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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恰当处理与国民党、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既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又试图摆脱其控制，以寻求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且受档案文献资料方面的的限制，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因此，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家成立。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国际就肩负着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以及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成果的两项重要使命，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1930年前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后，中国革命进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反对法西斯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为了保卫苏联的安全，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指导与大力的援助，同时也伴随着在两者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但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使中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的道路。
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关系，更能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为新时代我国处理与其他国家或政党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导。
一、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与援助
首先，共产国际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20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动荡使苏联的外交战略发生了转变：一边寻找同盟者、一边寻求各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斯大林和联共（布）政治局选定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让他肩负起转变政策的重任。1935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抗法西斯。会议也高度重视中国苏维埃革命，并于会后多次联系中共中央，寻求统一目标。七大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改变“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大体经过“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三个阶段，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次，共产国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援助。共产国际不仅促进和推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道义、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无私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达到近2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由于财政极其困难，中共多次联系共产国际请求支援后，共产国际为其提供5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此后中国共产党陆续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财政援助。共产国际也对中共提供了医疗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起多所医院和疗养院、运来急需药品以治疗伤病员和预防疾病、承担中共高层领导的健康保健工作等。除财政和医疗援助外，共产国际也对中共提供了有限的军事援助、中共思想文化宣传与其他方面的援助。
再次，共产国际认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30年共产国际误以为毛泽东病逝，为毛泽东发了一篇讣告，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向外公开宣传毛泽东的英雄事迹。同时又在《真理报》与《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中大力宣传并引用毛泽东的观点，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影响力不断扩大，为毛泽东成为中国领袖奠定了基础。1938年季米特洛夫指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中共中央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政治路线。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得以在中国革命中运用和发展，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综上，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不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在财政、医疗等其他方面进行了无私的的援助，并大力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导地位，这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对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分歧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指导，同时由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等原因，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皖南事变、苏德战争和延安整风运动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面对分歧，中国共产党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在充分尊重共产国际领导地位的同时，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沟通，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维护了我国的利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虽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由于两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了解程度不同等原因，又使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两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发点不同、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的原则不同、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分析不同等。
在对待皖南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也存在着分歧。主要表现为两者在皖南事变的预防与处理上主张采取的方针不同。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采取同国民党蒋介石又联合又斗争的立场，以斗争求团结；而共产国际则从苏联的现实需要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尽量避免破裂国共关系，以退让求团结，将斗争的矛头共同对向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抗日局面得以继续，以达到拖住日本这一战略目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斗争策略是正确的，它不仅成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还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意见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态度，即“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此时日本也虎视眈眈想进攻苏联，苏联腹背受敌。在如何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斯大林曾多次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中央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武装保卫苏联。对此，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后由毛泽东写出指示保卫苏联，但由于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共产党表示愿意在战略上予以配合，而非战役上，同时调兵于长城内外一带。但共产国际对此做法表示不满，指出共产党不开展军事行动。在日后的国共关系中，共产国际批评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过分警惕，尽管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共同合作争取抗日战争最好的胜利，但共产国际仍然认为毛泽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十分不满，与中共中央来往逐渐变少，双方关系随之淡漠。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也曾一度产生意见不同的情况。两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就是对整风运动性质的认识不同。中国共产党认为整风运动是党内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次深入学习，而共产国际由于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充分了解，通过一些错误的情报，对整风运动产生误解，误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肃清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自由主义，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随着毛泽东的思想不断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以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散，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终结，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人斯大林的政治影响还继续存在着，对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革命仍有重要的影响。
三、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共产党关系的特点
在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共产党的积极指导与错误指示进行一些了解后，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有着相同的任务，即反对法西斯恐怖势力。但两者又因为各自立场不同产生了严重的误会与分歧。立场不同源自两者根本利益的不同，也导致了抗日战争时期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总体评价为：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进一步解释为：“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比较好。”而在1935--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正是季米特洛夫。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好”的时期，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问题”。这一时期，我们经过对抗战时期两者制定的政策、采取的行动进行具体分析，大致可以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特点归纳为三条：首先，共产国际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指导和无私帮助，又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次，共产国际既宣称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又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再次，共产国际既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又因为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抱有偏见。
共产国际制定方针往往以苏联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产生严重分歧的原因是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至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战略是为了苏联本国利益的需要而忽视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了“保卫蘇联”，不顾中共的实际困难，脱离实际地要求中共动用全部武装力量，采取冒险行动，这正是“苏联利益中心”的实质。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是以抗战时期中国的具体现实为出发点、以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落脚点，其战略目标是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由于中国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在客观上已经有力地支援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卫国战争。然而共产国际与苏联却不认同中国为保卫苏联甚至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作出的努力。就此，双方利益的不同导致多方面分歧的产生。
通过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可以发现：如何正确处理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了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和学生，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又不迷信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意见采取了正确的执行，错误的抵制的态度。当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误解或双方出现意见分歧时，主动与其沟通寻求解决办法。探究这一时期两者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处理国内各党派关系，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而且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 郭庆仕.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下）[J].军事经济学院学报，1996（01）.
[2]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J].社会科学论，2004.
[3] 李东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4] 李伟.近年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J].湖湘论坛，2005.
