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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诺尔特·克鲁尔：越老越精彩的女权斗士
严 璐
法国最高荣誉象征——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获得者、自1975年活跃至今的女权主义斗士、《心航》《星陨》等多部畅销书作者、(《F杂志》创办人、戛纳电影节评委……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头衔还有很多，然而，这些都是她55岁后的收获。她称自己是生于55岁时的女权主义者。如今89岁的克鲁尔独立、健康、激情四射，她为自己所捍卫的事业做着最好的代言!
大半生的乖乖女与贤妻良母
“我何时成了女权主义者?自己甚至不曾有所察觉。这一切来得很晚，因为我的整个少女时代授恐惧所僵化。害怕与固有的角色定义不相符，换而言之就是找不到。买主’。我甚至不曾加入女性自由运动协会。”——克鲁尔《星陨》
在55岁，开始撰写《她的本性》前，贝诺尔特‘克鲁尔一直忠实扮演着生活中的配角：从父母的乖巧女儿到丈夫的贤淑妻子。
1920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上流知识分子家庭的克鲁尔，其父安德雷‘克鲁尔是位装潢艺术家，母亲妮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品牌时装店。作为著名时装设计师、流行帝王保罗·博瓦雷的妹妹，妮可一家与战前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们交往密切，毕加索、纪德、考克多等名流都是家中常客。
优雅美丽、衣着超俗的母亲，希望自己卓尔不群的艺术品位能在孩子中延续。然而在完美的母亲眼中，这个大女儿永远都不够美丽，也不够聪慧。母亲的轻视和压制令她对自身价值充满怀疑，“我和母亲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我爱她，崇拜她，我在长大后做的许多事都是为了能获得她的认可，但有时候我甚至宁愿做个孤女。”
在这种家庭文艺氛围的熏陶下，克鲁尔从小就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大学攻读文学、拉丁语、古希腊语和语史学。获得文学学位后，克鲁尔开始教书。和当时的大多数女孩一样，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嫁给一个好丈夫，在家相夫教子。23岁时，克鲁尔第一次步入婚姻殿堂，然而第二年丈夫便不幸在二战中阵亡。1945年，她嫁给一名医学院学生，谁知三个月后丈夫也撒手人寰。后来，贝诺尔特进入广播电台做记者。在那里她结识了乔治-德·高纳，这位著名的电台记者将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同时也让她懂得什么叫彻头彻尾的“大男子主义”。
“亲爱的，这没什么，咱们还有的是时间。”他站在大女儿的摇篮边对她说。而当二女儿降生时，他真的发怒了——他准备好的名字全都是男孩儿的。贝诺尔特记得那时的自己终日哭泣，自责，耻辱和绝望如影随形。而乔治则只顾着忙自己的外出采访，对家事不管不顾。
为了迎合丈夫的需要，她开始习惯不再考虑自己，为了满足丈夫的快乐，她一次次放弃自己的爱好。她感到渐渐失去了自我，她决定离开，她必须离开。虽然离婚在当年仍被当成丑闻，但她只能这样做。
她也曾是个所谓真正的女人，对丈夫绝对地顺从，为家庭牺牲一切。然而残酷的现实以及个人发展的愿望最终促使她奋而反抗。
贝诺尔特·克鲁尔“诞生”
“正是通过写作我渐渐意识到，在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之外，自己还可以有如此之多的奋争。”
正当贝诺尔特尝试走出离婚阴霾时，与一位昔日友人的邂逅为她开启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这就是保罗·吉马尔，这位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记者，将成为著名作家，并在1981～1982年间担任密特朗总统的文化顾问。
克鲁尔的母亲第一次见到保罗时竟立即预言：“天哪!他真英俊!今后可有得你受的……”他确实迷人极了，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而克鲁尔在未来的日子里也的确将不时经受爱情与忠诚的考验。但是如果没有保罗，或者这位被称作“女权丈夫”的作家不曾神情恳切地说出那句“我觉得你应该写一写女性的境况”，我们或许永远都没有机会认识女权主义作家——贝诺尔特·克鲁尔。
