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道德教育传统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出发，根据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其中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今天大学生德育中仍然有其可资借鉴之处。
　　第一，关于学思结合的道德教育方法。
　　孔子在道德教育时强调要学思结合，他认为学习是一个人掌握道德知识、进行道德修养的条件和基础，在学习过程中要有积极的思维活动，提出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孔子教育学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告诉学生：虽然学和思都很重要，但两者比较起来，学是主要的，如果不努力学习有关的道德知识，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康德曾说：“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学习，不思考，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做到举一反三，更无法去开拓创新。思考，不学习，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可能有所创新。学与思，是学习道德知识的两把钥匙。因此，在道德教育中，要求大学生做到学与思相结合，既要掌握道德知识和道德标准，又要具有判断道德是非的思考能力。
　　第二，关于言行一致的道德教育方法。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与信念和道德情感付诸于实践，这就是言行一致。在孔子看来，道德修养的目的不仅仅是“学”或通过“学”而获得“知”，更重要的是“行”，是具体的道德实践。实际上，如果不能把人的道德认识与信念转化为道德行为，则意味着道德教育的失败。他十分强调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在孔子的眼里，“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言而不行的人，不是道德高尚的人。他更反对“言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为了防止言行脱节，他主张“慎言”，他说：“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仁者，其言也”（《颜渊》）。孔子认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能只凭他说的，而要看他做。孔子特别欣赏在道德实践方面身体力行的人，提出了“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的要求，强调“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的观点。
　　德育工作者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能停留在口头的空洞说教上，道德修养的水平主要通过受教育者的行为来体现和检验，应重视学生的道德实践，应重视学生道德行为的训练，应重视学生道德习惯的养成。
　　第三，关于因材施教的道德教育方法。
　　面对在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学生在年龄、生理、心理、智力等方面多层次的差异性，孔子认为只能从道德教育主体──学生出发，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来进行，甚至根据某个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不同表现进行恰如其分的教育，孔子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为政》篇中，同是问孔子孝，孟懿子问时，答曰：“无违”；孟武伯问时，答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时，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时，答曰：“色难”，同一问题，答案不同，程子解释说：“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同一个问题，针对不同的人，孔子的说法不同，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始人之一蔡元培也提出，教育的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在年龄、心理、智力等方面，肯定要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性格特征来进行道德教育，以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
　　第四，关于启发式的道德教育方法。
　　所谓启发诱导，就是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道德教育的时机，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逐步地引导学生形成道德认识，发展道德情感，养成道德行为，培养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学生独立思考。孔子认为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要循循善诱，以促进学生去主动思考和钻研道德的内容，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意即不到学生很想弄懂而又弄不懂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很想讲出来而又无法恰当表达的时候，不去启发他。这一解释科学地揭示了启发式教学的本质。如，宰我曾对三年之丧发生怀疑，孔子也只是问其不行三年之丧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则说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为三年之丧本来就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伤之情，连这种哀情都没有， 勉强服三年之丧又有什么意义呢? 为此，孔子要求学生畅所欲言，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甚至于互相争论。子贡请教孔子说：“穷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于是说：“《诗经》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学而》）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意思，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说。”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认为求学者要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求学要求。孔子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公冶长》）以强烈的求知进取精神启迪学生。孔子在强调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注意循序渐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德育工作者应实行启发诱导的教育，注意循序渐进，用“循循然诱人”的方法来教育、引导学生，不仅在教学内容上，而且在培养学生情志上，使学生通过道德教育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第五，关于以身作则的道德教育方法。
　　孔子注意在德育实践时以身作则，他认为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对被教育者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这些话，充分说明德育工作者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孔子不仅是以身作则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这一教育方法的实践者。例如，孔子要求学生“不耻下问”，自己就“每事问”，虚心求教；他要求学生好学乐学，自己就“好古敏学”，“学而不厌”；他要求学生要有理想，自己就“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通过教育者的暗示或榜样去教育学生。正是因为孔子能以自己的人格感化学生，所以他在弟子中享有非常高的威信，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
　　无数事实证明，德育工作者做到了以身作则，具有人格的力量，受教育者才会真正敬仰教育者，以教育者为榜样，在实践中把自己塑造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第六，关于持之以恒的道德教育方法。
　　有了完善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还得有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来克服不正确的情感、欲望和纠正错误，所以孔子特别强调道德意志的培养，他认为一个人先要有为实现自己的志向、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才能为学、修德。孔子认为只有能经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坚强道德意志、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孔子还强调恒心的重要性，他引用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先进》），指出缺乏恒心的人，连巫医都做不成。他发挥《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观点，用“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进也”（《宪问》）来比喻完善道德修养必须勇往直前，有恒心与毅力才能获得成功；同时也为那些不能坚持到底，半途而废的人惋惜，他批评意志薄弱缺乏恒心的人。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磨练与捶打，加强意志锻炼，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磨不薄，染不黑）（《述而》）。后来孟子发挥了孔子这一思想，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任何一种道德行为的完成，都是克服各种障碍、挫折与困难的结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不会做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德育工作是一项基础建设，不可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德育工作贵在坚持，不可知难而退，要持之以恒，才能“必世而后仁”(《子路》)。孔子这种认识，有助于德育工作者增强工作责任感，提高自信心，激励我们“不怨天，不尤人”(《宪问》)的默默耕耘，勤奋工作，坚持到底，必有所成。
　　孔子的德育思想中，有糟粕，也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结合实际，加以扬弃和筛选。关键是寻找出积极健康的因素，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尤其在今天，我们正处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时期，更应该大力倡导《论语》中阐发的道德教育方法，这对帮助大学生克服不道德行为，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使大学生达到人生真善美的境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