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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天然资源如能源、粮食、水等原材料的价格普遍在下跌，支持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但这一美好的时代似乎已终结，单单过去十年就完全吞没了上世纪的价格跌幅。随着资源版图变迁，人们不禁要问，居高不下的资源价格和不断增加的经济、社会、环境风险，未来是否将成为常态？
类似的担忧过去也曾多次出现，但回头看来，当时的风险其实并不存在。1798年人们最担心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当时马尔萨斯提出著名的“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非可得耕地所能承载，必将导致贫困和饥荒。拜工业革命所赐，马尔萨斯当初预想的“悲惨世界”并未出现。随着工业革命横扫英国，接着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土地可得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因而被打破了。尽管马尔萨斯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曾因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关于成长限制的观点得以短暂复兴，但主宰20世纪的学说是，市场通过提供充足的供应和生产力成为拯救力量。
事实证明此论述（也是当时的盼望）大致上并没有错。随着科技进步、发现并推广新的低成本供应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按实际计算的商品价格指数在20世纪期间下跌了将近一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毕竟20世纪全球人口的成长有4倍之多，全球经济产出大约提高了20倍，相当于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剧增600％至2000％。
过去十年资源价格攀升，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一次让关于资源的辩论升温。市场和创新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答案，并有可能会再一次力挽狂澜，令全球脱离困境。当今，人、设备、感应器通过数字网络连接在一起，让数据的产生、沟通、分享和取得实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网络有助于资源体系的生产力转型：创造出高智能电网，支持高智能建筑，强化能源勘探所用的3D和4D地震技术；数字网络甚至还对身处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小型农户形成影响。来自航天产业的技术帮助风力发电效能转型，材料科学的进展大大改善了电池的性能，改变了电力储存潜力，长期而言，使得交通运输业的能源选择趋于多元化。有机化学与基因工程将有助于培育下一次绿色革命：改变农业生产力、生物能源供给、陆地碳吸存。简言之，资源科技与时俱进，但攀升的资源价格更有可能加快创新速度。
然而，当前挑战的规模不容小觑，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得以应用并提升资源效率的技术，其阻碍更不容低估。未来20年资源冲击的形态将与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冲击大相径庭。目前全球18亿中产阶级消费者，20年后，此一群体将猛增30亿人，由此大大增加了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届时需求巨增，但寻找供给新来源和开发资源的挑战却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尽管主要资源业出现技术改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挑战更为艰巨的另一项就是资源之间关联性更为密切，只要一种资源出现短缺和价格波动，其他资源就会迅速受到牵连，加深风险。此外，增加资源消耗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也让资源供应体系更为脆弱、易受波及，其中粮食体系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不仅仅是粮食，例如一旦降雨形态改变、用水增加，不只是贡献17％供电的水力发电受到牵连，火力发电厂和其他用水密集的能源获取方式也都难逃冲击。最后，对全球众多人口无法取得能源、用水、食物，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担忧日渐加深。
本研究的观点是，在增加供给的同时，需要实现资源在获取、转换和使用上的生产力大跃进，未来20年才可能避免出现资源匮乏。好消息是，我们找到了机会，足以增加供给、提高生产力，克服资源挑战。目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公私部门能否落实所需步骤，确实快速掌握这些机会，避免未来资源价格更高、波动性更大，出现不可逆的环境破坏。
我们的分析显示，改善资源生产力的现行措施将可满足2030年将近30％的资源需求。这些措施可完全抵消在基本情境下未来20年预期新增的土地需求，满足80％预期新增的能源需求、60％预期增加的水资源需求，以及25％预期增加的钢铁需求。
我们预估2030年与这些改善生产力机会相关的社会价值总计将达2.9万亿美元，包括所节省资源的市场价值，此系以目前价格计算，尚未纳入环境效益和补贴经费。假设每吨碳价格30美元，同时取消能源、农业、水资源补贴，废除能源税，此机会的价值将提高至3.7万亿美元。从改善建筑能效，到改用高效灌溉方式，我们发现以下15个机会领域就能实现这一生产力价值的75％。这将有可能与20世纪劳动力革命获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不过，要把握这些机会绝非易事，我们估计其中只有20％为较易获得，约40％的机会在实施过程障碍重重。当然，如果资源价格不断大幅攀升，市场作用力势必会努力提升资源生产力。
单单提升生产力不足以满足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需求规模，同时必须增加供给。以能源为例，新增供给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会来自如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快速发展。
尽管增加供给、提高资源生产力可满足预估的全球资源需求，但可能还不足以在无可避免的摄氏两度之外，阻止进一步的全球变暖，也无法减缓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贫困问题。可能需进一步改变资源供给来源组合，增加投资，才能真正应对来自气候变迁和资源贫困的挑战。此一投资本身就可能带来成本的渐进变化，例如我们的研究显示，加速可再生能源技术升级，可迅速降低成本，好比太阳能的生产价格在2020年可降低到每瓦1美元，比2007年每瓦8美元、2010年每瓦4美元低得多。
实现所需的生产力改善，获得所需的供给成长，是一项既庞大又复杂的任务，实施起来绝非轻而易举，摆在前面的是一条阻碍重重的道路。要克服这些障碍，必须在地方、全国、地区、全球各层级展开行动，改革组织形态和机制，应对资源体系之间关联性更强的特性，发展出协调性更高的方式，应对资源挑战，处理资源议题。
除了资源管理必须转向整合度更高的方式，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考虑在三大领域采取行动，应对资源挑战。
首先，回顾历史可知，那些强劲、可持续的价格信号是改善资源体系绩效的主要驱动因素。政府需要考虑取消高达1万多亿美元包括能源和水等资源补贴，虽然此举看似降低了民众的使用价格，事实上鼓励了他们不节约使用资源商品。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政府也需要通过碳定价等机制，使得资源价格真实反映对环境的影响成本。
其次，虽然修正价格有助于应对资源挑战，但仍需采取行动确保有充分资金，以解决与财产权、奖励议题和创新相关的市场失灵问题。
再次，当社会面对资源挑战时，公共政策有助于强化社会长期韧性，诸如采取措施提高对于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的认知，建立妥善的安全网，减缓这些风险对社会最贫困群体的冲击，教育消费者和企业改变行为，适应当前资源受限的实际情况，增加取得现代能源，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
