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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亨利·摩尔是英国现代著名雕塑家，其作品《国王与王后》为其创作旺盛时期的命题之作，虽然追随现代艺术创作方式，但又蕴藏着对历史文脉及人性的延传与探索，将现代艺术表现与人文历史精神关怀融为一体，打破传统古典艺术的固化表现形式，推行模糊化、陌生化处理，力图引导人们回归对艺术造物本身的思考。雕塑作品本身不单单是概念性的无规则抽象，更是一种自然形态的富有有机生命的抽象，将雕塑材质自然的质地、肌理和内蕴生命力、历史生成力相结合，表达着更深远的意味。
【关键词】抽象形式；自然肌理；人文情怀；生命有机体
亨利·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年）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英国现代著名雕塑家，他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产煤小镇卡素福特（Castleford），曾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一生创作无数，主要题材涉及母与子、人体组合、王与后等，以大理石、青铜材质见长。他曾成立基金会资助青年雕塑家举办展览，将自己的庄园改作雕刻公园奉献世人，获得过牛津、哈佛、剑桥等大学的名誉学位以及英国的功勋奖章，蜚声海内外。①作品《国王与王后》是雕塑家亨利·摩尔1952—1953年间创作的青铜雕塑，此时正处于他的创作旺盛期，当时的艺术批评家及大众已普遍认可了他的雕塑艺术成就及地位。该作品实际上是艺术家受英国人委托而进行的创作，带有一定的命题性质。这件作品最后定稿高度为161.3厘米，青铜材质，被放置在苏格兰丘陵地带。与西方古典学派的雕塑艺术相比，亨利·摩尔的这件作品更趋于抽象化表达，国王和王后的身体呈扁平状，毫无帝王帝后华贵的繁琐装饰。倘若置身在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其坐姿似乎是雕塑家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有意将国王与王后的坐姿形态抽象化，意在将“权贵”降为“平民”，使作品对象带有“人”的普遍平等性和模糊价值性的探视，以作品题目引发人们对作品的无限遐想。
从亨利·摩尔的艺术创作轨迹来看，《国王与王后》的诞生离不开艺术家本人独特的人生艺术历练、对社会的感悟以及对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思及个人重构。亨利·摩尔曾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后因获得退伍军人奖金和奖学金而得以进入艺术院校深造，接受艺术创作实践教育；二战期间亨利·摩尔曾在英国防空洞中授命作为战地艺术家记录战时情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让他关注人，更热爱生命，展现人与历史的关系，思想更深邃，关注现代艺术进程中人探知未知的勇气。②亨利·摩尔在英国利兹美术学校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求学期间，一方面接受了学院派古典雕刻技法的训练，奠定了自身扎实的雕塑功底，同时通过读书不断提高自己，打开艺术认知的眼界，例如罗吉尔·弗赖的《意象与设计》（1920年出版）、爱斯拉·庞德的《Gaudier Brzeska》（1916年出版）等书中关于“黑人雕塑”“古代美术艺术”的文章当时就曾深深影响了摩尔对艺术的感觉③；另一方面他经常参观博物馆，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古埃及、墨西哥及中世纪宗教雕塑、原始美术的理解，并对原始艺术产生了着迷和向往之情，亨利·摩尔认为“一切原始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那生气勃勃的活力。这是人民对生活的直接感受的再现”④。同时亨利·摩尔也先后到过意大利和巴黎，接触到现代派艺术——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作品。