1958年，年近40的克鲁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四年后，她与妹妹弗洛拉合写的小说《四手日记》正式出版。2009年，《四手日记》被搬上戏剧舞台，并获得年度莫里哀戏剧奖两项提名。据悉，它将在巴黎蒙巴那斯袖珍剧院一直上演到五月。
不过克鲁尔真正作为女权主义作家为人所知是在1975年，是年出版的随笔集《她的本性》可以看做是克鲁尔的《第二性》。她如波伏娃一般睿智，却又多了一份举重若轻的诙谐，她用平实率真的语言诉说着自己所亲历的浑噩、困顿、落寞、欣喜……通过写作，她终于可以释放出所有曾在母亲、丈夫和整个男权社会的阴影下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发现了在此前50年的人生中被雪藏的另一个自己。“正是通过写作我渐渐意识到，在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之外，自己还可以有如此之多的奋争。”
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共鸣，狂销百万余册。许多人开始认识女性遭受歧视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或历来鲜为人知的事实。克鲁尔第一次正视和揭露人类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摧残：阴蒂割礼、旧中国裹足、长颈族项圈，乃至风靡至今的超高跟鞋……所有这些或所谓传统，或被冠为仪式，或标榜成时尚的劣行，无一不是通过从生理上剥夺女性享受快乐的权利，在生理上削弱她们自如行动的能力，将她们禁钿在家庭之内，进而从心理上强化她们的附属地位。
大批女性读者纷纷来信，感谢她“说出了我们一直想说却从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的心声”，也有不少男性读者开始反思自己从前未曾意识到的大男子主义行为。至今，该书仍被视为“68后时代”法国女性的参考书。
1975年，55岁，女权主义者贝诺尔特·克鲁尔正式诞生。从此，她再也没有停止过为女性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抗争。
永不妥协的女权斗士
职业名词阴性化运动遭遇到越来越强势的阻力。乔治杜梅齐尔，这位名震20世纪的哲学家多次公然嘲讽克鲁尔异想天开。可是，“异想天开”也会变成现实。
1978年，克鲁尔创办女性月刊《F杂志》，并为其撰写社论。自1982年起，她一直担任法国费米那女性文学奖评审团委员。费米那文学奖创办于1904年，其评委会全部由女作家组成，著名华裔法国作家程抱一曾凭自己的首部小说《天一言》在1998年摘得桂冠。1986年，克鲁尔出版了女权主义先驱奥兰普德古日撰写的《1791年女性及女性公民之人权宣言》，这是该部女权宣言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1984-1986年间，克鲁尔担任“职业、官衔及职务名词阴性化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职业名词阴性化委员会”)主席。或许读者朋友也曾听说过法语名词有阴阳性之分，人及其他动物的词性多根据其自然性别决定。然而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绝大部分职业名称只有阳性形式。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承担起和男性同样的工作，语言发展是否应该适时变革?
对于较为普通的工种，例如司机、售货员、小学教员等，出现了相对应的阴性名词。然 而，随着职业地位的升高，职业名词阴性化运动遭遇到越来越强势的阻力。而克鲁尔坚信“语言所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因此，语言变革势在必行，并且这场变革必须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正是“职业名词阴性化委员会”的使命。克鲁尔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来自社会权威及舆论的多方压力，其中最坚决最突出的反对声来自法国语言与文化的权威——法兰西学院的学者们。在《星陨》中文版的译后记中，译者重现了那股阻力。乔冶·杜梅齐尔，这位名震20世纪的哲学家多次公然嘲讽道：“可怜可怜这位可怜的克鲁尔女士和她那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吧。这些向词汇反动进攻的女士们对印欧语系语言真是彻底的无知……既然这种说法(用阳性名词指称女性对象)通用已久，又有何关系呢?”
