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禁止开采黄金。《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朱元璋认为金银矿最为民害,不可开,禁止民间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永乐宣德时期虽有所松动,但因征收高矿税,抑制了黄金生产的积极性,故黄金总体产量并不高。同时立法限制庶民用金,仁宗时期亦罢市民间金银,仅在用银上有所松动,故有限的黄金资源基本成为皇室成员及高级贵族的消费品。
　　外国贡金及海外采买黄金也成为明前期用金的来源之一。《明史》中常有西域各国贡金的记载。另外,湖北粱庄王墓出土的一枚金锭,刻有“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铭文,当与郑和下西洋有关。西洋,在明代泛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据《明实录·永乐实录》记载,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间是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十六日至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十七日。故这块刻有西洋字样的金锭,显而易见是在此期间于西洋购买的黄金。这也是目前唯一有铭文记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出土文物。
　　据《明史·职官志》,明初在京城内廷设立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管理。八局中的银作局,掌打造金银器饰、制作金银钱币等。此外,“凡亲王、郡王并妃初受封号,合授金册、银册,俱从银作局造册”(《明会典》)。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赐讲官金钱》中亦讲到:“御前八局中,有所谓银作局者,专司制造金银豆叶及金银钱,轻重不等,累朝以供宫娃及内侍赏赐。”这种赏赐在永宣时期数量较大,目前明藩王墓葬中常见有银作局刻款的金器,它们均是由皇家内廷制作,再赏赐给藩王的。
　　首都博物馆所藏云凤纹瓶,刻有“随驾银作局宣德玖年玖月内造捌成伍色金拾伍两重外焊伍厘”铭文,这些带有“随驾银作局”刻款的金器,集中于永乐、宣德时期,说明这一机构是随永乐、宣德皇帝出巡时组成的,具有临时性,主要由宫中银作局匠人组成。梁庄王墓出土的另一枚随驾银作局制作的金锭,不仅有永乐拾肆年的制作时间,还有制作匠人的名字,可见皇帝时常赏赐,随时需要金银器的制作。从出土器物看,这一机构至迟在宣德九年仍然存在。
　　明代继承了元代工匠的世袭制度,所有工匠隶属于工部和内官监管理,但是他们比元代工匠有着较多自由。明初匠籍制度规定手工工匠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种。轮班,就是按照规定的时间,到工部报到服役。《明会典》洪武十二年:“令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目轮班匠。”以后,根据需要编定班次,每班分为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等轮班制,赴工者给以薪水盐蔬,休工停给。这一制度到成化二十一年,即改为“愿出银价者,……免赴京。……不愿者,仍旧当班。”住坐,则是全部由民间凋集有技艺的匠人,一般附籍于京师及其附近,为内官监管理。《明会典》载;“宣德五年,奏准南京及浙江等处工匠,起至北京者,……附籍大兴、宛平二县”。住坐匠有生产定额,服役时间为“月役一旬”,比轮班长,但人数比轮班少。
　　轮班和住坐匠在服役期以外,就可“自由趁作”,加之后来能以银两抵役,由此,工匠的自由度大大加强,为明代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明代的金器制作比之以往有很大发展,以日常生活用品和日用首饰品为主,工艺造型较之唐代的丰满富丽、生机勃勃以及宋代的清秀典雅、意趣恬淡风格有很大改变。日益趋向华丽、浓艳,皇家宫廷气息也愈来愈浓厚。器形趋向雍容华贵,各色宝石的镶嵌利用逐渐增多,色彩斑斓,到明中晚期达到高峰。特别是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出现于金瓶、金簪、金霞帔坠子等各种器皿和首饰上,象征着高贵与权势,与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和谐一致。华贵富丽之态和宋元金器那种贴近世俗生活的艺术风格也迥然有别。
