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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国学、企业文化等概念的描述及对《洪范》这部九条治国大法的解释，来阐述国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和谐；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
企业文化的概念是近年从美国引进的。美国的企业文化是从日本人的企业管理中总结和引入的，而日本文化的本源就在中国，我们可以把日本文化看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支脉。由此看来，国学文化应是世界企业文化的根。推崇西方企业文化，原本舍近而求远，弃本而逐末。我们不排斥西方的企业文化，但应在努力弄懂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再看西方企业文化，才能够抓住它的实质，真正理解它，超越它，从而建设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外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可以与“国学”没有关系，而中国的企业，是生活在拥有五、六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土地上，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了五、六千年，国学早已称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载体，这种“血缘”与“骨肉”之情谁也无法割舍，是团结中国人的秘密武器。如果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与影响，缘木求鱼，一味地崇洋媚外，无异于掩耳盗铃。国学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企业团队文化母体基因的源泉，他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基因，还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基因诊断管理工具和基因结构优化路径与方法。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因载体，企业DNA决定者企业的生命力。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国学为中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和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大力继承和发扬国学的基本精神，积极塑造企业团队文化，优化企业基因结构，建设和谐企业团队，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使然。
从先秦诸子百家、汉唐道统、宋元理学、明清贤达，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理想，系统了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脉络，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和哲学智慧，以中国先哲们睿智的思辨传统，深邃的人生哲理，思考和解决在事业、命运和企业管理实践当中遇到的诸多困惑和矛盾，提高哲学思维能力，倡导和谐管理，创新思维，理智、科学和勇敢面对挑战。
大家都知道，一流的企业做文化，二流的企业做标准，三流的企业做品牌，四流的企业做服务，末流的企业做制造。按照系统科学原理，结构决定功能，易学的全息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样的道理，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变革不能忽视企业文化的變革，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只有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基因，整合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结合企业自身资源条件，建设起全息的创新的和谐的特色企业文化体系，才有可能塑造起自身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而“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化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学术精髓简称。“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其定义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秦砖汉瓦，非秦（有英语China为证）即汉（Han Studies），自汉代以降，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大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更有宽泛的解释，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国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对它从古至今进行梳理，对儒释道分别给予分析和归纳，使人有如庄子寓言中的河伯面对北海若那样，有种望洋兴叹的感觉。在望洋兴叹之余，要更进一步追根求源。在儒释道产生之前的中华典籍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部几乎算是中华管理学的专著《洪范》。在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大师甚至把它和“易”并列，当然，这种说法有过偏颇，实际上《洪范》是建立在“易”的基础上的管理学专著，是“易”的具体运用。弘扬国学，建设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不妨以《洪范》为重点，从这里找到几个基本点，由此更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再结合当今的具体实际加以细化，具体化，从而建立可以操作和实行的民族企业文化。