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次世界战争击碎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太平盛世、物欲横流，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观追求受到了否定，人对传统社会标榜的古典传统亦产生了巨大的质疑，以艺术表达自我满足与自我表现成了现代艺术家展现自我存在的突破口。艺术语言、艺术媒材的多样化选择与抽象表达成为现代艺术显露个性的战场。亨利·摩尔在迷恋抽象的超现实主义等艺术风格的同时，也渐渐形成了自己对艺术抽象、艺术材料、艺术表现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所有好的艺术作品中都有‘超现实性’和‘抽象性’。这是感情或想象力的非逻辑灵感的混合物，……是与艺术家的经验和他的艺术实践的理想的结合”⑤。从亨利·摩尔的诸多作品分析来看，他对雕塑的理解似乎不单单是概念的抽象组合，更是一种自然形态的富有有机生命的抽象，将雕塑材质自然的质地、肌理和内蕴生命力、历史生成力相结合，表达更深远的意味。
如果说，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亨利·摩尔更关注人作为自然生命体的存在，那么学院派的古典雕塑技法则是奠定了艺术家本人的造“人”塑型功底（指以人为主题的雕塑類型），而独特的阅读经历和博物馆参观爱好让他看到了艺术服务于人民、表现人民、自古至今最本质的精神传承，正如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所言，从原始艺术寻找原型题材（如埃及艺术、苏美尔艺术等）进行有关“人”题材创作的角度来看，似乎亨利·摩尔比一般的学院派艺术家“更为因循传统”⑥；而接触现代艺术流派可以说是整合、提升亨利·摩尔综合性艺术素养，凝练其艺术思想，触发其艺术创造动机的关键。
《国王与王后》这件作品在艺术形象的选择上，如果不借助艺术史家或艺术家本人的阐释似乎很难寻出线索。亨利·摩尔在自传中讲过，“《王与后》是一个大题材。在我做的过程中，在大英博物馆中的那件我多次观察过的埃及的雕塑《坐着的官吏和他的妻子像》给了我启示。然而雕塑家却使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身份，而使得他们具备一种巨大的高贵气派和自信心，几乎是一种极高贵的目的使得他们呈现出高于普通生活的状态。我一直试图把这种感情汇入我的雕塑中去”⑦。摩尔还讲过，“《王与后》很奇特，……我无法确切地解释它是怎样变成这样的。任何东西都能够启发出一件雕塑作品的联想，这件作品是在玩弄一小块铸模蜡时产生的。那时我正在考虑动手开始弄我自己的铸铜工作室，我决定删掉第一个步骤，（也就是制作石膏模型的步骤）然后直接用蜡造型。同时一边摆弄着这一小块蜡，它开始有点像一只角，像潘神蓄着胡须的头。接着变成了一只皇冠，这时我马上意识到它像是一个皇帝的头。我继续做下去，安上了躯体，当蜡变硬之后，它几乎像金属一样硬。我把这种极为强烈地在头部发现的贵族式的精致典雅在躯体上又再度体现出来。当我加上另外一个人像之后，它就变成了《王与后》。我意识到这是由于我每天晚上给我六岁的女儿玛丽读的故事大部分都与王、王后和王子有关”⑧。亨利·摩尔认为理解《国王与王后》的线索“正在这个‘王’的头部，那是冠、胡须和颜面的综合体，象征着原始王权和一种动物性的‘潘神’似的气质的混合。‘王’的姿态比起‘后’来显得较为从容和自信，而‘后’则更为端庄，且带点帝后的自觉。在我开始做雕像的手和脚的时候，有机会使它们做得更为现实，以进一步表达我的想法，我想以此说明人类的温良和原始王权观念之间的对比关系”⑨。对《国王与王后》形象的理解，在艺术家摩尔看来，《国王与王后》形象的考量综合了多种因素。潘神，是希腊传说中的农牧神，为人羊混合的形象，负责关照放牧人、猎人、农民等住在乡野之人，是乡野田园管理之神。王冠，是人间至上王权的象征。另外，艺术家因考虑苏格兰的属地的历史象征意义，以传说中推行平等机制的圆桌会议的亚瑟王和王后作为《国王与王后》的雏形出发点。在这里，艺术家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创作拼凑而将潘神、兽像、人（戴王冠者）抽象化变形处理雕塑头部，以此传达人性、神性中王权亘古承传的历史性与人文性特质。作品似乎在有意契合作品的属地性质——在串联神话与历史、古代与现代的同时，也连接起了英格兰的古老文化和民族平等精神。
亨利·摩尔/国王与王后