可是，“无知”并不能阻挡克鲁尔的脚步。在她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克鲁尔积极活动，并在时任总理洛朗-法布斯和妇女权益部部长伊维特胡蒂的全力支持下到政府各个部门奔走游说。1986年3月11日，法布斯总理向全体部长及国务大臣发布《关于职业、职务、官衔及称号名词阴性化通函》，并附上由贝诺尔特·克鲁尔起草的《职业，职务、官衔及称号名词阴性化规则》，为职业名词阴性化提供了最初的实施依据。
1985年，由于克鲁尔在女权主义方面的突出贡献，法国政府决定授予其荣誉勋位团骑士称号。由拿破仑创立于1802年的荣誉勋位团旨在表彰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国民。当然“骑士”这个称谓一直沿用的都是chevalier，男骑士。当克鲁尔得知自己将获此殊荣时，本能地意识到这次授勋对推广“职业名词阴性化”是个绝佳时机。于是她给密特朗总统写信，提议他在给自己授勋时采用“女骑士”(chevaliere，阴性名词)这一称谓。尽管密特朗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女权主义，他最终没能将“女骑士”一词说出口。克鲁尔回忆说，“他当时露出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微笑……礼毕拥抱时，他轻声对我说：‘我说不出来……没办法……’
这不过是克鲁尔参加女权运动遭受的千百次挫折中的一次。对所有那些“总认为女权主义者都又老又丑并且性生活糟糕透顶的”大男子主义者们，她潇洒回应：“你们听着，这里面没有一点和我沾边!”对所有那些批评克鲁尔的文字“过于露骨、下流……真是不知廉耻”的卫道士们，她庄严反击：“女权主义从没有杀死过任何人，大男子主义却从未停止过杀戮。”
误解和诽谤不曾让她动摇，遗憾与失落也绝不构成打击。她怀着愈加坚定的使命感，用她的笔、她的声音，她的影响力继续推动着女权主义事业。“我唯愿保持自由，所以我必须一直战斗!”
生活，老去，然后，死亡
“衰老不是一天一点的持续进程，而是断断续续得令你猝不及防。有时你在某个阶段停留了很久，久到让你以为自己被岁月遗忘了，然后转瞬间，你就老了十岁。”《心航》中的这段话，预示着克鲁尔新的征程。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时光从不会为任何人驻足。衰老是你我共同的命运。然而倘若在年华逝去的单行道上你并非独自一人，至少这段旅程不会孤单；倘若你更加幸运，你的旅伴便是你的爱人，那么两个人一起老去，或许果真是最浪漫的事。
贝诺尔特和保罗的故事，并不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洋溢着法兰西风情。他们相识时，已有各自的家庭，而保罗是贝诺尔特大男子主义丈夫乔治的朋友，仅此而已。贝诺尔特在生下二女儿后一度感到绝望，而她那位丈夫又时常外出采访，保罗便常来探望贝诺尔特，他的幽默和才情吸引着她。后来，当贝诺尔特与乔治离婚之后，她独自生活着，直到再次偶遇保罗，这一回，他们彻底向对方敞开了身体和心灵。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次，他们效仿萨特和波伏娃的模式定下契约，“我们要的是婚姻，不是囚牢”。
在结婚两周年时，保罗宣布“要庆祝一下保持了整整两年的忠贞”，他说“从没想过自己还有这等定力”。到第三年时，他没有再说同样的豪言了。从此，他们对彼此的承诺并非忠诚，而是自由。保罗的风流韵事从不曾停歇，贝诺尔特也有一个钟爱一生的情人。这其中自然悲喜交集，贝诺尔特也承认自己曾一度“嫉妒得发狂”，然而她坦言：“最根本的，是我们给予彼此的真爱。”
写作和大海，是他们共同的志趣，也是他们爱情的源动力。他们在布列塔尼常住，那里的大海终年散发着令人神往的成腥气息，野性不羁却也温存祥和，一如他们的爱情。她和他从未放弃写作，相互扶持，并肩前行，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一起慢慢变老，直到一方永远离去。2004年，保罗·吉马尔走完了自己83岁的快意人生。他的骨灰就撒在从自家花园即能望见的大海中。那永不停歇的波浪，隆隆地冲击着码头的堤坝，仿佛保罗仍在对她倾诉，从未停息。死亡的尊严
早在1986年，克鲁尔就加入了“争取带着尊严死去之权利协会”，积极奔走至今。2006年。就在人们认为她早已淡出文学界时，克鲁尔将一本自传体小说送到出版商面前。“一本关于衰老的女权主义小说?!这将会是一场灾难。”出版商断言。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克鲁尔自己，《星陨》一经推出便被抢购一空，多次加印仍供不应求，成为当年格拉塞出版社的头号畅销书。
