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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大学对面的茶室见到杨庆祥，他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年轻一点。新书《80后，怎么办？》刚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一代人做文化社会学考察，对杨庆祥来说是超出专业领域的工作。《80后，怎么办？》的主体文章写于2011-2012年。2013年《天涯》第6期发表了它的删节版，题目改为《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由于受到北岛、李陀的赞赏，文章旋即又以原标题在《今天》2013年秋季号上全文刊出。这次发表引来了知识界的关注。阎连科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到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非常激动，就像毛泽东那一代人读到《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一样。”杨庆祥把80后定义为“失败的一代”，历史虚无主义、虚假的抵抗、小资产阶级之梦是这一代人的关键词。包括阎连科、钱理群在内的诸多学者、作家以及普通读者纷纷撰文回应。因为反响颇为热烈，《今天》杂志社与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联合召开专题讨论会，《研讨纪要》发表于《今天》103期。
作为一位文化研究学者，杨庆祥意识到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外，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情态、生存方式。早在2006年，杨庆祥就曾有在东莞做社会调查和农民工同住3个月的经历。2014年4月，他再次来到东莞，采访农民工、私企老板、国企员工，从不同层面抽取有代表性的80后普通青年样本。五个真实细致的访谈，为理论增加了生活的热度。很明显，这是一本直言和冒犯之书，早在《今天》刊发时就已引起一些质疑和争论。
杨庆祥说：“我没有想为我们这一代人代言。”这些调查和写作只是他理解80后这一代人的方式。就像阎连科建议的那样，这本书“你可以看完骂它，撕掉它，但你一定要知道它在说什么。”它反思的是一个时代。
“幸存的一代”？“失败的一代”？
记者：在我看来，《80后，怎么办？》这本书是由一位80后的批评家、学者对80后群体做的一次文化社会学的考察。你最近在新书发布会上说80后是失败的一代，为什么这么讲？
杨庆祥：我这本书写了将近四年，有很多想法。我有一次在课堂上说起80后的时候，把80后叫做“幸存的一代”。当时我是在讲莫言的小说《蛙》，讲到计划生育。我们这一代是最早受到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影响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从计划生育或者出生的角度看，我把80后叫做“幸存的一代”。
阎连科老师也提到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和50、60、70后相比，80后这一代人是第一代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所以，他们的知识储备和知识视野是非常开阔与完整的，这是个优点。但同时，由于他们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被规训得最厉害。
到了2015年，80后最大的35岁，最年轻的也有26岁，我觉得目前看来这是“失败的一代”。这样说是有历史前提的。本来，无论是从我们的社会规划，还是从我们父辈的规划，还是从我们个人的自我规划来看，大家都以为80后会是叛逆、独立，能够创造出新文化和新社会的一代。2004年左右，韩寒、春树登上亚洲周刊，国外也是这么期待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到成年，进入社会，立即就全面溃败。相对于我们以前的规划而言，我们没有完成。所以我这里说的失败，并非指世俗意义上的“不成功”，而是指思想文化上没有提供新的异质性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失败是暂时的。我写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张悦然有一句话特别真诚，她说我们应该重新出发。春树以前也被视为叛逆和独立的代表，她跟我不熟，但她在网上看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非常激动，给我发了很长时间微信。她说这本书非常及时，她这几年一直处在迷茫之中，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她说迫不及待地想读到这本书，找到对话的方式，然后重新出发，重新去面对这个世界。
记者：这种“失败”的状态，应该也有外在的因由，不仅仅是80后自身造成的？
杨庆祥：是的，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是内外交困造成的。80后目前基本上处于一个身心俱疲的阶段。这一代人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是80后没有做好准备，50、60后也没有做好准备。但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社会转型之前已经占有了一部分资源，所以过得相对轻松一些。80后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同时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去应对。
从教育的角度看，80后的视野和精神空间是非常开阔的。但从物质的角度看，给这一代人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和压抑。一方面你知道一个人应该过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蜗居在各大城市里。这是巨大的落差。相对前辈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前辈一直在吃苦，他们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而我们认为生活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却在这样生活。
中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是最近十年的事。50后吃的苦比我们多多了，但是当时大家都在吃苦，没有谁过得特别好。但现在不是。一个富二代、官二代和一个普通青年的对比太明显了。痛苦是因为对比产生的，当然思考也是因为这种社会的巨大撕裂而产生的。