下面我想有重点的谈谈对《洪范》的一些看法，因为对这部中华管理学原典，我没有能力全面深入地去谈。我要说的很粗浅，只能是引玉之砖。
《洪范》被称为“洪范九畴”，是九条治国大法，就是管理学的九大原则。在古代就是“国家管理学”，是专为皇帝，也为诸侯国的侯王们写的管理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不仅适合于古代，在当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动荡，大变改，那是夏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大变革，社会的政治制度在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更替，人们的思想灵魂也在水与火的冲击中涅槃嬗变。在这段历史中有过尧舜禹汤的圣明，也有过桀纣的残暴。
殷纣王在牧野兵变的喊杀声中鹿台自焚，周武王登基是无疑的，他的心在火海中经过了历练，他的灵魂在血的洪水中经历了冲击，他被亲自参与过的大量杀戮场面震憾了，他想要他之后的历史不再重复他所见到的那种灾难，他希望历史会出现一片祥光。周武王身旁有许多贤能智士，如周公、召公等可供咨询，但武王没有选中他们，他却选中了一个俘虏，这个俘虏曾在殷纣王的淫威之下经受千般折磨，他亲历了殷朝的覆灭，他对历史有着千万种切身感受。周武王认为他可能有治国的真知灼见。 这个人就是《洪范》的作者箕子。箕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叔父，国师，是与比干、微子并称的“三贤”之一。箕是胥余封地的名字，所以，胥余被称为箕子。箕子作为殷纣王的国师曾向纣王进谏，被纣王下了狱，箕子披发佯狂，始免于难。周朝建立以后，纣（武）王释放了箕子，想要启用他，箕子作为殷朝的国师，自责于殷的覆灭，不肯做周臣，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周武王既然选中箕子作导师，就表现出极大诚意。他不是把箕子召进宫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命令箕子著书立说，而是亲自到箕子的驻地去向他请教。请求他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重，认真地谈谈他对治国理政的看法。箕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管理学原典。
从上述背景中我们可得几点启示：第一，贤人箕子胸怀天地，把百姓的福祉寄希望于新的国君，加之周武王诚心求教，写出殚精竭虑的性命之作；第二，箕子文章是从他之前长期残酷的社会斗争中得出的真知灼见；第三，箕子文章的体裁样式与它的时代背景、写作背景有关。箕子是亡国之臣，他无颜在一个新登基的胜利者面前摆出一副好为人师的架势，这要求他的文章要委婉谦虚，要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基于这两点，《洪范》是采用文学手法写成的政治管理学文章。了解文章的体裁特点才能正确理解文章内容；历代多有学者因不了解文章的体裁特点而对文章产生误解。
要正确理解《洪范》，应先理解文章的标题。因为文章采用的是文学样式，它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比喻，文章标题《洪范》就是一个比喻。“洪”，洪水，“范”，动词，规范，治理。用治理洪水来比喻治理国家，意义深刻。
在中国历史上，殷商的灭亡应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终结。奴隶社会残酷，生产，打仗，整个社会靠奴隶支撑，可统治者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他们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统治者活着，他们是穷奢极欲的物质来源；统治者死了，要用奴隶和动物一起为他们殉葬。但奴隶不是青铜瓦陶，不是猪狗鹿马，他们和统治者一样是人。可以想象，经过上千年奴隶制的酝酿、发酵和积累，奴隶反抗的情绪和规模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对此，牧野城下奴隶士兵的倒戈，殷纣王鹿台自焚就是一幅最好的图画说明。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动荡在殷亡之前一直存在着。箕子熟悉历史，更亲历殷末的飓风海啸，把治国之难比做治理洪水再贴切不过。到唐朝，魏征用“民可载舟，民可覆舟”来作比，仅可算箕子的学生。
从这个标题我们窥见了箕子文章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用现代熟悉的话说就是“民本主义”。我们可以说箕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本主义的创立者和倡导者。
从民本主义出发，箕子在《洪范》正文中制定了实行民本主义的九条原则。这九条原则中既有基础理论，又有实践方法，还有检验标准。真可谓精辟、细致，几臻于至善。