新时代同时为企业带来机会和风险。大多数产业的企业从上世纪下滑的资源价格中受益，令企业得以专注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力。但未来20年，资源相关趋势将影响多个产业的竞争态势，企业战略需要更加关注资源生产力，采取更为联合的方式，了解资源会如何影响利润，贡献新成长，带来革命性的创新机会，引发资源供给新风险，导致竞争不对称，并改变整体立法背景。
本报告将分七部分概述我们的主要发现结果。
1.20世纪逐渐降低的资源价格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指标衡量，20世纪主要资源按实际计算的价格下跌了将近一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毕竟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了4倍之多，全球经济产出大约提高了20倍，代表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剧增600％至2000％。资源价格下滑是由于科技进展迅速，以及发现新的低成本供应来源。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资源定价并未真实反映出生产的完全成本（例如能源补贴或未定价的水资源）和资源使用相关的环境效应（例如碳排放）。
2.全球或将迈入资源价格高涨震荡的时代
随着资源商品需求旺盛，单单过去十年就扭转了资源价格百年来的跌势。除了上世纪70年代，当今资源价格的波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未来20年的资源挑战在以下五大方面与以往挑战大不相同：
（1）未来20年，中产阶级消费者数量将新增30亿人。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快速，推动未来20年全球经中产阶级消费者增加30亿人之多。印度和中国的成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其速度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改善平均收入速度的10倍左右，规模则是当时英国的200倍。中产阶层消费者将增加对汽车的需求，我们预测，至2030年全球汽车数量将倍增达17亿辆。他们有能力负担更高的营养水平，未来20年印度人摄取的热量将增加20％，中国人摄取的肉类可能将提高40％，达到每年75公斤（165磅，仍远低于美国人的摄取水平）。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也将引发全球城市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每年新增的建筑面积可能是美国芝加哥市所有住宅和商业用地的2.5倍，印度每年新增的建筑面积则相当于一个芝加哥市。
（2）届时需求巨增，但寻找新供给来源和开发资源的挑战却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未来20年内，大部分资源不太可能出现绝对性短缺。历史显示不论在任何情况，政府、企业、消费者对于原材料可能出现短缺风险的预期，只会有效推动创新。不过，当今供给面越来越难以对不断攀升的需求作出反应，预示着未来小小的需求变动引发的波动将更大。我们相信此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毕竟许多资源的长期边际成本也不在断上涨，这是由于供给加速消耗，除了众所周知的天然气和再生能源，其他新供给来源往往位于较难接近、生产力较低的地点。可行的石油开采方案规模大多比以往小，且成本更高——平均每座油井的实际成本在过去十年增加了1倍。而在新矿藏的开采上，尽管开采支出增长了4倍，开采量却大致持平。另外，用水需求增加，预示着某些国家来自重力排注或去盐化等来源供给的边际成本会大幅攀升。随着城市化以空前规模迈进，城市的新建和扩建到了2030年可能会吞蚀多达3000万公顷最肥沃的农田，相当于目前可耕作土地的2％。
（3）资源之间连接日深。过去十年，各种资源的价格和波动性让资源之间的连接日益紧密，某种资源的短缺和价格波动很快会影响其他资源。当前资源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比上世纪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密切，而且许多因素互相作用不断加深连接。举例来说，水能源出现紧张归因于地下水位下降、去盐化增加，以及大规模地表调水工程的发展（如中国南北水调工程每年调动450亿立方米的用水）。非常规能源来源将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如钢），产业数据显示非常规方法（如水平钻井）使用的钢量是传统垂直钻井的4倍有余。未来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些连接，假使碳每吨价格为30美元，通过能源生产或运输的产品，总成本中能源所占的比例将更高。
（4）环境因素制约了生产。土壤侵蚀、地下水过度开采、海洋酸化、森林砍伐、鱼种减少、无法预估的气候变迁风险加成作用和其他环境效应，提高了资源生产和更广泛经济活动的限制。以鱼种为例，联合国粮农组织预估目前有25％的鱼种过度捕捞，另有50％的鱼种属于完全捕捞。气候适应经济学工作组的一项最新研究重点考察了目前气候型态和2030年气候变迁情境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气候型态将导致某些地区面临GDP每年下滑1％至12％的风险。生态系统暨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估计全球剩下的自然地区，将有11％可能会在2050年前消失，主要是由于土地转为农业用途，这将对许多产业带来经济影响，例如医疗产业中的制药业大量利用生物多样性，所有目前可得的抗癌药物中，42％为天然药物，34％为半天然药物。
（5）对于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担忧加剧，也将促使人们采取行动。预估目前全球仍有13亿人口无电可用，27亿人口以传统生物能源烹煮食物，约9.25亿人口营养不良，约8.84亿人口缺乏基本用水。如此庞大的能源、用水、食物供应基本需求缺乏，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
主要资源的市场紧缩、价格上涨、需求增加，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殃及人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民众），增加公共财政压力，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商品价格上扬增加了制造商生产成本，降低了家庭的选择性消费。当然，主要资源出口国经济将受惠于资源价格上涨，但却不太可能完全抵消对商品进口国家产生的负面冲击。整体而言，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和企业调整适应涨价，可能对于全球短期经济产生负面冲击。高价格是一个问题，价格波动是另一个问题。资源价格的波动性变大，不确定性提高，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让企业对投资却步，或决定延缓投资，因而增加了防范资源相关风险的成本。
资源价格上涨会对（城市和农村）贫困人群造成严重冲击，毕竟这一群体的能源和食物支出比例较高。以印度农村贫困人口为例，食物支出约占家庭收入60％，能源支出占了12％。世界银行估计近期粮食价格的上涨，令全球4，400万人在2010年后半年陷入贫困（尽管某些农户从高涨的粮食价格中受惠，但通常是规模较大的农业生产商获益）。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20年，全球新增的30亿中产阶级人口也会受到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的波及。按每天10美元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产阶级的食物支出比例将达35％，能源支出将至少占10％。粮食和能源价格只要上涨20％，代表余下可购买其他商品服务的收入将减少16％。大量学术研究发现，社会动乱与骤涨的粮食价格往往脱不了关系。2007年、2008年粮食价格的上扬引发48个国家的抗议和暴动，2011年也出现几波类似动乱。
许多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逐渐发现，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价格高涨，本已吃紧的公共财政将更为窘迫。许多国家目前对资源进行补贴，因此会受到价格上涨的直接冲击。时至今日，各国政府补贴资源消耗的经费高达1.1万亿美元，许多国家承诺的能源补贴为GDP的5％以上。
3.必须大幅增加供给才能满足未来需求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面临持续严峻的资源需求时可能考虑的三种应变之道。第一个假设情境是供给扩张，也就是假设资源生产力的增长低于我们的基本预测，要满足需求只能靠扩张产能。在此情境下，关键资源的供给为了满足日渐扩大的全球需求而扩张，避免了现有供给被耗尽。在此我们必须强调，不论是在此情境或是其他假设情境下，我们都不考虑动态因素(例如价格因需求增加而飙升)来抑制需求。
