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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阴市检察院检察长丁正红的眼里，沈海洪是一个“儒将”——儒雅，但不失大将之风。今年42岁的沈海洪，身材稍显瘦小，说起话来语速较慢、温文尔雅，从相貌上来看，与人们印象中的反贪局长不太一样。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小声说着：“不好意思，现在走不了，来了一个记者要写材料，我帮他一起弄一下……”话语中，显示出沈海洪的恭谦。
他认为工作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他个人接受采访就显得“高调”了。他对记者说：“我们聊聊天……”
对法律有一种神秘的向往
《方圆》：从简历上来看，你大学学的是工科？
沈海洪：嗯，我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金属材料热处理。这是纯粹的工科，其实当时我也没想到最终会到检察院来工作。
《方圆》：那是如何转行的？
沈海洪：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到江阴的一家纺织五金器材厂工作，这工作和我的专业对口。当时在厂里的热处理车间，我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我是希望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工作两年之后，我开始发现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经营理念都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之后的一件事对我刺激比较大。那年厂里进口来两套新设备，后来开箱一看，我惊呆了，这两套设备的生产日期分别是1939年和1941年，是国外早已淘汰的机器。这件事情之后，我认定了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于是开始找出路。
后来有一天下班时，厂里一位平时对我都比较照顾的大姐拿着一份报纸叫住我说：“小沈，这厂子迟早是要倒的，你看，检察院在报纸上招人了，你这样的大学生应该去试一试。”
我那时完全不明白检察院是做什么的，因为父亲曾经做过纪检工作，我就回家跟父亲商量了一下，他建议我试试。没想到之后的考试，我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江阴市检察院。
《方圆》：丢掉自己学了几年的专业，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没觉得可惜？
沈海洪：可能是当时还年轻吧，认为应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并且自己一直对法律有一种神秘的向往。
曾被称为“考试机器”
《方圆》：进入检察院后，一开始在什么部门？
沈海洪：在刑检科做内勤，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各种法律文书的盖章。说实话，当时心理还是有一些波动的，从一个技术人员变成了一个盖章的。
《方圆》：那是因为你没有法律专业背景，还无法从事检察业务工作吧？
沈海洪：是的。所以觉得必须要学法律，当年就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用两年半的时间拿下了法律本科。
《方圆》：听说同事给你取了一个绰号，叫“考试机器”？
沈海洪：可能因为我是“应试型选手”。1996年，全国初任检察官考试，我们院包括我在内，8个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
1998年，全国检察系统培训外事检察官，江苏有两个指标，当时检察长让我去试试。之后我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习法律英语。当时的培训目标是一年之后参加WSK（全国外语水平考试）。而我只学了半年就去报考，最后考了124分，目标分是110分。
在这之后，我又报考了苏州大学的在职法律硕士，在当年的江苏省检察系统报考人员中是第一名。
《方圆》：在进入反贪部门之前，你都在哪几个部门待过？
沈海洪：除了刚才所说的刑检科，还在审查起诉科、办公室、检委会办公室、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研究室等部门工作过。
《方圆》：这些经历对你现在从事反贪工作有没有帮助？
沈海洪：帮助非常大，每个阶段都有帮助。比如在刑检科，我做了三年半内勤，两千多个案件，所有的案件在讨论汇报的时候，都是我在做记录，那么实际上就是我经历了每一个案件，在发现案件出现疑点难点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
在办公室，我做了两年多的基建工作，也就是新办公楼的建设工程，而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案件是相当多的，两年多的基建工作，这个领域认识了很多人，也熟悉工程建设的关键环节，这对以后查办此类案件有很大的帮助。
