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遐思录(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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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英国电影以创作态度严谨、结构精美、对话机智而闻名于世,在改编英国古典文学名著方面也颇见功力。但在表现现代题材方面,英国电影远不及其它电影大国。
  [关键词]英国电影 文学名著改编 现代题材
  
  1984年,我国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型外国电影回顾展即英国电影回顾展。我有幸作为举办单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主持了这次回顾展的学术讨论会。这次回顾展共展出英国各个时期的电影代表作共40部,使我们有机会对英国电影做一番较为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当时我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今英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对它应作什么样的基本评价?坦率地说,我对英国电影的评价不是很高。这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当然并不表明它就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者在某些方面就没有自己的艺术长处。我这样的估价,也是与苏联、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的电影相比较而言的。做个不很恰当的比喻,英国电影如同英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处境一样,在世界电影中基本上处于“二等强国”的地位。也就是说。在电影艺术成就方面,它仍然是个“强国”,但不是一等强国。
  促使我作出这种基本估价的,首先是我在不同场合看到的英国电影本身:解放前后公映的几十部英国影片(包括电视上播映的电视剧):这次回顾展放映的40部影片:另外在“内部”看到的相当数目的影片或录像。如果这算是“纵向比较”的话,与美、法、意、德、瑞典等其他西方电影相比较,就可以说是“横向比较”了。国际影评界的评价以及得奖情况也应该考虑在内,但我觉得不能迷信这些,因为我们和西方理论界的评价标准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国际电影节评奖的因素也很复杂。
  英国电影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对英国古典名著的改编以及英国历史题材的处理方面。在这些方面,英国电影往往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学传统。表现出很足的“英国味”。他们在改编莎士比亚、狄更斯名著方面成就很高,尤其是奥利佛·劳伦斯的《理查三世》和大卫·里恩的《孤星血泪》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即使在这方面也不能一概而论。八十年代新上映的《简爱》远不如美国奥逊·威尔斯在四十年代改编得好《呼啸山庄》与战前的美国改编片相比也显得逊色:八十年代改编的彩色片《孤星血泪》更是失败之作。女主角艾斯苔拉的形象简直令人看不下去。好多英国电视剧也是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这些作品虽然有其严谨的一面,但一般都显得呆滞、沉闷,舞台味太浓,不怎么能适应电视观众审美心理的需要。至于改编别国文学名著,那就不仅仅是风格上的问题。例如英国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我们很难说她跟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有多少共通之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改编方面。英国人是行家。但似乎也不能说奥利佛的改编就是完美无缺的。他改编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基本上还是一个舞台剧,或如西方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高度戏剧化”的改编作品,而苏联导演柯静采夫1964年改编的《哈姆雷特》则是“高度电影化”的,它打破了剧本的结构格局,充分运用画面而不是对话和独白来表达莎士比亚原作的内涵。可以说,奥利佛和柯静采夫在各自作品中所显示的分别是“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的成就,两者各有千秋。但我更喜欢后者,因为接近舞台纪录片的电影恐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艺术作品。