水和土地可能是供给面最大的挑战。我们估计未来20年水和土地的增加速度必须要比过去20年分别提高140％和250％。这样的扩张速度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境下，2030年的用水量将增加185万吨，较目前水平多出30％。退化的森林将增加1.4亿至1.75亿公顷。203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增加660亿吨，根据一些预测，这些数值或将造成在本世纪末之前全球平均升温5摄氏度。
这样的扩张速度还将面临资本、基础建设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假设没有例外的特定部门通货膨胀，满足未来对钢铁、水、农产品和能源的需求，每年需要大约3万亿美元的资金投资。这比近期多出1万亿美元，且届时全球资本成本可能将越来越高。此外我们需要投入额外的资金来协助居民众适应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可能影响，所投入的资金也可能将用来应付洪水与沙漠化的风险。有关这部分额外投资的金额，各机构的预测差异颇大，从每年不足500亿美元到超过1500亿美元都有。除了庞大的额外资本要求，扩张供给也存在着实施和政治上的难度。例如，将近一半的新铜矿项目是在政治风险度极高的国家。超过八成未开发可耕地位于基础建设不足或有政治风险的国家。供应链瓶颈也是一大风险，因为它可能增加供给扩张的成本，延长相关工作进程，造成进度严重滞后，提高了投资人的风险。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可以开创新的供给来源。页岩气就是一个例子。在美国，页岩气因为水平钻井技术的进步得到快速发展。页岩气在美国整体天然气供给的占比已从2000年的2％窜升至2009年的16％。这样的发展支持了电价调低，也在全美四个主要页岩气产地创造了26万个工作岗位。页岩气未来在全球主要能源结构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天然气黄金年代”假设情境，页岩气在主要能源结构中的天然气贡献度将从目前的22％提高到2030年的25％。然而，页岩气生产对空气、水源和土地造成潜在的环境影响风险，目前尚未完全被了解。这些风险造成五个国家叫停页岩气生产。
供给的快速扩张可能带来机会，也可能形成挑战。如果能明智地利用资源需求，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有机会翻身。在此情况下，最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将是天然资源高度依赖进口和经济结构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国家——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2030年的谷物需求将分别有5％和15％依赖进口，而2010年这两国还是谷物商品净出口国。
4.资源生产力的微幅调整是可行的
我们可以开发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刺激资源的开采、转换与终端使用。第二个假设情境——生产力提升——采纳第一个情境的生产力增长率假设，再加上各种刺激资源生产力的机会，来填补剩余的供给不足。能源、土地、水源和原材料等方面的机会可以应对30％的2030年总体需求。
如果能实现所有提高资源生产力的机会——包括采用一些较难的杠杆，2030年可以为全社会每年节省2.9万亿美元的成本（以目前价格来计算的话）。如果假设每吨碳价为30美元，能源、农业和水力补贴也被取消，能源税也完全不征收的话，生产力提升机会的整体价值可增加到3.7万亿美元。目前各国政府很少在国家成本中为水力资源定价，同时高额补贴能源和农业，全球碳价格也付之阙如。如果未来的能源市场价格超过今日价格，所产生效益的整体金额会更高。在所有可行的机会中，70％的内部回报率 (IRR) 超过10％ (以目前价格计算)。如果将资源使用的外部性和补贴等因素考虑在内，这个比例可以提高至80％。如果不含能源税，且假设社会折价率为4％，那么该比例可以再上升至90％。
在生产力提升情境中，能源安全的顾虑可能将消除一部分。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研究发现，目前至2030年，亚太地区和欧洲可能必须依赖进口才能满足80％的石油需求。但是在生产力提升情境中，石油需求将比其他情况低20％ (每日0.83亿桶 vs.1.03亿桶)。石油到2030年仍将在公路运输的燃料需求中占79％ (目前的占比是96％)。如果2030年以前第二代生物燃料的生产与使用能显著提高，且电力部门结构出现大规模转变，石油发电完全被排除，那么石油需求可以每天再减少700万桶，即从8，300万桶降至7，600万桶。这将使石油在道路运输能源中的占比降至63％，不足的部分由生物燃料 (23％)、电力 (13％) 和其他燃料 (1％) 补足。
碳排放在2030年将减少至每年480亿吨，距离450ppm (parts per million)的目标已经挺进一半，在450ppm的情况下，2030年的碳排放将仅达350亿吨。小型农场与大型农场的产量提高，加上其他生产力提升机会 (例如减少食物浪费)，将使耕地需求从目前的3.25亿减少至2.15亿公顷。这将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广泛的效益，而且由于靠雨水灌溉的土地生产力提高，靠人工灌溉的土地的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用水量将跟着大减。食物与能源在转换过程和终端使用的生产力提高，造成需求减少，这有助于降低两者的价格，创造多种多样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对于适应气候变迁所需的投资，也将受到影响而或多或少有所缩减。
提高生产力所需的9000亿美元投资，可以创造900万至2500万个工作岗位。更长期来看，这项投资可能减少资源价格的波动，进而降低不确定性，鼓励投资，并刺激新一波的长期投资。通过减少资源进口的开支、提高企业成本竞争力，生产力提升机会也将有助于强化许多资源净进口经济体的贸易平衡。
为了确定各项资源生产力提升举措的优先级，我们开发了一张综合的资源生产力成本曲线。其中将超过130项可能的资源生产力措施归类为机会区，优先挑出前15大措施 (在总资源生产力提升效益的占比总共达75％)。前三大措施将实现三分之一的总潜在效益。虽然各项机会都有一个主要的受益资源，但也常有横跨多个资源的溢出效益产生，包括碳在内。
这15项机会分别是：
（1）建筑能效
（2）增加大型农场的产量
（3）减少食物浪费
（4）减少市政用水漏损
（5）城市紧凑化
（6）提高钢铁业能效
（7）增加小型农场的产量
（8）提高运输能效
（9）提高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渗透率
（10）降低土地退化
（11）改善钢材的终端使用效率
（12）增加石油与煤的开采
（13）改善灌溉技术
（14）公路货运改为铁路和船运
（15）提高发电厂效率
页岩气和再生能源不包含在本分析中，因为我们将之视为新供给来源而非改善资源开采、转换和终端使用的机会。非传统汽油 (包含页岩气) 和再生能源的潜在资源效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根据初步推算，其规模应该可以排进前十大机会中。在非传统汽油方面，天然气价格的降低以及部分额外碳效益可以在2030年创造每年5，000亿美元的节省。至于可再生能源，风力、太阳能和地热仅仅靠减碳就能创造每年1350亿美元的节省 (假设碳价格为每吨30美元)。还有其他难以量化的效益，如针对高度波动的燃料价格提供避险、比目前使用化石燃料来得低的健康成本。最后，如果可再生能源有新的技术突破，总节省金额将再增加750亿美元。
5.需额外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无差别的能源供给渠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称，光靠提升能源生产力不足以达到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450ppm的目标，这是把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的相关条件。因此本报告提出第三个假设情境——气候变化情境。要达到450 ppm关卡，2030年的碳排放目标就必须从生产力提升情境所假设的每年480亿吨降低至350亿吨。因此用电结构必须从高碳电力(如煤)大幅转向通过可再生能源产生的低碳电力，公路运输的生物燃料产量也必须增加。同时也必须通过增加造林(目前估计全球超过20亿公顷)、改善林地管理以及增加牧地生产力等措施，来进一步降低土地使用的碳排放。
