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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经济社会中，信任危机日益凸显，这使得信任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考察吉登斯信任观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分析与重审缓解当代信任危机问题路径已经迫在眉睫，并探寻当代信任危机问题给我们带来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吉登斯；信任；风险；制度
我国正经历着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与日常生活交往方式的转向变革。这种转型变革，不仅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而且几乎是所有社会规范准则的转化，更是一种发生在人自身、灵魂和精神中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也是一种人的实际生存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的改变。正是在这种转型变革的背景下，人在存在方式上感到了无比的焦虑，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信任危机的存在。
一、吉登斯信任观的内容
吉登斯的信任开始于对现代性特征的探讨，“为了继续关于现代性特征的讨论，我将集中讨论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之需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自己的生活模式，信任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的正确性的信念。很明显，他对于信任的定义比较宽泛，既包括“人对物的信任”，也包括“人对人的信任”。而“人对物的信任”不是指对某一事件的信任，而是指对某一系统的信任，吉登斯所谓的系统指的是抽象系统，它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组成。
现代性一方面降低了某些领域和某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带来经济增长机制崩溃的风险、监督与极权增长的风险、战争工业化带来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工业主义带来生态环境和生态灾难的风险等。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与风险保持一种平衡。
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人们出于理性，一方面要信任这些抽象系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这种抽象系统的可靠性保留某种理性的怀疑与审视。这样看来现代性交往的不在场也是一种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伴随这符号标识系统与专家系统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大。信任原本是要降低风险，但是信任本身亦有可能蕴含着某种风险。
这样看来不论是现代性制度带来的风险还是抽象系统带来的风险都是和信任存在这某种关联，所以吉登斯断言，信任与风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二、吉登斯信任观的评价
吉登斯的信任观研究对于我们从本体论意义上认识信任危机的根源以及在方法论意义上认识信任研究方法的转向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吉登斯的信任观同样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一)本体不安全催生信任危机。
吉登斯的本体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它是一种在时间上连续和有序的感受。从传统向现代过度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价值范畴，“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现代性过程不仅仅影响到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为根本的是人的价值坐标体系、存在意义标尺受到了有力的冲击。在这种变革的冲击之下人们的行为活动不自觉地披上了虚假的外衣，偶然性支配着一切。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形成的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已失却其现实的有效性，人们在一种苦恼与痛楚的疑惑之下，逐渐对既有的日常生活丧失其信心与信任。这种漂泊的不安全感，与对事物的不确定感渐渐孕生出人们的信任危机。
传统社会中作为信任基础的安全感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改变，个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与社会风险性突然增大，人们在这突然变化之下反思自己存在及其交往方式，反思既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体系的合理性，此时，社会日常生活中信任危机就开始酝酿。人们缺乏安全感，发觉这个社会缺乏一种在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起稳固的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信任危机由此而催生。
(二)从人际信任转向了制度信任。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空间与地点的一致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社会生活总是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主要靠习俗和伦理道德来维系，对这种承诺的可预期性与可信性，在实质上是前现代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而现代社会通过对“缺场”的各种要素的培养，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不在场承诺的社会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交往形式，人们的交往互动由以亲缘关系为主展开转向以业缘为主展开，有时空统一在场交往转向跨越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缺场交往世界之中，此时的信任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熟人之间的信任的依赖于对制度的信任。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信任作为人们一种带有社会性的普遍社会意识，从根本上是受社会存在和社会交往总体情况的制约的，也是受其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存在这不同的交往方式，也存在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信任模式，所以说吉登斯科学的指出了信任结构对人际关系的直接信任到对抽象制度体系的见解信任的转变，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了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向。
(三)忽视了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吉登斯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对人或系统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的正确性的信念，当然，信任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但是过分强调这种心理感受就大大削弱了吉登斯理论的深刻性。信任这种特殊意识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的，这种物质基础既是社会制度规范也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吉登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将信任理解为是一种心理行为，并且认为信任是对人对物可靠性的期望，他强调了信任的心理感受性，也暗指了之需和规范对信任产生基础作用，但是他确没有强调社会时间对信任的作用。
信任是社会交往主体在社会交往、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孕育、产生、增强与扩展的，是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的产物，我们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关系，它涉及的是个人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于这个生活世界中，并与他人呈现出何种关系状态，它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或者心理吸纳性，在本质上更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或社会现象。所以研究信任要把信任放在社会交往、社会实践的历史潮流中来考察才更具科学性。
