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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超生事件曾引起公众关于“人权与制度公平”的大范围讨论。近日，随着国家关于生二胎的新政策出炉，娱乐圈中的明星二胎家庭也逐渐曝光公众：郭涛终于秀出了生于香港的小女儿，黄磊也公开承认“结婚10年，一家四口”。现下只有一个女儿的李湘称“也想要个小情人”。姚晨在接受采访时大赞“单独二胎”政策人性化，坦言“想过两三年再生一个”。当然，还有“萌娃”张天天爆出大料：“我妈还想生一个属马的。”
张艺谋们的生育特权
代表人物：张艺谋、黄磊、景岗山等
2013年，沸沸扬扬的“张艺谋超生事件”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张艺谋、陈婷夫妇确认超生属实，并向社会公开致歉。张艺谋接受了近700万的巨额罚款，并表态“我必须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
其实，在娱乐圈内，像张艺谋这样“不惜违反政策，为了老婆孩子甘愿受罚的不在少数。”
今年3月初，黄磊在出席真人秀《妈妈咪呀》发布会时，首度针对二胎传言开腔：“结婚10年，一家4口。”这个二度当爹的人，突然在工作上加紧了步调，拼命要赚“奶粉钱”。
黄磊的二胎小女儿是缴纳罚款生下来的。按他自己的说法，这绝对属于“意外怀孕”。“一直没计划要第二个孩子，没办法，老天给的。孙莉的身体不太好，我不能让老婆有风险去做流产。别人不理解，我说我不管，我接受处罚。”他的小女儿是去年11月出生，没赶上二胎政策。
像黄磊这样既不合法也不想辙，甘愿冒着“没户口”、“被罚款”的风险，抢生二胎的还有歌星景岗山。
景岗山和经纪人太太马葭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国内出生，这无疑属于“超生”。但女儿出生两年后，景岗山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占用相关的户口指标，所以原则上不构成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至于女儿的“黑户”怎么解决，景岗山当时表示，因为岳母的海外关系，可以举家移民，届时女儿的户口自然能解决了。
王宝强们的“曲线生子”路线图：娱乐圈的“赴美、赴港大军”
代表人物：王宝强、陈红等
除了缴纳罚款，明星去美国、去香港都是门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孩子在这里出生，就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父母也可以根据政策获得身份。所以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发生的故事，在娱乐圈中确实非常普遍，比如王宝强和陈红。
王宝强目前有两个孩子，二子为美国国籍。2011年整个9月、10月，为了迎接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王宝强都在美国休假，为陪大肚老婆，甚至在俄罗斯海参崴国际电影节上拿了最佳男演员奖都没有出席。
1989年，陈凯歌通过跟洪晃结婚，拿到了美国绿卡。陈红在嫁给陈凯歌后，也通过婚姻顺利取得了美国国籍，1998年、2000年，陈凯歌和陈红的大儿子、二儿子先后在美国出生。
香港开放自由行后，赴港生二胎，也成为一些明星们的选择。《爸爸去哪儿》里的“战友”田亮和郭涛，都是赴港生二胎的代表人物。
作为非独生子的田亮，他和妻子叶一茜并不具备生二胎的资格。为了再要个宝宝，2012年田亮把叶一茜送去香港生产，还颇有远见地提前辞去了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公务员身份，为自己免掉了很多麻烦。另一位爸爸郭涛也一样，不久前他曝光小女儿照片时特意声明，女儿系香港出生，以撇清自己“超生”疑云。
富人特权与李湘们的“生育诉求”
代表人物：李湘、叶一茜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意愿……舆论上关于“缴纳社会抚养费”、“赴美生子”、“办理华侨证明”等多种抢生二胎的方式一度成为“富人生育特权”的证据。
在“特权”之外，明星的“二胎”诉求也十分人性并引人发省。
5月11日母亲节当天，李湘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未来一段时间，请大家不介意我，越来越丰满的身材！”演员江铠同随后转发李湘微博，“说漏嘴”送上恭喜：“小恬妞要当姐姐啦！”
李湘表示，她的女儿Angela因为《爸爸去哪儿》而瞬间走红。她与Kimi、石头等小伙伴也因为这档节目成了好朋友。但Angela还是会经常不满足地问妈妈：“为什么邻居家都有两个小朋友，我却没有弟弟妹妹？”李湘意识到，这个不想当大明星的小公主，她似乎更渴望成为一个大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玩。
在谈及为何要生二胎时，叶一茜表示，不想让Cindy一个人成长，太孤单。而不受内地生育政策约束的吴彦祖跟Lisa S、陈小春跟应采儿也曾多次表示想要生二胎，理由跟叶一茜如出一辙，都希望多一个孩子，这样两个小孩可以彼此作伴。年轻父母这么想，而年过60的张艺谋也一样。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在我和父母的传统观念里，希望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父亲临终前嘱我，希望能有个男孩传宗接代，母亲也觉得孩子多生几个相互也能有个伴儿。”
