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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报》是清末革命党人宣传革命影响力最大的报刊，对侠客精神的宣传在《民报》的革命宣传中占有重要的份量，章太炎及同仁融儒、侠、佛三种精神于一体构建新的侠客精神。章太炎及同仁视侠客如革命者，阐释了侠客存在的正义性和价值，实现了对侠客精神的改造;他们对革命道德和革命心理问题的探讨成为宣传侠客精神的学理基础，最终，将侠客精神的宣传推向了高潮。《民报》在清末所宣传的侠客精神不仅促进了排除生死、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的传播，而且对后世思想史和学术史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民报》;章太炎;侠客精神;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60-03
基金项目：2018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章太炎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HQZZ04）。
《民报》是同盟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也是清末影响力最大的革命刊物。学界对《民报》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陈孟坚所著《〈民报〉与辛亥革命》是目前对《民报》研究最系统的著作，该著从《民报》内容及其对清末革命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还首次关注到了《民报》的激扬侠风问题并提出《民报》激扬侠风的目的是鼓动暗杀风潮。
《民报》初创之时在革命宣传中即注重对中西方革命志士事迹的宣传，尤其是那些具备侠客精神的革命志士。章太炎等人加入《民报》后更加注重对侠客精神的宣传，后来，他们直接提出了激扬侠风的概念，并且还对激扬侠风背后所蕴含的学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目前学界对《民报》章太炎同仁在激扬侠风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并无专门研究，未能对《民报》激扬侠风与革命宣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以至于人们对这股风潮所形成的影响力的认识较为模糊，因而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民报》革命宣传与鼓吹侠风关系辨析
“激扬侠风”一词由汤增璧在《革命之心理》一文中提出（发表于《民报》第24号），于是“激扬侠风”便成为革命党人通过唤醒侠客精神以鼓吹革命的代名词，为符合现代语境，后文中使用鼓吹侠风来表达《民报》对侠客精神的宣传之意。汤增璧屡屡在其文章中提到“侠风”二字，成为章太炎弟子中鼓吹侠风最为有力者，他与黄侃、汪东等人共同组成了鼓吹侠风的同仁群体，很好地策应了《民报》主编章太炎，他们借助中国历史上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资源，并结合民族革命时代的潮流对侠客精神进行改造和鼓吹，为清末革命宣传注入了强劲的思想动力。
革命者是指在晚清排满革命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群体，除革命领袖之外，这个群体主要包括留学生、华侨、会党、新军和民众中倾向于推翻清朝统治的一类人。《民报》激扬侠风的宣传对象就是上述革命者群体，激扬侠风的目的就是培养革命者身上的侠客精神。在晚清革命视野之下，本文将侠客定义为那些为革命事业而牺牲或者坐牢，又或者进行过暗杀活动的革命者，当然那些具备侠客精神的历史人物，如墨子或无政府主义政党领袖巴枯宁等也包括在内。相应地，各国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华盛顿等）即属于革命者之列，而不属于本文的侠客范畴。
《民报》自第七号开始，伴随章太炎同仁群体的加入，其鼓吹侠风的内在思想理路发生了变化，此前，《民报》主要借助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虚无党的破坏精神鼓吹激发革命者的斗志，还未关注侠风宣传背后的学理问题;此后，《民报》在章太炎一系同仁主导下，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激扬侠风的思想因子。
导致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撰稿人群体的变动，此前，撰稿人是孙中山一系同仁占主导，包括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等人;此后，《民报》撰稿人群体则以章太炎一系为主导，包括：汪东、陶成章、刘师培、汤增璧、易本羲、宋教仁、陈去病、柳亚子、黄季刚、苏曼殊、周作人、田桐等人，他们这一系倡导激烈的种族革命。[1]章太炎一系撰稿人与章太炎的关系非朋友即弟子，所以思想与风格比较接近，章太炎在《民报》激扬侠风舆论的构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弟子汪东、汤增璧、黄侃受其影响直接参与侠风的鼓吹，其他成员也倾慕侠风并助力革命宣传。章太炎及同仁更加注重侠客精神的宣传，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利用“儒行”“菩萨行”对侠客精神进行阐释，将侠客与革命者等视，实现了侠客精神的改造，更加符合清末国人的文化心理，促進了革命精神的更广泛传播。
二、章太炎同仁为鼓吹侠风所做的努力
（一）章太炎对侠客和侠客精神的阐释