在《洪范》中可以被认为基础理论的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五行”，这一条说的是领导者应具有的五种德行，五种素质和修养，其实也是每个有高尚追求的人应具备的德行、素质和修养。原文是：“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对于“五行”之涵义，《辞源》有一解：“人之五种行为也。”我们仔细查看原文，可以看到原文对水、火、木说润下，炎上，曲直是分别说它们的物性，是设喻，而说到金和土则说从革，稼穑，干脆是说人的行为。水火土木金分别是说，水，润下，就是润泽万物，生长万物。国君应该效法水，普施恩泽于百姓；火，炎上，火焰向上，炙人，烤人，当国君就要感觉像被置于火上烧烤一样，时刻有危机感；木，草树，曲直，能屈能伸，不怕阻折，不怕压抑，灵活向上，与时俱进；金，是做武器用的，从革，就是决定遵从旧制成法还是进行改革，这时候要效法金，刀子，要有杀伐决断的能力和气魄，不能优柔寡断；土，土地，供稼穑用的，国君要时刻不忘生产，要争取丰收。如果这样理解五行的话，下面关于五行的五味就顺理成章了。五行，人的五种行为所产生的滋味，就绝不是舌头尝到的滋味，而是心理所感到的滋味。水，你普施恩德于民，会让你和老百姓都感到像在水里加入了人不可缺少的盐一样，生活有滋味；火，当领导责任重大，弄不好就会招致民怨，这像被火炙烤一样，苦啊；木，要克服前进中遇到的曲折和困难，要应对各种情况，要灵活，这滋味是酸的；金，要对守旧和改革作出决断，这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成败或在一念之间，要下决心，这滋味是辣的；土，国君领导老百姓搞好生产，获取丰收，国泰民安，这滋味是甜的。总的来说“五行”是对一个圣明国君素质的全面要求，推而广之，五行也是任何群体领袖甚至每一个正直的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因此，它也应成为一个成功企业的文化素质。
长期以来有人把《洪范》中的“五行”解释成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和五种相互关系，那是一种误解和曲解，对此历代学者多有批評。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他论《洪范》的著作中对五行生克说给予猛烈地批判，他说：“……此小儒之破道，小道之乱德，邪德之诬天，君子之所必黜也，王者之所必诛也，何后世之言五行者，滥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
王夫之对所有把五行离开本义的应用都认为是“邪说之侮五行者”。他讥讽刘向、京房等将五行配入八卦，说把乾和兑都归属金不是要把天维割断吗；把震和巽都归于木，不是要阳德衰微吗？说医者把五行配入五脏，是要心、肾、肺、肝相互打仗，而对于把五行运用于星命相术，王夫之则认为更属“等而下之”，是要“挟五行以摇荡人心于疑是疑非之际”。
王夫之追究造成五行乱用的责任，说：“道之丧者，谁作之俑？则刘向父子，实始倡之，而蔡沈与祖孙三世之习而溺焉，咎将奚诿！其它技术之流，又不可胜诛者矣。”
“洪范九畴”后面的八条都有很强的哲理意义，但都可以认作是实行“民本主义”的实践方法。
它的第一条是“五事”：第一是“貌”，即形象，形象的本质要求是“恭”，就是要尊重别人，尊重群众；第二是“言”，就是说话让人信服；第三是“视”，就是要调查研究，了解全面情况；第四是“听”，要听自各方面的声音和意见；第五是“思”，就是要对视听所得来的信息加以综合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计划。 它的第三条是“八政”，要处理好八个方面的政治事务。这八个方面，第一是“食”，民以食为天，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八政之首；第二是“货”，老百姓穿和用的东西，仅次于食；第三是“祀”即文化礼节问题，是思想信念，意识形态问题；第四是“司空”，工农业；第五是“司徒”，文化教育问题；第六是“司寇”，法律：第七是“宾”，外交；第八是“师”，国防，军事。八政，项项重要，但把百姓的生活问题排在最前边，说明民生是根本，强调这是领导者应该时刻放在最先考虑的问题。
它的第四条是“五纪”这是历法节气问题，是农事所依，是社会生活节律的调谐，是社会公约，不可掉以轻心。
它的第五条是“皇极”。这里说做领导要“为民立极”，极，就是目标，标准，榜样，模范。文章对这一条叙述得最多最细，总的意思是说当领导要正直无私，处处为百姓着想，要提出共同的目标、理想和行为准则，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一条简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六条是“三德”。即“正直”、“刚”、“柔”，这一条特别强调领导者要用各种手段，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部下，不可作威作福，不可贪图享受，更不可骄奢淫逸。
第七条是“稽疑”，说怎样下决心，做决定。这一条的实质是要讲民主，要听多方面的意见，不可独断专行，不可偏听偏信。
第八条是“庶徵”，就是政治气候。政治气候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表现。文章用“雨、旸、燠、寒、风、时”几个字来表述，是说哪一种都不可达到极点，下雨，晴天，热，冷，刮风都要适时适度。政治气候要时时认真考察，用各种政策措施来调整。
第九条是国家或群体治理好坏的检验标准。这一条的题目是“五福”和“六极”。五福的第一是老百姓能够长寿，第二是老百姓生活富裕，第三是老百姓生活健康安宁，第四是老百姓有好的精神文明，第五是老百姓能够老有所养。有这五福就是治理得好。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就会出现“六极”，第一是社会出现各种凶祸和非正常死亡；第二是老百姓疾病得不到治疗；第三是老百姓生活忧愁，不快乐，不安宁；第四老百姓贫穷；第五是社會上恶人多，黑社会嚣张；第六是老百姓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应有的尊严。
读完《洪范》，感触颇深。国学中许多精华的东西，仁义礼智信，明德亲民，中庸至善，修齐治平，所有这些概念，在《洪范》中均能找到出处？近代，在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下，我们曾对国学进行过反思。当今，同样要对曾经的反思进行再反思。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建设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企业，要建设这样的企业，就须要建设能够站立世界潮头的和谐企业文化。我们有优秀的“国学”，我们有这个资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弘扬。