娱评人指间沙则简单明了地表示，除了生育观念，攀比也是明星生二胎的动力之一，“风气使然，不多生几个就证明不了自己有本事。”
经济、身体、社会成本——
艰难二胎：为什么不生？
他们是一群梦想生育二胎的人，这个梦想很卑微，但他们却无法实现，尽管即将施行的“单独二胎”新政为生二胎放了一个小口子，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在冰冷的政策面前，在自由面前，他们只能在等待“二胎”的煎熬中继续做梦……
□段崇政
一个孩奴的账本：生存状况决定生育观
济南又迎来一个夏日，万家灯火的夜晚，张小峰一家晚餐桌上的气氛，却如履薄冰。小夫妻俩埋头往各自碗里草草扒拉粥饭，与哄儿子泉泉进食的公婆相对无语。
泉泉在出生一个月时即被查出苯丙氨酸PH值偏高，后被确证为一种PKU罕见病（学名苯丙酮尿症），因天生母体缺少一种酶，一摄入淀粉就会过敏。特意从老家赶来照顾孙子的张小峰父母，一有风吹草动就为这孩子担惊。 半年前，也是在餐桌旁，滚动播放的早间新闻里公布的“单独二胎”政策，不觉间灌进这对老夫妻的耳朵，“你们也符合条件，趁着小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还能和泉泉做伴。”
张小峰和张然心夫妇都不是济南本地人，丈夫张小峰在广告界混迹十多年，忙前忙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而张然心2011年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在职研究生，现仍是半工半读状态。省城的生存压力，驱迫着这对刚刚扎住阵脚的小夫妻，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好歹贷款买上一套130平米的房子，除了还房贷，儿子泉泉的病，等于是对这个刚起步的家庭开了一扇难以堵上的“天窗”。因为对淀粉的禁忌，泉泉只能喝标注着“无苯丙氨酸营养粉”的奶粉，其价格是普通进口奶粉的两三倍，“要六七百块钱一桶，一天40克，大概只能吃10天”。
虽然生活拮据，但“二胎政策”牵引着老人的心。趁媳妇不在场，张小峰父母就要跟儿子咬耳朵。学乖了的张小峰，见势就避开，“肯定还是给泉泉添个弟弟的事。”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像张小峰夫妇那样打了退堂鼓，虽然他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有媒体统计出在城市中抚养一个孩子的账本：
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奶粉钱支出将近1500元，尿不湿每个月要500元，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元到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止这些。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至少也得在4000元以上，一年差不多5万元。
阳光人寿保险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高中花费总额4万元，大学的花费总额9万元，硕士花费总额是6.6万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费用总计少说也要30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在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中说，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
在这本账簿面前，许多想生二胎的年轻人都望而却步了。
公权力之困：等不到的二胎
焦倩是一个9岁儿子的母亲，2013年的夏天，再次发现意外怀孕时，34岁的焦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她和丈夫都出生于计划生育全面实行之前，焦倩有个哥哥，她的丈夫也有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庆幸体会过家里人多热闹的氛围。但是到了自己儿子这一代，到了周末或假期连一起玩的伙伴都没有。
而让与焦倩相似家庭迫切想要二胎的原因，是对“失独”这个潜伏的魔鬼的恐惧。焦倩的一位亲戚唯一的儿子在大学毕业之际，患白血病离世。这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夫妻俩都崩溃了，他们的状态没法用“活着”来形容，只能说“还没有死”。
但现实给了这对夫妻当头一棒。原因不外乎他们的身份，所有人都挤破脑袋想要去做的——公务员。
得知妻子意外怀孕之后，焦倩丈夫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不能要。”身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他深谙，体制内的人违反计划生育后果更严重。他们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超生”不仅要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还将意味着被“双开”。这个群体仰赖体制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同时又被体制牢牢束缚，在计生政策前没有反抗的余地。
