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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宫廷音乐是音乐的主流方向，而琵琶在宫廷音乐中的使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唐代宮廷音乐中的重要乐器。其可以表现在参与了唐代宫廷燕乐、唐代宫廷雅乐、与唐代音乐的对外传播上，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唐代宫廷音乐；琵琶艺术
燕乐是唐代最重要的音乐类型，又作“宴乐”、“?乐”，是用于宫廷宴饮游乐以及一般欣赏活动时所用的音乐。燕乐吸收了唐代民间俗乐的艺术精粹，又融入了大量的胡乐，展现出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面貌。而琵琶作为“胡乐”最重要的伴奏乐器，始终存在于唐代的宫廷燕乐之中。唐代燕乐无论是在唐初期设立的“九部乐”中亦或是改进后的“十部乐”中都被统治者列为众多乐部之首。隋代在乐部设立上不仅保留了前朝的音乐元素，还大量融入外来音乐元素。隋朝初期已经设有“七部乐”：国伎、高丽伎、清商伎、安国伎、天竺伎、龟兹伎、文康伎。隋炀帝时期增设了“疏勒伎”与“康国伎”两个乐部，将隋“七部乐”扩展为“九部乐”。九部乐的乐制一直延续到唐太宗时期，唐太宗继位后对九部乐实施了结构的改革，改“国伎”为“西凉”，废“天竺”，增设了“扶南伎”，其后又加设了“高昌伎”乐部，使之最终确定下来，形成了唐代特有的“十部乐”。十部乐中仅“清乐”是古人所说的“华夏正声”，是汉族传统音乐，而其他部伎则多是由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组成，较多是通过“龟兹乐”或与“龟兹乐”融合之后，传到就中原地区，因此，十部乐中，“龟兹乐”最为优异，无论是隋朝“七部乐”或是唐代“十部乐”，“龟兹伎”始终存在与燕乐各乐部中，尤其受到重视与欢迎。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有记载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乐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1]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在九、十部乐的基础上，设立了“坐、立部伎”二伎。 “龟兹乐”在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2]“又据《通典》卷一四六‘立部伎’说：‘皆擂大鼓，杂以龟兹声’；‘坐部伎’说：‘皆用龟兹乐。’”[3]由于以上原因，龟兹乐中使用的主要乐器是曲项琵琶，在宫廷燕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雅乐是为封建社会中的“礼”服务的，主要用于祭祀典礼的吉乐之中备受统治者推崇，“听雅颂之声，志得广焉。”中古之后雅乐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至唐代雅乐不仅用于祭祀，还用于嘉礼、宾礼和军礼的仪式之中。雅乐自成立以来其中所用音乐都来自于正统汉族传统音乐，发展到隋代雅乐开始融入了胡俗音乐的元素，隋唐音乐家郑译向来自于龟兹地区的音乐家、琵琶演奏家苏祗婆拜师学艺，将西域音乐元素的“五旦七声”调论与中原传统民族音乐的雅乐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音乐理论——雅乐八十四调。“清代凌廷堪的《燕乐考原》通过史料辑佚和校勘的方法对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和八十四调进行了理论演绎，书中提出龟兹乐律是唐代雅俗调的基础。” [4]唐代燕乐二十八调中，琵琶也是其主要乐器之一，《辽史》载：“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协之。”
琵琶参与了唐代音乐文化的对外传播。由于唐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成为当时世界实力雄厚的国家，周边各国纷纷派出使者皆来唐朝学习现今的文化和技术。这些遣唐使也将唐代的音乐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琵琶艺术随着交流传播甚远，东至朝鲜半岛，其中以日本尤为突出。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前后多达十九次。这些使者中，包括通晓音律之人，著名的有吉备真备、永忠、最澄、大户清上、藤原贞敏等，他们对琵琶艺术东渡日本并在日本雅乐中广泛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八三八年，唐文宗开成三年）以遣唐使判官入唐的藤原贞敏，从年轻时就精于琵琶，他趁入唐的机会，学得中唐时代的琵琶新说。’”“‘贞敏一入唐土，就在扬州从廉承武传授了《琵琶诸调子品》一卷。其内容是琵琶二十八调及其合弦，卷末有贞敏自己其受的次第……’”。[5]这段话记载了日本藤原贞敏到扬州以后，向唐代本土琵琶家廉承武学习琵琶技艺，得到了廉承武赠予的琵琶谱集——《琵琶诸调子品》一卷，里面的内容是关于琵琶的定调及其合弦，贞敏转抄并且加入自跋。