关键词：国学；和谐；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
企业文化的概念是近年从美国引进的。美国的企业文化是从日本人的企业管理中总结和引入的，而日本文化的本源就在中国，我们可以把日本文化看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支脉。由此看来，国学文化应是世界企业文化的根。推崇西方企业文化，原本舍近而求远，弃本而逐末。我们不排斥西方的企业文化，但应在努力弄懂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再看西方企业文化，才能够抓住它的实质，真正理解它，超越它，从而建设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外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可以与“国学”没有关系，而中国的企业，是生活在拥有五、六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土地上，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了五、六千年，国学早已称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载体，这种“血缘”与“骨肉”之情谁也无法割舍，是团结中国人的秘密武器。如果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与影响，缘木求鱼，一味地崇洋媚外，无异于掩耳盗铃。国学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企业团队文化母体基因的源泉，他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基因，还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基因诊断管理工具和基因结构优化路径与方法。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因载体，企业DNA决定者企业的生命力。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国学为中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和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大力继承和发扬国学的基本精神，积极塑造企业团队文化，优化企业基因结构，建设和谐企业团队，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使然。
从先秦诸子百家、汉唐道统、宋元理学、明清贤达，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理想，系统了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脉络，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和哲学智慧，以中国先哲们睿智的思辨传统，深邃的人生哲理，思考和解决在事业、命运和企业管理实践当中遇到的诸多困惑和矛盾，提高哲学思维能力，倡导和谐管理，创新思维，理智、科学和勇敢面对挑战。
大家都知道，一流的企业做文化，二流的企业做标准，三流的企业做品牌，四流的企业做服务，末流的企业做制造。按照系统科学原理，结构决定功能，易学的全息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样的道理，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变革不能忽视企业文化的變革，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只有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基因，整合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结合企业自身资源条件，建设起全息的创新的和谐的特色企业文化体系，才有可能塑造起自身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而“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化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学术精髓简称。“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其定义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秦砖汉瓦，非秦（有英语China为证）即汉（Han Studies），自汉代以降，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大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更有宽泛的解释，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国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对它从古至今进行梳理，对儒释道分别给予分析和归纳，使人有如庄子寓言中的河伯面对北海若那样，有种望洋兴叹的感觉。在望洋兴叹之余，要更进一步追根求源。在儒释道产生之前的中华典籍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部几乎算是中华管理学的专著《洪范》。在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大师甚至把它和“易”并列，当然，这种说法有过偏颇，实际上《洪范》是建立在“易”的基础上的管理学专著，是“易”的具体运用。弘扬国学，建设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不妨以《洪范》为重点，从这里找到几个基本点，由此更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再结合当今的具体实际加以细化，具体化，从而建立可以操作和实行的民族企业文化。
