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史上关于“地下丝绒”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当年几乎没有多少人买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但这些买了唱片的人后来都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其真正的妙语是“每一位朋克、后朋克和先锋流行艺术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都欠地下丝绒乐队一笔灵感的债，哪怕只是受到了间接的影响。”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列举出一大堆受其影响的著名人物：大卫·鲍伊（David Bowie）、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从CBGB（朋克地下城）俱乐部毕业的1970年代的朋克乐手们、小汽车（The Cars）、伪装者合唱团（The Pretenders）、快乐分裂（Joy Division）、新秩序（New Order）、U2、 REM、音速青年（Sonic Youth）等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地下丝绒”乐队存在的日子里，他们经常被误解、被谩骂，但更多的是受到冷遇。不过，“地下丝绒”还是有争议地被认为是美国1965年之后最重要的摇滚乐队，它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所有白人艺术噪音音乐的源泉，并且奠定了摇滚创作中暴戾的吉他弹奏以及带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歌词创作手法。
　　“地下丝绒”的诞生正好处于“披头士热”和普遍使用迷幻剂的年代。乐队最初的阵容是主唱兼吉他手卢·里德（Lou Reed），贝司手、键盘手兼中提琴手约翰·凯尔（John Cale），主音吉他手斯特尔·莫里森（Sterling Morrison）和鼓手莫林·塔克（Maureen Tucker）。在倡导探索精神的摇滚年代，“地下丝绒”坚持大胆、富于攻击性的极端手段，用自己激进的原始尖叫与流行灵歌的黑色效果混合出无限的可能，从自由爵士、经典的先锋艺术、浪漫主义的民谣以及最主要的商业R&B之中脱离出来，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

雪城大学的诗人与他的朋友们

　　地下丝绒的灵魂人物卢·里德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保守的犹太家庭，从小喜欢写作、吉他，并学习了古典钢琴。十七岁那年，因为同性恋倾向以及严重的情绪躁动，卢被父母送去州立精神病院，每周接受三次的电击治疗，长达八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不能容忍“病态”与行为不端，而他父母坚信医生能帮助卢拥有更健康的人生。事实上，治疗给少年造成众多精神上的问题，他一度认为自己已經变成了一个植物人，而这段经历与日后卢的嗜赌、酗酒、灰暗不无关联，我们可以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反复听到自我表达、自我需要以及渴望被需要的主题。
　　1960年，十八岁的卢·里德从纽约布朗克斯学院（Bronx Campus）转至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主修新闻学、导演和创意写作。当时纽约与波士顿的大学校园兴盛着一股鲍勃·迪伦的风潮，产生了无数民谣歌手；而雪城大学则是原型朋克（Prototype Rock）的摇篮，这所校园周身散发着叛逆与不羁的味道，在六十年代预示着摇滚的复兴。卢在此遇见了他一生的精神导师——诗人兼小说家德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受德尔莫·施瓦茨的启发，卢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包括两首他在雪城大学时期完成的歌曲《海洛因》（Heroin）与《等待那个人》（Waiting for the Man）。1966年，德尔莫·施瓦茨逝世，卢特意写了《欧洲之子》（European Son）与《我的房子》（My House）致敬施瓦茨，其中《欧洲之子》成为《地下丝绒与妮可》专辑的压轴曲目。可以说，雪城大学奠定了卢歌词创作的基本风格与样态：简单、干净、直接、粗暴，这与当时华丽繁复、矫揉造作的摇滚姿态完全不同。

　　大学期间，卢·里德遇到了有着相似背景的吉他手斯特尔·莫里森，两人开始在当地酒吧演出。卢很快学会了自我定义，他称自己为古怪的、孤独的人，为自己创造出一套装扮哲学——乐福鞋、牛仔裤加T恤、长发。据称，卢在学生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日后的黑暗系摇滚形象也呼之欲出。1964年，卢从雪城大学顺利毕业，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结识了约翰·凯尔。凯尔在伦敦学习现代音乐，由于获得伯恩斯坦奖学金来到了美国，师从大名鼎鼎的约翰·凯奇（John Cage）。他被卢创作的歌曲所打动，两人决心组建一支真正的乐队来演释这些歌曲。在招募了斯特尔·莫里森和一位鼓手之后，他们便上路了。几人先后考虑了“战争之锁”“掉落的鞋钉”等名字，最终，他们把队名定为“地下丝绒”（据说这是一本关于施虐和受虐狂的书的标题）。不久，原鼓手退出乐队，莫林·塔克正式加入。塔克是一位计算机键盘操作员，她早期的打鼓方式非常奇特，把大鼓放在侧面，站着打鼓，并且不使用钹片，精确的节奏融合在4/4拍的鼓点行进中，这也成为日后“地下丝绒”的一个标志。
　　1965年年末，地下丝绒乐队的经典四人阵容正式成立。