在艺术材料选择方面，《国王与王后》没有使用惯常的大理石，而是采用青铜材质，似乎是看中了青铜独有的延展性特质，将人物形象有意拉长，以材质的无限延展表达所塑造形象的无限延展可能。这与摩尔所主张的“雕塑的尺寸应大于实物”，以减少开阔空间对物体尺度的影响相一致。⑩在造型手法上，亨利·摩尔打破以往古典雕塑家突出人体美感的做法，采用怪诞的形式——人体呈现被捏造的抽象的扁平状态，与其说是突出形式，不如说是有意扭曲简化形式，以简约之形塑精神之形。这里的“国王”与“王后”呈现的坐姿，与埃及法老与王后的坐像虽然存在极度地相似，但却没有传统国王的威严与端庄，没有华丽的服饰和傲慢的神态，有的只剩下怪诞的形式探索——简单的平面身躯，扭曲的脸部面具式表现，仿佛是抽象的、类似从远古走来的人坐在那里，倘若没有作品名称《国王与王后》的提示，似乎也可以被认定为普通人的现代艺术方式下的怪诞抽象表现。在这里，有意抽象化、陌生化的表现与其说是艺术家个体的创作，不如说是社会现代性的共同追求，以反叛古典艺术传统，有意追求形式的“陌生化”。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阐述的“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由此形成“灿烂至极归于平淡”“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艺术表现效果，表达艺术作品本真的存在感。亨利·摩尔的《国王与王后》坐姿，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传统风格”的现代重构。
虽然艺术家亨利·摩尔自己也承认许多作品的阐释都是事后产生的，但是艺术家本人对雕塑作品的理解和艺术知识的串联、艺术精神的昭示已经不自觉地融合进作品的创作当中，作品的多元隐喻性因此诞生。倘若“国王”与“王后”塑造得十分逼真，那么欣赏者一眼便能知晓它的“国度”“历史”“性格”“脾气”等。这件作品随之变成了某个国王与王后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古典历史留念。而眼前的《国王与王后》这个作品却是现代社会背景和现代艺术欣赏习惯中而产生，可由观者驻足欣赏而容易产生无限遐想，更甚者，他可以随意放置在其他公共环境中，形成休憩的游人的景观雕塑，而不会产生不和谐感。倘若不是文献提示，我们似乎更觉得是地理环境决定着作品的身份——作品反映的不是国王与王后，而是一对平民夫妇，或者说成英伦的王与后，而非其他地方的王与后，等等。这一类的想象已经摆脱了艺术史家、雕塑家对艺术作品的固化传唱，促成了大众对现代藝术的主观性介入、互动和参与。艺术作品与现实的距离感在多元的想象与联想中消失。可以说，正是这种隐喻性成就了作品的多元适应性和现代欣赏性。
《国王与王后》被置于苏格兰旷野丘陵的布局，作品与环境正好融为一体，形成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恰似历史上亚瑟王审视统治的国土，又似神话传说中的牧羊人管理劳作的田地，也似现代社会休闲的夫妇平静地欣赏丘陵上的风景……可以说抽象的《国王与王后》雕塑作品有意形成了抽象而模糊的印象，既融入天然的自然环境中，也融入了历史神话传说的人文环境中，形成无尽的意味，让艺术真实、艺术幻象与情感想象共存，让人产生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共同看待国王与王后古今沧海之变的错觉，在历史的共鸣中，回味现代人自我营造的无名无识、无自我存在感的苍凉与迷惘，或许这正是现代艺术共性存在的不确定性表现。
注释：
①海蓝等：《图说西方雕塑艺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80页。
②陆军：《摩尔论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年，第109页。
③[英]赫伯特·里德：《亨利·摩尔》，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6—19页。
④转引自洪复旦、马新宇、韩显中《美术鉴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⑤亨利·摩尔：《观念·灵感·生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⑥[英]赫伯特·里德：《亨利·摩尔》，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⑦同上，第53页。
⑧同上，第54—55页。