在焦倩夫妻考虑生二胎的可能后果时，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蔡智奇已经被告知，有人举报他违反计划生育生了两个孩子，校方要求他尽快自动离职。蔡智奇给学生写了一份公开信：我已经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在华工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也一度被校方要求退学。
就在蔡智奇居住的教师公寓楼下，贴着一份街道办的《举报计划外生育怀孕有奖》，奖金最高达3000元。有不满的人对此作了回应，在告示的显眼处画了个大圈，里面写了两个大写字母：SB。
早在2004年生完第一胎的时候，焦倩就被要求“上环”，因为体质不适合，又进行了拆除。
焦倩几乎考虑过所有可能保住肚子里宝宝的方法，甚至想过辞职生孩子。但她不可能在家做全职主妇，当前就业竞争激烈，她这个年纪的人再出去找工作很难。计生部门的人还威胁，即使她辞职生孩子，老公也会被开除。生二胎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约13万，是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以后两个孩子的负担将更重。
她曾留意到，周围有一些同事、朋友，通过做假病历，给小孩办残疾证，从而拿到二胎准生证。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她已经来不及走这条路。此时“假离婚”三字进入视野。
在争论一个月后，2013年8月夫妇二人办了离婚手续。第二天，焦倩花了15000元和一个雇来的未婚男人登记结婚。当然，这一切都是形式，焦倩跟丈夫还在一起。
申请二胎证时，计生部门要求焦倩出具民政局开具的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时间。因为离婚和再婚的时间隔得太近，而体检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单位领导只给她一个选择：把孩子打掉。即使她辞职，单位当年的评先进也会受到影响。焦倩压力很大，同时觉得委屈：“他根本不会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一个生命来看。”
对于他们，二胎，成了等不来的戈多。
现代多元化生育观下的女性角色与尴尬
现代社会，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作用和权益日益提高。随着这一系列客观实在的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转变。
自由，成为许多女性选择不育的理由。喜欢摄影的陈小姐“不能想象自己一年不出门却要整天待在家里做“超级奶妈”的情景”，她说，“虽然长辈们都说会帮我们带，但是让他们带也意味着要让他们介入我们的生活。从我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妥协，他们帮我带了孩子，我就必须忍受某些东西。”
与陈小姐不同，39岁的周金平不得不放弃生二胎。医生告诉她，由于她上次生育损害了卵巢功能，各脏器功能减弱，畸胎概率偏高，怀孕、分娩风险更大，易发生大出血、羊水栓塞。
此外，经过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加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的育儿观念也从“粗养”一步步走向了“精养”。
对于一个老人看不过来一个孩子，李牧深有体会：“老人看孩子，真的比较累，有时候都吃不上饭。主要是怕孩子磕着碰着，现在不像以前住平房，街坊、亲戚能帮着看着点儿，放学后能在院子或胡同玩会儿。现在住的都是楼房，不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煤气、电都不安全。”
接送上下学，也逐渐从“争议话题”成为城市家长的“必需选项”。
“现在孩子都早放学，小学生减负了，3点10分就下学，父母都有工作的话，一般没有这个时间下班的。”陈香解释，“我们小时候流动人口少，谁家来外人都看得见，放心让孩子一个人自己走胡同、过马路回家。以前也没有那么多车，谁家有车停在胡同里都算新鲜的了。”
李牧认为这并非小题大做，“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现在外面车很多，以前只有自行车。而且现在侵害孩子的负面事件、报复社会行为也不少，所以，孩子的安全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精养”的教育观念，对于单独家庭也有“不得不从”的无奈。
实际上，李牧也不愿意让孩子这么累。“这班那班，真的上不过来，但这是教育的大环境使然，大部分家长和孩子的节奏就是这样。你不学，别人学，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甚至不是‘赢了对方’。”
她看到国外幼儿园的教学“就是玩”，而她孩子的幼儿园正好相反。“不但不能玩，上完大班，还得上学前班，提前学小学的东西，你不学就跟不上课程。”
“真的有必要所有人一起‘抢跑’吗？”王爽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他们隐隐觉得，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也许就是一个让很多国人转变育儿观念、“别那么紧张”的契机。
