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从何而来？
　　这即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尤为重要。因为从历史到今日，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尊敬祖先，这也是中华文化与西方世界的一个明显的不同。
　　西方世界的宗教传统十分浓厚，教会曾经在千年之中凌驾于欧洲各国之上，對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拥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而古代中国虽然也流行多种宗教，但宗教相比于皇权、王权，是柔弱的一方。祖先崇拜、宗族治理为古代中国社会提供了软性服务，渗透到中国人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我们会在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史书中，看到史学家不厌其烦地追溯某某人的先祖是谁，先祖的先祖又是谁。很多古人的墓碑会刻上，自己的先祖是哪位名人，有的人甚至要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才罢休。
　　《草与禾 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书，正是从探索中华文明的原点开篇的，作者想要探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与中国人的最早面貌，这是历史与文化上的重大问题。
　　大约十年前，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以《最早的中国》一书，激发了公众对于何为中国，最早的中国是什么的关注。十年来，学术界提供了许多解释。本书也以自己的跨学科方式，综合了近年来考古学和古气候学的发现，给出了关于最早的中国的一个解释版本。作者认为，距今4200年前东亚地区一次重大的气候变化，使中华文明的面貌从“满天星斗”转为“月明星稀”，这次文明历史的转折，可以视为最早的中国的正式登场，其时间是在距今约4000年前，地点则在以河南北部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回到这样明确的时空，我们就能够与我们的先祖相遇。
　　但是，这次跨时空的寻祖之旅，仅仅是书名《草与禾》中“禾”的世界的故事之一。所谓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作者用以分别代指长城地带以北的草原区域文明和长城地带以南的农耕区域文明。在本书中，作者向北推开了一扇门，带着读者走向茫茫的草原，让读者知晓，原来在中华文明的天空中，还有一块迷雾中的北境，一块禾的世界之外的草的世界。不认识这片广阔的北境，就无法看清中华文明融合的原貌。
　　其实，近年来历史界围绕“内亚学派”“新清史”的提法，争论颇为热闹。几位重量级的欧美历史学者，以其国际学术的视角，强调内亚政权与内亚民族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给中国历史学界带来了一股别样的风潮。在本书中，作者博采众长，草原内亚视角与华夏汉地视角并举，强调两大区域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以更为宏观且全面的史观，试图纠正单独强调华夏“正宗”或单独强调“内亚”主导的偏颇史观。这是一次史观意义的重大尝试，体现了本书的高远立意。
　　具体而言，面对文明的数千年融合历程，《草与禾》一书超越了“汉化”和“胡化”的简单概念，代之以几种政权模式的分析，并且阐述了不同政权模式的演进与更替。中华文明融合的图景，从双峰对峙，即秦汉单纯华夏政权与匈奴单纯草原政权模式并立，过渡到以隋唐为代表的华夏为主的混合政权模式，再过渡到以辽金为代表的草原为主的混合政权模式，递进为万里一统的元朝统一政权模式；经过明朝后期的短暂分裂后，最终迈向天下一家的清朝统一政权模式。
　　作者不仅生动地描绘了4000年中华文明融合史，而且给出了文明融合的机制。作者提出，草原政权的稳定性高度依赖外界物产的输入，这成为文明融合的“第一推动”。融合一旦发生，各个族群对于政权模式的探索就没有止境，融合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正是政权模式上的不断演进，使得中华文明的融合得以发生，深化，升华，最终实现了跨越草原与华夏的大融合。
　　自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以来，学者们在解释现代世界的重大现象时，在意识形态冲突之外，也强调文明形式的冲突。因此，《草与禾》以其对文明融合的描写与剖析，立足过去，面对当下，为读者看清纷纷扰扰的现代世界提供了视角。
　　毕竟，过去与现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就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今天的我们，都是文明融合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