⑨转引自陈卫和《西方雕塑·二次大战前后的范例》，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⑩转引自周卫星《20世纪的雕塑巨匠亨利·摩尔》，《名作欣赏》2001年第3期，第127页。
转引自陈旭光《艺术问题》，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关键词】抽象形式；自然肌理；人文情怀；生命有机体
亨利·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年）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英国现代著名雕塑家，他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产煤小镇卡素福特（Castleford），曾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一生创作无数，主要题材涉及母与子、人体组合、王与后等，以大理石、青铜材质见长。他曾成立基金会资助青年雕塑家举办展览，将自己的庄园改作雕刻公园奉献世人，获得过牛津、哈佛、剑桥等大学的名誉学位以及英国的功勋奖章，蜚声海内外。①作品《国王与王后》是雕塑家亨利·摩尔1952—1953年间创作的青铜雕塑，此时正处于他的创作旺盛期，当时的艺术批评家及大众已普遍认可了他的雕塑艺术成就及地位。该作品实际上是艺术家受英国人委托而进行的创作，带有一定的命题性质。这件作品最后定稿高度为161.3厘米，青铜材质，被放置在苏格兰丘陵地带。与西方古典学派的雕塑艺术相比，亨利·摩尔的这件作品更趋于抽象化表达，国王和王后的身体呈扁平状，毫无帝王帝后华贵的繁琐装饰。倘若置身在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其坐姿似乎是雕塑家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有意将国王与王后的坐姿形态抽象化，意在将“权贵”降为“平民”，使作品对象带有“人”的普遍平等性和模糊价值性的探视，以作品题目引发人们对作品的无限遐想。
从亨利·摩尔的艺术创作轨迹来看，《国王与王后》的诞生离不开艺术家本人独特的人生艺术历练、对社会的感悟以及对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思及个人重构。亨利·摩尔曾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后因获得退伍军人奖金和奖学金而得以进入艺术院校深造，接受艺术创作实践教育；二战期间亨利·摩尔曾在英国防空洞中授命作为战地艺术家记录战时情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让他关注人，更热爱生命，展现人与历史的关系，思想更深邃，关注现代艺术进程中人探知未知的勇气。②亨利·摩尔在英国利兹美术学校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求学期间，一方面接受了学院派古典雕刻技法的训练，奠定了自身扎实的雕塑功底，同时通过读书不断提高自己，打开艺术认知的眼界，例如罗吉尔·弗赖的《意象与设计》（1920年出版）、爱斯拉·庞德的《Gaudier Brzeska》（1916年出版）等书中关于“黑人雕塑”“古代美术艺术”的文章当时就曾深深影响了摩尔对艺术的感觉③；另一方面他经常参观博物馆，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古埃及、墨西哥及中世纪宗教雕塑、原始美术的理解，并对原始艺术产生了着迷和向往之情，亨利·摩尔认为“一切原始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那生气勃勃的活力。这是人民对生活的直接感受的再现”④。同时亨利·摩尔也先后到过意大利和巴黎，接触到现代派艺术——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作品。