  英国人在处理他们自己历史题材(包括爱尔兰问题)方面也是很有特色的。这里自然包括改编作品,但也不限于改编。我觉得,正是在这些地方,表现了很足的“英国味”。我国的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曾提到,英国电影中那种“绅士式的悲天悯人,貌似公正的伪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我还想补充一句。除了“悲天悯人”和“伪善”外英国电影还把“绅士式的愚蠢”表现得相当到家。举《桂河大桥》为例。桂河在缅甸与泰国交界的地区。影片剧情发生时间的第二年,即1944年,我恰好就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的一个美国步兵团当翻译官参加对日作战。《桂》片所反映的战争环境和当地风光是相当真实的,它比起美国拍摄的《反攻缅甸》高明得多,后者完全是面壁虚构,是按照好莱坞情节模式编造的《桂河大桥》的成就不仅在于环境真实可信,还塑造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英国军人形象。影片中这位英军少校表现出十足的绅士派头,他把为日本人建桥看作是英国军人的“荣誉”。竟然忘了这座桥建起来之后究竟对谁有利,这仿佛违反了一般军人的起码常识。然而这个形象的悲剧意义正在于此,不管影片作者有意或是无意,他让我们观众看到了英国绅士阶层思维方式的愚蠢可笑。他竟然制止英军突击队炸桥,最后出于偶然才倒在炸药引爆器上。
  影片《丘吉尔的青年时代:池表现出很足的“英国味”。它对雄心勃勃的青年丘吉尔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当然人们会记住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功绩,但人们也不会忘记,正是这个丘吉尔力主“把布尔什维克掐死在摇篮里”,并对未能及时采取行动追悔莫及。联想到这一点,再看影片中他两次参加“讨伐战争”(即殖民战争)所表现的“所向无敌”。我们就不难对这个形象作出应有评价了。然而从英国传统思想看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应该说还有其成功之处。
  与《丘》片相比,《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表现英国殖民者的业绩方面就不显得那么“直露”。它场面宏伟,故事曲折,有较大的观赏性、娱乐性。劳伦斯这个人物也很别致,和传统的绅士派头格格不入,甚至还表现出与英国官方有一定的矛盾。但影片的中心思想仍然在于宣传以劳伦斯为代表的英国人是阿拉伯民族的救星,他不仅促成了埃及各部族的团结。而且比起土耳其殖民者来也更有人情味,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这正是它的高明之处。对比之下,我们影片中政治思想的表达就显得不够含蓄。
  《巴里·林登》、《法国中尉的女人》池有相当浓厚的英国特色。从中既使人们依稀感到社会压迫,对英国的贵族时尚、风土人情等等的描绘也真实可信。不过,在这次影展中像《巴里·林登》、《法国中尉的女人》、《桂河大桥》之类值得多看几遍的优秀作品不是很多。
  我认为,在现代题材方面,英国电影除了五十年代“自由电影”时期拍摄的《愤怒的回顾》、《上流社会》、《长跑运动员的孤独》、《如此体育生涯》、《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等影片较有成就之外,值得注意的作品寥寥无几。跟法、意、美、德等国同类题材相比之下,更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此中原因可能有如下一些:
  (1)20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所消退,这不能不对电影创作产生影响。与古典文学名著改编作品相反,现代题材影片普遍缺乏社会批判深度。如反映学生造反的《如果》就不如法、意同类影片,也不如美国的《毕业生》。《如果》里学生造反结果大肆残杀无辜,虽属于幻想(“如果”)性质,但 这种暴行不可能引起人们对受压迫学生的同情,甚至会适得其反。其它如《优势》、《农夫的午餐》、《诀窍》等等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意义。
  (2)当代英国文学特别是戏剧如果还有较多不同的风格流派的话,电影中却显得颇为单调。二战以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政治电影,法国的新浪潮电影,西德的青年电影和新德国电影,美国的“新电影”和“新好莱坞”,都以各自独特面貌出现于世界影坛。而英国除却“自由电影”短暂时期之外,甚少创新的表现。电影艺术方面的杰作或得到世界公认的作品为数甚少。
  (3)二战后二三十年来,上述西方国家都有一大批新人涌现,且很快就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电影艺术家。而英国迨至八十年代仍主要靠大卫·里恩、理查德·阿登巴勒等人撑持门面,不少有才能的新人被好莱坞吸收去。过去卓别林、希区柯克、查尔斯·劳顿等等老导演、老演员,三十年代以后都是在美国活动(卓别林更早些),他们拍的影片不能算作英国片;劳伦斯·奥立佛主要是舞台导演和演员。美国利用英国作为影片拍摄基地和干部养成所,不能不使英国电影创作队伍的补充受到很大影响。
  (4)“工整电影”也好,“佳构剧”也好,固然有其结构谨严的优点,但对于反应多层次、多侧面的现代生活,难免显得不够灵活。过多的雕琢和依靠对话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这种舞台化的处理显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电影的要求。然而,英国电影对我们说来仍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如创作态度谨严,画面精美,语言讲究等等。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是不对的,但把它说得过了头,甚至有望尘莫及之感,我看也大可不必。
