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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君主和亡国令
一千多年前的春天,大唐帝国,这个人们心目中伟大的长安帝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公元907年3月27日,长安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李柷下达诏令:“那大统的尊严,神器的沉重,如果不是德行充盈于宇宙,功劳拯救了黎民,有虞舜夏禹的功业成绩,有和恰帝王事业的才能,可替代皇天的功劳,又怎么去统治天下,照耀八方呢!”
这时,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一百余年异族的洗劫,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帝国的资源与古老遗产已经耗尽。曾经是黄巢部将后来又投降唐朝的将领朱温控制了朝廷和局面,劝进和篡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百官对帝国不无留恋,当皇帝二月初五诏令文武百官初七一起赴元帅朱温府上时,百官拒绝了。尽管朱温假意推托,但是明白大势已去的皇帝不得不亲手终结了这个曾经煊赫几世纪、威震东方的王朝和帝国。
李柷的诏令是这样奉承梁王朱温这个暴君的:“元帅梁王,有皇帝的面相,祥瑞的资质,具备非凡的才能,以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武功平定了寰宇,以宽厚的恩泽和深沉的仁义抚慰了华夏。神圣的功勋,伟大的品德,空前绝后……二十年的功业,亿万民众的推崇,近处没有不同意见,远方也无不同声音……帝政不可以久空,天命不可以久违,神人同心,归向有德者。我虔敬地把天下禅让给圣君……我放下这沉重的包袱,永为客卿,能够侍奉新朝,我既欣然又安慰。”
这真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的典型案例。
莎士比亚描写过失去王位的国君的痛苦,理查三世是这样不情愿地把王冠交给篡位者的:
把王冠给我。这儿,贤弟,把王冠拿住了。这边是我的手,那边是你的手。现在这一顶黄金的宝冠就像一口深井,两个吊桶一上一下地向这井中汲水,那空的一桶总是在空中跳跃,满的一桶却在底下不给人瞧见。我就是那下面的吊桶,充满着泪水,在那儿饮泣吞声,你却在高空之中顾盼自雄。
理查三世和长安帝国的末代君王,在逊位时都有类似的愁苦,只是理查三世有诗人和戏剧家把他的痛苦描绘出来,而唐哀帝的悲哀只能从历史的遗迹中探查蛛丝马迹了。
一年之后,如同理查三世要被人毒死一样,李柷也没能逃过篡位者的毒手,最终还是被朱温谋杀。这是908年春天,一个末代君王的死去,标志着一个强盛帝国的死亡,一个文明衰败的开始。以后再要看长安帝国,就得到帝国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中去看,到博物馆中去看。长安帝国后的宋朝和明朝,颇有点类似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拜占庭帝国。
权力与荣耀
当我们拂去一千年的历史尘埃,沿着历史汹涌的大河逆流而上时,我们看到了帝国权力与荣耀的时刻,它的文明的辉煌——经济的繁荣,胸怀的博大,文化的精美,军事的强盛……以及帝国臣民在其青年和壮年时代焕发出的活力和创造力。
比起罗马帝国的民众喜爱看角斗场上奴隶、罪犯、蛮夷与野兽的厮杀,比起罗马的嗜血、贪婪与残暴,长安帝国的文化凸显出其人文关怀的一面,帝国的诗人们虽然也常作“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之类的豪语,但大多是反战主义者,看看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作品就知道。
无论我们的帝国诗人是歌颂帝国军队的伐边,还是以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来谴责战争,长安帝国开疆拓土的冲力都势不可挡。这是帝国的壮年时代,活力无穷,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帝国的权力和荣耀如日中天。不断地扩展领土,不断地击败周边外族,不断地进行灭国之战。
帝国扩张的态势延至8世纪。8世纪后,在帝国经历了若干年的好运后,危机即将浮出水面。755年,长安帝国迎来了它最大的厄运。11月11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长安帝国捅上狠狠的一刀。这是伟大的长安帝国转折性的历史时刻,自此以后,帝国的态势由扩张变为防守,长安帝国不再光芒万丈,直至它最后消亡。
几乎就在这两个世纪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希腊世界的遗族——拜占庭帝国先是在与周边部落的拉锯战中消耗掉了许多能量,继而又被内部的反圣像崇拜所撕裂,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几乎耗尽。这些希腊、罗马世界的遗族,如果他们回忆起西比阿、凯撒、奥古斯都、哈德里安、君士坦丁时代权力与荣耀的时刻,也可能为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产生一些伤感。
古代东西方两个超级强权,同样经历着内部争权夺利、外部蛮族威胁的痛苦。在不断的外敌威胁下,拜占庭帝国熬到了1453年,最终被游牧的土耳其民族攻克;而宋帝国在1279年被蒙古军队攻克,明帝国在1644年为北方的清兵攻克……
在罗马帝国崛起和长安帝国勃兴的早期,两大帝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两个帝国都曾在与残暴敌人的作战中诞生。罗马早期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由于残暴的国王塔昆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罗马人在布鲁托斯的领导下赶跑了伊特鲁里亚人,此后,不断与他们作战,征服并同化了他们。长安帝国的汉朝,也是在与残暴的秦帝国作战的过程中壮大的。