中国这三十年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偏离。绝大部分人认为成功就是权贵式的成功，有钱，有权力，占有巨大的社会资源。不认为成功是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己。比如一个写作者写出好的小说，一个手艺人做出一件好的作品，这也是一种成功。但现在我们的社会上，一种成功在不停地挤压另一种成功的空间。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断地寻求社会认同，所以每个人都往权贵式的成功上靠。
“80后应该在文化上有所作为”
记者：这本书里谈到了80后的“小资产阶级化”，请解释下“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
杨庆祥：我们现在很少从阶级的层面去分析问题，因为我们更乐意讲普遍人性。有个财经作者吴晓波，他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我同意他的观点。中国已经是阶级非常明显的社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我把我们这一代人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呢，经济上大概自足，但是也就只能自足。所以到了35、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经济上的自足非常危险，因为你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发现上有老人，下有小孩，你有很多责任要承担，而你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困窘的。有人说80后是中坚阶层，但我认为是中而不坚。因此导致了80后的压抑。 政治和经济两块的资源非常集中，不会随便让人去占领的，那是有高压线的。唯一可以自主的是文化。不仅仅是80后，更年轻的一代人，更有抵抗力的一代人，其实应该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哪怕是在最严酷的环境里。你看拉丁美洲、19世纪的俄罗斯，环境多严酷，但他们创造出了特别伟大的文化，有抵抗的文化。马尔克斯、波拉尼奥，俄罗斯的那一批伟大的作家就更不用说了。其实80后或更年轻的一代人本来可以在这一块有所作为的。大量的80后都在文化行业，现在80后是各大媒体主要的从业者，但是我们在这一块没有做出应该做出的成绩。其实我们应该争取文化上的自主权或文化上更多的发言权，创造更多的话语空间。
记者：现在的话语空间都属于公共知识分子。
杨庆祥：对，公知里面也没有太多80后的声音，除了韩寒曾被塑造出来一段时间。
落实到很具体的一点，更年轻的一代人没有拍出好电影，没有写出好小说，连这个都做不到。写好小说没人去管你吧，但真正特别优秀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才20多岁，中国五四那一代人，巴金写《家》的时候也才20多岁。80后一代现在都快40岁了。当时新概念最早出来的那一批人很多都已经不写作了，一窝蜂地服从于现实的成功的规则，商业的逻辑。一言以蔽之，很多人都变成了商人。因为中国现在整个就是商业逻辑，大家都疯了一样地去挣钱。
记者：但是80后可能还是有一批自觉严肃的写作者，只是还没有浮出水面。
杨庆祥：当然，所以我说失败是暂时的。但是也可能就这样湮灭了。
记者：你本人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在你看到的80或85后的作家那里，有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杨庆祥：耳目一新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但特别少，80后当初横空出世的时候那种质地，那种特别新鲜的生命体验，越来越少。这也是让我特别失望的，从青春期特别叛逆的书写里，没有形成一种更开阔的，异质性的文化，而是迅速被同化，变得像一帮老帮菜。有创造性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太少了。
“我没想为这一代人代言”
记者：写完这本书前半部分之后为什么还要补充做一系列采访？
杨庆祥：因为我这本书前半部分都是理性分析，而理性的东西很容易在自己的逻辑里打圈圈，我特别警惕这一点。我在这里自说自话，好像论证起来特别严密，但可能有更特殊的情态、情绪、生存方式，不在我的视野和理论框架之内。套用歌德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生命在不同的地区、文化和阶层里是特别鲜活的。我想做一些个案的对话和采访，展示一个多声部的东西。
这本书后面列了五个访谈。后来他们说，第五个访谈和整个书的基调特别不协调。因为前面的访谈都很压抑，受访者都对目前的生存状态不是很满意。第五个访谈的对象恰恰是个国企员工，生活一直很顺利，他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他觉得活得非常幸福，世界非常美好。我采访到他的时候其实蛮兴奋的，居然有人这么想。如果所有人都很苦，那也没意思了。这恰恰说明了80后非常丰富，他肯定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记者：你对80后做了广泛的抽样调查，也做了细致的访谈。有没有询问过50后或60后，他们怎么看80后这一代？
杨庆祥：我没有询问过50后、60后对80后的意见，但我在这本书里讨论过他们。50后，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他们都参与了大历史，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历史参与意识。80后基本上是50后的儿子，父辈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但我并不特别赞同这样去划分代际。在整个的代际划分里，从50后到90后，只有80后是真的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可以拿来做充分讨论的代际。如果去考证“代际”在中国的社会学起源，是因为先有了80后，才往前推，有了70后，60后，50后，往后推有了90后和00后。从社会学角度看，80后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代际，同时它也携带了最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涵义。其他的代际当然也有，但没有80后如此典型，和改革开放、全球资本化、计划生育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独生子女，在这几个代际里80后是最典型的。