在检委办、研究室等，我接手的都是疑难复杂案件，也对现在分析案件起到作用。
从质疑到信任
《方圆》：你是2008年3月被任命为反贪局副局长，2009年5月任局长。虽然之前也在业务部门工作过，但毕竟反贪局是自侦部门，还是会感觉不一样吧？
沈海洪：的确如此。我刚上任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对此，我很理解，因为在来反贪局之前的这几年，我都是在综合部门，虽然也办过几件案子，但给别人的印象始终是个“书生”，“让一写材料的人来领导反贪部门，他会办案子吗？”这种声音也显得很正常。
《方圆》：你是如何消除这种质疑的？
沈海洪：工作上我主抓一条线，就是办案。我整天都在思考，如何把案件安全、完整、有质量地办下来。2009年5月我任命为局长之后，半年时间，我加了一百多天班。因为当时反贪局人事调整比较大，来了很多新人，所以只要有案件，我都亲自参与。那年，我们局共立案侦查20件21人，均为重特大案件，涉案金额达一千多万元。
总之，在工作中，用真心去团结人，并努力把工作做好，这种质疑慢慢就消除了，并且逐渐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方圆》：你刚才提到，局里来了很多新人，在锻炼队伍上面，你有哪些经验？
沈海洪：反贪工作，首先需要你有很强的法律功底，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还需要有经验、智慧，要会使用谋略。所以我觉得，新人要在办案中成长，不断积累。
记得有一个案件，一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行贿8000元，是一个女老板，她被带到检察机关后，情况交代完了，却怎么都不肯在笔录上签字，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得知情况后，我去了讯问室。我先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是璜土镇（江阴市下辖）人。因为我以前在璜土挂职过，对那地方也很熟悉。我问她在哪个公司上班，她说在某某公司。我说，噢，那附近我也常去，你们公司旁边有一个美容店，还是我一个同学开的，你去过没有……聊了一些之后，她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然后我跟她说，你看，现在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应该配合一下？笔录已经做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看你的年龄，相信孩子还小，如果一直耗在这里，对家里也有影响……其实我进去前后也就两分钟，她就签了字。
后来办案人员说我厉害。我告诉他们，其实我也没有用什么技巧，沟通的前提在于双方有一个对话的平台，我先说一些她熟悉的事，让她心情缓和下来，消除抵抗情绪，并且我也很理解她，要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再把道理讲出来。我在讯问的时候，就像平时聊天一样，要相互理解，要去沟通。
重视信息情报研判
《方圆》：江阴是一个经济活跃并且发达的地区，案件线索是不是相对也比较多？
沈海洪：是，并且大部分是大案、要案的线索。针对案件线索，我们构建了一个信息情报引导侦查模式。
首先是信息情报研判程序，由专门的研判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收集、整理各类信息情报，运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评估，提炼出真实、可靠、有价值的信息情报资料，并提出研判意见。接下来是信息情报应用程序，侦查人员主动应用信息情报，充分发挥信息情报拓展线索来源、选择案件突破口、确定侦查方向、完善巩固证据、应对翻证翻供等环节的引导作用。最后是信息情报总结程序，它与侦查终结程序同步进行，是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对本案收集、研判、应用信息情报的全过程总结，并将案件侦查过程中产生的再生信息反馈信息情报资料库。
《方圆》：这是个系统的模式，能有效提高自侦案件的效率和质量。作为反贪局长，你自身又是怎样做的？
沈海洪：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我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给我一个线索，我会先去判断哪些信息是有用的，经过筛选，把跟线索有关的所有的信息都汇总出来，做系统分析，将线条延伸到可能涉及的各个环节，将这些点连成线，形成一个办案路线图，引导办案的思维。
另一个我会用类比分析方法，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模式具有同构性，比如一个地方的一个部门出了问题，那么我会去思考，类似的、具备相同特征的地区或岗位是不是也可能存在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办理了很多窝案串案及系统案件。
《方圆》：如何应对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干扰？