下面我想有重点的谈谈对《洪范》的一些看法，因为对这部中华管理学原典，我没有能力全面深入地去谈。我要说的很粗浅，只能是引玉之砖。
《洪范》被称为“洪范九畴”，是九条治国大法，就是管理学的九大原则。在古代就是“国家管理学”，是专为皇帝，也为诸侯国的侯王们写的管理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不仅适合于古代，在当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动荡，大变改，那是夏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大变革，社会的政治制度在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更替，人们的思想灵魂也在水与火的冲击中涅槃嬗变。在这段历史中有过尧舜禹汤的圣明，也有过桀纣的残暴。
殷纣王在牧野兵变的喊杀声中鹿台自焚，周武王登基是无疑的，他的心在火海中经过了历练，他的灵魂在血的洪水中经历了冲击，他被亲自参与过的大量杀戮场面震憾了，他想要他之后的历史不再重复他所见到的那种灾难，他希望历史会出现一片祥光。周武王身旁有许多贤能智士，如周公、召公等可供咨询，但武王没有选中他们，他却选中了一个俘虏，这个俘虏曾在殷纣王的淫威之下经受千般折磨，他亲历了殷朝的覆灭，他对历史有着千万种切身感受。周武王认为他可能有治国的真知灼见。 这个人就是《洪范》的作者箕子。箕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叔父，国师，是与比干、微子并称的“三贤”之一。箕是胥余封地的名字，所以，胥余被称为箕子。箕子作为殷纣王的国师曾向纣王进谏，被纣王下了狱，箕子披发佯狂，始免于难。周朝建立以后，纣（武）王释放了箕子，想要启用他，箕子作为殷朝的国师，自责于殷的覆灭，不肯做周臣，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周武王既然选中箕子作导师，就表现出极大诚意。他不是把箕子召进宫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命令箕子著书立说，而是亲自到箕子的驻地去向他请教。请求他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重，认真地谈谈他对治国理政的看法。箕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管理学原典。
从上述背景中我们可得几点启示：第一，贤人箕子胸怀天地，把百姓的福祉寄希望于新的国君，加之周武王诚心求教，写出殚精竭虑的性命之作；第二，箕子文章是从他之前长期残酷的社会斗争中得出的真知灼见；第三，箕子文章的体裁样式与它的时代背景、写作背景有关。箕子是亡国之臣，他无颜在一个新登基的胜利者面前摆出一副好为人师的架势，这要求他的文章要委婉谦虚，要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基于这两点，《洪范》是采用文学手法写成的政治管理学文章。了解文章的体裁特点才能正确理解文章内容；历代多有学者因不了解文章的体裁特点而对文章产生误解。
要正确理解《洪范》，应先理解文章的标题。因为文章采用的是文学样式，它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比喻，文章标题《洪范》就是一个比喻。“洪”，洪水，“范”，动词，规范，治理。用治理洪水来比喻治理国家，意义深刻。
在中国历史上，殷商的灭亡应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终结。奴隶社会残酷，生产，打仗，整个社会靠奴隶支撑，可统治者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他们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统治者活着，他们是穷奢极欲的物质来源；统治者死了，要用奴隶和动物一起为他们殉葬。但奴隶不是青铜瓦陶，不是猪狗鹿马，他们和统治者一样是人。可以想象，经过上千年奴隶制的酝酿、发酵和积累，奴隶反抗的情绪和规模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对此，牧野城下奴隶士兵的倒戈，殷纣王鹿台自焚就是一幅最好的图画说明。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动荡在殷亡之前一直存在着。箕子熟悉历史，更亲历殷末的飓风海啸，把治国之难比做治理洪水再贴切不过。到唐朝，魏征用“民可载舟，民可覆舟”来作比，仅可算箕子的学生。
从这个标题我们窥见了箕子文章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用现代熟悉的话说就是“民本主义”。我们可以说箕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本主义的创立者和倡导者。
从民本主义出发，箕子在《洪范》正文中制定了实行民本主义的九条原则。这九条原则中既有基础理论，又有实践方法，还有检验标准。真可谓精辟、细致，几臻于至善。