视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速度而定，未来20年需每年比生产力提升情境多投入2600亿至3700亿美元，才能落实此计划。这仅为目前化石燃料补贴的60％至90％，并且还有助于减少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投资。所谓的无差别能源供给渠道，是指提供所有人清洁、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服务，用以烹煮、供暖、照明和通讯，若以每人每年250kw/h到500kw/h的“基本”情况为例，未来20年需要每年约500亿美元的投入。这对经济增长和教育有着庞大的贡献 (比方说贫困地区儿童夜间可以学习)，且能加速科技渗入较贫困的农村地区。不过因为无差别供给而导致能源需求的增加，也会使得碳排放增加零点几个百分比。
6.解决能源议题必须从改变制度化的观念和机制开始做起
政策制定者要如何在这复杂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呢？要克服眼前的障碍，就必须建立新的组织心态和机制，将系统化的资源管理方式交叉建立在组织中，并纳入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核心部分——能源、水利、农业——可能需要额外资源来协助处理眼前的挑战。
许多政府不倾向用整合的方式处理资源议题。例如与水相关的议题通常围绕在水利、农业、城市发展和环境 (例如河川质量)等部门间。土地使用议题则往往由中央政府层级的农业、渔业和环境部委处理，但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分布在省和地区层级。至于土地使用，许多政府仍面临难题，无法建立一套协作机制，用单一完整的程序来辅助可持续的农村和农业发展、减少林地滥垦和提高食物安全。有时国际发展协助系统可能会加重这种情形，因为国际组织有许多各自专注于自己专门议题的下属机构。
以单个部门为主导的分散型组织形式会使政府面临无法有效将机会优先排序的风险。我们在本报告中所强调的15个优先机会，似乎并没有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讨论。审视相关媒体报导会发现，有关资源生产力提高机会的篇幅十分有限。本报告所发现最大的机会是建筑能效，这方面的确占据不少媒体版面，但其他领域像是食物浪费和提高大型农场产量，虽然其潜在成效十分显著，得到的媒体关注却是少之又少。
除了转变组织心态和机制，政府部门也应考虑以下三方面的行动：第一，必须加强而非挫伤市场信号；第二，各种非价格相关的市场失调必须被矫正；第三，必须增强社会的长期耐力。
A.强化价格信号
虽然捕捉为数众多的生产力提升机会能为社会带来可观的效益，但许多机会对民间投资人来说并不具吸引力。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资源价格处于高度波动时，未来价格演进的不确定性会让投资人难以判断其投资的回报率，这将成为阻止投资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国家的财政制度事实上是资源有效使用的不利因素，因为全球每年的资源补贴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而对于碳排放这类产生环境影响，市场往往未能给出一个定价。如果将农业、能源和水利补贴取消，同时将碳排放定价为每吨30美元，资源生产力提升机会对民间投资人的吸引力将大为提高。最后，政府是否应提供资助给可再生能源这类的机会，相关疑虑依然存在，这也意味着投资人会要求更高的回报来弥补这方面的风险。政府如能设立稳定有效的政策制度来强化市场信号，确保足够的回报吸引民间投资人，就可从中受惠。
B.应对(非价格)市场失调
政府可以积极消除各种与价格无关的障碍。缺乏清晰的产权，尤其是农林业，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加强公共资源治理与规划的障碍。许多可获利的能效机会都是因为制度因素而未能落实，例如房东必须负担高能效隔热设施的成本，但享受到便宜能源账单的却是租客。政府的效率标准可以有效消除此类障碍，且这么做的成本很低，但相关标准的设计必须能鼓励，而非阻碍了市场导向的创新。
资金渠道也是一个需克服的重大障碍，因为实现资源革命大部分在资本市场开发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70％至85％提升资源生产力的机会都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机制，包括贷款担保和其他风险分摊工具能鼓励金融机构放款。跨国开发银行也能有效提供优惠贷款和混合贷款。有些政府也开始鼓励能源服务公司、按揭公司和承销公司合作，将彼此的技术专业和长期融资结合起来。新形监管和国家风险保险也是必要的。
协助实现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的生产力分析是以目前已能使用的技术为基础。但要应付2030年以后的资源挑战需要更多创新技术。资源相关的创新方案，其配套措施有许多是与整体经济相吻合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激烈的竞争、更开放的国际贸易规范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排除阻碍创新的路障固然重要，扩大相关资源研发投资更是必须。政府采购规定可以支持绿色技术的扩张，也可以有针对性的投资于相关基建，例如利用智能电网将电动车的高渗透率与再生电力的部署连接起来。
C.培养社会的长期耐力
社会在面对资源挑战时必须加强长期的耐力，提高对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的意识，建立合适的安全网来减轻这些风险对最贫困人群的冲击，并教育消费者和企业正视当前资源短缺的现实，调整自身行为。
横跨所有资源的所谓有效早期预警系统并不存在，因此无法给予投资人有关供需和潜在风险的必要国家与综合国际情报。要建立这样的系统，需投入高额的公共投资以捕捉有关资源、环境健康指标、气候系统动态的主要可用数据，以及用来分析经济增长、资源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所需的复杂建模工具。远程感应工具的进步和大数据管理将有助于此。加强与主要生产力提升机会相关的指标，也能获取庞大效益。政府还可通过建立强制家电能效标杆，以及扩大最佳实践的跨区域和跨城市分享机制(例如C40城市论坛)，来协助企业和家庭获取有关生产力提升机会的信息。
提高资源获取渠道是整个社会在面对资源相关趋势时适应性更强的一个重要元素。要让全球每人每年能有250kw/h到500kw/h“基本”用电量的能源使用渠道，未来20年需要的成本大约不到500亿美元。与之伴随而来的，是社会保护机制的扩大以及对重要保护体制弹性的投资，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的处理资源和气候相关冲击。
当人们改变旧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行为，变革才最有希望发生。在许多发达国家，除了20％至30％的社会最底层家庭，资源价格只占全部家庭预算的极小部分。换句话说，在价格信号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行动来改变人们对资源使用所做的选择。
本报告明确了改变行为的四大关键要素：第一，行为的改变必须要有明确的示范和领导层的以身作则。比如摩洛哥根据该国的新合同农耕方式协助建立转型推出的试点计划。第二，除了30亿新增中产阶级消费者，政府可以选择OECD经济体中更为富裕的消费者，加强他们对可持续性议题的信念与理解。这些人的资源足迹是新中产阶级的好几倍。例如，在北美与大洋洲，消费者购买的蔬果有1/3最后被丢弃；第三，奖励诱因和正式机制可以鼓励变革，特别是通过在过渡期间减轻对部分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影响。丹麦能源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补偿(有条件的视能源生产力的改善目标达标率)受影响最深的几个行业；第四，必须开发新的人才与技能来支持行为改变。例如，在澳洲水利改革期间，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培训农民提高水源效率相关技术。
7.企业应考虑如何调整战略，以反映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
20世纪大多数时候，民营企业的战略和商业模式规划都是建立在这一不言自明的假设上：资源价格的实际成本会保持长期稳定甚至下跌。结果就是企业一直致力于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生产力。但是企业现在必须将战略和运营重心放在资源生产力上。成功提高资源生产力，就有可能开发结构性成本优势，改善其捕捉新增长机会的能力，尤其是在资源稀少、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市场。资源生产力的提升对于直接面对客户的企业来说将有着特别显著的效益，包括消费产品、消费电子和零售业。对于资源供应企业来说，资源价格的提高未必会在景气循环周期中转换成较高的利润，但是资源价格攀升几乎一定会导致政府采取监管行动，以及对上游的资源征税。