沈海洪：在办案过程中，我们需要用智慧和谋略去攻克案件，同时，还要克服层层的办案阻力。我将“蛙跳战术”（编者注：蛙跳战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指在层层设防的敌阵中，攻击部队超越前线直入腹地，夺占一个个中心要点）引入到我们的侦查模式中。在侦查过程中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局外人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样在我们侦查结束的时候，我基本可以无阻力状态结束“战斗”。
《方圆》：看来这体现了你工科专业的优势。
沈海洪：这个专业背景，可能更有利于我去系统的分析案件。反贪工作也是个“熟练工种”，做的时间长了，就会热爱反贪工作。■
责任编辑：张羽
真正解决问题的利器，在于面对人性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出兵攻打屡屡北侵的南方彝族，为了取得其首领孟获的信任，先后七擒七纵，传为佳话。在江阴市检察院，也流传着一个沈海洪两放犯罪嫌疑人的故事。
一名农村老板和村主任合开了一个棉花厂，在这期间，他向村主任行贿了一笔钱。江阴市检察院反贪局了解情况后，依法对这名老板进行了传讯，然而，犯罪嫌疑人进了讯问室后，怎么也不肯张口，什么也不说。讯问的当天晚上，对于案情他只字不提，反倒是提到第二天有一批棉纱要到货，他需要回厂里收货。当时大部分办案人员不同意他回去，但沈海洪决定，让他走，但必须随叫随到。
过了两天，他们又掌握了一些新的证据，再次将他叫来，他依然对案情只字不提，并且再次提出要回去，理由是他从小由姑姑养大，而姑姑刚刚去世，明天要回去奔丧。沈海洪想了想之后，再次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走了。
第二天晚上，这名老板办完丧事，回到了检察院，面对沈海洪，说出了实情。原来，他不敢交代的原因是，他和村主任办厂，拿出了100万入股，而这笔钱没有任何字据及合同，他怕将案情说出来之后，村主任会不认账。
面对这一情况，沈海洪当即跟他说：“这样，不管你交不交代问题，你所担心的这件事我都帮你解决。”随后，沈海洪叫一个办案人员去讯问村主任，让其说明和他开厂并且他入股100万的事实，这一过程有同步录音录像。在看完录像后，这名老板对检察院的帮助非常感动，之后就交代了行贿的问题。
这个案子给沈海洪很大的启发。他觉得，真正解决问题的利器，不在于谋略，谋略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关键时候，还是需要用人最本源的东西去处理，也就是人性中的真诚。面对嫌疑人，你需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思考，他担心什么？害怕什么？如果不掌握这些情况，你就无法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小声说着：“不好意思，现在走不了，来了一个记者要写材料，我帮他一起弄一下……”话语中，显示出沈海洪的恭谦。
他认为工作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他个人接受采访就显得“高调”了。他对记者说：“我们聊聊天……”
对法律有一种神秘的向往
《方圆》：从简历上来看，你大学学的是工科？
沈海洪：嗯，我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金属材料热处理。这是纯粹的工科，其实当时我也没想到最终会到检察院来工作。
《方圆》：那是如何转行的？
沈海洪：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到江阴的一家纺织五金器材厂工作，这工作和我的专业对口。当时在厂里的热处理车间，我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我是希望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工作两年之后，我开始发现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经营理念都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之后的一件事对我刺激比较大。那年厂里进口来两套新设备，后来开箱一看，我惊呆了，这两套设备的生产日期分别是1939年和1941年，是国外早已淘汰的机器。这件事情之后，我认定了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于是开始找出路。
后来有一天下班时，厂里一位平时对我都比较照顾的大姐拿着一份报纸叫住我说：“小沈，这厂子迟早是要倒的，你看，检察院在报纸上招人了，你这样的大学生应该去试一试。”
我那时完全不明白检察院是做什么的，因为父亲曾经做过纪检工作，我就回家跟父亲商量了一下，他建议我试试。没想到之后的考试，我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江阴市检察院。
《方圆》：丢掉自己学了几年的专业，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没觉得可惜？