《民报》对侠风的鼓吹有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这是由章太炎一系同仁的东方文化底蕴决定的。章太炎一生喜欢结交豪杰之士，自己又倾慕豪杰之侠行，他在文章中也屡屡表现出对侠客精神的赞赏。在《訄书》（重订本）《儒侠》一文中，章太炎曾就暗杀与时代的关系论述道：“大侠不世出，而击刺之萌兴。”最终，他总结道：“故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2]《民报》时期，章太炎将排满革命的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学理输入鼓吹侠风的舆论之中，章太炎充分肯定侠客的个体性价值，指出他们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过程中的作用，国家事业“必非以一人赴汤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随我以赴汤蹈刃者，尚亿万人。”[3]章太炎的侠客观正是要赋予侠客行为以正义性，无论乱世还是治世，侠客精神和行为都是为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治世则辅法”可谓是章太炎的创造性阐释。
（二）汪东、黄侃、汤增璧对侠客精神的阐释与宣传
汪东、黄侃、汤增璧先后继承其师章太炎鼓吹侠风的内在思想理路，分别撰文以壮《民报》声势，汪东撰写了时评《安抚恩铭被刺事件》和政论《刺客校军人论》，汪东认为，军人应该学习刺客身上那种“剽悍趠荦、轻于生死”且“坚忍卓特”的精神，才可以做到无往而不胜。[4]提倡刺客与军人相须为命并用侠客精神修正军人道德品质方面的缺陷，可谓是汪东在革命道德实践方面的有益尝试。 黄侃和汤增璧受其师章太炎思想影响，分别撰写了《释侠》和《崇侠篇》两篇文章，成为从学理上鼓吹侠风的重要文献。黄侃认为儒家与侠有较相似特质，他为侠客制定行为准则指出：“古之圣哲，悲世之沉沦，哀烝民之失职，穷阨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5]相比章太炎和黄侃，汤增璧从反面立论，他针对秦汉之后儒学对侠客精神的消解进行批判，指出：“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儒为专制所深资，侠则专制之劲敌”，甚至一度出现“神州无刺客风”的局面。[6]在刺客、种族、祖国等概念中，汤增璧逐渐将中国古代侠客的精神特质与近代革命思想及理念相融通，其鼓吹侠风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欲以陈师鞠旅，化而为潜屠暗刺，并以组合莅盟，转而为径情孤往。”[7]从“潜屠暗刺”到“组合莅盟”，正是革命党人的两种革命方式，即暗杀与起义相互策应，最终，刺客与革命义军共同担负起排满革命的重任。
（三）排除生死、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的形成
《民报》同仁为何要大张旗鼓地鼓吹侠风呢？原因正与国民性和国民心理有关，《民报》同仁普遍认为秦汉之后，中国的尚武精神逐渐式微，侠客精神黯淡无光，晚清之季民众中的侠气更是微弱。所以，他们提倡侠客的敢死精神为排满革命服务，当然，革命者能否具备侠客的精神品质，这是一个需要努力且为之实践的过程。章太炎等人将排满革命与侠客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革命道德和革命心理的阐扬，成为他们鼓吹侠风的学理基础，革命道德和革命心理形成了新的革命精神，当它们汇入国民性改造的大潮之中，就会对人们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章太炎在《民报》中陆续刊发了《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箴新党论》《人无我论》和《军人贵贱论》等文章，这些文章皆是围绕道德问题进行揭评和阐释的，他在《革命之道德》中开宗明义对革命者提出道德要求，即是：“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四项道德品质：“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章太炎认为私德优良者公德也优良，基于此“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8]，章太炎将儒家理想人格与传统侠客的精神（源自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进行融合，以儒兼侠则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革命道德。
此外，章太炎还撰写了《五无论》《国家论》《大乘佛教缘起说》和《四惑论》等文章，这些文章看起来是谈哲理和佛教，高蹈太虚、空泛缥缈，其实，这些文章都与革命道德有密切的联系，章太炎的目的是為了引导民众，培养他们的革命道德，促使人们具有“大慈悲心”从而“教化一切众生”[9]，用“菩萨行”阐释侠客精神使侠客在学理层面更具正义性。
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汤增璧则将鼓吹侠风与民众心理的剖析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那些害群的蠹虫是民德之贼，希望那些“为民请命、流血五步、乾坤不毁、三光不灭”的勇士可以出现[10]，这与章太炎所归纳的“排除生死”“径行独往”的侠客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1]由此，可以将《民报》鼓吹侠风所要培养的革命精神概括为排除生死和为民请命，这两种精神与《民报》的办刊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三、《民报》鼓吹侠风的影响力
