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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拟作诗历来备受争议，尤其是明清两代对拟作诗的态度更加复杂。苏轼《仇池笔记·拟作》：“刘子玄辩《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盖齐梁文士拟作”，可见拟作诗的水平甚至可以以假乱真或者超越前人。在对拟作诗及其理论进行分析梳理基础上，试图重新去评价拟作的价值，从而方便更好地去认识拟古诗这一有趣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拟作；重新评价；创新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627（2017）14-0036-02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曰：“…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靡，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又贵远贱今，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教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尔。”[1] 针对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弊病，江淹提出了“通方广恕，好远兼爱”，也可理解为贵远贵今，所以他所模拟的五言古诗并没有局限在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而是跨时代多角度多方面地向古人和同时代人学习。而江淹选择的所模拟的对象，也体现了他对于诗歌和诗人的品评，反映了他对于五言诗歌选择和批评的眼光。能够自觉主动地师法前人和学习借鉴同时代人，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和诗法的继承，体现了江淹谦虚积极地作诗态度，也表现出江淹并没有“文人相轻”的观念。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拟古推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2]可见江淹的拟作诗的技巧已经炉火纯青，从另一方面讲，这就意味着优秀的诗歌是可以通过模仿再现的，说明诗歌有章可循，有技可法。另外江淹提出“各具美兼善”，对于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诗歌，能够发现其美和善的地方，本身就是一种美学批评。换句话说，美在于发现，而这种批评方式更加可贵。因此模拟和发现互相影响，模拟在于发现新的美。
钟嵘《诗品》把古诗十九首时代到齐梁时代的诗人共分了三个品级，在下品对梁太常任昉的评价中说：“…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3]少年学子学诗，最好不要诗法任昉。他推崇的最好的诗是上品，如果要学习的话最好不要诗法下品诗人的诗。可见钟嵘认为师法和学习前人或者同时代人古诗的时候要分清楚优劣。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对汉代以来的仿作进行了分析：“观夫屈宋属篇，号引诗人，虽引古事， 而莫取于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4]这里提到了模仿和摘取前人优秀作品从而创作出新品的例子，他说可作为“后人之范式”，因此，他赞成模仿和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他又说到“才自内发，学以外成”，要学会向外界学习，汲取必要的能量。“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适宜综学在博，取事约贵，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勰在这里提出了作家应该广泛地学习，因此诗法和模拟前人不失为一条正确的途径。在“赞”中，刘勰明确指出：“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崑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古籍经书理论高深，内容丰富，文辞美好，源远流长。后世学者文人应该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创作。
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的影响较大，他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并传授给后学。因此，追随和效仿黄庭坚的诗人日益增多，作诗也以黄庭坚为学习典范。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25人，认为这些诗人都与黄庭坚一脉相承。宋末，方回以江西诗派以学杜甫为号召，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提倡师道和诗法的传承，有模仿和宗法的对象。杜甫的诗歌具有可模仿性，并不全是靠灵感而作，因此，诗法古人的拟作就会在诗歌技巧上不断推敲和打磨，从而使得诗歌技巧更加成熟。
严羽《沧浪诗话》提出了作诗和学习的方法：“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功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这里说到了学习模拟古人作诗应该向第一流最好的诗人和作品学习，这就把江淹的“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诗法对象限定在了第一流上乘诗人及其作品。如果说江淹的“观千剑”包括审视优质和劣质的剑的话，那么严羽属于只观优质剑，最好不要观劣质剑，也就是说，江淹主张向一切诗人学习，而严羽只赞成学习优秀的诗人及作品。钱振锽《谪星诗说》对严羽的批评恰巧可以印证江淹的观点：“羽又道入门不正，则愈骛愈远。夫诗岂有一定门户，风、雅、颂、汉魏齐梁唐宋门户各不同，亦各行其是而。何必强分其正不正耶。”钱认为诗不一定有门户之分，那就无所谓优劣，不必强分正与不正，每个时代的诗歌创作都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这也就是“通方广恕，好远兼爱”。
