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吃饱饭活下去，摸黑集聚村西头一间茅草屋，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上述内容的“大包干”协议。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的宣言，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改变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命运。40年来，有“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小岗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首往事，作为当年小岗村的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仍是感慨万千。本刊特选刊其口述《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一文，重温敢想敢干勇于实践的“小岗精神”。
　　据悉，此文已收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旅——安徽凤阳、肥西农村改革亲历者口述史》一书（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口述史丛书），即将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出版。
　　我叫严俊昌，我今年77岁，属马 （1942年生）。我就是凤阳本地人，我有六个儿子、两个闺女、九个孙子、五个孙女、三个重孙子和四个重孙女，一大家有几十口人呢！
　　我这个生产队长的头号任务：让小岗村百口人填饱肚子
　　回忆当年的经历，我没有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基本上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没有出现逃荒要饭的现象。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以后，群众的生活被破坏了，政府的大好形势也被破坏了，到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三年困难时期小岗上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我当时才十八九岁，我没有饿死掉，可以说什么都吃过的，那真是从死人窝里爬出来的。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了很多人，就解散了过去“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劳动形式。人都饿死掉了，还一天到晚搞假大空，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大锅饭不能再吃了。当时有个妇女，她家丈夫、孩子都饿死掉了，她怨天、怨地、怨我们的党的干部，她说我们家男人、孩子饿死掉了，干部家的老婆怎么还能生孩子呢？她恨得说，我如果有能力，我把干部家的孩子肉割来炒着吃。我（听到她说的这些话）头皮都麻了。我说天啊，一个女同志为什么能恨到这种程度？我哪天如果能当上干部，我要死在群众的前面。干部搞特殊，没有死掉，活着他会受到人民的痛恨，这是一种阶级恨。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根本不答应。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还要处什么对象。
　　1961年我成家了，我家属她确实可怜，兄弟姊妹都饿死了。我当时跟她说我不能和你成家，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跟我在一起早晚还是会饿死的。她说，天下老鸹一般黑，我跟哪个在一起不挨饿呢？我有了丈夫，我就有了依靠。我能够死在丈夫面前，我就知足了。我一听她说得这么惨，我不能再拒绝了。她搬过来，到我这一件衣裳都没有。那时候一人才发三尺布票，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有一次我老婆饿得在家直接瘫掉了，我马上抓了一把面，放点水搁锅里搅搅，搅点面糊子，喂她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她爬起来了。
　　毛泽东说过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那时候小岗生产队为什么干不好？关键是“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形式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在这种生产形式下勤劳人受打击，懒汉受表扬。为什么懒汉受表扬呢？小岗上年年不断有工作组来，但是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来抓形式，搞一些形象工程。我当时就反对这种做法，我当干部，坚决不搞特殊化。因为我不愿意搞特殊化，所以我后来不当生产队干部了。
　　1977年底，庄稼还没收完的时候，梨园公社有人找到我，问哪个是严俊昌？我说：我又不是干部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小岗这一两年的生产还是不行，担子你还要担起来，我们了解了，你当干部不搞特殊化，你又不能去要饭，那还不给你饿死了，你这次再干两年（生产队长），你全家的生活，我们公社包了。我说我要当生产队长，我就不要你包，换句话说，我要你包我全家的生活，我吃饱了，我挨群众骂。我不要公社给的任何特殊待遇。