三、吉登斯信任观的当代启示
(一)现代性的辩证否定性。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传统是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而进行，但是传统又不可能自动延伸出现代性，传统应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发展，现代性也应在传统中批判地吸纳合理成分。在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应该 正确认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就是怀疑、批判、否定，就是反传统，但是人不能没有传统，传统还有在批判与否定之中获得新生。传统与现代性是辩证否定的两个方面：传统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发展，现代性在传统中批判地继承合理成分。正如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思想所努力揭示的一样，对现代性的否定应当坚持辩证否定的原则，而不是绝对否定，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它的否定性中包含着某种肯定性。
吉登斯对于知识的反思性作用的论述也在说明，现代性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和多变性。这就从反思的视角重新界定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微妙关系，指出了现代性实质上是在反思作用下对传统的“扬弃”。故而，我们认为现代性意味着要打破传统，没有对传统的解构或批判否定，就不可能有现代性，更不要说进步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绝对地抛弃传统。
(二)制度完善缓解信任危机，制度信任的终极目标是人的信任。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或规则，使得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从而为社会交往提供了一种确定的秩序。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信任依赖于秩序的稳定，同时又促成秩序的稳定。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制度是人类信任的基础，人类在适应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为了应对自然和社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创设制度，制度降低或减少了事实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制度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稳定的“客观秩序”，打破了传统对于人群和地域的限制，给社会营造一种信任的气氛，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制度本身不是我们的信任的最终目标，只有生活于制度的人才是信任的对象。信任制度在更大程度上“正是制度的这种暗含的规范意义以及我假定它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道德合理性使我信任那些处于相同制度中的人。”这就是说制度的目标是人的信任，信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实际上是为人与人的交往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只要制度是可信的、牢固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所以，信任归根结底体现为人的信任，人是信任的终极主体，人的信任是制度信任的终极目标。
总之，秩序是个人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共同条件，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吉登斯的信任以时空秩序为特点，是与现代性制度相联系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这种机制通过促进秩序进而促进信任，人的互信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社会秩序的稳定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吉登斯；信任；风险；制度
我国正经历着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与日常生活交往方式的转向变革。这种转型变革，不仅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而且几乎是所有社会规范准则的转化，更是一种发生在人自身、灵魂和精神中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也是一种人的实际生存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的改变。正是在这种转型变革的背景下，人在存在方式上感到了无比的焦虑，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信任危机的存在。
一、吉登斯信任观的内容
吉登斯的信任开始于对现代性特征的探讨，“为了继续关于现代性特征的讨论，我将集中讨论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之需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自己的生活模式，信任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的正确性的信念。很明显，他对于信任的定义比较宽泛，既包括“人对物的信任”，也包括“人对人的信任”。而“人对物的信任”不是指对某一事件的信任，而是指对某一系统的信任，吉登斯所谓的系统指的是抽象系统，它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组成。
现代性一方面降低了某些领域和某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带来经济增长机制崩溃的风险、监督与极权增长的风险、战争工业化带来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工业主义带来生态环境和生态灾难的风险等。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与风险保持一种平衡。
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人们出于理性，一方面要信任这些抽象系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这种抽象系统的可靠性保留某种理性的怀疑与审视。这样看来现代性交往的不在场也是一种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伴随这符号标识系统与专家系统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大。信任原本是要降低风险，但是信任本身亦有可能蕴含着某种风险。
这样看来不论是现代性制度带来的风险还是抽象系统带来的风险都是和信任存在这某种关联，所以吉登斯断言，信任与风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二、吉登斯信任观的评价
吉登斯的信任观研究对于我们从本体论意义上认识信任危机的根源以及在方法论意义上认识信任研究方法的转向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吉登斯的信任观同样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一)本体不安全催生信任危机。
吉登斯的本体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它是一种在时间上连续和有序的感受。从传统向现代过度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价值范畴，“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现代性过程不仅仅影响到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为根本的是人的价值坐标体系、存在意义标尺受到了有力的冲击。在这种变革的冲击之下人们的行为活动不自觉地披上了虚假的外衣，偶然性支配着一切。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形成的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已失却其现实的有效性，人们在一种苦恼与痛楚的疑惑之下，逐渐对既有的日常生活丧失其信心与信任。这种漂泊的不安全感，与对事物的不确定感渐渐孕生出人们的信任危机。