清袁枚《续诗品》“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5]这里提到了写诗作文如果不向古人借鉴，就没有定式和法式可以遵循；如果和古人一模一样，就不能够体现自己的风格。即是说，在学习古人的同时，要注意培养自己的风格。这就对拟作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像古人学习作诗，更要有自己新的特色和风格，从而使拟作诗不只是停留在模拟，而是在模拟的基础上能够超越前人，后世的文人学者不断在模拟的基础上推进，就促进诗歌更好地向前发展。 韩驹谓：“学古人尚恐不至古人，况学今人哉！其不至古人也必矣。”韩驹认为后人即使模仿学习古人也赶不上他们，更何况学习同时代人呢？不管学古还是学今都不如他们。[6]张戒《岁寒堂诗话》载：“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屋下架屋，愈见其小，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7]张戒认为后人学习古人始终不能超越他们，因此对拟古师法前人抱有消极的态度。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前人未必不可超越，后世不一定不如前世。李白在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通过对庾信和鲍照诗风的学习，李白的诗歌继承了清新和俊逸的风格，并且李白在诗坛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庾信和鲍照；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未及前贤更勿疑 ，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的诗风融合了多位诗人的特点，通过不断主动积极地师法前人，杜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他在诗坛的地位也无人能及。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比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8]此处的“论古必恕”是说不论是优秀的诗人作品还是一般的诗人作品，都应该抱着一颗虔诚和谦虚、宽容的心态去包容他们，理解古人作诗为文之用心，而不是过分地苛责古人，这对于钟嵘和严羽的理论，更加具有包容性。即使是下品诗人和作品也有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综合以上理论和例证可知拟作诗并不是后人对前人的单纯模仿，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正确的诗学路径。作诗的方法很多，而学习模拟古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学习古人的诗可以知道自己所作的诗之病，也是一种作诗经验的继承，以前车为鉴，可以更好地在诗歌方面既往开来。黄子云《野鸿诗的》：“凡诗有不足之病，即以前人对病之法治之”。[9]通过学古人诗以补自己诗的不足。
拟作诗是一种对文化根本和诗学传统继承重要的方式。孔子《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诗歌的模拟从根本上是一种对“本”的传承和延续，以至于诗歌创作不会偏离了根本的路径。这是对传统的致敬和学习，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和未来，师道和诗道得以不断地延续，模拟学古起了关键的作用，不断从前贤那里继承优秀的诗学传统，并经历多世而能传至久远，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拟作诗是一种文化创新的方式，在模拟学古的基础上，不断加入自己时代当下的思想，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会使得诗歌文化更加具有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胡之骥注，江文通汇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2]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 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4] 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5] 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6] 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7] 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岁寒堂诗话[M]，中华书局，1983 年.
[8] 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M]，中华书局，1956 年.
[9] 丁福保编.清诗话·野鸿诗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关键词：拟作；重新评价；创新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627（2017）14-0036-02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曰：“…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靡，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又贵远贱今，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教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尔。”[1] 针对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弊病，江淹提出了“通方广恕，好远兼爱”，也可理解为贵远贵今，所以他所模拟的五言古诗并没有局限在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而是跨时代多角度多方面地向古人和同时代人学习。而江淹选择的所模拟的对象，也体现了他对于诗歌和诗人的品评，反映了他对于五言诗歌选择和批评的眼光。能够自觉主动地师法前人和学习借鉴同时代人，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和诗法的继承，体现了江淹谦虚积极地作诗态度，也表现出江淹并没有“文人相轻”的观念。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拟古推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2]可见江淹的拟作诗的技巧已经炉火纯青，从另一方面讲，这就意味着优秀的诗歌是可以通过模仿再现的，说明诗歌有章可循，有技可法。另外江淹提出“各具美兼善”，对于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诗歌，能够发现其美和善的地方，本身就是一种美学批评。换句话说，美在于发现，而这种批评方式更加可贵。因此模拟和发现互相影响，模拟在于发现新的美。
钟嵘《诗品》把古诗十九首时代到齐梁时代的诗人共分了三个品级，在下品对梁太常任昉的评价中说：“…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3]少年学子学诗，最好不要诗法任昉。他推崇的最好的诗是上品，如果要学习的话最好不要诗法下品诗人的诗。可见钟嵘认为师法和学习前人或者同时代人古诗的时候要分清楚优劣。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对汉代以来的仿作进行了分析：“观夫屈宋属篇，号引诗人，虽引古事， 而莫取于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4]这里提到了模仿和摘取前人优秀作品从而创作出新品的例子，他说可作为“后人之范式”，因此，他赞成模仿和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他又说到“才自内发，学以外成”，要学会向外界学习，汲取必要的能量。“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适宜综学在博，取事约贵，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勰在这里提出了作家应该广泛地学习，因此诗法和模拟前人不失为一条正确的途径。在“赞”中，刘勰明确指出：“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崑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古籍经书理论高深，内容丰富，文辞美好，源远流长。后世学者文人应该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创作。