《民报》在清末舆论界中所开展的激扬侠风的努力，时至今日进行反思，到底对清末革命发生多少直接的影响是很难进行考证的。《民报》的宣传对象主要是留学生、新军、会党、华侨以及国内的知识分子等，鼓吹侠风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清末的暗杀风潮，因此，《民报》鼓吹侠风最能激发的就是那些有心进行暗杀和起义的革命志士，侠客的精神也颇能够在青年中形成一种共鸣，《民报》撰稿人群体中的同声相应就是最好例证。
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宋教仁、黄侃、朱希祖、钱玄同、景梅九等人的日记和回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报》激扬侠风之后的影响效力，这种影响力更多的是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感召。
章太炎一系同仁将传统的侠客形象进行改造，提升了侠客的志节与声名。章太炎和同仁们共同促进了侠客精神的改造，并在学理上肯定了侠客在革命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章太炎所主导的这股激扬侠风的潮流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只能算作润物无声，主要就是体现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
史学界但凡涉及晚清革命者的侠行、暗杀活动或者革命者的道德与心态等论题时，便不得不提到《民报》章太炎同仁的鼓吹侠风的探索与实践;文学界在研究武侠小说、侠客精神与文化时也必须借助章太炎、黄侃、汤增璧等人对侠客精神的总结和描述。从章太炎到汤增璧，他们这些具备儒侠精神的知识分子，在清末革命中对侠客精神、革命道德、革命心理的探讨与他们鼓吹侠风所形成的舆论风潮一样影响深远。
四、结语
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和平民革命的潮流之下，章太炎及同仁以《民报》为阵地将侠客与革命者等而视之，洗刷了晚清侠义小说中侠客为官府所用的形象，鼓吹侠风使侠行得以彰显，革命思想因而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章太炎将革命道德归纳为“重然诺、轻死生”这样一种品质，进而形成排除生死和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是他将儒侠精神和佛教精神进行汇通之后的产物，这就成为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可资利用的重要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9.
[2]太炎.国家论[N].民报，1907-10-25（17）.
[3]寄生.刺客校军人论[N].民报，1907-09-25（16）.
[4]运甓.释侠[N].民报，1907-12-25（18）.
[5]揆郑.崇侠篇[N].民报，1908-08-10（24）.
[6]伯夔.革命之心理[N].民报，1908-10-10（24）.
[7]太炎.革命之道德[N].民报，1906-10-08（8）.
[8]太炎.大乘佛教缘起说[N].民报，1908-02-25（19）.
[9]伯夔.人世之悲观[N].民报，1908-08-10（23）.
[10]太炎.答铁铮[N].民报，1907-06-08（14）.
作者简介：
王磊，男，安徽淮南人，博士，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关键词】 《民报》;章太炎;侠客精神;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60-03
基金项目：2018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章太炎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HQZZ04）。
《民报》是同盟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也是清末影响力最大的革命刊物。学界对《民报》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陈孟坚所著《〈民报〉与辛亥革命》是目前对《民报》研究最系统的著作，该著从《民报》内容及其对清末革命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还首次关注到了《民报》的激扬侠风问题并提出《民报》激扬侠风的目的是鼓动暗杀风潮。
《民报》初创之时在革命宣传中即注重对中西方革命志士事迹的宣传，尤其是那些具备侠客精神的革命志士。章太炎等人加入《民报》后更加注重对侠客精神的宣传，后来，他们直接提出了激扬侠风的概念，并且还对激扬侠风背后所蕴含的学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目前学界对《民报》章太炎同仁在激扬侠风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并无专门研究，未能对《民报》激扬侠风与革命宣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以至于人们对这股风潮所形成的影响力的认识较为模糊，因而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民报》革命宣传与鼓吹侠风关系辨析
“激扬侠风”一词由汤增璧在《革命之心理》一文中提出（发表于《民报》第24号），于是“激扬侠风”便成为革命党人通过唤醒侠客精神以鼓吹革命的代名词，为符合现代语境，后文中使用鼓吹侠风来表达《民报》对侠客精神的宣传之意。汤增璧屡屡在其文章中提到“侠风”二字，成为章太炎弟子中鼓吹侠风最为有力者，他与黄侃、汪东等人共同组成了鼓吹侠风的同仁群体，很好地策应了《民报》主编章太炎，他们借助中国历史上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资源，并结合民族革命时代的潮流对侠客精神进行改造和鼓吹，为清末革命宣传注入了强劲的思想动力。