罗马曾经有这样的神话和传说,传说罗马的创始者罗慕勒斯和雷摩斯是孪生兄弟,生下来后被抛弃在荒野,由母狼授乳,他们长大后,狼性不改,率领人民回到台伯河边。但为了争夺罗马的统治权,孪生兄弟大打出手,最后,罗慕勒斯杀了雷摩斯。而长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与驱除秦暴政的另一位将军项羽也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为了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也展开了长期的厮杀。
罗马与长安帝国在形成初期都曾经迎来过生存大敌。罗马的敌人是北非的迦太基,长安的敌人是北方的匈奴。当汉尼拔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横行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当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包围的时候,罗马与长安都摇摇欲坠。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围歼罗马军队。但幸存下来的西比阿认真研究了汉尼拔的治军和作战方略,破坏了汉尼拔的后援,基本清除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回国后,公元前202年,又在北非的扎马之战中打败汉尼拔及其所率迦太基军,一举结束了劲敌迦太基对罗马的威胁。
长安帝国对匈奴的作战,也经历了从不利到有利的局面。公元前133年,在马邑的伏击战中,长安帝国出动了李广等将军,30万人马,想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不料计谋被泄露,匈奴攻击更甚。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军攻击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自此漠南无匈奴王庭。公元前1世纪前,由于长安帝国的策动和打击,由于匈奴内部的斗争和饥荒,匈奴持续衰败。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部与南匈奴兵联合大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两位汉将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也饱受匈奴人的困扰。匈奴王阿提拉被惊呼为“上帝之鞭”,抽向正被蛮族不断侵袭、走向衰败的罗马帝国。
公元451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部的沙隆,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战。会战的一方是风雨飘摇的罗马联军,而另一方是阿提拉领导的匈奴联军。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总共投入超过100万的兵力,虽然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但有16万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丧生。会战以匈奴军队的败退为结局。
创造高度文明的东西两强——长安和罗马,没有机会正面接触,谁的军力更强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为人们观察、判断两强风貌提供一个佐证:
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部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望大海而还。而在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至汉。
当时的汉帝国没有重视罗马使者的来访,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也十分匮乏,千百年来,长安帝国的民众及其后裔,对西方的了解几乎为零;相反,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嘎尔尼的报告却不断地将中华大地的消息输送到各个时期西方列强的视听中。
长安帝国的英雄班超曾经说过:“明智的人能够看出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物。”见微知著,一叶知秋,长安和罗马,两个世界虽不曾直接发生碰撞,但其精神的高下,我们还是能推理出一二来。
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一千年,法皇拿破仑率大军攻下罗马。尽管罗马城已经破败,但在拿破仑看来,攻克罗马具有象征意义。对罗马着迷的不止拿破仑一人,在俄国,受拜占庭影响的统治者将自己命名为凯撒(沙皇)。
而在拿破仑攻占罗马前的几十年,在大西洋彼岸,有群智慧勇敢的人,正在为一个新兴的国家设计政治制度。这群人饱读拉丁文学,熟知罗马历史,力图从罗马的衰亡及后续乱像中寻求历史教训——他们设计的民主体制,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使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繁荣向上,并成为当今的超级强权,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美国。
罗马,在权力模式和制度设计上,在文化、信仰和风俗上,与长安帝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罗马,财产权相对有保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甚至,罗马的立法者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应受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罗马法律规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没收财产。”534年,罗马法典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