“观念可以改变，值得期待，但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李牧看着身边玩布娃娃的女儿，眼神明亮。
张艺谋们的生育特权
代表人物：张艺谋、黄磊、景岗山等
2013年，沸沸扬扬的“张艺谋超生事件”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张艺谋、陈婷夫妇确认超生属实，并向社会公开致歉。张艺谋接受了近700万的巨额罚款，并表态“我必须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
其实，在娱乐圈内，像张艺谋这样“不惜违反政策，为了老婆孩子甘愿受罚的不在少数。”
今年3月初，黄磊在出席真人秀《妈妈咪呀》发布会时，首度针对二胎传言开腔：“结婚10年，一家4口。”这个二度当爹的人，突然在工作上加紧了步调，拼命要赚“奶粉钱”。
黄磊的二胎小女儿是缴纳罚款生下来的。按他自己的说法，这绝对属于“意外怀孕”。“一直没计划要第二个孩子，没办法，老天给的。孙莉的身体不太好，我不能让老婆有风险去做流产。别人不理解，我说我不管，我接受处罚。”他的小女儿是去年11月出生，没赶上二胎政策。
像黄磊这样既不合法也不想辙，甘愿冒着“没户口”、“被罚款”的风险，抢生二胎的还有歌星景岗山。
景岗山和经纪人太太马葭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国内出生，这无疑属于“超生”。但女儿出生两年后，景岗山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占用相关的户口指标，所以原则上不构成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至于女儿的“黑户”怎么解决，景岗山当时表示，因为岳母的海外关系，可以举家移民，届时女儿的户口自然能解决了。
王宝强们的“曲线生子”路线图：娱乐圈的“赴美、赴港大军”
代表人物：王宝强、陈红等
除了缴纳罚款，明星去美国、去香港都是门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孩子在这里出生，就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父母也可以根据政策获得身份。所以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发生的故事，在娱乐圈中确实非常普遍，比如王宝强和陈红。
王宝强目前有两个孩子，二子为美国国籍。2011年整个9月、10月，为了迎接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王宝强都在美国休假，为陪大肚老婆，甚至在俄罗斯海参崴国际电影节上拿了最佳男演员奖都没有出席。
1989年，陈凯歌通过跟洪晃结婚，拿到了美国绿卡。陈红在嫁给陈凯歌后，也通过婚姻顺利取得了美国国籍，1998年、2000年，陈凯歌和陈红的大儿子、二儿子先后在美国出生。
香港开放自由行后，赴港生二胎，也成为一些明星们的选择。《爸爸去哪儿》里的“战友”田亮和郭涛，都是赴港生二胎的代表人物。
作为非独生子的田亮，他和妻子叶一茜并不具备生二胎的资格。为了再要个宝宝，2012年田亮把叶一茜送去香港生产，还颇有远见地提前辞去了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公务员身份，为自己免掉了很多麻烦。另一位爸爸郭涛也一样，不久前他曝光小女儿照片时特意声明，女儿系香港出生，以撇清自己“超生”疑云。
富人特权与李湘们的“生育诉求”
代表人物：李湘、叶一茜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意愿……舆论上关于“缴纳社会抚养费”、“赴美生子”、“办理华侨证明”等多种抢生二胎的方式一度成为“富人生育特权”的证据。
在“特权”之外，明星的“二胎”诉求也十分人性并引人发省。
5月11日母亲节当天，李湘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未来一段时间，请大家不介意我，越来越丰满的身材！”演员江铠同随后转发李湘微博，“说漏嘴”送上恭喜：“小恬妞要当姐姐啦！”
李湘表示，她的女儿Angela因为《爸爸去哪儿》而瞬间走红。她与Kimi、石头等小伙伴也因为这档节目成了好朋友。但Angela还是会经常不满足地问妈妈：“为什么邻居家都有两个小朋友，我却没有弟弟妹妹？”李湘意识到，这个不想当大明星的小公主，她似乎更渴望成为一个大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玩。
在谈及为何要生二胎时，叶一茜表示，不想让Cindy一个人成长，太孤单。而不受内地生育政策约束的吴彦祖跟Lisa S、陈小春跟应采儿也曾多次表示想要生二胎，理由跟叶一茜如出一辙，都希望多一个孩子，这样两个小孩可以彼此作伴。年轻父母这么想，而年过60的张艺谋也一样。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在我和父母的传统观念里，希望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父亲临终前嘱我，希望能有个男孩传宗接代，母亲也觉得孩子多生几个相互也能有个伴儿。”
娱评人指间沙则简单明了地表示，除了生育观念，攀比也是明星生二胎的动力之一，“风气使然，不多生几个就证明不了自己有本事。”
经济、身体、社会成本——
艰难二胎：为什么不生？