在着手创作《星陨》前，她买来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关干衰老的小说，一一拜读。结果发现“那些作者都还太年轻了，60出头，最多70，还都只是些老年人里的青少年呢。”她必须写一本关于衰老的书，动真格的。于是，克鲁尔在86岁的高度俯瞰人生，不留情面地揭露着这个“衰老是个挑战”、“老骨头们靠边站”的残酷世界。而所有这些文字都指向一个终极命题——安乐死。
“当一个人永远失去希望时，他所需要的是慈悲而非信仰。”
《星陨》的巨大成功无疑给予了克鲁尔再接再厉的动力。2008年底，她带着回忆录《我的挣脱》再一次成为媒体聚焦的对象。她坦言自己或许已时日无多，因此必须对自己一生中所爱、所恨、所抨击、所追求的人和事物一一回顾。《我的挣脱》承载着近一个世纪的记忆，叩开了无数人的心房。每个读者，无论女人还是男人，都期待能从中瞥见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某个自己。
从40岁写到90岁，克鲁尔记录着她和她所亲历的各个时代的一切。她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生，也是近百年来法国女性的记忆，以及那一整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
如今，她依然硬朗矍铄。人们惊叹于她看似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泉。当被问起个中奥妙，她自豪地回答：“要独立。这是一切活力的源泉。当然，还得做点儿自己热衷的事。我有幸没在55岁时就退休养老，也没让自己松懈。喏，我现在还会骑着自行车去出版社，把我的出版商吓得不轻。我知道他可不愿意失去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不过你瞧，老母鸡可不会骑自行车。”
严 璐
法国最高荣誉象征——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获得者、自1975年活跃至今的女权主义斗士、《心航》《星陨》等多部畅销书作者、(《F杂志》创办人、戛纳电影节评委……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头衔还有很多，然而，这些都是她55岁后的收获。她称自己是生于55岁时的女权主义者。如今89岁的克鲁尔独立、健康、激情四射，她为自己所捍卫的事业做着最好的代言!
大半生的乖乖女与贤妻良母
“我何时成了女权主义者?自己甚至不曾有所察觉。这一切来得很晚，因为我的整个少女时代授恐惧所僵化。害怕与固有的角色定义不相符，换而言之就是找不到。买主’。我甚至不曾加入女性自由运动协会。”——克鲁尔《星陨》
在55岁，开始撰写《她的本性》前，贝诺尔特‘克鲁尔一直忠实扮演着生活中的配角：从父母的乖巧女儿到丈夫的贤淑妻子。
1920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上流知识分子家庭的克鲁尔，其父安德雷‘克鲁尔是位装潢艺术家，母亲妮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品牌时装店。作为著名时装设计师、流行帝王保罗·博瓦雷的妹妹，妮可一家与战前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们交往密切，毕加索、纪德、考克多等名流都是家中常客。
优雅美丽、衣着超俗的母亲，希望自己卓尔不群的艺术品位能在孩子中延续。然而在完美的母亲眼中，这个大女儿永远都不够美丽，也不够聪慧。母亲的轻视和压制令她对自身价值充满怀疑，“我和母亲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我爱她，崇拜她，我在长大后做的许多事都是为了能获得她的认可，但有时候我甚至宁愿做个孤女。”
在这种家庭文艺氛围的熏陶下，克鲁尔从小就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大学攻读文学、拉丁语、古希腊语和语史学。获得文学学位后，克鲁尔开始教书。和当时的大多数女孩一样，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嫁给一个好丈夫，在家相夫教子。23岁时，克鲁尔第一次步入婚姻殿堂，然而第二年丈夫便不幸在二战中阵亡。1945年，她嫁给一名医学院学生，谁知三个月后丈夫也撒手人寰。后来，贝诺尔特进入广播电台做记者。在那里她结识了乔治-德·高纳，这位著名的电台记者将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同时也让她懂得什么叫彻头彻尾的“大男子主义”。
“亲爱的，这没什么，咱们还有的是时间。”他站在大女儿的摇篮边对她说。而当二女儿降生时，他真的发怒了——他准备好的名字全都是男孩儿的。贝诺尔特记得那时的自己终日哭泣，自责，耻辱和绝望如影随形。而乔治则只顾着忙自己的外出采访，对家事不管不顾。
为了迎合丈夫的需要，她开始习惯不再考虑自己，为了满足丈夫的快乐，她一次次放弃自己的爱好。她感到渐渐失去了自我，她决定离开，她必须离开。虽然离婚在当年仍被当成丑闻，但她只能这样做。
