了。那天，我坐进书案想再操刀枪，忽地妻进来了，说：“又不是上不了稿子就得下岗，自寻烦恼干什么？多么好的天气，湖水清清的，空气鲜鲜的，钓鱼去吧。”我动了心，寻出渔具，备上鱼饵，待我再到堂前，见太阳帽、矿泉水已候在门口，太阳帽里还有两个黄橙橙的橘子。
　　那天走运，一个多小时就有一斤多野鲫得手。凯旋而归，一进屋，只见妻正坐在电脑边读“我的文档”。左边《现代汉语词典》驮着《辞海》，右边一张白纸已密密麻麻记下半页文字有待商榷，妻又在做我的“编审”了。那架势俨然梁红玉击鼓阵前，激励着夫君韩世忠帐下的兵兵卒卒。纵然梁红玉还留下了许多佳话，而妻呢，文前文后凡出头露面的地方全留给我了。
　　2006年9月的一个夜晚，月朗星疏，我与妻子经一条小街回家。忽然，一家门内流出《二泉映月》优美的旋律，显然是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月明风清的“二泉”意境，连同深沉淡雅的旋律，滑过法桐枝叶渲染的暮色，沁人心脾。
　　我急忙回家打开电视搜索，原来神韵来自第六届中国艺术节的直播节目。但是非常遗憾，仅仅赶上一个结尾，我只有望“电视”兴叹了。第二天上午，忽地，那曲撩人的《二泉映月》又飘入我的耳鼓。我快步赶到电视机前，那熟悉的舞台画面，以及那位牵人心魂的二胡演奏家又出现了。让我再临其境并有始有终全场领受的，当然是妻。也只有她才能招回这口心泉！可我明明记得，那晚并无痛惜表露，也未发现她有些许察觉，但她竟是为我搜索了第二遍。究竟是我的热望感应出她的直觉，还是她的灵性神化了她的检索，至今是谜。
　　我一时语塞，只想起席琳·迪翁的那首歌：“如果我看不见了/你就是我的眼睛/在我无言时/你就是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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