目前日本收藏的唐代琵琶曲谱也反应了唐代琵琶艺术的对外传播。《天平琵琶谱》集成于公元 747 年（唐玄宗天宝年间）， 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的最早的琵琶谱集，一共有十四个谱字，其谱字字形与《敦煌曲谱》中的字型十分相似，现收藏于日本正仓院；《大唐开成琵琶谱》（又名《琵琶诸调子品》）抄录于838年（唐文宗开成年间），由日本遣唐使藤原贞敏在唐代学习时唐抄录，后带回日本，记录了四十一首曲目及二十七种调弦法，目前收藏于日本的宫内厅书陵部；《五弦琵琶谱》，成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 842 年），在日本近卫家藏秘卷中被发现，现藏于日本阳明文库；《南宫琵琶谱》（或称《伏见宫本琵琶谱》）抄录于公元921 年，是藤原贞敏的弟子贞保亲王收集整理，谱中共有二十个谱字，录有十三道“调子谱”，包含两首“指弹曲（以手指弹奏而非拨子）”，其余均为拨弹，这两首“指弹曲”是目前研究唐代指弹琵琶音乐的唯一曲谱资料，现在被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目前日本收藏馆中还保存有中国的唐代琵琶，分别是藏于南仓的紫檀木画槽琵琶、藏于正仓院北仓螺钿紫檀琵琶、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
以上列举的三个方面可见琵琶艺术在唐代宫廷中的存在与盛行。
注释：
[1][唐]《通典》杜佑.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
[2][唐]《通典.坐部伎》杜佑.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
[3]《中国琵琶史稿》韩淑德、张之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4]《唐代胡乐入华及审美问题研究》罗希.西北大学 2012
[5]《中國琵琶史稿》韩淑德、张之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关键词】：唐代宫廷音乐；琵琶艺术
燕乐是唐代最重要的音乐类型，又作“宴乐”、“?乐”，是用于宫廷宴饮游乐以及一般欣赏活动时所用的音乐。燕乐吸收了唐代民间俗乐的艺术精粹，又融入了大量的胡乐，展现出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面貌。而琵琶作为“胡乐”最重要的伴奏乐器，始终存在于唐代的宫廷燕乐之中。唐代燕乐无论是在唐初期设立的“九部乐”中亦或是改进后的“十部乐”中都被统治者列为众多乐部之首。隋代在乐部设立上不仅保留了前朝的音乐元素，还大量融入外来音乐元素。隋朝初期已经设有“七部乐”：国伎、高丽伎、清商伎、安国伎、天竺伎、龟兹伎、文康伎。隋炀帝时期增设了“疏勒伎”与“康国伎”两个乐部，将隋“七部乐”扩展为“九部乐”。九部乐的乐制一直延续到唐太宗时期，唐太宗继位后对九部乐实施了结构的改革，改“国伎”为“西凉”，废“天竺”，增设了“扶南伎”，其后又加设了“高昌伎”乐部，使之最终确定下来，形成了唐代特有的“十部乐”。十部乐中仅“清乐”是古人所说的“华夏正声”，是汉族传统音乐，而其他部伎则多是由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组成，较多是通过“龟兹乐”或与“龟兹乐”融合之后，传到就中原地区，因此，十部乐中，“龟兹乐”最为优异，无论是隋朝“七部乐”或是唐代“十部乐”，“龟兹伎”始终存在与燕乐各乐部中，尤其受到重视与欢迎。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有记载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乐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1]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在九、十部乐的基础上，设立了“坐、立部伎”二伎。 “龟兹乐”在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2]“又据《通典》卷一四六‘立部伎’说：‘皆擂大鼓，杂以龟兹声’；‘坐部伎’说：‘皆用龟兹乐。’”