在《洪范》中可以被认为基础理论的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五行”，这一条说的是领导者应具有的五种德行，五种素质和修养，其实也是每个有高尚追求的人应具备的德行、素质和修养。原文是：“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对于“五行”之涵义，《辞源》有一解：“人之五种行为也。”我们仔细查看原文，可以看到原文对水、火、木说润下，炎上，曲直是分别说它们的物性，是设喻，而说到金和土则说从革，稼穑，干脆是说人的行为。水火土木金分别是说，水，润下，就是润泽万物，生长万物。国君应该效法水，普施恩泽于百姓；火，炎上，火焰向上，炙人，烤人，当国君就要感觉像被置于火上烧烤一样，时刻有危机感；木，草树，曲直，能屈能伸，不怕阻折，不怕压抑，灵活向上，与时俱进；金，是做武器用的，从革，就是决定遵从旧制成法还是进行改革，这时候要效法金，刀子，要有杀伐决断的能力和气魄，不能优柔寡断；土，土地，供稼穑用的，国君要时刻不忘生产，要争取丰收。如果这样理解五行的话，下面关于五行的五味就顺理成章了。五行，人的五种行为所产生的滋味，就绝不是舌头尝到的滋味，而是心理所感到的滋味。水，你普施恩德于民，会让你和老百姓都感到像在水里加入了人不可缺少的盐一样，生活有滋味；火，当领导责任重大，弄不好就会招致民怨，这像被火炙烤一样，苦啊；木，要克服前进中遇到的曲折和困难，要应对各种情况，要灵活，这滋味是酸的；金，要对守旧和改革作出决断，这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成败或在一念之间，要下决心，这滋味是辣的；土，国君领导老百姓搞好生产，获取丰收，国泰民安，这滋味是甜的。总的来说“五行”是对一个圣明国君素质的全面要求，推而广之，五行也是任何群体领袖甚至每一个正直的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因此，它也应成为一个成功企业的文化素质。
长期以来有人把《洪范》中的“五行”解释成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和五种相互关系，那是一种误解和曲解，对此历代学者多有批評。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他论《洪范》的著作中对五行生克说给予猛烈地批判，他说：“……此小儒之破道，小道之乱德，邪德之诬天，君子之所必黜也，王者之所必诛也，何后世之言五行者，滥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
王夫之对所有把五行离开本义的应用都认为是“邪说之侮五行者”。他讥讽刘向、京房等将五行配入八卦，说把乾和兑都归属金不是要把天维割断吗；把震和巽都归于木，不是要阳德衰微吗？说医者把五行配入五脏，是要心、肾、肺、肝相互打仗，而对于把五行运用于星命相术，王夫之则认为更属“等而下之”，是要“挟五行以摇荡人心于疑是疑非之际”。
王夫之追究造成五行乱用的责任，说：“道之丧者，谁作之俑？则刘向父子，实始倡之，而蔡沈与祖孙三世之习而溺焉，咎将奚诿！其它技术之流，又不可胜诛者矣。”
“洪范九畴”后面的八条都有很强的哲理意义，但都可以认作是实行“民本主义”的实践方法。
它的第一条是“五事”：第一是“貌”，即形象，形象的本质要求是“恭”，就是要尊重别人，尊重群众；第二是“言”，就是说话让人信服；第三是“视”，就是要调查研究，了解全面情况；第四是“听”，要听自各方面的声音和意见；第五是“思”，就是要对视听所得来的信息加以综合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计划。 它的第三条是“八政”，要处理好八个方面的政治事务。这八个方面，第一是“食”，民以食为天，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八政之首；第二是“货”，老百姓穿和用的东西，仅次于食；第三是“祀”即文化礼节问题，是思想信念，意识形态问题；第四是“司空”，工农业；第五是“司徒”，文化教育问题；第六是“司寇”，法律：第七是“宾”，外交；第八是“师”，国防，军事。八政，项项重要，但把百姓的生活问题排在最前边，说明民生是根本，强调这是领导者应该时刻放在最先考虑的问题。
它的第四条是“五纪”这是历法节气问题，是农事所依，是社会生活节律的调谐，是社会公约，不可掉以轻心。
它的第五条是“皇极”。这里说做领导要“为民立极”，极，就是目标，标准，榜样，模范。文章对这一条叙述得最多最细，总的意思是说当领导要正直无私，处处为百姓着想，要提出共同的目标、理想和行为准则，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一条简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六条是“三德”。即“正直”、“刚”、“柔”，这一条特别强调领导者要用各种手段，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部下，不可作威作福，不可贪图享受，更不可骄奢淫逸。
第七条是“稽疑”，说怎样下决心，做决定。这一条的实质是要讲民主，要听多方面的意见，不可独断专行，不可偏听偏信。
第八条是“庶徵”，就是政治气候。政治气候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表现。文章用“雨、旸、燠、寒、风、时”几个字来表述，是说哪一种都不可达到极点，下雨，晴天，热，冷，刮风都要适时适度。政治气候要时时认真考察，用各种政策措施来调整。
第九条是国家或群体治理好坏的检验标准。这一条的题目是“五福”和“六极”。五福的第一是老百姓能够长寿，第二是老百姓生活富裕，第三是老百姓生活健康安宁，第四是老百姓有好的精神文明，第五是老百姓能够老有所养。有这五福就是治理得好。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就会出现“六极”，第一是社会出现各种凶祸和非正常死亡；第二是老百姓疾病得不到治疗；第三是老百姓生活忧愁，不快乐，不安宁；第四老百姓贫穷；第五是社會上恶人多，黑社会嚣张；第六是老百姓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应有的尊严。
读完《洪范》，感触颇深。国学中许多精华的东西，仁义礼智信，明德亲民，中庸至善，修齐治平，所有这些概念，在《洪范》中均能找到出处？近代，在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下，我们曾对国学进行过反思。当今，同样要对曾经的反思进行再反思。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建设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企业，要建设这样的企业，就须要建设能够站立世界潮头的和谐企业文化。我们有优秀的“国学”，我们有这个资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