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次世界战争击碎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太平盛世、物欲横流，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观追求受到了否定，人对传统社会标榜的古典传统亦产生了巨大的质疑，以艺术表达自我满足与自我表现成了现代艺术家展现自我存在的突破口。艺术语言、艺术媒材的多样化选择与抽象表达成为现代艺术显露个性的战场。亨利·摩尔在迷恋抽象的超现实主义等艺术风格的同时，也渐渐形成了自己对艺术抽象、艺术材料、艺术表现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所有好的艺术作品中都有‘超现实性’和‘抽象性’。这是感情或想象力的非逻辑灵感的混合物，……是与艺术家的经验和他的艺术实践的理想的结合”⑤。从亨利·摩尔的诸多作品分析来看，他对雕塑的理解似乎不单单是概念的抽象组合，更是一种自然形态的富有有机生命的抽象，将雕塑材质自然的质地、肌理和内蕴生命力、历史生成力相结合，表达更深远的意味。
如果说，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亨利·摩尔更关注人作为自然生命体的存在，那么学院派的古典雕塑技法则是奠定了艺术家本人的造“人”塑型功底（指以人为主题的雕塑類型），而独特的阅读经历和博物馆参观爱好让他看到了艺术服务于人民、表现人民、自古至今最本质的精神传承，正如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所言，从原始艺术寻找原型题材（如埃及艺术、苏美尔艺术等）进行有关“人”题材创作的角度来看，似乎亨利·摩尔比一般的学院派艺术家“更为因循传统”⑥；而接触现代艺术流派可以说是整合、提升亨利·摩尔综合性艺术素养，凝练其艺术思想，触发其艺术创造动机的关键。
《国王与王后》这件作品在艺术形象的选择上，如果不借助艺术史家或艺术家本人的阐释似乎很难寻出线索。亨利·摩尔在自传中讲过，“《王与后》是一个大题材。在我做的过程中，在大英博物馆中的那件我多次观察过的埃及的雕塑《坐着的官吏和他的妻子像》给了我启示。然而雕塑家却使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身份，而使得他们具备一种巨大的高贵气派和自信心，几乎是一种极高贵的目的使得他们呈现出高于普通生活的状态。我一直试图把这种感情汇入我的雕塑中去”⑦。摩尔还讲过，“《王与后》很奇特，……我无法确切地解释它是怎样变成这样的。任何东西都能够启发出一件雕塑作品的联想，这件作品是在玩弄一小块铸模蜡时产生的。那时我正在考虑动手开始弄我自己的铸铜工作室，我决定删掉第一个步骤，（也就是制作石膏模型的步骤）然后直接用蜡造型。同时一边摆弄着这一小块蜡，它开始有点像一只角，像潘神蓄着胡须的头。接着变成了一只皇冠，这时我马上意识到它像是一个皇帝的头。我继续做下去，安上了躯体，当蜡变硬之后，它几乎像金属一样硬。我把这种极为强烈地在头部发现的贵族式的精致典雅在躯体上又再度体现出来。当我加上另外一个人像之后，它就变成了《王与后》。我意识到这是由于我每天晚上给我六岁的女儿玛丽读的故事大部分都与王、王后和王子有关”⑧。亨利·摩尔认为理解《国王与王后》的线索“正在这个‘王’的头部，那是冠、胡须和颜面的综合体，象征着原始王权和一种动物性的‘潘神’似的气质的混合。‘王’的姿态比起‘后’来显得较为从容和自信，而‘后’则更为端庄，且带点帝后的自觉。在我开始做雕像的手和脚的时候，有机会使它们做得更为现实，以进一步表达我的想法，我想以此说明人类的温良和原始王权观念之间的对比关系”⑨。对《国王与王后》形象的理解，在艺术家摩尔看来，《国王与王后》形象的考量综合了多种因素。潘神，是希腊传说中的农牧神，为人羊混合的形象，负责关照放牧人、猎人、农民等住在乡野之人，是乡野田园管理之神。王冠，是人间至上王权的象征。另外，艺术家因考虑苏格兰的属地的历史象征意义，以传说中推行平等机制的圆桌会议的亚瑟王和王后作为《国王与王后》的雏形出发点。在这里，艺术家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创作拼凑而将潘神、兽像、人（戴王冠者）抽象化变形处理雕塑头部，以此传达人性、神性中王权亘古承传的历史性与人文性特质。作品似乎在有意契合作品的属地性质——在串联神话与历史、古代与现代的同时，也连接起了英格兰的古老文化和民族平等精神。