  上述一些就英国电影所发表的言论,是1984年夏天举办英国电影回顾展学术讨论会上我的发言的一些要点,也是针对与会的某些电影创作人员对英国电影甚为倾倒的态度有感而发的。
  是年秋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我国。与我国政府签订了香港回归的协议书。这可说是中英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1985年1月,中国电影回顾展在伦敦举行。上级指派我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前去出席回顾展的开幕式。我方和英方对这次活动都相当重视:我驻英文化参赞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团:英国外交副大臣和我驻英大使都出席了英国电影学会(英国最高电影机构)与我方代表团的会见仪式。我穿着一身中山装,按照使馆的嘱咐用中文而不是英文作了致辞,再由一位团员翻译成英文。学会会长史密斯先生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为英中关系进入新阶段表示祝贺。
  这次访问英国没有选片的任务(英国电影回顾展已经举办过了),所以比较轻松,我趁此机会考察了英国的一些电影部门,会见了英国电影界的20多位人士,还观摩了许多部前此难获一睹的世界各国名片。当然,我也想印证一下自己对英国电影的总体印象是否有失偏颇。在英国电影学会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先是参观了伦敦的名胜古迹。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那具古埃及木乃伊保藏得竟那么完好。我们到过那著名的伦敦桥,在白金汉宫附近看卫兵换班,到海德公园听某些人自由演讲,还在马克思墓前敬献花圈并摄影留念。我们还被安排去牛津大学参观了一天,时值放假时节,见不到什么学生,主人特地邀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经常授予学位的小礼堂,还让我端坐在学位授予人的大围手椅上拍了个纪念照。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在“派影坞”(Pinewood)的观光和考察。
  把伦敦郊外的“派影坞”(意译:松树林)比作英国的“好莱坞”,在英国人听来未必是一种恭维,这个号称欧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当然不如好莱坞那样驰名天下,对我们中国人说来可能还有点陌生之感。但我国电影观众比较熟悉的《孤星血泪》、《雾都孤儿》、《百万英镑》、《39级台阶》、《失踪的女人》……等等都在这里产生,而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妖后》,以詹姆斯·邦德为主角的《007》连集片,《超人》一、二、三集之类“巨片”,也都在这里拍摄出来。在我们的主人英国电影学会的精心安排下,继参观学会的各部门、国家电影资料馆和“兰克”公司洗印厂之后,我们访问了这个“派影坞”。这个摄影基地拥有16个摄影棚,100公顷左右植有各种树木的外景场地,此外还有25个技术部门。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一造访。陪同人员为我们选择了规模最大的摄影棚——007摄影棚,其中拥有世界最大的布景船坞。007摄影棚不是专供拍摄邦德连集片之用,美国电影《超人》中那些冰天雪地的场面也都在这里拍出,看过影片的人一般不会怀疑那些是布景,其逼真感是相当强的。我们来的时候,一部新的007影片《凶杀目击记》的拍摄工作正在进行。据说,为防止“泄密”,以加强在西方电影市场的竞争力,这里拍电影时通常不让外人参观,然而对我们这些中国人却是格外照顾,大概他们也知道,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跟他们“竞争”,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密”可保。“邦德片”都是写一个代号“007”的间谍所向无敌,接二连三挫败苏联间谍的阴谋破坏,最后既赢得了胜利又赢得美人的故事。前不久,我们刚在电视上看过《曾经与我们相爱的间谍》,影片以詹姆斯·邦德与企图窃取美国新型核潜艇秘密的苏联间谍进行血战而告终。现在这部拍摄中的“新片”,估计也跑不出这个模式。
  “派影坞”的16个摄影棚中,有几个是新近建成的。接待我们的负责人很以此为自豪,因为包括好莱坞在内的某些欧美摄影场纷纷倒闭。而他们这里却大有欣欣向荣之势,像“米高梅”公司,“联美”公司等都远涉重洋前来此地拍片。他们的外景场地也应有尽有。除大片树林外,有湖泊、田野、广场、柏油路以及各式各样的花园。布景、服装、道具等车间收藏甚丰。据说能适应各种历史题材影片的需要。
  在音响方面,“派影坞”堪称全球之冠。这一点我此前也略有所闻。我就此询问了技术部主任拉勃拉姆先生,他解释说,他们拥有当前世界最先进的音响设备和熟练的技术人员,除此之外,“派影坞”远离城市喧嚣,环境清静,这都为好莱坞等所望尘莫及。
  现代电影拍摄要求日益完善的技术条件,因而技术状况不能不对影片艺术质量产生直接影响。通过这次考察。我感到,我们评论界一般都不怎么懂得技术,因而对技术问题的关心也大大不够。编导诚然重要。然而造型、音响等技术如不过关,提高质量也将成为一句空话。我们有些历史题材影片,不是常常显示出环境、服装、道具等等的不真实,从而使影片的整体真实受到破坏吗?