　　（再次当上生产队长后），我就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救活小岗这一百多口人？有次开会，有个老头说了，要么一家伙干（指直接把土地分到户）。我说如果把土地分到户能把生产干好，那我们就这样干。又有老头说了，俊昌这个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的车子朝前滚，你如果这么干，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我说，只要能干好，管他车子朝前滚朝后滚，只要能滚饱我们大家的肚子，哪怕拉去杀头，我能看到你们吃到一顿饱饭，我也认了。我说，你们这几位老年人都代表着某一个家族，比如你姓关，你姓韩，你姓严，你这一门下现在划成两个组，两个又分成四个，四个又分成八个，就这样彻底把地分到户。当时严立学的父亲严国昌说，俊昌你这个马没有笼头，马去掉笼头只是野马，你认为你的命不值钱，你死掉一了了之，谁来帮你照顾你的家属和孩子？我说，你的情意我领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死，我也保不住我老婆孩子了，不但我一家保不住，我們小岗上的孩子都保不住了。孩子们在家里书都没法念，一天到晚在采野菜，采好野菜，都蹲在地上叫苦。有一次杨家英（音）家两个女儿没采到野菜，被打得很惨。我说杨家英啊，你倒是作孽，你给她们打得半死，你想想你能忍心吗？他说俊昌，你看我们连菜汤都没得喝。我想想狠下决心，坚决走这个路（整理者按：指分田到户）。我把我的命交给人民、交给党。如果我被逮去，我就问我身犯何罪？那反过来说，我们一天到晚逃荒要饭，连裤子都没得穿，这还能是社会主义道路吗？后来严国昌说，你召集十八户来开会，就说如果分田到户的路走不通怎么办？他说枪打出头鸟，你是生产队长，万一这条路走不通倒霉的是你啊！
　　顶着重重压力分田到户，终于尝到甜头
　　后来我就按照严国昌说的（召集了18户来开会），大家说如果我真的坐牢了，或者枪毙了，他们（负责把我的孩子）养活到18岁。我问大家如果分田到户的路走不通，你们会不会后悔？大家说不后悔。之后大家就按了手印。我说，我们这么干是违背党的政策的，但是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我们把生产干好了，第一个不能忘记国家，我们小岗过去每年上交国家的任务是1800斤粮食，我们首先要完成国家的任务，第二个要留足集体的，第三个才是我们自己，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说没意见，我们既然把生产干好了就不能忘记党，要踊跃地把粮食贡献给国家。之后有人说了分田到户的事情任何人不能讲，家里亲戚朋友都不能讲。你如果讲出去了，我们一季都没干完，一顿饱饭还没吃到，就倒霉了，这多冤啊！所以大家都发了誓，小岗的土地就分到户了 。
　　从1979年的春天我就开始号召，哪怕在家吃树皮、啃树叶子，也要把生产安排下去。我们号召群众有一分钱都要拿去买种子，那年我们种了有100多亩花生，花生和山芋长得非常喜人，邻队一看，小岗生产队在干什么呢？有次开生产队队长大会，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找到我，说你到我办公室去一下，当时我吓得心里直打怵，这么多生产队长为什么就偏偏找到我严俊昌呢？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张明楼说，邻队有群众反映说你严俊昌把土地分到户了。我说你听他们扯，我长几个头，我敢把土地分到户。第二次开生产队长会，我不说实话不行了。张明楼说，俊昌我了解清楚了，邻队说你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今天的会议你不说实话，口粮、牛草、种子，都没有你严俊昌的。我说那你不给我，我想要也要不到。
　　回去之后，我再次召集这十八户来开会，我说从今天起国家的救济我们是没有了，我们如果要想吃国家的救济，就要把田重新拢起来。其他人都说，我们不要吃救济。我说如果把我们生产队的两头牛拉走了怎么办呢？大家说，牛拉去，我们就用大锹挖。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看到我，说严俊昌同志你要向党说实话，你一天不说我就看着你一天，你严俊昌是跑不掉的。就这样连看我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说实话了。当时张明楼吓死了。我说你放心，就算杀头我也不会牵扯你的。他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我是一级政府，我跳进黄河、跳进大海也洗不清啊！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之后凤阳县委陈庭元书记来小岗了，当时我们老百姓一听说县委书记要来，就感到很惊奇，过去哪能见到县官老爷？陈庭元亲自到小岗来调查，问群众，群众也不敢说，因为之前都发过誓，赌过咒的。最后我们大队会计向陈书记汇报，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陈庭元叹了一口气说，小岗让它干到秋，试试看，干得好，我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我立即收回来（指收回集体）。有群众说了，陈书记，公社张明楼书记没给我们种子和口粮，我们吃树叶、啃树皮熬过来了，这没种子怎么办呢？陈庭元指着张明楼说，你赶紧给他们种子。我就跟宏昌说，赶紧跟会计去梨园公社，只要一个指标，开个介绍信，就能到粮站把种子提出来了。
　　天时地利人和，那一年（指1979年）小岗干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非常的喜人。邻队的群众看见都说，小岗生产队是彻底过上好日子了。开生产队长会，邻队队长请示张明楼，我们能不能学严俊昌把土地分到户？张明楼说，严俊昌是陈庭元批（准）的，你们能找到陈庭元批（准），我都批（准）你。后来陈庭元又到了小岗，看到庄稼长得这么好，满脸都是笑容。有一天我到家之后，我把饭煮好，去场上晒草。陈庭元到我家舀了几碗饭，炒了菜喂小孩吃饱了，到场上去找我，说你家小孩我都给你喂饱了。这么好的书记要是倒霉了，我严俊昌死也闭不上眼睛啊！我看到分田到户这条路不被认可，我说陈书记啊，我们这个路是走不通的。陈庭元说没事，你大胆干。我看只有这样干才能解决我们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当时国家没有分田到户这个政策，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整理者按：指“张浩来信”事件。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读者来信，同时发编者按语，支持张浩的观点），把小岗说得那简直就是现行反革命。陈庭元过去也被打过右派，也倒过霉。当时因为这件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反对社会主义，拉社会主义倒车。这时候县里来查了，说我命不该死，天时地利人和，王郁昭来小岗了。