沈海洪：可能是当时还年轻吧，认为应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并且自己一直对法律有一种神秘的向往。
曾被称为“考试机器”
《方圆》：进入检察院后，一开始在什么部门？
沈海洪：在刑检科做内勤，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各种法律文书的盖章。说实话，当时心理还是有一些波动的，从一个技术人员变成了一个盖章的。
《方圆》：那是因为你没有法律专业背景，还无法从事检察业务工作吧？
沈海洪：是的。所以觉得必须要学法律，当年就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用两年半的时间拿下了法律本科。
《方圆》：听说同事给你取了一个绰号，叫“考试机器”？
沈海洪：可能因为我是“应试型选手”。1996年，全国初任检察官考试，我们院包括我在内，8个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
1998年，全国检察系统培训外事检察官，江苏有两个指标，当时检察长让我去试试。之后我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习法律英语。当时的培训目标是一年之后参加WSK（全国外语水平考试）。而我只学了半年就去报考，最后考了124分，目标分是110分。
在这之后，我又报考了苏州大学的在职法律硕士，在当年的江苏省检察系统报考人员中是第一名。
《方圆》：在进入反贪部门之前，你都在哪几个部门待过？
沈海洪：除了刚才所说的刑检科，还在审查起诉科、办公室、检委会办公室、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研究室等部门工作过。
《方圆》：这些经历对你现在从事反贪工作有没有帮助？
沈海洪：帮助非常大，每个阶段都有帮助。比如在刑检科，我做了三年半内勤，两千多个案件，所有的案件在讨论汇报的时候，都是我在做记录，那么实际上就是我经历了每一个案件，在发现案件出现疑点难点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
在办公室，我做了两年多的基建工作，也就是新办公楼的建设工程，而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案件是相当多的，两年多的基建工作，这个领域认识了很多人，也熟悉工程建设的关键环节，这对以后查办此类案件有很大的帮助。
在检委办、研究室等，我接手的都是疑难复杂案件，也对现在分析案件起到作用。
从质疑到信任
《方圆》：你是2008年3月被任命为反贪局副局长，2009年5月任局长。虽然之前也在业务部门工作过，但毕竟反贪局是自侦部门，还是会感觉不一样吧？
沈海洪：的确如此。我刚上任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对此，我很理解，因为在来反贪局之前的这几年，我都是在综合部门，虽然也办过几件案子，但给别人的印象始终是个“书生”，“让一写材料的人来领导反贪部门，他会办案子吗？”这种声音也显得很正常。
《方圆》：你是如何消除这种质疑的？
沈海洪：工作上我主抓一条线，就是办案。我整天都在思考，如何把案件安全、完整、有质量地办下来。2009年5月我任命为局长之后，半年时间，我加了一百多天班。因为当时反贪局人事调整比较大，来了很多新人，所以只要有案件，我都亲自参与。那年，我们局共立案侦查20件21人，均为重特大案件，涉案金额达一千多万元。
总之，在工作中，用真心去团结人，并努力把工作做好，这种质疑慢慢就消除了，并且逐渐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方圆》：你刚才提到，局里来了很多新人，在锻炼队伍上面，你有哪些经验？
沈海洪：反贪工作，首先需要你有很强的法律功底，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还需要有经验、智慧，要会使用谋略。所以我觉得，新人要在办案中成长，不断积累。
记得有一个案件，一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行贿8000元，是一个女老板，她被带到检察机关后，情况交代完了，却怎么都不肯在笔录上签字，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得知情况后，我去了讯问室。我先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是璜土镇（江阴市下辖）人。因为我以前在璜土挂职过，对那地方也很熟悉。我问她在哪个公司上班，她说在某某公司。我说，噢，那附近我也常去，你们公司旁边有一个美容店，还是我一个同学开的，你去过没有……聊了一些之后，她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然后我跟她说，你看，现在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应该配合一下？笔录已经做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看你的年龄，相信孩子还小，如果一直耗在这里，对家里也有影响……其实我进去前后也就两分钟，她就签了字。