作者简介：
张洁非（1995-），女，陕西省咸阳市人，汉族，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家成立。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国际就肩负着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以及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成果的两项重要使命，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1930年前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后，中国革命进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反对法西斯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为了保卫苏联的安全，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指导与大力的援助，同时也伴随着在两者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但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使中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的道路。
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关系，更能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为新时代我国处理与其他国家或政党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导。
一、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与援助
首先，共产国际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20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动荡使苏联的外交战略发生了转变：一边寻找同盟者、一边寻求各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斯大林和联共（布）政治局选定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让他肩负起转变政策的重任。1935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抗法西斯。会议也高度重视中国苏维埃革命，并于会后多次联系中共中央，寻求统一目标。七大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改变“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大体经过“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三个阶段，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次，共产国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援助。共产国际不仅促进和推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道义、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无私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达到近2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由于财政极其困难，中共多次联系共产国际请求支援后，共产国际为其提供5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此后中国共产党陆续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财政援助。共产国际也对中共提供了医疗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起多所医院和疗养院、运来急需药品以治疗伤病员和预防疾病、承担中共高层领导的健康保健工作等。除财政和医疗援助外，共产国际也对中共提供了有限的军事援助、中共思想文化宣传与其他方面的援助。
再次，共产国际认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30年共产国际误以为毛泽东病逝，为毛泽东发了一篇讣告，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向外公开宣传毛泽东的英雄事迹。同时又在《真理报》与《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中大力宣传并引用毛泽东的观点，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影响力不断扩大，为毛泽东成为中国领袖奠定了基础。1938年季米特洛夫指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中共中央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政治路线。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得以在中国革命中运用和发展，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综上，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不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在财政、医疗等其他方面进行了无私的的援助，并大力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导地位，这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对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分歧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指导，同时由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等原因，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皖南事变、苏德战争和延安整风运动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面对分歧，中国共产党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在充分尊重共产国际领导地位的同时，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沟通，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维护了我国的利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虽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由于两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了解程度不同等原因，又使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两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发点不同、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的原则不同、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分析不同等。
在对待皖南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也存在着分歧。主要表现为两者在皖南事变的预防与处理上主张采取的方针不同。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采取同国民党蒋介石又联合又斗争的立场，以斗争求团结；而共产国际则从苏联的现实需要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尽量避免破裂国共关系，以退让求团结，将斗争的矛头共同对向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抗日局面得以继续，以达到拖住日本这一战略目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斗争策略是正确的，它不仅成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还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意见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态度，即“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此时日本也虎视眈眈想进攻苏联，苏联腹背受敌。在如何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斯大林曾多次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中央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武装保卫苏联。对此，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后由毛泽东写出指示保卫苏联，但由于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共产党表示愿意在战略上予以配合，而非战役上，同时调兵于长城内外一带。但共产国际对此做法表示不满，指出共产党不开展军事行动。在日后的国共关系中，共产国际批评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过分警惕，尽管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共同合作争取抗日战争最好的胜利，但共产国际仍然认为毛泽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十分不满，与中共中央来往逐渐变少，双方关系随之淡漠。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也曾一度产生意见不同的情况。两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就是对整风运动性质的认识不同。中国共产党认为整风运动是党内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次深入学习，而共产国际由于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充分了解，通过一些错误的情报，对整风运动产生误解，误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肃清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自由主义，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随着毛泽东的思想不断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以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散，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终结，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人斯大林的政治影响还继续存在着，对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革命仍有重要的影响。
三、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共产党关系的特点
在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共产党的积极指导与错误指示进行一些了解后，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有着相同的任务，即反对法西斯恐怖势力。但两者又因为各自立场不同产生了严重的误会与分歧。立场不同源自两者根本利益的不同，也导致了抗日战争时期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总体评价为：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进一步解释为：“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比较好。”而在1935--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正是季米特洛夫。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好”的时期，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问题”。这一时期，我们经过对抗战时期两者制定的政策、采取的行动进行具体分析，大致可以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特点归纳为三条：首先，共产国际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指导和无私帮助，又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次，共产国际既宣称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又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再次，共产国际既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又因为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抱有偏见。
共产国际制定方针往往以苏联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产生严重分歧的原因是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至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战略是为了苏联本国利益的需要而忽视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了“保卫蘇联”，不顾中共的实际困难，脱离实际地要求中共动用全部武装力量，采取冒险行动，这正是“苏联利益中心”的实质。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是以抗战时期中国的具体现实为出发点、以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落脚点，其战略目标是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由于中国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在客观上已经有力地支援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卫国战争。然而共产国际与苏联却不认同中国为保卫苏联甚至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作出的努力。就此，双方利益的不同导致多方面分歧的产生。
通过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可以发现：如何正确处理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了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和学生，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又不迷信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意见采取了正确的执行，错误的抵制的态度。当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误解或双方出现意见分歧时，主动与其沟通寻求解决办法。探究这一时期两者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处理国内各党派关系，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而且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 郭庆仕.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下）[J].军事经济学院学报，1996（01）.
[2]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J].社会科学论，2004.
[3] 李东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4] 李伟.近年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J].湖湘论坛，2005.
作者简介：
张洁非（1995-），女，陕西省咸阳市人，汉族，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