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觉得，眼前的事和古代之事的差别，就是一身衣服。比如，现在的演员在演出中遇到的那些麻烦，和古代伶人简直没啥区别，只看手里拿的是话筒还是琵琶。
　　萧亚轩去湖北商演，演出结束，因为拒绝合影，被壮汉围车，困在宾馆，向房祖名吐槽，托了成龙的关系，方才解围。与此同时，蔡少芬出席商业活动，在A地的那场，只签约了一个地方，却被迫多去了另一个商场，商家随后作出道歉，并承诺在B地那场活动不会出问题，没承想B地活动结束后，商家却在高速公路上截停她去机场的车，闹到报警，她后来发微博称，“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危险，被绑架一样！”
　　戴军曾在微博上写过许多早年走穴时遇到的离奇故事，比如被迫给社团大哥唱50遍《阿莲》，唱到中间，楼上还掉下一把斧子，砍断了扩音设备的线路，还有，约定去某地演出，却被带到另一个地方，只好连夜溜走。他认为，这都是从前才有的事，现在的艺人，有人跟有人带，合约很详细，“所有的意外都扼杀在摇篮了”。
　　其实，江湖还是那个江湖，照旧凶险，艺人出门赚钱，没准就是一部江湖历险记的开始。
　　一种麻烦发生在台面上，多数是演出主办方组织不力造成的。2000年，毛阿敏在韩城演出，音响出现问题，现场听不到歌声，观众归咎于她，数千人在她住的宾馆聚集，要讨说法；2012年，张信哲和梁静茹在洛阳演出，主办方把拼盘演出当专场宣传，并售出高价票，演出开始后，先安排若干酒吧歌手登场唱了一个小时，梁静茹9点钟出场后只唱了3首歌，终于，观众积蓄起来的怒火，倾泻到了随后登场的张信哲身上，他刚一露面，就被观众扔上舞台的凳子和水瓶砸了回去。
　　一场演出引起这种程度的混乱，显然是多方原因促成，只追究演员的责任，未免有失公平，但演员是舞台的中心，是最大的目标，公众的怒火如果一定要发泄，还是针对这个目标更容易。于是，混乱出现了，演员的舞台名声受损了，演出设备被损坏了，这种事里，简直没有一个赢家。
　　另一种麻烦，没法上台面讲述，多半与主办方或者地头龙们提出的额外要求有关，合影见面都是寻常，更多的是陪酒陪玩乃至性骚扰。黄秋生听见蔡少芬的经历，也谈起自己在内地演出的险遇：“陪酒、陪唱歌，最惊险的一次连钱都不要，同助手、工作人员急走。”
　　艺人们的江湖历险记，如果一定要归纳原因，表面上看，和文明程度欠缺、契约精神匮乏、演出组织不够专业有关，往深处看，和国人对文艺的轻视有关，一个以“活着”为宗教的种族，一边需要文艺，另一边又觉得为吃不到拿不回家的东西花钱不值，一定要制造一点波折一点龃龉，作为心理补偿。
　　文艺行当的每一分钱，都捆绑着隐性的“求虐”条款。
　　我有个老师，是著名编剧，受邀替政府做一部电视剧，临走前感叹，这一去，又得喝个肝肠寸断。旁人问，不喝不成么？他长叹一声：“拿人家的钱，不喝酒，怎么可能？”
　　作家约翰·格雷在他去年出版的《沉默的动物》中提出一个愤世嫉俗的观点——“人类的进步是假象”，用在别的地方可能不合适，但在人性的层面，并无不妥。至少，对待艺人，我们的态度，还是古代用扇子挑下巴的恶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