安迪工厂与黄色大香蕉

　　真正将地下丝绒从地下搬上舞台的是六十年代的波普艺术“国王”——安迪·沃霍尔。如今很难评价安迪与地下丝绒的关系，这中间有着太多“相爱相杀”的纠缠，但无可否认，安迪的出现犹如上帝之手，将当时身无分文、命悬一线的地下丝绒推到人前。由于安迪工厂强大的文化效应，流行艺术圈开始愿意接受“地下丝绒”诡异的音乐风格。
　　1965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比兹拉咖啡店，安迪第一次看到乐队的演出，随即意识到了“地下丝绒”的原创性和重要性，马上与他们签约。卢在创作上的极简风格、不断重复，通过节奏的变化制造出粗暴的眩晕、麻痹感与安迪拍摄上惯用的长镜头以重复视觉来制造惊愕的手法极其吻合，尤其是《穿皮草的维纳斯》《海洛因》等名作。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看对眼”的合作（建议大家真正去听听这些作品，文字不足以表达其中传递出的惊叹感）。作为该乐队的经理人，安迪安排乐队做了大量的巡回演出，并利用他的个人知名度设法使乐队与MGM唱片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Verve唱片签了合约。同时期的“地下丝绒”也经常在安迪的实验性电影中亮相。 　　在录制“地下丝绒”首张专辑《地下丝绒和妮可》时，安迪向唱片公司施压并坚持将自己的名字——Andy Warhol印在封套上。他亲手设计了专辑封面，封面黄色的大香蕉旁边有一排小字暗示听众“慢慢撕开然后享用”，初始设计封面上的香蕉皮可以被撕下来，里边会呈现一个红色的香蕉，然而当年这种唱片封面的生产需要一种特别的机器，这也导致了这张唱片的发行一再推迟。后来再版的专辑取消了这种设计。唱片封面上除了香蕉之外就是安迪的签名，连专辑的名字都没有，设计简洁而有力，带有强烈的视觉冲击。这张唱片封面如同安迪的其他波普艺术——金宝罐头汤、玛丽莲·梦露等，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现象与符号。

　　《地下丝绒与妮可》的推出是录音界的重大事件。不过这张后来被认为最佳摇滚专辑之一的唱片出版后遭遇“披头士”专辑《佩珀军士》的热卖，受到了冷落。事实证明，安迪这场投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第一张专辑的出版也预示了乐队解散的开始，自此乐队与安迪分道扬镳。后来每每被问及与安迪·沃霍尔的合作，成员们都回应道：我们曾经是好朋友，他对于丝绒乐队意义非凡。

后来的我们

　　由于卢·里德在音乐观念上与凯尔的分歧加剧，1968年9月，凯尔离开了“地下丝绒”。道格·尤尔（Doug Yule）代替他在乐队中担任贝司手，而卢·里德也在他的风格与听者之间做了一个平衡与调整。1969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地下丝绒》在旋律上亲和了许多，并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歌曲。1970年，樂队的专辑《满载》（Loaded）终于打入主流唱片市场。但卢·里德在这张专辑正式出版之前就离开了乐队，而此时乐队即将在大众中变得流行。没有了卢·里德的“地下丝绒”一直坚持到1973年才正式解散。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卢·里德和约翰·凯尔各自单飞发展。1993年，解散了二十年的“地下丝绒”成员重新走在一起进行了巡回演出，但由于卢·里德与约翰·凯尔的不和，重组的乐队再度解散。之后，便是各自的命运：莫林·塔克怀孕生子，偶有唱片出版；斯特尔·莫里森退出了摇滚界，回到大学教英文，1995年因病去世；2013年，被无数人奉为地下摇滚教父的卢·里德撒手人寰。
　　2017年5月26日，《丝绒乐队与妮可》专辑发行五十周年音乐会在利物浦举行。灵魂人物卢·里德与主音吉他手斯特尔·莫里森，还有当年那个被安迪硬塞进乐队的德国名模妮可早已不在人世，整场音乐会由约翰·凯尔一手操持，鼓手莫林·塔克看上去更像是退休归隐的老人，完全不在状态。为了撑满整场音乐会，凯尔从四面八方叫来音乐家与歌手充当演出嘉宾，包括马克·兰尼根（Mark Lanegan）、动物共同体乐队（Animal Collective）、浪子乐队的皮特·多赫提（The Libertines）、卡尔·巴拉特（Carl Barat）。显然，凯尔无意拿这场音乐会怀旧，无意回归当年的“地下丝绒”，巴黎音乐会上的演释显现出某种品位上的改变——对嘻哈与电子音乐的浓厚兴趣。我想说这恐怕早已不是卢·里德与斯特尔·莫里森当年所执着的地下丝绒。值得玩味的是，不论凯尔扛着“地下丝绒”的名字走到哪里，迎接他的永远是疯狂的追捧与尖叫；对比1967年专辑发表时的凄凉境地——美国流行音乐榜单第一百七十一位，唱片发行的头五年仅售出三万张的成绩，仿佛“地下丝绒”的生是从它的死开始的。
　　一个名字能穿越几代摇滚音乐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流行音乐世界，的确是了不起的传奇。但我内心依然怀念最初那个岌岌可危的摇滚生命，那些备受唾弃的音乐，我总会想起斯特尔·莫里森生前采访中说过的故事：
　　作为地下丝绒，我们在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就被解雇了。那时候我们演唱《黑天使的死亡之歌》，中场休息的时候，酒吧主人跑过来说，“你们再唱这种歌就要被解雇！” 这是一种自我沉溺。我们想做一种音乐，看我们能走多远，看我们能有多大力量。卢跟我曾经拥有过最狗屎的乐队，那是因为我们做的是真正的摇滚。现在的新浪潮不过是民歌而已，摇滚不是民歌，对此我感到焦虑。
　　一切早已改变，这个名字以别样的方式继续存活。尽管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分开，但说起短命的“地下丝绒”，那依然是最有激情最有想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