资源相关趋势的战略意义很可能对每个部门都不一样。但即使如此，企业如果能更系统化地了解资源如何影响其利润、创造新的增长机会与颠覆性技术，以及对公司的风险管理和监管构成的新压力，必将从中获益。行业领导人可以更进一步努力制定行业标准，提高整个供应链上资源生产力的透明度，改善该行业环境足迹的端对端衡量。
三位作者任职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类似的担忧过去也曾多次出现，但回头看来，当时的风险其实并不存在。1798年人们最担心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当时马尔萨斯提出著名的“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非可得耕地所能承载，必将导致贫困和饥荒。拜工业革命所赐，马尔萨斯当初预想的“悲惨世界”并未出现。随着工业革命横扫英国，接着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土地可得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因而被打破了。尽管马尔萨斯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曾因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关于成长限制的观点得以短暂复兴，但主宰20世纪的学说是，市场通过提供充足的供应和生产力成为拯救力量。
事实证明此论述（也是当时的盼望）大致上并没有错。随着科技进步、发现并推广新的低成本供应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按实际计算的商品价格指数在20世纪期间下跌了将近一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毕竟20世纪全球人口的成长有4倍之多，全球经济产出大约提高了20倍，相当于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剧增600％至2000％。
过去十年资源价格攀升，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一次让关于资源的辩论升温。市场和创新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答案，并有可能会再一次力挽狂澜，令全球脱离困境。当今，人、设备、感应器通过数字网络连接在一起，让数据的产生、沟通、分享和取得实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网络有助于资源体系的生产力转型：创造出高智能电网，支持高智能建筑，强化能源勘探所用的3D和4D地震技术；数字网络甚至还对身处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小型农户形成影响。来自航天产业的技术帮助风力发电效能转型，材料科学的进展大大改善了电池的性能，改变了电力储存潜力，长期而言，使得交通运输业的能源选择趋于多元化。有机化学与基因工程将有助于培育下一次绿色革命：改变农业生产力、生物能源供给、陆地碳吸存。简言之，资源科技与时俱进，但攀升的资源价格更有可能加快创新速度。
然而，当前挑战的规模不容小觑，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得以应用并提升资源效率的技术，其阻碍更不容低估。未来20年资源冲击的形态将与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冲击大相径庭。目前全球18亿中产阶级消费者，20年后，此一群体将猛增30亿人，由此大大增加了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届时需求巨增，但寻找供给新来源和开发资源的挑战却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尽管主要资源业出现技术改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挑战更为艰巨的另一项就是资源之间关联性更为密切，只要一种资源出现短缺和价格波动，其他资源就会迅速受到牵连，加深风险。此外，增加资源消耗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也让资源供应体系更为脆弱、易受波及，其中粮食体系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不仅仅是粮食，例如一旦降雨形态改变、用水增加，不只是贡献17％供电的水力发电受到牵连，火力发电厂和其他用水密集的能源获取方式也都难逃冲击。最后，对全球众多人口无法取得能源、用水、食物，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担忧日渐加深。
本研究的观点是，在增加供给的同时，需要实现资源在获取、转换和使用上的生产力大跃进，未来20年才可能避免出现资源匮乏。好消息是，我们找到了机会，足以增加供给、提高生产力，克服资源挑战。目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公私部门能否落实所需步骤，确实快速掌握这些机会，避免未来资源价格更高、波动性更大，出现不可逆的环境破坏。
我们的分析显示，改善资源生产力的现行措施将可满足2030年将近30％的资源需求。这些措施可完全抵消在基本情境下未来20年预期新增的土地需求，满足80％预期新增的能源需求、60％预期增加的水资源需求，以及25％预期增加的钢铁需求。
我们预估2030年与这些改善生产力机会相关的社会价值总计将达2.9万亿美元，包括所节省资源的市场价值，此系以目前价格计算，尚未纳入环境效益和补贴经费。假设每吨碳价格30美元，同时取消能源、农业、水资源补贴，废除能源税，此机会的价值将提高至3.7万亿美元。从改善建筑能效，到改用高效灌溉方式，我们发现以下15个机会领域就能实现这一生产力价值的75％。这将有可能与20世纪劳动力革命获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不过，要把握这些机会绝非易事，我们估计其中只有20％为较易获得，约40％的机会在实施过程障碍重重。当然，如果资源价格不断大幅攀升，市场作用力势必会努力提升资源生产力。
单单提升生产力不足以满足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需求规模，同时必须增加供给。以能源为例，新增供给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会来自如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快速发展。
尽管增加供给、提高资源生产力可满足预估的全球资源需求，但可能还不足以在无可避免的摄氏两度之外，阻止进一步的全球变暖，也无法减缓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贫困问题。可能需进一步改变资源供给来源组合，增加投资，才能真正应对来自气候变迁和资源贫困的挑战。此一投资本身就可能带来成本的渐进变化，例如我们的研究显示，加速可再生能源技术升级，可迅速降低成本，好比太阳能的生产价格在2020年可降低到每瓦1美元，比2007年每瓦8美元、2010年每瓦4美元低得多。
实现所需的生产力改善，获得所需的供给成长，是一项既庞大又复杂的任务，实施起来绝非轻而易举，摆在前面的是一条阻碍重重的道路。要克服这些障碍，必须在地方、全国、地区、全球各层级展开行动，改革组织形态和机制，应对资源体系之间关联性更强的特性，发展出协调性更高的方式，应对资源挑战，处理资源议题。
除了资源管理必须转向整合度更高的方式，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考虑在三大领域采取行动，应对资源挑战。
首先，回顾历史可知，那些强劲、可持续的价格信号是改善资源体系绩效的主要驱动因素。政府需要考虑取消高达1万多亿美元包括能源和水等资源补贴，虽然此举看似降低了民众的使用价格，事实上鼓励了他们不节约使用资源商品。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政府也需要通过碳定价等机制，使得资源价格真实反映对环境的影响成本。
其次，虽然修正价格有助于应对资源挑战，但仍需采取行动确保有充分资金，以解决与财产权、奖励议题和创新相关的市场失灵问题。
再次，当社会面对资源挑战时，公共政策有助于强化社会长期韧性，诸如采取措施提高对于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的认知，建立妥善的安全网，减缓这些风险对社会最贫困群体的冲击，教育消费者和企业改变行为，适应当前资源受限的实际情况，增加取得现代能源，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
新时代同时为企业带来机会和风险。大多数产业的企业从上世纪下滑的资源价格中受益，令企业得以专注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力。但未来20年，资源相关趋势将影响多个产业的竞争态势，企业战略需要更加关注资源生产力，采取更为联合的方式，了解资源会如何影响利润，贡献新成长，带来革命性的创新机会，引发资源供给新风险，导致竞争不对称，并改变整体立法背景。
本报告将分七部分概述我们的主要发现结果。