  通过这次考察,我还有一点较为突出的感受:我们制片厂的结构基本上是学苏联,即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制片厂似乎什么都得有。包括管弦乐队,如果不具备这些,就讥之为“皮包公司”。我很怀疑,这种小农经济式的结构模式是否能适应现代电影摄制的要求。如果能够有一个像美国“好莱坞”、英国“派影坞”、意大利“电影城”那样 统一的大型拍摄基地,将各种技术力量和设备加以集中,从而达到调剂有无的目的,再以出租的方式供各摄制组定期租用,这样一来。既可以发挥在制片设备方面的优势,又能促进电影创作干部之间的竞赛。我的这些建议不知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
  “派影坞”只要求前来拍片的导演把脚本、演员和必要的摄制组成员们带来,其余均可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有点鼓励“皮包公司”之嫌。然而我前面提到的许多著名影片(“室内电影”与“大场面巨片”兼而有之),都是这样摄制出来的。这次考察已过了20多年,我国的电影体制改革也已进行了若干个年头。并且在全国许多地方也已建立了影视拍摄基地(主要是不提供技术服务的外景或内景场地)之类机构,但我想,“派影坞”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似乎还值得我们借鉴。
  在英国访问期间,我结识了许多位电影界人士,包括电影学会的领导人和官员,导演,影评家,电影技术人员,电影俱乐部负责人,以及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都很亲切而友好,毫无前面提到的那种“绅士”的派头。尤其是我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遇见的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秦乃瑞教授,在二战期间,我恰好和他同一时期在印缅战区的同一地点服役,不过他在英军部队,我在美军部队,因而未能有幸相识而已。谈起了当年我们都熟悉的对日作战情景,更增添了彼此的亲切感。秦乃瑞先生是英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为英中文化交流做过很大贡献。临别时,他表示今后要为英中电影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访英期间,我没有看到多少英国影片。但《上流社会》和《长跑运动员的孤独》却是例外。《上流社会》又名《向上爬》,是英国“愤怒派电影”中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影片描写二战结束后一个复员军人回到城市,但很长时间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看到那些有钱有势和善于钻营的人飞黄腾达、官运亨通,而自己却处境困难。他刚刚二十多岁。却跟一个四十多岁的暗娼相好。这个暗娼历尽沧桑,她发现自己爱上了这小伙子,却也无力帮助他解决问题。过了若干时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这位资本家的独生女看起来也还天真纯洁,她也爱上了他:他却感到彼此间缺乏共同语言,但由于“向上爬”的追求还是决定和小姐结婚。妓女知道此事后,开车驶上悬崖自杀。影片最后描写他从教堂里行过婚礼出来,与新娘并坐在小汽车里,手中仍然拿着那妓女生前送给他的一件信物。他最终虽然已跻身于上流社会,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却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幸福和安宁。另一部“愤怒派电影”的代表作《长跑运动员的孤独》的结局恰好与此相反。影片描写的也是一个失业青年,他把偷来的钞票藏在小管子里,案发后,被抓进了劳动教养所。这个青年喜欢长跑,在教养所里他一面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练习长跑。英国的教养所是有人资助的。这些资助者想通过劳教人员的比赛为自己的企业做广告宣传,从中捞到好处。这青年来所后受到格外优待,就为了使他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能在比赛中获胜,从而为背后的老板效劳。影片的重点是描写这场对他的命运至关重要的运动会。在运动会开始前,他偷听到了资助人的一些打算。下决心进行反抗。在比赛过程中,他开始时遥遥领先,快到终点时却停步不跑,让别的运动员取得了优胜。资助人对此气愤若狂,对他进行了严厉惩罚:生活条件比以前更差,劳动强度比以前更大,但他心甘情愿地忍受了这一切。
  这两部影片都表现了反抗。在《上流社会》中,那个青年妥协了之后得到了物质上的幸福却失去了内心的安宁,《长跑运动员的孤独》中的主人公却因为不妥协而遭到了更可悲的命运。从中可以看出。英国“愤怒派电影”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化,这些影片还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虽然表现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反抗,但毕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
  与大卫·里恩根据多部狄更斯小说改编的影片一样,英国“愤怒派电影”亦即“自由电影”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只可惜这类影片在英国电影中并不多见。那末,我先前对英国电影的总体评价是否需要作一番修正呢?至少到目前,我觉得还没有这个必要。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一位英国电影界人士跟我谈话时所说的:“英国电影深刻性不如欧洲(大陆),娱乐性又不如美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企业,在英国都没有得到重视。”这几句话可能与我对英国电影的基本评价不谋而合。此外还道出了造成英国电影不景气状况的某些原因。联想到当今我国电影创作状况,我感到这番话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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