而在长安,汉帝国与唐帝国,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与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初,由于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长安的钱币数以百万,国库中的粮食多得烂掉。如此富足的汉帝国,竟然每2000钱出资120钱。到了公元前117年,汉朝皇帝命令杨可主持“告缗”(调查、告发隐匿不报或少报财产的人)。这场搜刮民财运动的结果是,得到了数以亿计的民脂民膏。
罗马也有它的堕落时刻和大规模的道德沦丧,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统治者的权力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有任期制度,有元老院制度……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有票选制度。在瑟维里厄皇帝进行了人口统计、选举团的划分后,当罗马人民推翻塔昆的暴政后,罗马人民不再接受君主统治,他们有了选举制度。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无论长安的文化如何灿烂,长安皇帝的文治武功如何威震四方,长安帝国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并没有得到一张能撤换他们管理者的选票。
在柏杨的《英雄末路》一文中,描写许多中国名将的悲惨下场。在此,我要补充《英雄末路》的故事:还记得中国英雄班超吗?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为长安帝国立下过奇功。他的长子班雄也在西域为祖国效力多年。班雄的儿子班始和阴城公主成婚。该公主是汉顺帝的姑母,骄横而又淫乱,班始一气之下把公主杀了。汉顺帝大怒,把班始腰斩了,班始的同族都被杀害。帝国君主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臣民的,即使班始杀人当惩,他的族人却不该被诛灭。
“当我们从历史中读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邪恶。”孟德斯鸠这样说。同样,当我们读到中国皇帝们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会不会也感到痛苦?会不会感受到人性的邪恶?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罗马早期的权力模式和来源。孟德斯鸠把共和国以前的早期罗马政体分为最初五王政体、瑟维里厄政体和塔昆政体。最初五王时期,元老院享有最多的选举权。瑟维里厄统治时期,将人民划分为许多个选举团,瑟维里厄是被人民选择为王的,元老院没有参与选举。而塔昆不要元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当人民想起自己曾经是立法者这一事实,塔昆就完了。”
罗马人民在其历史上曾见证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名叫维吉妮,一个人名叫凯撒。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护民官阿皮尤斯垂涎其美貌,设计逮捕了维吉妮。维吉妮的父亲多次抗争无效,悲愤交加中,他将刀刺入了女儿的胸膛,并大声说道:“亲爱的女儿,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你的自由了!”
如果说维吉妮是自由祭坛上的祭品,那么,凯撒则是罗马人民恐惧暴政、追求自由的牺牲品。当凯撒击败庞培、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独裁的气息日益浓厚的时候,罗马人的不安浮上台面,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独裁和暴政,他们刺死了大名鼎鼎的英雄凯撒。但是,最后,凯撒的余党还是取得了胜利,罗马朝着帝国演变。
孟德斯鸠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死时说道:“目睹维吉妮的死,促使人们驱逐十大官;凯撒沾满鲜血的长衣,使罗马重新受到奴役。”当罗马人奋起驱逐塔昆暴政的时候,当罗马人不愿为自己打造锁链而刺杀凯撒的时候,当罗马人拥有选举最高权力者的选票的时候,当罗马的法律在制约权力滥用的时候,罗马的光芒掩盖了其血腥残暴的阴影,今天的文明世界无不在分享着罗马共和与自由的传统。
谈到罗马与长安,还要谈一谈罗马与长安的精神源头和信仰力量。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相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孔子的信徒在长安帝国的命运要好得多。从两种教派提倡的爱和人道关怀而言,两种教义都闪耀着光芒。但是,基督徒对追求信仰自由有着比儒教子弟更深刻的体验。虽然基督教执掌权力后也迫害异端,但是,在西方世界,追求信仰自由一直是一种驱动力。北美的首批移民——“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是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漂洋过海,从而带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时,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各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论根据。儒教升级为垄断性的国教,支配了长安帝国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这是东、西两个帝国对信仰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在长安帝国从来就没有被意识到,虽然在春秋时代东方专制权力失控时期各种信仰的萌芽成长过;而在罗马世界,信仰自由,是基督徒流血几百年才争取来的权利。
辉煌与复兴
罗马人和长安人都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和繁荣的文化。