1.20世纪逐渐降低的资源价格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指标衡量，20世纪主要资源按实际计算的价格下跌了将近一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毕竟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了4倍之多，全球经济产出大约提高了20倍，代表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剧增600％至2000％。资源价格下滑是由于科技进展迅速，以及发现新的低成本供应来源。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资源定价并未真实反映出生产的完全成本（例如能源补贴或未定价的水资源）和资源使用相关的环境效应（例如碳排放）。
2.全球或将迈入资源价格高涨震荡的时代
随着资源商品需求旺盛，单单过去十年就扭转了资源价格百年来的跌势。除了上世纪70年代，当今资源价格的波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未来20年的资源挑战在以下五大方面与以往挑战大不相同：
（1）未来20年，中产阶级消费者数量将新增30亿人。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快速，推动未来20年全球经中产阶级消费者增加30亿人之多。印度和中国的成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其速度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改善平均收入速度的10倍左右，规模则是当时英国的200倍。中产阶层消费者将增加对汽车的需求，我们预测，至2030年全球汽车数量将倍增达17亿辆。他们有能力负担更高的营养水平，未来20年印度人摄取的热量将增加20％，中国人摄取的肉类可能将提高40％，达到每年75公斤（165磅，仍远低于美国人的摄取水平）。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也将引发全球城市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每年新增的建筑面积可能是美国芝加哥市所有住宅和商业用地的2.5倍，印度每年新增的建筑面积则相当于一个芝加哥市。
（2）届时需求巨增，但寻找新供给来源和开发资源的挑战却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未来20年内，大部分资源不太可能出现绝对性短缺。历史显示不论在任何情况，政府、企业、消费者对于原材料可能出现短缺风险的预期，只会有效推动创新。不过，当今供给面越来越难以对不断攀升的需求作出反应，预示着未来小小的需求变动引发的波动将更大。我们相信此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毕竟许多资源的长期边际成本也不在断上涨，这是由于供给加速消耗，除了众所周知的天然气和再生能源，其他新供给来源往往位于较难接近、生产力较低的地点。可行的石油开采方案规模大多比以往小，且成本更高——平均每座油井的实际成本在过去十年增加了1倍。而在新矿藏的开采上，尽管开采支出增长了4倍，开采量却大致持平。另外，用水需求增加，预示着某些国家来自重力排注或去盐化等来源供给的边际成本会大幅攀升。随着城市化以空前规模迈进，城市的新建和扩建到了2030年可能会吞蚀多达3000万公顷最肥沃的农田，相当于目前可耕作土地的2％。
（3）资源之间连接日深。过去十年，各种资源的价格和波动性让资源之间的连接日益紧密，某种资源的短缺和价格波动很快会影响其他资源。当前资源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比上世纪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密切，而且许多因素互相作用不断加深连接。举例来说，水能源出现紧张归因于地下水位下降、去盐化增加，以及大规模地表调水工程的发展（如中国南北水调工程每年调动450亿立方米的用水）。非常规能源来源将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如钢），产业数据显示非常规方法（如水平钻井）使用的钢量是传统垂直钻井的4倍有余。未来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些连接，假使碳每吨价格为30美元，通过能源生产或运输的产品，总成本中能源所占的比例将更高。
（4）环境因素制约了生产。土壤侵蚀、地下水过度开采、海洋酸化、森林砍伐、鱼种减少、无法预估的气候变迁风险加成作用和其他环境效应，提高了资源生产和更广泛经济活动的限制。以鱼种为例，联合国粮农组织预估目前有25％的鱼种过度捕捞，另有50％的鱼种属于完全捕捞。气候适应经济学工作组的一项最新研究重点考察了目前气候型态和2030年气候变迁情境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气候型态将导致某些地区面临GDP每年下滑1％至12％的风险。生态系统暨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估计全球剩下的自然地区，将有11％可能会在2050年前消失，主要是由于土地转为农业用途，这将对许多产业带来经济影响，例如医疗产业中的制药业大量利用生物多样性，所有目前可得的抗癌药物中，42％为天然药物，34％为半天然药物。
（5）对于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担忧加剧，也将促使人们采取行动。预估目前全球仍有13亿人口无电可用，27亿人口以传统生物能源烹煮食物，约9.25亿人口营养不良，约8.84亿人口缺乏基本用水。如此庞大的能源、用水、食物供应基本需求缺乏，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
主要资源的市场紧缩、价格上涨、需求增加，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殃及人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民众），增加公共财政压力，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商品价格上扬增加了制造商生产成本，降低了家庭的选择性消费。当然，主要资源出口国经济将受惠于资源价格上涨，但却不太可能完全抵消对商品进口国家产生的负面冲击。整体而言，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和企业调整适应涨价，可能对于全球短期经济产生负面冲击。高价格是一个问题，价格波动是另一个问题。资源价格的波动性变大，不确定性提高，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让企业对投资却步，或决定延缓投资，因而增加了防范资源相关风险的成本。
资源价格上涨会对（城市和农村）贫困人群造成严重冲击，毕竟这一群体的能源和食物支出比例较高。以印度农村贫困人口为例，食物支出约占家庭收入60％，能源支出占了12％。世界银行估计近期粮食价格的上涨，令全球4，400万人在2010年后半年陷入贫困（尽管某些农户从高涨的粮食价格中受惠，但通常是规模较大的农业生产商获益）。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20年，全球新增的30亿中产阶级人口也会受到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的波及。按每天10美元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产阶级的食物支出比例将达35％，能源支出将至少占10％。粮食和能源价格只要上涨20％，代表余下可购买其他商品服务的收入将减少16％。大量学术研究发现，社会动乱与骤涨的粮食价格往往脱不了关系。2007年、2008年粮食价格的上扬引发48个国家的抗议和暴动，2011年也出现几波类似动乱。
许多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逐渐发现，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价格高涨，本已吃紧的公共财政将更为窘迫。许多国家目前对资源进行补贴，因此会受到价格上涨的直接冲击。时至今日，各国政府补贴资源消耗的经费高达1.1万亿美元，许多国家承诺的能源补贴为GDP的5％以上。
3.必须大幅增加供给才能满足未来需求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面临持续严峻的资源需求时可能考虑的三种应变之道。第一个假设情境是供给扩张，也就是假设资源生产力的增长低于我们的基本预测，要满足需求只能靠扩张产能。在此情境下，关键资源的供给为了满足日渐扩大的全球需求而扩张，避免了现有供给被耗尽。在此我们必须强调，不论是在此情境或是其他假设情境下，我们都不考虑动态因素(例如价格因需求增加而飙升)来抑制需求。