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的影响较大，他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并传授给后学。因此，追随和效仿黄庭坚的诗人日益增多，作诗也以黄庭坚为学习典范。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25人，认为这些诗人都与黄庭坚一脉相承。宋末，方回以江西诗派以学杜甫为号召，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提倡师道和诗法的传承，有模仿和宗法的对象。杜甫的诗歌具有可模仿性，并不全是靠灵感而作，因此，诗法古人的拟作就会在诗歌技巧上不断推敲和打磨，从而使得诗歌技巧更加成熟。
严羽《沧浪诗话》提出了作诗和学习的方法：“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功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这里说到了学习模拟古人作诗应该向第一流最好的诗人和作品学习，这就把江淹的“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诗法对象限定在了第一流上乘诗人及其作品。如果说江淹的“观千剑”包括审视优质和劣质的剑的话，那么严羽属于只观优质剑，最好不要观劣质剑，也就是说，江淹主张向一切诗人学习，而严羽只赞成学习优秀的诗人及作品。钱振锽《谪星诗说》对严羽的批评恰巧可以印证江淹的观点：“羽又道入门不正，则愈骛愈远。夫诗岂有一定门户，风、雅、颂、汉魏齐梁唐宋门户各不同，亦各行其是而。何必强分其正不正耶。”钱认为诗不一定有门户之分，那就无所谓优劣，不必强分正与不正，每个时代的诗歌创作都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这也就是“通方广恕，好远兼爱”。
清袁枚《续诗品》“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5]这里提到了写诗作文如果不向古人借鉴，就没有定式和法式可以遵循；如果和古人一模一样，就不能够体现自己的风格。即是说，在学习古人的同时，要注意培养自己的风格。这就对拟作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像古人学习作诗，更要有自己新的特色和风格，从而使拟作诗不只是停留在模拟，而是在模拟的基础上能够超越前人，后世的文人学者不断在模拟的基础上推进，就促进诗歌更好地向前发展。 韩驹谓：“学古人尚恐不至古人，况学今人哉！其不至古人也必矣。”韩驹认为后人即使模仿学习古人也赶不上他们，更何况学习同时代人呢？不管学古还是学今都不如他们。[6]张戒《岁寒堂诗话》载：“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屋下架屋，愈见其小，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7]张戒认为后人学习古人始终不能超越他们，因此对拟古师法前人抱有消极的态度。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前人未必不可超越，后世不一定不如前世。李白在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通过对庾信和鲍照诗风的学习，李白的诗歌继承了清新和俊逸的风格，并且李白在诗坛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庾信和鲍照；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未及前贤更勿疑 ，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的诗风融合了多位诗人的特点，通过不断主动积极地师法前人，杜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他在诗坛的地位也无人能及。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比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8]此处的“论古必恕”是说不论是优秀的诗人作品还是一般的诗人作品，都应该抱着一颗虔诚和谦虚、宽容的心态去包容他们，理解古人作诗为文之用心，而不是过分地苛责古人，这对于钟嵘和严羽的理论，更加具有包容性。即使是下品诗人和作品也有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综合以上理论和例证可知拟作诗并不是后人对前人的单纯模仿，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正确的诗学路径。作诗的方法很多，而学习模拟古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学习古人的诗可以知道自己所作的诗之病，也是一种作诗经验的继承，以前车为鉴，可以更好地在诗歌方面既往开来。黄子云《野鸿诗的》：“凡诗有不足之病，即以前人对病之法治之”。[9]通过学古人诗以补自己诗的不足。
拟作诗是一种对文化根本和诗学传统继承重要的方式。孔子《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诗歌的模拟从根本上是一种对“本”的传承和延续，以至于诗歌创作不会偏离了根本的路径。这是对传统的致敬和学习，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和未来，师道和诗道得以不断地延续，模拟学古起了关键的作用，不断从前贤那里继承优秀的诗学传统，并经历多世而能传至久远，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拟作诗是一种文化创新的方式，在模拟学古的基础上，不断加入自己时代当下的思想，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会使得诗歌文化更加具有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胡之骥注，江文通汇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2]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 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4] 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5] 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6] 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7] 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岁寒堂诗话[M]，中华书局，1983 年.
[8] 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M]，中华书局，1956 年.
[9] 丁福保编.清诗话·野鸿诗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