传统社会中作为信任基础的安全感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改变，个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与社会风险性突然增大，人们在这突然变化之下反思自己存在及其交往方式，反思既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体系的合理性，此时，社会日常生活中信任危机就开始酝酿。人们缺乏安全感，发觉这个社会缺乏一种在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起稳固的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信任危机由此而催生。
(二)从人际信任转向了制度信任。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空间与地点的一致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社会生活总是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主要靠习俗和伦理道德来维系，对这种承诺的可预期性与可信性，在实质上是前现代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而现代社会通过对“缺场”的各种要素的培养，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不在场承诺的社会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交往形式，人们的交往互动由以亲缘关系为主展开转向以业缘为主展开，有时空统一在场交往转向跨越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缺场交往世界之中，此时的信任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熟人之间的信任的依赖于对制度的信任。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信任作为人们一种带有社会性的普遍社会意识，从根本上是受社会存在和社会交往总体情况的制约的，也是受其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存在这不同的交往方式，也存在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信任模式，所以说吉登斯科学的指出了信任结构对人际关系的直接信任到对抽象制度体系的见解信任的转变，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了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向。
(三)忽视了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吉登斯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对人或系统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的正确性的信念，当然，信任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但是过分强调这种心理感受就大大削弱了吉登斯理论的深刻性。信任这种特殊意识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的，这种物质基础既是社会制度规范也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吉登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将信任理解为是一种心理行为，并且认为信任是对人对物可靠性的期望，他强调了信任的心理感受性，也暗指了之需和规范对信任产生基础作用，但是他确没有强调社会时间对信任的作用。
信任是社会交往主体在社会交往、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孕育、产生、增强与扩展的，是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的产物，我们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关系，它涉及的是个人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于这个生活世界中，并与他人呈现出何种关系状态，它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或者心理吸纳性，在本质上更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或社会现象。所以研究信任要把信任放在社会交往、社会实践的历史潮流中来考察才更具科学性。
三、吉登斯信任观的当代启示
(一)现代性的辩证否定性。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传统是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而进行，但是传统又不可能自动延伸出现代性，传统应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发展，现代性也应在传统中批判地吸纳合理成分。在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应该 正确认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就是怀疑、批判、否定，就是反传统，但是人不能没有传统，传统还有在批判与否定之中获得新生。传统与现代性是辩证否定的两个方面：传统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发展，现代性在传统中批判地继承合理成分。正如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思想所努力揭示的一样，对现代性的否定应当坚持辩证否定的原则，而不是绝对否定，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它的否定性中包含着某种肯定性。
吉登斯对于知识的反思性作用的论述也在说明，现代性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和多变性。这就从反思的视角重新界定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微妙关系，指出了现代性实质上是在反思作用下对传统的“扬弃”。故而，我们认为现代性意味着要打破传统，没有对传统的解构或批判否定，就不可能有现代性，更不要说进步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绝对地抛弃传统。
(二)制度完善缓解信任危机，制度信任的终极目标是人的信任。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或规则，使得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从而为社会交往提供了一种确定的秩序。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信任依赖于秩序的稳定，同时又促成秩序的稳定。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制度是人类信任的基础，人类在适应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为了应对自然和社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创设制度，制度降低或减少了事实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制度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稳定的“客观秩序”，打破了传统对于人群和地域的限制，给社会营造一种信任的气氛，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制度本身不是我们的信任的最终目标，只有生活于制度的人才是信任的对象。信任制度在更大程度上“正是制度的这种暗含的规范意义以及我假定它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道德合理性使我信任那些处于相同制度中的人。”这就是说制度的目标是人的信任，信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实际上是为人与人的交往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只要制度是可信的、牢固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所以，信任归根结底体现为人的信任，人是信任的终极主体，人的信任是制度信任的终极目标。
总之，秩序是个人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共同条件，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吉登斯的信任以时空秩序为特点，是与现代性制度相联系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这种机制通过促进秩序进而促进信任，人的互信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社会秩序的稳定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