在理性思辨上,罗马人独步当时;在建筑艺术和工程服务上,罗马更是创造了古世界的辉煌。公元1世纪,罗马的大道四通八达,你只需持一本护照,就能从埃及到达法国。罗马的竞技场、拱顶、圆柱……甚至罗马的建筑风格,你都能在新世界的美国发现其影子。罗马人创造了世上罕见的输水道工程,高大的水渠将山间的水引到城市供人们饮用、洗浴,这种建筑和卫生成就,是一些国家20世纪初期都没有达到的。东罗马帝国在拜占庭也创造了建筑艺术的辉煌,从公元5世纪起陆续建成的那些教堂,如圣索菲亚教堂,其雄伟壮观,其对物理学恰到好处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至今,土耳其人都可以坐享这些雄伟的教堂作为旅游产业带来的丰厚回报。
而在感性艺术上,长安帝国的人们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长安帝国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经由唐诗这种艺术形式,长安帝国的人们,把他们对生活无尽的热爱、对黑暗和不公的控诉、对暴政的蔑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战争的反对和对和平的向往诉诸纸上。
但是,长安,没有能在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任何成就。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按照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亚洲的平原地理条件和气候等因素,促成了东方的专制。而人类学家则有一种“领先遏制”的理论,东方在文明进化中曾经处于较优势的地位,而这种缺乏周边文明竞争的优势地位,在工业革命来临时无可避免地落后和衰败了。
正如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崩溃,长安文明在10世纪后也已经进入衰败期,帝国的余脉——宋、明帝国,屡屡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遭到重创。帝国的生活,除了还信仰儒教外,已经全然改变,连发型和服装都已经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如果一个长安帝国的唐代人,来到17世纪的大清帝国,将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因为头上多了一根辫子,而奴性更加深重了,残存的那点独立、尊严、风骨将在奴才们的请安声中消失。
美好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长安帝国的光环脱尽,汉唐的辉煌只留在人们的回忆之中。今天,当长安帝国的后裔,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们号称要进行复兴时,首先就必须认清:我们要复兴这古老文明中的什么东西,是它武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是它的自信?是它的风骨?还是它的人文关怀?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一千多年前的春天,大唐帝国,这个人们心目中伟大的长安帝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公元907年3月27日,长安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李柷下达诏令:“那大统的尊严,神器的沉重,如果不是德行充盈于宇宙,功劳拯救了黎民,有虞舜夏禹的功业成绩,有和恰帝王事业的才能,可替代皇天的功劳,又怎么去统治天下,照耀八方呢!”
这时,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一百余年异族的洗劫,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帝国的资源与古老遗产已经耗尽。曾经是黄巢部将后来又投降唐朝的将领朱温控制了朝廷和局面,劝进和篡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百官对帝国不无留恋,当皇帝二月初五诏令文武百官初七一起赴元帅朱温府上时,百官拒绝了。尽管朱温假意推托,但是明白大势已去的皇帝不得不亲手终结了这个曾经煊赫几世纪、威震东方的王朝和帝国。
李柷的诏令是这样奉承梁王朱温这个暴君的:“元帅梁王,有皇帝的面相,祥瑞的资质,具备非凡的才能,以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武功平定了寰宇,以宽厚的恩泽和深沉的仁义抚慰了华夏。神圣的功勋,伟大的品德,空前绝后……二十年的功业,亿万民众的推崇,近处没有不同意见,远方也无不同声音……帝政不可以久空,天命不可以久违,神人同心,归向有德者。我虔敬地把天下禅让给圣君……我放下这沉重的包袱,永为客卿,能够侍奉新朝,我既欣然又安慰。”
这真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的典型案例。
莎士比亚描写过失去王位的国君的痛苦,理查三世是这样不情愿地把王冠交给篡位者的:
把王冠给我。这儿,贤弟,把王冠拿住了。这边是我的手,那边是你的手。现在这一顶黄金的宝冠就像一口深井,两个吊桶一上一下地向这井中汲水,那空的一桶总是在空中跳跃,满的一桶却在底下不给人瞧见。我就是那下面的吊桶,充满着泪水,在那儿饮泣吞声,你却在高空之中顾盼自雄。
理查三世和长安帝国的末代君王,在逊位时都有类似的愁苦,只是理查三世有诗人和戏剧家把他的痛苦描绘出来,而唐哀帝的悲哀只能从历史的遗迹中探查蛛丝马迹了。
一年之后,如同理查三世要被人毒死一样,李柷也没能逃过篡位者的毒手,最终还是被朱温谋杀。这是908年春天,一个末代君王的死去,标志着一个强盛帝国的死亡,一个文明衰败的开始。以后再要看长安帝国,就得到帝国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中去看,到博物馆中去看。长安帝国后的宋朝和明朝,颇有点类似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拜占庭帝国。
权力与荣耀
当我们拂去一千年的历史尘埃,沿着历史汹涌的大河逆流而上时,我们看到了帝国权力与荣耀的时刻,它的文明的辉煌——经济的繁荣,胸怀的博大,文化的精美,军事的强盛……以及帝国臣民在其青年和壮年时代焕发出的活力和创造力。
