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给“留守儿童”送温暖的公益项目报道时，你有没有注意过照片上孩子的眼神？如果你注意过，就经常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漠然的表情，而不是大众通常所期待的开心、感激或者好奇。每次见到这种漠然，我都非常心疼。作为一个曾经的“留守儿童”，当大人们品头论足地说你妈妈去哪里工作了，你想不想她，你有什么愿望时，我当然知道他们期待我说什么，但我往往选择假装听不懂，自己“关灯”。当时，大人们往往不能理解我心里的愤怒。
　　浸泡
　　人们喜欢说要换位思考，但其实要做到换位又何尝容易。尤其是当你是一个成年人，一心要办一件好事的时候，其实很难避免从“我想”捐书，“我想”教孩子英语，“我想”把梦想带给孩子开始，发起一个项目。
　　所以我想说的关于“项目设计”的第一个事叫“浸泡”。“浸”就是需要把自己完全投入服务对象的生活环境，“泡”就是要花不少时间。
　　我看过一本书叫《中国女工》，是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在珠三角的工厂里与“打工妹”共同吃住工作了七八个月才写成的，后来这项工作获得了被誉为“社会学界奥斯卡奖”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记得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潘教授与女工们进了一家冷饮店，立刻感觉到了排斥的目光和揶揄，致使她们后来非常生气地离开了。如果不是女工中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教授在旁边观察，潘教授可能并不会觉得这些行为中存在歧视，反而只会觉得女工“敏感”。
　　而我自己也有过相似的体会。我曾经作为“流动儿童”在一个城市生活了好几年。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城市非常小，也非常简单。当我前年与朋友一起故地重游的时候，他总问我这是哪里？那条路能通向哪里？我竟然完全不知道。很多大门都是打开的，路上并没有路障，但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去看一下，问一句？当一个人的境况比较窘迫，没有安全感，承担不了风险的时候，就会在头脑里给自己设限，就会对周围人的反应特别敏感。常常会想如果突然有人过来问你收门票怎么办？如果因为语言不通找不到家怎么办？如果不小心违反了规定要罚款怎么办？……这往往是旁人很难理解的。所以，要理解所服务的对象，唯有“浸泡”。在不同的环境“浸泡”得多了，就像学会了两种外语以后比较容易掌握第三种外语一样，同理心就会被训练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容易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去了解别人。
　　请教
　　但如果我们自己去“生泡”，可能很快能找到情境感，但也未必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所以常常要走很多弯路。因此我想说的第二个事叫“请教”。师傅领进门的时候，往往是要跨一个门槛，门槛内外其实有天地之别。
　　我的第一次志愿者经历是引导盲人通过“触摸展”去触摸雕塑艺术品，感受艺术。一个做了十几年助盲工作的老师给我们上了半个小时课，让我受益终身。他说你永远也不要去搀扶盲人，而是应该在他身边告诉他，如果你需要，我在这儿，你如何能够找到我的手。另一位朋友在教育NGO做了很多年，尝试了很多教育方法后却突然辞职，在一个“流动人口”社区开了一间图书馆。每天啥也不做，就是开门，擦桌子，等孩子来。孩子们刚开始就是闹啊，跑啊，她也不会主动去引导他们看书。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很皮的男孩拿了一本书让这个朋友念，并且要求她反复念了十几遍。这成了这个男孩爱上读书的开始。这些经验是无价的。请教这些有经验的人，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走向有效。
　　共同设计
　　我想说的第三个事是“共同设计”（Co-design）。就是要在早期引入相关方一起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由所谓的项目人员设计好一个项目，再去找人执行。这个概念在互联网公司、商业设计公司都非常流行。他们常常和用户一起设计产品，很快做出原型，再让用户反馈，持续改进。我认为在公益项目中更需要这样做。
　　一个支持流动儿童学校的项目案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项目设计者没有把目光放在学校内，而是把教育主管部门、周边民警、学校周边菜市场的管理人员、学生父母的代表都请来，与校长、老师代表一起讨论如何提高孩子的上学率。讨论从“孩子不上学有什么问题？孩子为什么不上学？怎么改变？”这些问题开始，几次集中讨论下来，大家竟都达成了共识：孩子去上学对于在场所有人都是好事儿。然后奇迹发生了：学校周边菜市场的管理人员为了防止孩子不上学后在市场追跑打闹，随便拿东西，在开家长会的日子竟然主动提早关市，督促家长去开会，让这些本来害怕得罪管理人员的家长终于有了去配合学校工作的机会，一个良性的循环就这样开始了。我想这就是“共同设计”的好处，它可以集思广益，参考不同视角找出最佳方案；可以让利益相关方目标达成一致；可以保证项目的顺利执行；还可以从根本上促进项目效果的可持续性。
　　评估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项目评估，最好从设计一开始就要考虑到。一个项目如何才算成功？如果等所有事都做完了，再花一笔钱找个团队来评估，那通常只能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两层：愿景和可衡量指标。
　　愿景就是一幅理想的图画，越具体越生动越好；而可衡量指标是主要的几个点，可以勾勒这幅图景。比如流动儿童上学的项目，我们的愿景可能是走入一所干净整齐的校园，教室里坐满了认真听课的孩子们；课间大家都在操场上玩耍；学校周围的街上、市场里没有学龄的孩子在闲逛、追跑、帮父母收钱。可衡量的指标就是界定这幅图景的几个关键方面：孩子上学出勤率是否从60%上升到了95%？一个以前空着一半的教室，是否坐满了学生？充斥着昏昏欲睡的学生的课堂，是否有了活力？一个经常逃学的孩子，是否因为爱上学了，在学习成绩和性格上都有了良好的转变？
　　当我们把愿景和可衡量的指标想清楚了，项目设计时就会避免做很多不必要，甚至是起反效果的事情。回到开头说的“关心留守儿童”的例子，如果我们的愿景是让孩子脸上绽放无忧无虑的笑容，大概就不会当着她的面让她奶奶不停地抱怨她妈妈，不会觉得送给她一个书包有多重要，也不会在看见她的空白表情时仍觉得一切正常，无动于衷吧。
　　做公益项目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置身于多种矛盾之中。这常常充满了痛苦，但也让我们更容易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不断挑战自己的各种惯性思维。我想这大概就是做公益的魅力所在吧。而如何把一件事情做成功？我相信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