他们是一群梦想生育二胎的人，这个梦想很卑微，但他们却无法实现，尽管即将施行的“单独二胎”新政为生二胎放了一个小口子，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在冰冷的政策面前，在自由面前，他们只能在等待“二胎”的煎熬中继续做梦……
□段崇政
一个孩奴的账本：生存状况决定生育观
济南又迎来一个夏日，万家灯火的夜晚，张小峰一家晚餐桌上的气氛，却如履薄冰。小夫妻俩埋头往各自碗里草草扒拉粥饭，与哄儿子泉泉进食的公婆相对无语。
泉泉在出生一个月时即被查出苯丙氨酸PH值偏高，后被确证为一种PKU罕见病（学名苯丙酮尿症），因天生母体缺少一种酶，一摄入淀粉就会过敏。特意从老家赶来照顾孙子的张小峰父母，一有风吹草动就为这孩子担惊。 半年前，也是在餐桌旁，滚动播放的早间新闻里公布的“单独二胎”政策，不觉间灌进这对老夫妻的耳朵，“你们也符合条件，趁着小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还能和泉泉做伴。”
张小峰和张然心夫妇都不是济南本地人，丈夫张小峰在广告界混迹十多年，忙前忙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而张然心2011年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在职研究生，现仍是半工半读状态。省城的生存压力，驱迫着这对刚刚扎住阵脚的小夫妻，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好歹贷款买上一套130平米的房子，除了还房贷，儿子泉泉的病，等于是对这个刚起步的家庭开了一扇难以堵上的“天窗”。因为对淀粉的禁忌，泉泉只能喝标注着“无苯丙氨酸营养粉”的奶粉，其价格是普通进口奶粉的两三倍，“要六七百块钱一桶，一天40克，大概只能吃10天”。
虽然生活拮据，但“二胎政策”牵引着老人的心。趁媳妇不在场，张小峰父母就要跟儿子咬耳朵。学乖了的张小峰，见势就避开，“肯定还是给泉泉添个弟弟的事。”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像张小峰夫妇那样打了退堂鼓，虽然他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有媒体统计出在城市中抚养一个孩子的账本：
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奶粉钱支出将近1500元，尿不湿每个月要500元，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元到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止这些。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至少也得在4000元以上，一年差不多5万元。
阳光人寿保险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高中花费总额4万元，大学的花费总额9万元，硕士花费总额是6.6万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费用总计少说也要30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在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中说，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
在这本账簿面前，许多想生二胎的年轻人都望而却步了。
公权力之困：等不到的二胎
焦倩是一个9岁儿子的母亲，2013年的夏天，再次发现意外怀孕时，34岁的焦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她和丈夫都出生于计划生育全面实行之前，焦倩有个哥哥，她的丈夫也有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庆幸体会过家里人多热闹的氛围。但是到了自己儿子这一代，到了周末或假期连一起玩的伙伴都没有。
而让与焦倩相似家庭迫切想要二胎的原因，是对“失独”这个潜伏的魔鬼的恐惧。焦倩的一位亲戚唯一的儿子在大学毕业之际，患白血病离世。这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夫妻俩都崩溃了，他们的状态没法用“活着”来形容，只能说“还没有死”。
但现实给了这对夫妻当头一棒。原因不外乎他们的身份，所有人都挤破脑袋想要去做的——公务员。
得知妻子意外怀孕之后，焦倩丈夫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不能要。”身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他深谙，体制内的人违反计划生育后果更严重。他们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超生”不仅要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还将意味着被“双开”。这个群体仰赖体制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同时又被体制牢牢束缚，在计生政策前没有反抗的余地。