比起罗马帝国的民众喜爱看角斗场上奴隶、罪犯、蛮夷与野兽的厮杀,比起罗马的嗜血、贪婪与残暴,长安帝国的文化凸显出其人文关怀的一面,帝国的诗人们虽然也常作“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之类的豪语,但大多是反战主义者,看看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作品就知道。
无论我们的帝国诗人是歌颂帝国军队的伐边,还是以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来谴责战争,长安帝国开疆拓土的冲力都势不可挡。这是帝国的壮年时代,活力无穷,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帝国的权力和荣耀如日中天。不断地扩展领土,不断地击败周边外族,不断地进行灭国之战。
帝国扩张的态势延至8世纪。8世纪后,在帝国经历了若干年的好运后,危机即将浮出水面。755年,长安帝国迎来了它最大的厄运。11月11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长安帝国捅上狠狠的一刀。这是伟大的长安帝国转折性的历史时刻,自此以后,帝国的态势由扩张变为防守,长安帝国不再光芒万丈,直至它最后消亡。
几乎就在这两个世纪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希腊世界的遗族——拜占庭帝国先是在与周边部落的拉锯战中消耗掉了许多能量,继而又被内部的反圣像崇拜所撕裂,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几乎耗尽。这些希腊、罗马世界的遗族,如果他们回忆起西比阿、凯撒、奥古斯都、哈德里安、君士坦丁时代权力与荣耀的时刻,也可能为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产生一些伤感。
古代东西方两个超级强权,同样经历着内部争权夺利、外部蛮族威胁的痛苦。在不断的外敌威胁下,拜占庭帝国熬到了1453年,最终被游牧的土耳其民族攻克;而宋帝国在1279年被蒙古军队攻克,明帝国在1644年为北方的清兵攻克……
在罗马帝国崛起和长安帝国勃兴的早期,两大帝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两个帝国都曾在与残暴敌人的作战中诞生。罗马早期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由于残暴的国王塔昆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罗马人在布鲁托斯的领导下赶跑了伊特鲁里亚人,此后,不断与他们作战,征服并同化了他们。长安帝国的汉朝,也是在与残暴的秦帝国作战的过程中壮大的。
罗马曾经有这样的神话和传说,传说罗马的创始者罗慕勒斯和雷摩斯是孪生兄弟,生下来后被抛弃在荒野,由母狼授乳,他们长大后,狼性不改,率领人民回到台伯河边。但为了争夺罗马的统治权,孪生兄弟大打出手,最后,罗慕勒斯杀了雷摩斯。而长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与驱除秦暴政的另一位将军项羽也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为了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也展开了长期的厮杀。
罗马与长安帝国在形成初期都曾经迎来过生存大敌。罗马的敌人是北非的迦太基,长安的敌人是北方的匈奴。当汉尼拔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横行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当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包围的时候,罗马与长安都摇摇欲坠。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围歼罗马军队。但幸存下来的西比阿认真研究了汉尼拔的治军和作战方略,破坏了汉尼拔的后援,基本清除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回国后,公元前202年,又在北非的扎马之战中打败汉尼拔及其所率迦太基军,一举结束了劲敌迦太基对罗马的威胁。
长安帝国对匈奴的作战,也经历了从不利到有利的局面。公元前133年,在马邑的伏击战中,长安帝国出动了李广等将军,30万人马,想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不料计谋被泄露,匈奴攻击更甚。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军攻击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自此漠南无匈奴王庭。公元前1世纪前,由于长安帝国的策动和打击,由于匈奴内部的斗争和饥荒,匈奴持续衰败。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部与南匈奴兵联合大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两位汉将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也饱受匈奴人的困扰。匈奴王阿提拉被惊呼为“上帝之鞭”,抽向正被蛮族不断侵袭、走向衰败的罗马帝国。
公元451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部的沙隆,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战。会战的一方是风雨飘摇的罗马联军,而另一方是阿提拉领导的匈奴联军。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总共投入超过100万的兵力,虽然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但有16万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丧生。会战以匈奴军队的败退为结局。
创造高度文明的东西两强——长安和罗马,没有机会正面接触,谁的军力更强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为人们观察、判断两强风貌提供一个佐证:
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部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望大海而还。而在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至汉。
当时的汉帝国没有重视罗马使者的来访,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也十分匮乏,千百年来,长安帝国的民众及其后裔,对西方的了解几乎为零;相反,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嘎尔尼的报告却不断地将中华大地的消息输送到各个时期西方列强的视听中。
长安帝国的英雄班超曾经说过:“明智的人能够看出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物。”见微知著,一叶知秋,长安和罗马,两个世界虽不曾直接发生碰撞,但其精神的高下,我们还是能推理出一二来。
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一千年,法皇拿破仑率大军攻下罗马。尽管罗马城已经破败,但在拿破仑看来,攻克罗马具有象征意义。对罗马着迷的不止拿破仑一人,在俄国,受拜占庭影响的统治者将自己命名为凯撒(沙皇)。
而在拿破仑攻占罗马前的几十年,在大西洋彼岸,有群智慧勇敢的人,正在为一个新兴的国家设计政治制度。这群人饱读拉丁文学,熟知罗马历史,力图从罗马的衰亡及后续乱像中寻求历史教训——他们设计的民主体制,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使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繁荣向上,并成为当今的超级强权,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美国。
罗马,在权力模式和制度设计上,在文化、信仰和风俗上,与长安帝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罗马,财产权相对有保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甚至,罗马的立法者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应受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罗马法律规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没收财产。”534年,罗马法典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
而在长安,汉帝国与唐帝国,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与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初,由于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长安的钱币数以百万,国库中的粮食多得烂掉。如此富足的汉帝国,竟然每2000钱出资120钱。到了公元前117年,汉朝皇帝命令杨可主持“告缗”(调查、告发隐匿不报或少报财产的人)。这场搜刮民财运动的结果是,得到了数以亿计的民脂民膏。
罗马也有它的堕落时刻和大规模的道德沦丧,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统治者的权力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有任期制度,有元老院制度……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有票选制度。在瑟维里厄皇帝进行了人口统计、选举团的划分后,当罗马人民推翻塔昆的暴政后,罗马人民不再接受君主统治,他们有了选举制度。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无论长安的文化如何灿烂,长安皇帝的文治武功如何威震四方,长安帝国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并没有得到一张能撤换他们管理者的选票。
在柏杨的《英雄末路》一文中,描写许多中国名将的悲惨下场。在此,我要补充《英雄末路》的故事:还记得中国英雄班超吗?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为长安帝国立下过奇功。他的长子班雄也在西域为祖国效力多年。班雄的儿子班始和阴城公主成婚。该公主是汉顺帝的姑母,骄横而又淫乱,班始一气之下把公主杀了。汉顺帝大怒,把班始腰斩了,班始的同族都被杀害。帝国君主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臣民的,即使班始杀人当惩,他的族人却不该被诛灭。
“当我们从历史中读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邪恶。”孟德斯鸠这样说。同样,当我们读到中国皇帝们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会不会也感到痛苦?会不会感受到人性的邪恶?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罗马早期的权力模式和来源。孟德斯鸠把共和国以前的早期罗马政体分为最初五王政体、瑟维里厄政体和塔昆政体。最初五王时期,元老院享有最多的选举权。瑟维里厄统治时期,将人民划分为许多个选举团,瑟维里厄是被人民选择为王的,元老院没有参与选举。而塔昆不要元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当人民想起自己曾经是立法者这一事实,塔昆就完了。”
罗马人民在其历史上曾见证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名叫维吉妮,一个人名叫凯撒。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护民官阿皮尤斯垂涎其美貌,设计逮捕了维吉妮。维吉妮的父亲多次抗争无效,悲愤交加中,他将刀刺入了女儿的胸膛,并大声说道:“亲爱的女儿,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你的自由了!”