记者：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最早在《今天》发表之后，也有一些争议，有的人问你凭什么代表80后？你怎么弥合个体的80后和整体的80后的关系？
杨庆祥：的确，很多人说你能不能代表80后？你凭什么给我们这一代人代言？你的个人经验和判断能不能代表这个群体？
我的回答是，我没有想为我们这一代人代言，我只是想从我个人的角度，结合这样一个社会现实状况来作陈述，实际上是我理解这一代人的方式。当然，任何一个人文社会学科都必须在我和我们之间做个勾连，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难度，怎样把这两者勾连起来，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内在的，而不是硬拉上去的。
作为一位文化研究学者，杨庆祥意识到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外，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情态、生存方式。早在2006年，杨庆祥就曾有在东莞做社会调查和农民工同住3个月的经历。2014年4月，他再次来到东莞，采访农民工、私企老板、国企员工，从不同层面抽取有代表性的80后普通青年样本。五个真实细致的访谈，为理论增加了生活的热度。很明显，这是一本直言和冒犯之书，早在《今天》刊发时就已引起一些质疑和争论。
杨庆祥说：“我没有想为我们这一代人代言。”这些调查和写作只是他理解80后这一代人的方式。就像阎连科建议的那样，这本书“你可以看完骂它，撕掉它，但你一定要知道它在说什么。”它反思的是一个时代。
“幸存的一代”？“失败的一代”？
记者：在我看来，《80后，怎么办？》这本书是由一位80后的批评家、学者对80后群体做的一次文化社会学的考察。你最近在新书发布会上说80后是失败的一代，为什么这么讲？
杨庆祥：我这本书写了将近四年，有很多想法。我有一次在课堂上说起80后的时候，把80后叫做“幸存的一代”。当时我是在讲莫言的小说《蛙》，讲到计划生育。我们这一代是最早受到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影响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从计划生育或者出生的角度看，我把80后叫做“幸存的一代”。
阎连科老师也提到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和50、60、70后相比，80后这一代人是第一代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所以，他们的知识储备和知识视野是非常开阔与完整的，这是个优点。但同时，由于他们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被规训得最厉害。
到了2015年，80后最大的35岁，最年轻的也有26岁，我觉得目前看来这是“失败的一代”。这样说是有历史前提的。本来，无论是从我们的社会规划，还是从我们父辈的规划，还是从我们个人的自我规划来看，大家都以为80后会是叛逆、独立，能够创造出新文化和新社会的一代。2004年左右，韩寒、春树登上亚洲周刊，国外也是这么期待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到成年，进入社会，立即就全面溃败。相对于我们以前的规划而言，我们没有完成。所以我这里说的失败，并非指世俗意义上的“不成功”，而是指思想文化上没有提供新的异质性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失败是暂时的。我写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张悦然有一句话特别真诚，她说我们应该重新出发。春树以前也被视为叛逆和独立的代表，她跟我不熟，但她在网上看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非常激动，给我发了很长时间微信。她说这本书非常及时，她这几年一直处在迷茫之中，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她说迫不及待地想读到这本书，找到对话的方式，然后重新出发，重新去面对这个世界。
记者：这种“失败”的状态，应该也有外在的因由，不仅仅是80后自身造成的？
杨庆祥：是的，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是内外交困造成的。80后目前基本上处于一个身心俱疲的阶段。这一代人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是80后没有做好准备，50、60后也没有做好准备。但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社会转型之前已经占有了一部分资源，所以过得相对轻松一些。80后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同时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去应对。
从教育的角度看，80后的视野和精神空间是非常开阔的。但从物质的角度看，给这一代人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和压抑。一方面你知道一个人应该过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蜗居在各大城市里。这是巨大的落差。相对前辈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前辈一直在吃苦，他们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而我们认为生活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却在这样生活。
中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是最近十年的事。50后吃的苦比我们多多了，但是当时大家都在吃苦，没有谁过得特别好。但现在不是。一个富二代、官二代和一个普通青年的对比太明显了。痛苦是因为对比产生的，当然思考也是因为这种社会的巨大撕裂而产生的。
中国这三十年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偏离。绝大部分人认为成功就是权贵式的成功，有钱，有权力，占有巨大的社会资源。不认为成功是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己。比如一个写作者写出好的小说，一个手艺人做出一件好的作品，这也是一种成功。但现在我们的社会上，一种成功在不停地挤压另一种成功的空间。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断地寻求社会认同，所以每个人都往权贵式的成功上靠。
“80后应该在文化上有所作为”
记者：这本书里谈到了80后的“小资产阶级化”，请解释下“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