水和土地可能是供给面最大的挑战。我们估计未来20年水和土地的增加速度必须要比过去20年分别提高140％和250％。这样的扩张速度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境下，2030年的用水量将增加185万吨，较目前水平多出30％。退化的森林将增加1.4亿至1.75亿公顷。203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增加660亿吨，根据一些预测，这些数值或将造成在本世纪末之前全球平均升温5摄氏度。
这样的扩张速度还将面临资本、基础建设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假设没有例外的特定部门通货膨胀，满足未来对钢铁、水、农产品和能源的需求，每年需要大约3万亿美元的资金投资。这比近期多出1万亿美元，且届时全球资本成本可能将越来越高。此外我们需要投入额外的资金来协助居民众适应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可能影响，所投入的资金也可能将用来应付洪水与沙漠化的风险。有关这部分额外投资的金额，各机构的预测差异颇大，从每年不足500亿美元到超过1500亿美元都有。除了庞大的额外资本要求，扩张供给也存在着实施和政治上的难度。例如，将近一半的新铜矿项目是在政治风险度极高的国家。超过八成未开发可耕地位于基础建设不足或有政治风险的国家。供应链瓶颈也是一大风险，因为它可能增加供给扩张的成本，延长相关工作进程，造成进度严重滞后，提高了投资人的风险。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可以开创新的供给来源。页岩气就是一个例子。在美国，页岩气因为水平钻井技术的进步得到快速发展。页岩气在美国整体天然气供给的占比已从2000年的2％窜升至2009年的16％。这样的发展支持了电价调低，也在全美四个主要页岩气产地创造了26万个工作岗位。页岩气未来在全球主要能源结构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天然气黄金年代”假设情境，页岩气在主要能源结构中的天然气贡献度将从目前的22％提高到2030年的25％。然而，页岩气生产对空气、水源和土地造成潜在的环境影响风险，目前尚未完全被了解。这些风险造成五个国家叫停页岩气生产。
供给的快速扩张可能带来机会，也可能形成挑战。如果能明智地利用资源需求，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有机会翻身。在此情况下，最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将是天然资源高度依赖进口和经济结构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国家——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2030年的谷物需求将分别有5％和15％依赖进口，而2010年这两国还是谷物商品净出口国。
4.资源生产力的微幅调整是可行的
我们可以开发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刺激资源的开采、转换与终端使用。第二个假设情境——生产力提升——采纳第一个情境的生产力增长率假设，再加上各种刺激资源生产力的机会，来填补剩余的供给不足。能源、土地、水源和原材料等方面的机会可以应对30％的2030年总体需求。
如果能实现所有提高资源生产力的机会——包括采用一些较难的杠杆，2030年可以为全社会每年节省2.9万亿美元的成本（以目前价格来计算的话）。如果假设每吨碳价为30美元，能源、农业和水力补贴也被取消，能源税也完全不征收的话，生产力提升机会的整体价值可增加到3.7万亿美元。目前各国政府很少在国家成本中为水力资源定价，同时高额补贴能源和农业，全球碳价格也付之阙如。如果未来的能源市场价格超过今日价格，所产生效益的整体金额会更高。在所有可行的机会中，70％的内部回报率 (IRR) 超过10％ (以目前价格计算)。如果将资源使用的外部性和补贴等因素考虑在内，这个比例可以提高至80％。如果不含能源税，且假设社会折价率为4％，那么该比例可以再上升至90％。
在生产力提升情境中，能源安全的顾虑可能将消除一部分。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研究发现，目前至2030年，亚太地区和欧洲可能必须依赖进口才能满足80％的石油需求。但是在生产力提升情境中，石油需求将比其他情况低20％ (每日0.83亿桶 vs.1.03亿桶)。石油到2030年仍将在公路运输的燃料需求中占79％ (目前的占比是96％)。如果2030年以前第二代生物燃料的生产与使用能显著提高，且电力部门结构出现大规模转变，石油发电完全被排除，那么石油需求可以每天再减少700万桶，即从8，300万桶降至7，600万桶。这将使石油在道路运输能源中的占比降至63％，不足的部分由生物燃料 (23％)、电力 (13％) 和其他燃料 (1％) 补足。
碳排放在2030年将减少至每年480亿吨，距离450ppm (parts per million)的目标已经挺进一半，在450ppm的情况下，2030年的碳排放将仅达350亿吨。小型农场与大型农场的产量提高，加上其他生产力提升机会 (例如减少食物浪费)，将使耕地需求从目前的3.25亿减少至2.15亿公顷。这将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广泛的效益，而且由于靠雨水灌溉的土地生产力提高，靠人工灌溉的土地的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用水量将跟着大减。食物与能源在转换过程和终端使用的生产力提高，造成需求减少，这有助于降低两者的价格，创造多种多样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对于适应气候变迁所需的投资，也将受到影响而或多或少有所缩减。
提高生产力所需的9000亿美元投资，可以创造900万至2500万个工作岗位。更长期来看，这项投资可能减少资源价格的波动，进而降低不确定性，鼓励投资，并刺激新一波的长期投资。通过减少资源进口的开支、提高企业成本竞争力，生产力提升机会也将有助于强化许多资源净进口经济体的贸易平衡。
为了确定各项资源生产力提升举措的优先级，我们开发了一张综合的资源生产力成本曲线。其中将超过130项可能的资源生产力措施归类为机会区，优先挑出前15大措施 (在总资源生产力提升效益的占比总共达75％)。前三大措施将实现三分之一的总潜在效益。虽然各项机会都有一个主要的受益资源，但也常有横跨多个资源的溢出效益产生，包括碳在内。
这15项机会分别是：
（1）建筑能效
（2）增加大型农场的产量
（3）减少食物浪费
（4）减少市政用水漏损
（5）城市紧凑化
（6）提高钢铁业能效
（7）增加小型农场的产量
（8）提高运输能效
（9）提高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渗透率
（10）降低土地退化
（11）改善钢材的终端使用效率
（12）增加石油与煤的开采
（13）改善灌溉技术
（14）公路货运改为铁路和船运
（15）提高发电厂效率
页岩气和再生能源不包含在本分析中，因为我们将之视为新供给来源而非改善资源开采、转换和终端使用的机会。非传统汽油 (包含页岩气) 和再生能源的潜在资源效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根据初步推算，其规模应该可以排进前十大机会中。在非传统汽油方面，天然气价格的降低以及部分额外碳效益可以在2030年创造每年5，000亿美元的节省。至于可再生能源，风力、太阳能和地热仅仅靠减碳就能创造每年1350亿美元的节省 (假设碳价格为每吨30美元)。还有其他难以量化的效益，如针对高度波动的燃料价格提供避险、比目前使用化石燃料来得低的健康成本。最后，如果可再生能源有新的技术突破，总节省金额将再增加750亿美元。
5.需额外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无差别的能源供给渠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称，光靠提升能源生产力不足以达到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450ppm的目标，这是把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的相关条件。因此本报告提出第三个假设情境——气候变化情境。要达到450 ppm关卡，2030年的碳排放目标就必须从生产力提升情境所假设的每年480亿吨降低至350亿吨。因此用电结构必须从高碳电力(如煤)大幅转向通过可再生能源产生的低碳电力，公路运输的生物燃料产量也必须增加。同时也必须通过增加造林(目前估计全球超过20亿公顷)、改善林地管理以及增加牧地生产力等措施，来进一步降低土地使用的碳排放。
视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速度而定，未来20年需每年比生产力提升情境多投入2600亿至3700亿美元，才能落实此计划。这仅为目前化石燃料补贴的60％至90％，并且还有助于减少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投资。所谓的无差别能源供给渠道，是指提供所有人清洁、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服务，用以烹煮、供暖、照明和通讯，若以每人每年250kw/h到500kw/h的“基本”情况为例，未来20年需要每年约500亿美元的投入。这对经济增长和教育有着庞大的贡献 (比方说贫困地区儿童夜间可以学习)，且能加速科技渗入较贫困的农村地区。不过因为无差别供给而导致能源需求的增加，也会使得碳排放增加零点几个百分比。