　　王郁昭来小岗的时候，我们的粮食已经全部收回家了，我家一间小茅草屋子，粮食、花生、山芋干堆得床底下都是，堆得家都进不去。王郁昭找到我家，他说你是不是严俊昌？我说是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到处看看呢？我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你不要问我哪里来的，你可不可以带我看看？我说可以，我带你看。看了几家之后，他回去开了常委会，说，我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了，他现在是自己救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定严俊昌的罪？如果要定严俊昌的罪，那我们党的江山就打错了，我们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严俊昌这个生产队长是自己救自己，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他有什么罪？第二次王郁昭又来到小岗，说为什么头一回来你问我，分田到户这样干行不行？我没有给你答复。那是因为我没有开常委会。我这次通过了常委会再来找你，你就可以说是王郁昭叫你这样干的。
　　万里同志亲自来小岗调查，交待切不能说假话
　　后来王郁昭又去找了万里，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万里有点不相信。王郁昭说，万里同志，小岗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也确实把生产干好了。万里说好，我到凤阳小岗去看看。万里没来之前，陈庭元找到我说，俊昌，据说万里要来。突然有一天（整理者按，应为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了，去了严宏昌家。陈庭元跑到我家门口，说俊昌赶紧走吧（指到严宏昌家见万里），万里同志到了。我当时腿都吓得直打颤。后来我一进门，看到万里很和蔼，我心里就不害怕了。万里问你今年多大了啊？我说我37了。他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呀？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他说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他说你过去当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当生产队长好当呢？我说万书记，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他说为什么呢？我说群众都出勤不出力，我这个生产队长铃都打烂了、哨子都吹烂了，也找不到人去地里搞生产，大家都逃荒要饭去了。他说你现在当生产队长好不好当呢？我说万书记，现在好当，我自己也不要督促人家了，我可以甩开袖子干我自己的了。他说你有没有把握可以干好呢？我说万书记，不管天灾人祸，我有把握不再吃国家的救济粮，我可能还对国家有所贡献。万里说，对国家还能有贡献，那能干。我说万书记你能不能批准我们多干几年？万里说，我批准你干三至五年。我们打江山，就是讓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都饿死掉了，怎么死的？说空话说死的。后来我又说了，万书记你批准我干，你能不能给我个红头文件？我问万里要红头文件把万里搞得为难了。我当时不应该问万里要红头文件的，要得万里心里难受啊！他也是为了人民，他也是冒了险的。万里说我没有红头文件，但是你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你是光荣的，历史会给你平反的。当时他上了车，摇下了玻璃窗，跟我们强调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切切不能说假话，人是怎么饿死的，吹牛吹死掉的。第二点是要搞好养殖业。第三点强调户户最少要留一年的余粮。他说为什么要留余粮？如果遇到天灾人祸，把粮食卖空掉了，没余粮了，你还能吃得安心吗？
　　我们刚刚把生产干好，基层政府就开始乱摊派、乱收费。农民辛苦地种粮食，结果把粮食卖掉的钱还不够缴费的。眼看我们的生活就要被一级政府搞坏了。我不识字，我找人家帮我写了封信到中央，交给万里，万里一看，就派温家宝来调查，温家宝没来之前县里就找到我了，说老严你不能说实话，你如果说实话就把我们集体搞毁掉了。我说我不讲假话。他说不管你说不说假话，到时候不安排你说话。我说那我不说了。他们骗温家宝说小岗的路走不通，温家宝说，小溪河镇通不通呢？他们说小溪河镇通，温家宝说，那赶紧把老严给我接来。当时没安排我发言，安排了三个人发言，分别是燃灯公社的大队书记，雁塘头生产队的政协委员吴凤启，以及严宏昌。到最后他们都发言结束了，温家宝说，我来不是听其他人发言的，中央有几个老同志一定要我找到严俊昌。我问有没有时间了？温家宝说，准许你把话说完。我就谈了乱罚款、乱摊派的事，当时温家宝走的时候说，严俊昌提的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温家宝回到中央，中央问到，你有没有到小岗？温家宝说没到小岗。又派姜春云到凤阳县，把我叫到了凤阳。之后我那份税费改革的材料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国家实行了税费改革。税费改革以后，不但不要农民交税了，还反哺农民，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所以说我们国家这四十年来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在1995年8月的时候，我硬是被调出生产队了。头一回调我，我不愿意去。结果后来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接受党的分配，就把我跟严宏昌两个全调出小岗生产队了。我被分配到了小溪河镇的农委。后来江泽民来小岗，我就接待了江总书记。江总书记说，老严怎么能调出去呢？这个大包干就是老严搞的，你们给老严调走了，那换句话讲你们还要搞大包干吗？就把我俩又搞了回来。
　　（题图：农业“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举办文艺演出）
　　（本文访谈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由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