革命者是指在晚清排满革命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群体，除革命领袖之外，这个群体主要包括留学生、华侨、会党、新军和民众中倾向于推翻清朝统治的一类人。《民报》激扬侠风的宣传对象就是上述革命者群体，激扬侠风的目的就是培养革命者身上的侠客精神。在晚清革命视野之下，本文将侠客定义为那些为革命事业而牺牲或者坐牢，又或者进行过暗杀活动的革命者，当然那些具备侠客精神的历史人物，如墨子或无政府主义政党领袖巴枯宁等也包括在内。相应地，各国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华盛顿等）即属于革命者之列，而不属于本文的侠客范畴。
《民报》自第七号开始，伴随章太炎同仁群体的加入，其鼓吹侠风的内在思想理路发生了变化，此前，《民报》主要借助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虚无党的破坏精神鼓吹激发革命者的斗志，还未关注侠风宣传背后的学理问题;此后，《民报》在章太炎一系同仁主导下，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激扬侠风的思想因子。
导致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撰稿人群体的变动，此前，撰稿人是孙中山一系同仁占主导，包括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等人;此后，《民报》撰稿人群体则以章太炎一系为主导，包括：汪东、陶成章、刘师培、汤增璧、易本羲、宋教仁、陈去病、柳亚子、黄季刚、苏曼殊、周作人、田桐等人，他们这一系倡导激烈的种族革命。[1]章太炎一系撰稿人与章太炎的关系非朋友即弟子，所以思想与风格比较接近，章太炎在《民报》激扬侠风舆论的构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弟子汪东、汤增璧、黄侃受其影响直接参与侠风的鼓吹，其他成员也倾慕侠风并助力革命宣传。章太炎及同仁更加注重侠客精神的宣传，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利用“儒行”“菩萨行”对侠客精神进行阐释，将侠客与革命者等视，实现了侠客精神的改造，更加符合清末国人的文化心理，促進了革命精神的更广泛传播。
二、章太炎同仁为鼓吹侠风所做的努力
（一）章太炎对侠客和侠客精神的阐释
《民报》对侠风的鼓吹有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这是由章太炎一系同仁的东方文化底蕴决定的。章太炎一生喜欢结交豪杰之士，自己又倾慕豪杰之侠行，他在文章中也屡屡表现出对侠客精神的赞赏。在《訄书》（重订本）《儒侠》一文中，章太炎曾就暗杀与时代的关系论述道：“大侠不世出，而击刺之萌兴。”最终，他总结道：“故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2]《民报》时期，章太炎将排满革命的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学理输入鼓吹侠风的舆论之中，章太炎充分肯定侠客的个体性价值，指出他们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过程中的作用，国家事业“必非以一人赴汤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随我以赴汤蹈刃者，尚亿万人。”[3]章太炎的侠客观正是要赋予侠客行为以正义性，无论乱世还是治世，侠客精神和行为都是为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治世则辅法”可谓是章太炎的创造性阐释。
（二）汪东、黄侃、汤增璧对侠客精神的阐释与宣传
汪东、黄侃、汤增璧先后继承其师章太炎鼓吹侠风的内在思想理路，分别撰文以壮《民报》声势，汪东撰写了时评《安抚恩铭被刺事件》和政论《刺客校军人论》，汪东认为，军人应该学习刺客身上那种“剽悍趠荦、轻于生死”且“坚忍卓特”的精神，才可以做到无往而不胜。[4]提倡刺客与军人相须为命并用侠客精神修正军人道德品质方面的缺陷，可谓是汪东在革命道德实践方面的有益尝试。 黄侃和汤增璧受其师章太炎思想影响，分别撰写了《释侠》和《崇侠篇》两篇文章，成为从学理上鼓吹侠风的重要文献。黄侃认为儒家与侠有较相似特质，他为侠客制定行为准则指出：“古之圣哲，悲世之沉沦，哀烝民之失职，穷阨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5]相比章太炎和黄侃，汤增璧从反面立论，他针对秦汉之后儒学对侠客精神的消解进行批判，指出：“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儒为专制所深资，侠则专制之劲敌”，甚至一度出现“神州无刺客风”的局面。[6]在刺客、种族、祖国等概念中，汤增璧逐渐将中国古代侠客的精神特质与近代革命思想及理念相融通，其鼓吹侠风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欲以陈师鞠旅，化而为潜屠暗刺，并以组合莅盟，转而为径情孤往。”[7]从“潜屠暗刺”到“组合莅盟”，正是革命党人的两种革命方式，即暗杀与起义相互策应，最终，刺客与革命义军共同担负起排满革命的重任。
（三）排除生死、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的形成