后来办案人员说我厉害。我告诉他们，其实我也没有用什么技巧，沟通的前提在于双方有一个对话的平台，我先说一些她熟悉的事，让她心情缓和下来，消除抵抗情绪，并且我也很理解她，要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再把道理讲出来。我在讯问的时候，就像平时聊天一样，要相互理解，要去沟通。
重视信息情报研判
《方圆》：江阴是一个经济活跃并且发达的地区，案件线索是不是相对也比较多？
沈海洪：是，并且大部分是大案、要案的线索。针对案件线索，我们构建了一个信息情报引导侦查模式。
首先是信息情报研判程序，由专门的研判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收集、整理各类信息情报，运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评估，提炼出真实、可靠、有价值的信息情报资料，并提出研判意见。接下来是信息情报应用程序，侦查人员主动应用信息情报，充分发挥信息情报拓展线索来源、选择案件突破口、确定侦查方向、完善巩固证据、应对翻证翻供等环节的引导作用。最后是信息情报总结程序，它与侦查终结程序同步进行，是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对本案收集、研判、应用信息情报的全过程总结，并将案件侦查过程中产生的再生信息反馈信息情报资料库。
《方圆》：这是个系统的模式，能有效提高自侦案件的效率和质量。作为反贪局长，你自身又是怎样做的？
沈海洪：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我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给我一个线索，我会先去判断哪些信息是有用的，经过筛选，把跟线索有关的所有的信息都汇总出来，做系统分析，将线条延伸到可能涉及的各个环节，将这些点连成线，形成一个办案路线图，引导办案的思维。
另一个我会用类比分析方法，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模式具有同构性，比如一个地方的一个部门出了问题，那么我会去思考，类似的、具备相同特征的地区或岗位是不是也可能存在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办理了很多窝案串案及系统案件。
《方圆》：如何应对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干扰？
沈海洪：在办案过程中，我们需要用智慧和谋略去攻克案件，同时，还要克服层层的办案阻力。我将“蛙跳战术”（编者注：蛙跳战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指在层层设防的敌阵中，攻击部队超越前线直入腹地，夺占一个个中心要点）引入到我们的侦查模式中。在侦查过程中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局外人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样在我们侦查结束的时候，我基本可以无阻力状态结束“战斗”。
《方圆》：看来这体现了你工科专业的优势。
沈海洪：这个专业背景，可能更有利于我去系统的分析案件。反贪工作也是个“熟练工种”，做的时间长了，就会热爱反贪工作。■
责任编辑：张羽
真正解决问题的利器，在于面对人性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出兵攻打屡屡北侵的南方彝族，为了取得其首领孟获的信任，先后七擒七纵，传为佳话。在江阴市检察院，也流传着一个沈海洪两放犯罪嫌疑人的故事。
一名农村老板和村主任合开了一个棉花厂，在这期间，他向村主任行贿了一笔钱。江阴市检察院反贪局了解情况后，依法对这名老板进行了传讯，然而，犯罪嫌疑人进了讯问室后，怎么也不肯张口，什么也不说。讯问的当天晚上，对于案情他只字不提，反倒是提到第二天有一批棉纱要到货，他需要回厂里收货。当时大部分办案人员不同意他回去，但沈海洪决定，让他走，但必须随叫随到。
过了两天，他们又掌握了一些新的证据，再次将他叫来，他依然对案情只字不提，并且再次提出要回去，理由是他从小由姑姑养大，而姑姑刚刚去世，明天要回去奔丧。沈海洪想了想之后，再次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走了。
第二天晚上，这名老板办完丧事，回到了检察院，面对沈海洪，说出了实情。原来，他不敢交代的原因是，他和村主任办厂，拿出了100万入股，而这笔钱没有任何字据及合同，他怕将案情说出来之后，村主任会不认账。
面对这一情况，沈海洪当即跟他说：“这样，不管你交不交代问题，你所担心的这件事我都帮你解决。”随后，沈海洪叫一个办案人员去讯问村主任，让其说明和他开厂并且他入股100万的事实，这一过程有同步录音录像。在看完录像后，这名老板对检察院的帮助非常感动，之后就交代了行贿的问题。
这个案子给沈海洪很大的启发。他觉得，真正解决问题的利器，不在于谋略，谋略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关键时候，还是需要用人最本源的东西去处理，也就是人性中的真诚。面对嫌疑人，你需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思考，他担心什么？害怕什么？如果不掌握这些情况，你就无法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