如果说维吉妮是自由祭坛上的祭品,那么,凯撒则是罗马人民恐惧暴政、追求自由的牺牲品。当凯撒击败庞培、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独裁的气息日益浓厚的时候,罗马人的不安浮上台面,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独裁和暴政,他们刺死了大名鼎鼎的英雄凯撒。但是,最后,凯撒的余党还是取得了胜利,罗马朝着帝国演变。
孟德斯鸠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死时说道:“目睹维吉妮的死,促使人们驱逐十大官;凯撒沾满鲜血的长衣,使罗马重新受到奴役。”当罗马人奋起驱逐塔昆暴政的时候,当罗马人不愿为自己打造锁链而刺杀凯撒的时候,当罗马人拥有选举最高权力者的选票的时候,当罗马的法律在制约权力滥用的时候,罗马的光芒掩盖了其血腥残暴的阴影,今天的文明世界无不在分享着罗马共和与自由的传统。
谈到罗马与长安,还要谈一谈罗马与长安的精神源头和信仰力量。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相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孔子的信徒在长安帝国的命运要好得多。从两种教派提倡的爱和人道关怀而言,两种教义都闪耀着光芒。但是,基督徒对追求信仰自由有着比儒教子弟更深刻的体验。虽然基督教执掌权力后也迫害异端,但是,在西方世界,追求信仰自由一直是一种驱动力。北美的首批移民——“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是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漂洋过海,从而带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时,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各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论根据。儒教升级为垄断性的国教,支配了长安帝国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这是东、西两个帝国对信仰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在长安帝国从来就没有被意识到,虽然在春秋时代东方专制权力失控时期各种信仰的萌芽成长过;而在罗马世界,信仰自由,是基督徒流血几百年才争取来的权利。
辉煌与复兴
罗马人和长安人都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和繁荣的文化。
在理性思辨上,罗马人独步当时;在建筑艺术和工程服务上,罗马更是创造了古世界的辉煌。公元1世纪,罗马的大道四通八达,你只需持一本护照,就能从埃及到达法国。罗马的竞技场、拱顶、圆柱……甚至罗马的建筑风格,你都能在新世界的美国发现其影子。罗马人创造了世上罕见的输水道工程,高大的水渠将山间的水引到城市供人们饮用、洗浴,这种建筑和卫生成就,是一些国家20世纪初期都没有达到的。东罗马帝国在拜占庭也创造了建筑艺术的辉煌,从公元5世纪起陆续建成的那些教堂,如圣索菲亚教堂,其雄伟壮观,其对物理学恰到好处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至今,土耳其人都可以坐享这些雄伟的教堂作为旅游产业带来的丰厚回报。
而在感性艺术上,长安帝国的人们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长安帝国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经由唐诗这种艺术形式,长安帝国的人们,把他们对生活无尽的热爱、对黑暗和不公的控诉、对暴政的蔑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战争的反对和对和平的向往诉诸纸上。
但是,长安,没有能在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任何成就。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按照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亚洲的平原地理条件和气候等因素,促成了东方的专制。而人类学家则有一种“领先遏制”的理论,东方在文明进化中曾经处于较优势的地位,而这种缺乏周边文明竞争的优势地位,在工业革命来临时无可避免地落后和衰败了。
正如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崩溃,长安文明在10世纪后也已经进入衰败期,帝国的余脉——宋、明帝国,屡屡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遭到重创。帝国的生活,除了还信仰儒教外,已经全然改变,连发型和服装都已经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如果一个长安帝国的唐代人,来到17世纪的大清帝国,将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因为头上多了一根辫子,而奴性更加深重了,残存的那点独立、尊严、风骨将在奴才们的请安声中消失。
美好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长安帝国的光环脱尽,汉唐的辉煌只留在人们的回忆之中。今天,当长安帝国的后裔,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们号称要进行复兴时,首先就必须认清:我们要复兴这古老文明中的什么东西,是它武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是它的自信?是它的风骨?还是它的人文关怀?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