她也曾是个所谓真正的女人，对丈夫绝对地顺从，为家庭牺牲一切。然而残酷的现实以及个人发展的愿望最终促使她奋而反抗。
贝诺尔特·克鲁尔“诞生”
“正是通过写作我渐渐意识到，在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之外，自己还可以有如此之多的奋争。”
正当贝诺尔特尝试走出离婚阴霾时，与一位昔日友人的邂逅为她开启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这就是保罗·吉马尔，这位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记者，将成为著名作家，并在1981～1982年间担任密特朗总统的文化顾问。
克鲁尔的母亲第一次见到保罗时竟立即预言：“天哪!他真英俊!今后可有得你受的……”他确实迷人极了，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而克鲁尔在未来的日子里也的确将不时经受爱情与忠诚的考验。但是如果没有保罗，或者这位被称作“女权丈夫”的作家不曾神情恳切地说出那句“我觉得你应该写一写女性的境况”，我们或许永远都没有机会认识女权主义作家——贝诺尔特·克鲁尔。
1958年，年近40的克鲁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四年后，她与妹妹弗洛拉合写的小说《四手日记》正式出版。2009年，《四手日记》被搬上戏剧舞台，并获得年度莫里哀戏剧奖两项提名。据悉，它将在巴黎蒙巴那斯袖珍剧院一直上演到五月。
不过克鲁尔真正作为女权主义作家为人所知是在1975年，是年出版的随笔集《她的本性》可以看做是克鲁尔的《第二性》。她如波伏娃一般睿智，却又多了一份举重若轻的诙谐，她用平实率真的语言诉说着自己所亲历的浑噩、困顿、落寞、欣喜……通过写作，她终于可以释放出所有曾在母亲、丈夫和整个男权社会的阴影下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发现了在此前50年的人生中被雪藏的另一个自己。“正是通过写作我渐渐意识到，在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之外，自己还可以有如此之多的奋争。”
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共鸣，狂销百万余册。许多人开始认识女性遭受歧视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或历来鲜为人知的事实。克鲁尔第一次正视和揭露人类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摧残：阴蒂割礼、旧中国裹足、长颈族项圈，乃至风靡至今的超高跟鞋……所有这些或所谓传统，或被冠为仪式，或标榜成时尚的劣行，无一不是通过从生理上剥夺女性享受快乐的权利，在生理上削弱她们自如行动的能力，将她们禁钿在家庭之内，进而从心理上强化她们的附属地位。
大批女性读者纷纷来信，感谢她“说出了我们一直想说却从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的心声”，也有不少男性读者开始反思自己从前未曾意识到的大男子主义行为。至今，该书仍被视为“68后时代”法国女性的参考书。
1975年，55岁，女权主义者贝诺尔特·克鲁尔正式诞生。从此，她再也没有停止过为女性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抗争。
永不妥协的女权斗士
职业名词阴性化运动遭遇到越来越强势的阻力。乔治杜梅齐尔，这位名震20世纪的哲学家多次公然嘲讽克鲁尔异想天开。可是，“异想天开”也会变成现实。
1978年，克鲁尔创办女性月刊《F杂志》，并为其撰写社论。自1982年起，她一直担任法国费米那女性文学奖评审团委员。费米那文学奖创办于1904年，其评委会全部由女作家组成，著名华裔法国作家程抱一曾凭自己的首部小说《天一言》在1998年摘得桂冠。1986年，克鲁尔出版了女权主义先驱奥兰普德古日撰写的《1791年女性及女性公民之人权宣言》，这是该部女权宣言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1984-1986年间，克鲁尔担任“职业、官衔及职务名词阴性化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职业名词阴性化委员会”)主席。或许读者朋友也曾听说过法语名词有阴阳性之分，人及其他动物的词性多根据其自然性别决定。然而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绝大部分职业名称只有阳性形式。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承担起和男性同样的工作，语言发展是否应该适时变革?