杨庆祥：我们现在很少从阶级的层面去分析问题，因为我们更乐意讲普遍人性。有个财经作者吴晓波，他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我同意他的观点。中国已经是阶级非常明显的社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我把我们这一代人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呢，经济上大概自足，但是也就只能自足。所以到了35、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经济上的自足非常危险，因为你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发现上有老人，下有小孩，你有很多责任要承担，而你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困窘的。有人说80后是中坚阶层，但我认为是中而不坚。因此导致了80后的压抑。 政治和经济两块的资源非常集中，不会随便让人去占领的，那是有高压线的。唯一可以自主的是文化。不仅仅是80后，更年轻的一代人，更有抵抗力的一代人，其实应该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哪怕是在最严酷的环境里。你看拉丁美洲、19世纪的俄罗斯，环境多严酷，但他们创造出了特别伟大的文化，有抵抗的文化。马尔克斯、波拉尼奥，俄罗斯的那一批伟大的作家就更不用说了。其实80后或更年轻的一代人本来可以在这一块有所作为的。大量的80后都在文化行业，现在80后是各大媒体主要的从业者，但是我们在这一块没有做出应该做出的成绩。其实我们应该争取文化上的自主权或文化上更多的发言权，创造更多的话语空间。
记者：现在的话语空间都属于公共知识分子。
杨庆祥：对，公知里面也没有太多80后的声音，除了韩寒曾被塑造出来一段时间。
落实到很具体的一点，更年轻的一代人没有拍出好电影，没有写出好小说，连这个都做不到。写好小说没人去管你吧，但真正特别优秀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才20多岁，中国五四那一代人，巴金写《家》的时候也才20多岁。80后一代现在都快40岁了。当时新概念最早出来的那一批人很多都已经不写作了，一窝蜂地服从于现实的成功的规则，商业的逻辑。一言以蔽之，很多人都变成了商人。因为中国现在整个就是商业逻辑，大家都疯了一样地去挣钱。
记者：但是80后可能还是有一批自觉严肃的写作者，只是还没有浮出水面。
杨庆祥：当然，所以我说失败是暂时的。但是也可能就这样湮灭了。
记者：你本人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在你看到的80或85后的作家那里，有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杨庆祥：耳目一新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但特别少，80后当初横空出世的时候那种质地，那种特别新鲜的生命体验，越来越少。这也是让我特别失望的，从青春期特别叛逆的书写里，没有形成一种更开阔的，异质性的文化，而是迅速被同化，变得像一帮老帮菜。有创造性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太少了。
“我没想为这一代人代言”
记者：写完这本书前半部分之后为什么还要补充做一系列采访？
杨庆祥：因为我这本书前半部分都是理性分析，而理性的东西很容易在自己的逻辑里打圈圈，我特别警惕这一点。我在这里自说自话，好像论证起来特别严密，但可能有更特殊的情态、情绪、生存方式，不在我的视野和理论框架之内。套用歌德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生命在不同的地区、文化和阶层里是特别鲜活的。我想做一些个案的对话和采访，展示一个多声部的东西。
这本书后面列了五个访谈。后来他们说，第五个访谈和整个书的基调特别不协调。因为前面的访谈都很压抑，受访者都对目前的生存状态不是很满意。第五个访谈的对象恰恰是个国企员工，生活一直很顺利，他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他觉得活得非常幸福，世界非常美好。我采访到他的时候其实蛮兴奋的，居然有人这么想。如果所有人都很苦，那也没意思了。这恰恰说明了80后非常丰富，他肯定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记者：你对80后做了广泛的抽样调查，也做了细致的访谈。有没有询问过50后或60后，他们怎么看80后这一代？
杨庆祥：我没有询问过50后、60后对80后的意见，但我在这本书里讨论过他们。50后，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他们都参与了大历史，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历史参与意识。80后基本上是50后的儿子，父辈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但我并不特别赞同这样去划分代际。在整个的代际划分里，从50后到90后，只有80后是真的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可以拿来做充分讨论的代际。如果去考证“代际”在中国的社会学起源，是因为先有了80后，才往前推，有了70后，60后，50后，往后推有了90后和00后。从社会学角度看，80后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代际，同时它也携带了最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涵义。其他的代际当然也有，但没有80后如此典型，和改革开放、全球资本化、计划生育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独生子女，在这几个代际里80后是最典型的。
记者：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最早在《今天》发表之后，也有一些争议，有的人问你凭什么代表80后？你怎么弥合个体的80后和整体的80后的关系？
杨庆祥：的确，很多人说你能不能代表80后？你凭什么给我们这一代人代言？你的个人经验和判断能不能代表这个群体？
我的回答是，我没有想为我们这一代人代言，我只是想从我个人的角度，结合这样一个社会现实状况来作陈述，实际上是我理解这一代人的方式。当然，任何一个人文社会学科都必须在我和我们之间做个勾连，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难度，怎样把这两者勾连起来，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内在的，而不是硬拉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