《民报》同仁为何要大张旗鼓地鼓吹侠风呢？原因正与国民性和国民心理有关，《民报》同仁普遍认为秦汉之后，中国的尚武精神逐渐式微，侠客精神黯淡无光，晚清之季民众中的侠气更是微弱。所以，他们提倡侠客的敢死精神为排满革命服务，当然，革命者能否具备侠客的精神品质，这是一个需要努力且为之实践的过程。章太炎等人将排满革命与侠客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革命道德和革命心理的阐扬，成为他们鼓吹侠风的学理基础，革命道德和革命心理形成了新的革命精神，当它们汇入国民性改造的大潮之中，就会对人们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章太炎在《民报》中陆续刊发了《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箴新党论》《人无我论》和《军人贵贱论》等文章，这些文章皆是围绕道德问题进行揭评和阐释的，他在《革命之道德》中开宗明义对革命者提出道德要求，即是：“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四项道德品质：“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章太炎认为私德优良者公德也优良，基于此“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8]，章太炎将儒家理想人格与传统侠客的精神（源自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进行融合，以儒兼侠则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革命道德。
此外，章太炎还撰写了《五无论》《国家论》《大乘佛教缘起说》和《四惑论》等文章，这些文章看起来是谈哲理和佛教，高蹈太虚、空泛缥缈，其实，这些文章都与革命道德有密切的联系，章太炎的目的是為了引导民众，培养他们的革命道德，促使人们具有“大慈悲心”从而“教化一切众生”[9]，用“菩萨行”阐释侠客精神使侠客在学理层面更具正义性。
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汤增璧则将鼓吹侠风与民众心理的剖析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那些害群的蠹虫是民德之贼，希望那些“为民请命、流血五步、乾坤不毁、三光不灭”的勇士可以出现[10]，这与章太炎所归纳的“排除生死”“径行独往”的侠客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1]由此，可以将《民报》鼓吹侠风所要培养的革命精神概括为排除生死和为民请命，这两种精神与《民报》的办刊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三、《民报》鼓吹侠风的影响力
《民报》在清末舆论界中所开展的激扬侠风的努力，时至今日进行反思，到底对清末革命发生多少直接的影响是很难进行考证的。《民报》的宣传对象主要是留学生、新军、会党、华侨以及国内的知识分子等，鼓吹侠风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清末的暗杀风潮，因此，《民报》鼓吹侠风最能激发的就是那些有心进行暗杀和起义的革命志士，侠客的精神也颇能够在青年中形成一种共鸣，《民报》撰稿人群体中的同声相应就是最好例证。
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宋教仁、黄侃、朱希祖、钱玄同、景梅九等人的日记和回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报》激扬侠风之后的影响效力，这种影响力更多的是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感召。
章太炎一系同仁将传统的侠客形象进行改造，提升了侠客的志节与声名。章太炎和同仁们共同促进了侠客精神的改造，并在学理上肯定了侠客在革命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章太炎所主导的这股激扬侠风的潮流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只能算作润物无声，主要就是体现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
史学界但凡涉及晚清革命者的侠行、暗杀活动或者革命者的道德与心态等论题时，便不得不提到《民报》章太炎同仁的鼓吹侠风的探索与实践;文学界在研究武侠小说、侠客精神与文化时也必须借助章太炎、黄侃、汤增璧等人对侠客精神的总结和描述。从章太炎到汤增璧，他们这些具备儒侠精神的知识分子，在清末革命中对侠客精神、革命道德、革命心理的探讨与他们鼓吹侠风所形成的舆论风潮一样影响深远。
四、结语
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和平民革命的潮流之下，章太炎及同仁以《民报》为阵地将侠客与革命者等而视之，洗刷了晚清侠义小说中侠客为官府所用的形象，鼓吹侠风使侠行得以彰显，革命思想因而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章太炎将革命道德归纳为“重然诺、轻死生”这样一种品质，进而形成排除生死和为民请命的革命精神，是他将儒侠精神和佛教精神进行汇通之后的产物，这就成为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可资利用的重要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9.
[2]太炎.国家论[N].民报，1907-10-25（17）.
[3]寄生.刺客校军人论[N].民报，1907-09-25（16）.
[4]运甓.释侠[N].民报，1907-12-25（18）.
[5]揆郑.崇侠篇[N].民报，1908-08-10（24）.
[6]伯夔.革命之心理[N].民报，1908-10-10（24）.
[7]太炎.革命之道德[N].民报，1906-10-08（8）.
[8]太炎.大乘佛教缘起说[N].民报，1908-02-25（19）.
[9]伯夔.人世之悲观[N].民报，1908-08-10（23）.
[10]太炎.答铁铮[N].民报，1907-06-08（14）.
作者简介：
王磊，男，安徽淮南人，博士，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