[3]由于以上原因，龟兹乐中使用的主要乐器是曲项琵琶，在宫廷燕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雅乐是为封建社会中的“礼”服务的，主要用于祭祀典礼的吉乐之中备受统治者推崇，“听雅颂之声，志得广焉。”中古之后雅乐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至唐代雅乐不仅用于祭祀，还用于嘉礼、宾礼和军礼的仪式之中。雅乐自成立以来其中所用音乐都来自于正统汉族传统音乐，发展到隋代雅乐开始融入了胡俗音乐的元素，隋唐音乐家郑译向来自于龟兹地区的音乐家、琵琶演奏家苏祗婆拜师学艺，将西域音乐元素的“五旦七声”调论与中原传统民族音乐的雅乐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音乐理论——雅乐八十四调。“清代凌廷堪的《燕乐考原》通过史料辑佚和校勘的方法对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和八十四调进行了理论演绎，书中提出龟兹乐律是唐代雅俗调的基础。” [4]唐代燕乐二十八调中，琵琶也是其主要乐器之一，《辽史》载：“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协之。”
琵琶参与了唐代音乐文化的对外传播。由于唐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成为当时世界实力雄厚的国家，周边各国纷纷派出使者皆来唐朝学习现今的文化和技术。这些遣唐使也将唐代的音乐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琵琶艺术随着交流传播甚远，东至朝鲜半岛，其中以日本尤为突出。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前后多达十九次。这些使者中，包括通晓音律之人，著名的有吉备真备、永忠、最澄、大户清上、藤原贞敏等，他们对琵琶艺术东渡日本并在日本雅乐中广泛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八三八年，唐文宗开成三年）以遣唐使判官入唐的藤原贞敏，从年轻时就精于琵琶，他趁入唐的机会，学得中唐时代的琵琶新说。’”“‘贞敏一入唐土，就在扬州从廉承武传授了《琵琶诸调子品》一卷。其内容是琵琶二十八调及其合弦，卷末有贞敏自己其受的次第……’”。[5]这段话记载了日本藤原贞敏到扬州以后，向唐代本土琵琶家廉承武学习琵琶技艺，得到了廉承武赠予的琵琶谱集——《琵琶诸调子品》一卷，里面的内容是关于琵琶的定调及其合弦，贞敏转抄并且加入自跋。
目前日本收藏的唐代琵琶曲谱也反应了唐代琵琶艺术的对外传播。《天平琵琶谱》集成于公元 747 年（唐玄宗天宝年间）， 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的最早的琵琶谱集，一共有十四个谱字，其谱字字形与《敦煌曲谱》中的字型十分相似，现收藏于日本正仓院；《大唐开成琵琶谱》（又名《琵琶诸调子品》）抄录于838年（唐文宗开成年间），由日本遣唐使藤原贞敏在唐代学习时唐抄录，后带回日本，记录了四十一首曲目及二十七种调弦法，目前收藏于日本的宫内厅书陵部；《五弦琵琶谱》，成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 842 年），在日本近卫家藏秘卷中被发现，现藏于日本阳明文库；《南宫琵琶谱》（或称《伏见宫本琵琶谱》）抄录于公元921 年，是藤原贞敏的弟子贞保亲王收集整理，谱中共有二十个谱字，录有十三道“调子谱”，包含两首“指弹曲（以手指弹奏而非拨子）”，其余均为拨弹，这两首“指弹曲”是目前研究唐代指弹琵琶音乐的唯一曲谱资料，现在被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目前日本收藏馆中还保存有中国的唐代琵琶，分别是藏于南仓的紫檀木画槽琵琶、藏于正仓院北仓螺钿紫檀琵琶、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
以上列举的三个方面可见琵琶艺术在唐代宫廷中的存在与盛行。
注释：
[1][唐]《通典》杜佑.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
[2][唐]《通典.坐部伎》杜佑.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
[3]《中国琵琶史稿》韩淑德、张之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4]《唐代胡乐入华及审美问题研究》罗希.西北大学 2012
[5]《中國琵琶史稿》韩淑德、张之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