　　此期日用器皿的造型设计与同时期瓷器、漆器有着相同的理念,显示了同时期不同工艺种类的相互借鉴。如首都博物馆所藏宣德时期的云凤纹瓶,梁庄王墓出土的金壶,都能在同时期的瓷器中找到类似的身影。梁庄王墓金壶,底部有“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成造捌成伍色金贰拾叁两盖嘴攀索全外焊壹分”刻款。洪熙元年是明仁宗的年号,仁宗朱高炽,为永乐皇帝长子,在位不满一年即病逝,虽如此,但其做了20年太子,因永乐帝常年在外征战,朝内事物多由其监管,故这一年虽短,但皇家艺术品的风格基本是永乐时期的继承。
　　而冠服所用的金饰、金带、首饰、钏镯则在设计上下功夫,款式新颖,同时,龙凤及吉祥意义的表现也成为金饰纹样设计追求的目标。如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云凤纹金坠,为亲王妃礼服所用的霞帔坠子。器体为桃形、中空、尖端衔一钩,两面均为镂空的凤纹,展翅翱翔于云间。坠子刻有“随驾银作局宣德柒年拾贰月内造柒成色壹两九钱”铭文,可见为皇宫内廷制作,赏赐给亲王妃的冠服佩饰。《明会典》中所记:永乐三年定制,皇后用龙纹玉坠子,皇妃、皇太子用凤纹玉坠子,亲王妃、世子妃用凤纹金坠子,郡王妃用翟纹金坠子。此物鈒凤纹,与文献中霞帔坠子的使用制度相同,也与亲王妃的身份对应。
　　明代首饰之发达,可谓辉煌。无论是鬏髻,以及插戴在鬏髻周围的各式簪钗组成的头面,还是耳环、耳坠等耳饰,设计创新及工艺技法都极尽能事。明前期的出土实物中,最耀眼的就是金凤簪了。1957年北京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有一对金凤簪,刻铭款:“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造玖成色金壹两贰钱伍分外焊伍厘”。类似者还有江西明益端王朱祐槟墓中所出一对,亦刻有“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成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款识。可见永乐贰拾贰年银作局做有一批此类金簪,作为赏赐之用。皇家银作局所制之统一样式,也使得目前各藩王墓中所出之金银首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永宣时期金器工艺风格承袭前代并有所发展,运用编、织、盘、辨、码、拱等多种制作方法,在金器加工上普遍运用了拉丝、累丝,锤揲、錾刻、焊接、镶嵌、镂空多种技艺,尤其是镂空及宝石镶嵌工艺十分具有特色。在金器制作中大量采用镂空技术,就使较少的材料能够表现出较大的体积,不使镂空后的金器有空虚之感,从而使作品精致,醒目,富于艺术欣赏性。
　　金镶珠宝玉石的工艺商周时就有,但多嵌以绿松石或玛瑙,真正的宝石较少,唐代虽有金镶宝石器物出土,但毕竟较少,有些还是镶嵌着彩色玻璃或绿松石。元代,文献记载金镶宝石的器物渐多,但考古发现的出土品不多。
　　永宣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从海外带来大量宝石,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代金镶珠宝工艺的发展。各种珠宝,如红宝石、蓝宝石、黄宝石、尖晶石、石榴石、绿松石、青金石、水晶、玛瑙、珍珠等被镶嵌在金首饰、钏镯等装饰物上。江西宁献王朱权为朱元璋第十六子,墓中出土“镶宝石鎏金手杖顶”1件,圆形帽状杖顶,用金皮捶压、焊接而成。顶部中间宝石托内镶嵌1颗半球形蓝宝石,周围残存4粒宝石,2粒红宝,1粒蓝宝和1粒绿松石。另外,湖北梁庄王,为仁宗庶九子,主要生活于永宣时期,墓中出土的金累丝镶宝石带銙,金镶宝石帽顶以及云形嵌宝石饰,都可谓永宣时期金镶宝石器物发展并开始兴盛的例证。这种工艺的应用,到了明中后期更为发达,尤其是各类首饰的制作,几乎到了逢金必镶的地步。
　　十分遗憾的是,明代金器制作虽然异彩纷呈,皇室成员也大量用金,但现存皇家传世金器却十分少见。究其原因,与清代皇室大量销熔前朝金器打造本朝器物有关。文献记载乾隆时期就曾下令熔销永宣金器打造佛像。所以,无论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都难已找到永宣时期金器的身影。目前所见者多为帝后、藩王及皇亲贵戚墓葬中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