对于较为普通的工种，例如司机、售货员、小学教员等，出现了相对应的阴性名词。然 而，随着职业地位的升高，职业名词阴性化运动遭遇到越来越强势的阻力。而克鲁尔坚信“语言所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因此，语言变革势在必行，并且这场变革必须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正是“职业名词阴性化委员会”的使命。克鲁尔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来自社会权威及舆论的多方压力，其中最坚决最突出的反对声来自法国语言与文化的权威——法兰西学院的学者们。在《星陨》中文版的译后记中，译者重现了那股阻力。乔冶·杜梅齐尔，这位名震20世纪的哲学家多次公然嘲讽道：“可怜可怜这位可怜的克鲁尔女士和她那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吧。这些向词汇反动进攻的女士们对印欧语系语言真是彻底的无知……既然这种说法(用阳性名词指称女性对象)通用已久，又有何关系呢?”
可是，“无知”并不能阻挡克鲁尔的脚步。在她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克鲁尔积极活动，并在时任总理洛朗-法布斯和妇女权益部部长伊维特胡蒂的全力支持下到政府各个部门奔走游说。1986年3月11日，法布斯总理向全体部长及国务大臣发布《关于职业、职务、官衔及称号名词阴性化通函》，并附上由贝诺尔特·克鲁尔起草的《职业，职务、官衔及称号名词阴性化规则》，为职业名词阴性化提供了最初的实施依据。
1985年，由于克鲁尔在女权主义方面的突出贡献，法国政府决定授予其荣誉勋位团骑士称号。由拿破仑创立于1802年的荣誉勋位团旨在表彰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国民。当然“骑士”这个称谓一直沿用的都是chevalier，男骑士。当克鲁尔得知自己将获此殊荣时，本能地意识到这次授勋对推广“职业名词阴性化”是个绝佳时机。于是她给密特朗总统写信，提议他在给自己授勋时采用“女骑士”(chevaliere，阴性名词)这一称谓。尽管密特朗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女权主义，他最终没能将“女骑士”一词说出口。克鲁尔回忆说，“他当时露出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微笑……礼毕拥抱时，他轻声对我说：‘我说不出来……没办法……’
这不过是克鲁尔参加女权运动遭受的千百次挫折中的一次。对所有那些“总认为女权主义者都又老又丑并且性生活糟糕透顶的”大男子主义者们，她潇洒回应：“你们听着，这里面没有一点和我沾边!”对所有那些批评克鲁尔的文字“过于露骨、下流……真是不知廉耻”的卫道士们，她庄严反击：“女权主义从没有杀死过任何人，大男子主义却从未停止过杀戮。”
误解和诽谤不曾让她动摇，遗憾与失落也绝不构成打击。她怀着愈加坚定的使命感，用她的笔、她的声音，她的影响力继续推动着女权主义事业。“我唯愿保持自由，所以我必须一直战斗!”