6.解决能源议题必须从改变制度化的观念和机制开始做起
政策制定者要如何在这复杂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呢？要克服眼前的障碍，就必须建立新的组织心态和机制，将系统化的资源管理方式交叉建立在组织中，并纳入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核心部分——能源、水利、农业——可能需要额外资源来协助处理眼前的挑战。
许多政府不倾向用整合的方式处理资源议题。例如与水相关的议题通常围绕在水利、农业、城市发展和环境 (例如河川质量)等部门间。土地使用议题则往往由中央政府层级的农业、渔业和环境部委处理，但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分布在省和地区层级。至于土地使用，许多政府仍面临难题，无法建立一套协作机制，用单一完整的程序来辅助可持续的农村和农业发展、减少林地滥垦和提高食物安全。有时国际发展协助系统可能会加重这种情形，因为国际组织有许多各自专注于自己专门议题的下属机构。
以单个部门为主导的分散型组织形式会使政府面临无法有效将机会优先排序的风险。我们在本报告中所强调的15个优先机会，似乎并没有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讨论。审视相关媒体报导会发现，有关资源生产力提高机会的篇幅十分有限。本报告所发现最大的机会是建筑能效，这方面的确占据不少媒体版面，但其他领域像是食物浪费和提高大型农场产量，虽然其潜在成效十分显著，得到的媒体关注却是少之又少。
除了转变组织心态和机制，政府部门也应考虑以下三方面的行动：第一，必须加强而非挫伤市场信号；第二，各种非价格相关的市场失调必须被矫正；第三，必须增强社会的长期耐力。
A.强化价格信号
虽然捕捉为数众多的生产力提升机会能为社会带来可观的效益，但许多机会对民间投资人来说并不具吸引力。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资源价格处于高度波动时，未来价格演进的不确定性会让投资人难以判断其投资的回报率，这将成为阻止投资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国家的财政制度事实上是资源有效使用的不利因素，因为全球每年的资源补贴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而对于碳排放这类产生环境影响，市场往往未能给出一个定价。如果将农业、能源和水利补贴取消，同时将碳排放定价为每吨30美元，资源生产力提升机会对民间投资人的吸引力将大为提高。最后，政府是否应提供资助给可再生能源这类的机会，相关疑虑依然存在，这也意味着投资人会要求更高的回报来弥补这方面的风险。政府如能设立稳定有效的政策制度来强化市场信号，确保足够的回报吸引民间投资人，就可从中受惠。
B.应对(非价格)市场失调
政府可以积极消除各种与价格无关的障碍。缺乏清晰的产权，尤其是农林业，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加强公共资源治理与规划的障碍。许多可获利的能效机会都是因为制度因素而未能落实，例如房东必须负担高能效隔热设施的成本，但享受到便宜能源账单的却是租客。政府的效率标准可以有效消除此类障碍，且这么做的成本很低，但相关标准的设计必须能鼓励，而非阻碍了市场导向的创新。
资金渠道也是一个需克服的重大障碍，因为实现资源革命大部分在资本市场开发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70％至85％提升资源生产力的机会都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机制，包括贷款担保和其他风险分摊工具能鼓励金融机构放款。跨国开发银行也能有效提供优惠贷款和混合贷款。有些政府也开始鼓励能源服务公司、按揭公司和承销公司合作，将彼此的技术专业和长期融资结合起来。新形监管和国家风险保险也是必要的。
协助实现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的生产力分析是以目前已能使用的技术为基础。但要应付2030年以后的资源挑战需要更多创新技术。资源相关的创新方案，其配套措施有许多是与整体经济相吻合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激烈的竞争、更开放的国际贸易规范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排除阻碍创新的路障固然重要，扩大相关资源研发投资更是必须。政府采购规定可以支持绿色技术的扩张，也可以有针对性的投资于相关基建，例如利用智能电网将电动车的高渗透率与再生电力的部署连接起来。
C.培养社会的长期耐力
社会在面对资源挑战时必须加强长期的耐力，提高对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的意识，建立合适的安全网来减轻这些风险对最贫困人群的冲击，并教育消费者和企业正视当前资源短缺的现实，调整自身行为。
横跨所有资源的所谓有效早期预警系统并不存在，因此无法给予投资人有关供需和潜在风险的必要国家与综合国际情报。要建立这样的系统，需投入高额的公共投资以捕捉有关资源、环境健康指标、气候系统动态的主要可用数据，以及用来分析经济增长、资源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所需的复杂建模工具。远程感应工具的进步和大数据管理将有助于此。加强与主要生产力提升机会相关的指标，也能获取庞大效益。政府还可通过建立强制家电能效标杆，以及扩大最佳实践的跨区域和跨城市分享机制(例如C40城市论坛)，来协助企业和家庭获取有关生产力提升机会的信息。
提高资源获取渠道是整个社会在面对资源相关趋势时适应性更强的一个重要元素。要让全球每人每年能有250kw/h到500kw/h“基本”用电量的能源使用渠道，未来20年需要的成本大约不到500亿美元。与之伴随而来的，是社会保护机制的扩大以及对重要保护体制弹性的投资，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的处理资源和气候相关冲击。
当人们改变旧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行为，变革才最有希望发生。在许多发达国家，除了20％至30％的社会最底层家庭，资源价格只占全部家庭预算的极小部分。换句话说，在价格信号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行动来改变人们对资源使用所做的选择。
本报告明确了改变行为的四大关键要素：第一，行为的改变必须要有明确的示范和领导层的以身作则。比如摩洛哥根据该国的新合同农耕方式协助建立转型推出的试点计划。第二，除了30亿新增中产阶级消费者，政府可以选择OECD经济体中更为富裕的消费者，加强他们对可持续性议题的信念与理解。这些人的资源足迹是新中产阶级的好几倍。例如，在北美与大洋洲，消费者购买的蔬果有1/3最后被丢弃；第三，奖励诱因和正式机制可以鼓励变革，特别是通过在过渡期间减轻对部分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影响。丹麦能源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补偿(有条件的视能源生产力的改善目标达标率)受影响最深的几个行业；第四，必须开发新的人才与技能来支持行为改变。例如，在澳洲水利改革期间，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培训农民提高水源效率相关技术。
7.企业应考虑如何调整战略，以反映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
20世纪大多数时候，民营企业的战略和商业模式规划都是建立在这一不言自明的假设上：资源价格的实际成本会保持长期稳定甚至下跌。结果就是企业一直致力于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生产力。但是企业现在必须将战略和运营重心放在资源生产力上。成功提高资源生产力，就有可能开发结构性成本优势，改善其捕捉新增长机会的能力，尤其是在资源稀少、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市场。资源生产力的提升对于直接面对客户的企业来说将有着特别显著的效益，包括消费产品、消费电子和零售业。对于资源供应企业来说，资源价格的提高未必会在景气循环周期中转换成较高的利润，但是资源价格攀升几乎一定会导致政府采取监管行动，以及对上游的资源征税。
资源相关趋势的战略意义很可能对每个部门都不一样。但即使如此，企业如果能更系统化地了解资源如何影响其利润、创造新的增长机会与颠覆性技术，以及对公司的风险管理和监管构成的新压力，必将从中获益。行业领导人可以更进一步努力制定行业标准，提高整个供应链上资源生产力的透明度，改善该行业环境足迹的端对端衡量。
三位作者任职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