在艺术材料选择方面，《国王与王后》没有使用惯常的大理石，而是采用青铜材质，似乎是看中了青铜独有的延展性特质，将人物形象有意拉长，以材质的无限延展表达所塑造形象的无限延展可能。这与摩尔所主张的“雕塑的尺寸应大于实物”，以减少开阔空间对物体尺度的影响相一致。⑩在造型手法上，亨利·摩尔打破以往古典雕塑家突出人体美感的做法，采用怪诞的形式——人体呈现被捏造的抽象的扁平状态，与其说是突出形式，不如说是有意扭曲简化形式，以简约之形塑精神之形。这里的“国王”与“王后”呈现的坐姿，与埃及法老与王后的坐像虽然存在极度地相似，但却没有传统国王的威严与端庄，没有华丽的服饰和傲慢的神态，有的只剩下怪诞的形式探索——简单的平面身躯，扭曲的脸部面具式表现，仿佛是抽象的、类似从远古走来的人坐在那里，倘若没有作品名称《国王与王后》的提示，似乎也可以被认定为普通人的现代艺术方式下的怪诞抽象表现。在这里，有意抽象化、陌生化的表现与其说是艺术家个体的创作，不如说是社会现代性的共同追求，以反叛古典艺术传统，有意追求形式的“陌生化”。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阐述的“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由此形成“灿烂至极归于平淡”“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艺术表现效果，表达艺术作品本真的存在感。亨利·摩尔的《国王与王后》坐姿，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传统风格”的现代重构。
虽然艺术家亨利·摩尔自己也承认许多作品的阐释都是事后产生的，但是艺术家本人对雕塑作品的理解和艺术知识的串联、艺术精神的昭示已经不自觉地融合进作品的创作当中，作品的多元隐喻性因此诞生。倘若“国王”与“王后”塑造得十分逼真，那么欣赏者一眼便能知晓它的“国度”“历史”“性格”“脾气”等。这件作品随之变成了某个国王与王后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古典历史留念。而眼前的《国王与王后》这个作品却是现代社会背景和现代艺术欣赏习惯中而产生，可由观者驻足欣赏而容易产生无限遐想，更甚者，他可以随意放置在其他公共环境中，形成休憩的游人的景观雕塑，而不会产生不和谐感。倘若不是文献提示，我们似乎更觉得是地理环境决定着作品的身份——作品反映的不是国王与王后，而是一对平民夫妇，或者说成英伦的王与后，而非其他地方的王与后，等等。这一类的想象已经摆脱了艺术史家、雕塑家对艺术作品的固化传唱，促成了大众对现代藝术的主观性介入、互动和参与。艺术作品与现实的距离感在多元的想象与联想中消失。可以说，正是这种隐喻性成就了作品的多元适应性和现代欣赏性。
《国王与王后》被置于苏格兰旷野丘陵的布局，作品与环境正好融为一体，形成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恰似历史上亚瑟王审视统治的国土，又似神话传说中的牧羊人管理劳作的田地，也似现代社会休闲的夫妇平静地欣赏丘陵上的风景……可以说抽象的《国王与王后》雕塑作品有意形成了抽象而模糊的印象，既融入天然的自然环境中，也融入了历史神话传说的人文环境中，形成无尽的意味，让艺术真实、艺术幻象与情感想象共存，让人产生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共同看待国王与王后古今沧海之变的错觉，在历史的共鸣中，回味现代人自我营造的无名无识、无自我存在感的苍凉与迷惘，或许这正是现代艺术共性存在的不确定性表现。
注释：
①海蓝等：《图说西方雕塑艺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80页。
②陆军：《摩尔论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年，第109页。
③[英]赫伯特·里德：《亨利·摩尔》，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6—19页。
④转引自洪复旦、马新宇、韩显中《美术鉴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⑤亨利·摩尔：《观念·灵感·生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⑥[英]赫伯特·里德：《亨利·摩尔》，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⑦同上，第53页。
⑧同上，第54—55页。
⑨转引自陈卫和《西方雕塑·二次大战前后的范例》，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⑩转引自周卫星《20世纪的雕塑巨匠亨利·摩尔》，《名作欣赏》2001年第3期，第127页。
转引自陈旭光《艺术问题》，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