生活，老去，然后，死亡
“衰老不是一天一点的持续进程，而是断断续续得令你猝不及防。有时你在某个阶段停留了很久，久到让你以为自己被岁月遗忘了，然后转瞬间，你就老了十岁。”《心航》中的这段话，预示着克鲁尔新的征程。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时光从不会为任何人驻足。衰老是你我共同的命运。然而倘若在年华逝去的单行道上你并非独自一人，至少这段旅程不会孤单；倘若你更加幸运，你的旅伴便是你的爱人，那么两个人一起老去，或许果真是最浪漫的事。
贝诺尔特和保罗的故事，并不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洋溢着法兰西风情。他们相识时，已有各自的家庭，而保罗是贝诺尔特大男子主义丈夫乔治的朋友，仅此而已。贝诺尔特在生下二女儿后一度感到绝望，而她那位丈夫又时常外出采访，保罗便常来探望贝诺尔特，他的幽默和才情吸引着她。后来，当贝诺尔特与乔治离婚之后，她独自生活着，直到再次偶遇保罗，这一回，他们彻底向对方敞开了身体和心灵。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次，他们效仿萨特和波伏娃的模式定下契约，“我们要的是婚姻，不是囚牢”。
在结婚两周年时，保罗宣布“要庆祝一下保持了整整两年的忠贞”，他说“从没想过自己还有这等定力”。到第三年时，他没有再说同样的豪言了。从此，他们对彼此的承诺并非忠诚，而是自由。保罗的风流韵事从不曾停歇，贝诺尔特也有一个钟爱一生的情人。这其中自然悲喜交集，贝诺尔特也承认自己曾一度“嫉妒得发狂”，然而她坦言：“最根本的，是我们给予彼此的真爱。”
写作和大海，是他们共同的志趣，也是他们爱情的源动力。他们在布列塔尼常住，那里的大海终年散发着令人神往的成腥气息，野性不羁却也温存祥和，一如他们的爱情。她和他从未放弃写作，相互扶持，并肩前行，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一起慢慢变老，直到一方永远离去。2004年，保罗·吉马尔走完了自己83岁的快意人生。他的骨灰就撒在从自家花园即能望见的大海中。那永不停歇的波浪，隆隆地冲击着码头的堤坝，仿佛保罗仍在对她倾诉，从未停息。死亡的尊严
早在1986年，克鲁尔就加入了“争取带着尊严死去之权利协会”，积极奔走至今。2006年。就在人们认为她早已淡出文学界时，克鲁尔将一本自传体小说送到出版商面前。“一本关于衰老的女权主义小说?!这将会是一场灾难。”出版商断言。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克鲁尔自己，《星陨》一经推出便被抢购一空，多次加印仍供不应求，成为当年格拉塞出版社的头号畅销书。
在着手创作《星陨》前，她买来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关干衰老的小说，一一拜读。结果发现“那些作者都还太年轻了，60出头，最多70，还都只是些老年人里的青少年呢。”她必须写一本关于衰老的书，动真格的。于是，克鲁尔在86岁的高度俯瞰人生，不留情面地揭露着这个“衰老是个挑战”、“老骨头们靠边站”的残酷世界。而所有这些文字都指向一个终极命题——安乐死。
“当一个人永远失去希望时，他所需要的是慈悲而非信仰。”
《星陨》的巨大成功无疑给予了克鲁尔再接再厉的动力。2008年底，她带着回忆录《我的挣脱》再一次成为媒体聚焦的对象。她坦言自己或许已时日无多，因此必须对自己一生中所爱、所恨、所抨击、所追求的人和事物一一回顾。《我的挣脱》承载着近一个世纪的记忆，叩开了无数人的心房。每个读者，无论女人还是男人，都期待能从中瞥见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某个自己。
从40岁写到90岁，克鲁尔记录着她和她所亲历的各个时代的一切。她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生，也是近百年来法国女性的记忆，以及那一整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
如今，她依然硬朗矍铄。人们惊叹于她看似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泉。当被问起个中奥妙，她自豪地回答：“要独立。这是一切活力的源泉。当然，还得做点儿自己热衷的事。我有幸没在55岁时就退休养老，也没让自己松懈。喏，我现在还会骑着自行车去出版社，把我的出版商吓得不轻。我知道他可不愿意失去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不过你瞧，老母鸡可不会骑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