在焦倩夫妻考虑生二胎的可能后果时，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蔡智奇已经被告知，有人举报他违反计划生育生了两个孩子，校方要求他尽快自动离职。蔡智奇给学生写了一份公开信：我已经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在华工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也一度被校方要求退学。
就在蔡智奇居住的教师公寓楼下，贴着一份街道办的《举报计划外生育怀孕有奖》，奖金最高达3000元。有不满的人对此作了回应，在告示的显眼处画了个大圈，里面写了两个大写字母：SB。
早在2004年生完第一胎的时候，焦倩就被要求“上环”，因为体质不适合，又进行了拆除。
焦倩几乎考虑过所有可能保住肚子里宝宝的方法，甚至想过辞职生孩子。但她不可能在家做全职主妇，当前就业竞争激烈，她这个年纪的人再出去找工作很难。计生部门的人还威胁，即使她辞职生孩子，老公也会被开除。生二胎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约13万，是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以后两个孩子的负担将更重。
她曾留意到，周围有一些同事、朋友，通过做假病历，给小孩办残疾证，从而拿到二胎准生证。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她已经来不及走这条路。此时“假离婚”三字进入视野。
在争论一个月后，2013年8月夫妇二人办了离婚手续。第二天，焦倩花了15000元和一个雇来的未婚男人登记结婚。当然，这一切都是形式，焦倩跟丈夫还在一起。
申请二胎证时，计生部门要求焦倩出具民政局开具的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时间。因为离婚和再婚的时间隔得太近，而体检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单位领导只给她一个选择：把孩子打掉。即使她辞职，单位当年的评先进也会受到影响。焦倩压力很大，同时觉得委屈：“他根本不会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一个生命来看。”
对于他们，二胎，成了等不来的戈多。
现代多元化生育观下的女性角色与尴尬
现代社会，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作用和权益日益提高。随着这一系列客观实在的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转变。
自由，成为许多女性选择不育的理由。喜欢摄影的陈小姐“不能想象自己一年不出门却要整天待在家里做“超级奶妈”的情景”，她说，“虽然长辈们都说会帮我们带，但是让他们带也意味着要让他们介入我们的生活。从我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妥协，他们帮我带了孩子，我就必须忍受某些东西。”
与陈小姐不同，39岁的周金平不得不放弃生二胎。医生告诉她，由于她上次生育损害了卵巢功能，各脏器功能减弱，畸胎概率偏高，怀孕、分娩风险更大，易发生大出血、羊水栓塞。
此外，经过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加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的育儿观念也从“粗养”一步步走向了“精养”。
对于一个老人看不过来一个孩子，李牧深有体会：“老人看孩子，真的比较累，有时候都吃不上饭。主要是怕孩子磕着碰着，现在不像以前住平房，街坊、亲戚能帮着看着点儿，放学后能在院子或胡同玩会儿。现在住的都是楼房，不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煤气、电都不安全。”
接送上下学，也逐渐从“争议话题”成为城市家长的“必需选项”。
“现在孩子都早放学，小学生减负了，3点10分就下学，父母都有工作的话，一般没有这个时间下班的。”陈香解释，“我们小时候流动人口少，谁家来外人都看得见，放心让孩子一个人自己走胡同、过马路回家。以前也没有那么多车，谁家有车停在胡同里都算新鲜的了。”
李牧认为这并非小题大做，“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现在外面车很多，以前只有自行车。而且现在侵害孩子的负面事件、报复社会行为也不少，所以，孩子的安全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精养”的教育观念，对于单独家庭也有“不得不从”的无奈。
实际上，李牧也不愿意让孩子这么累。“这班那班，真的上不过来，但这是教育的大环境使然，大部分家长和孩子的节奏就是这样。你不学，别人学，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甚至不是‘赢了对方’。”
她看到国外幼儿园的教学“就是玩”，而她孩子的幼儿园正好相反。“不但不能玩，上完大班，还得上学前班，提前学小学的东西，你不学就跟不上课程。”
“真的有必要所有人一起‘抢跑’吗？”王爽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他们隐隐觉得，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也许就是一个让很多国人转变育儿观念、“别那么紧张”的契机。
“观念可以改变，值得期待，但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李牧看着身边玩布娃娃的女儿，眼神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