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各种有组织的结构中,业绩和绩效的考核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行为,或偏重效益或偏重功德,考核量尺的存在愈益显现。也是借鉴了企业考核的成功经验,国内的媒体在上世纪末开始尝试引进考核的量尺,以此应对行业内部的竞争。但是,逐步企业化的媒体毕竟与从事直接物质产品生产的企业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其产出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产品”,不仅不能“标准化”,反而崇尚的是产品的“差异”,追求的是新奇以及“个性化”。要给这种属性的产品寻找或定制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准的量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媒体作为一个行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特别是同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也不得不考虑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内在质量也就成为阅读市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产品的考核,量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限定和约束,规定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达到的一个底线;其二是激励和奖掖,促使产品在质量和数量特别是质量上向更高的标准靠近。
　　媒体的介质不同,传播方式也就不同,即使是同一种介质的媒体,由于特定的受众、特定的地域或针对的行业、追求效益的方式和手段以及自身属性的差异,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内部管理模式,进而考核的目标和模式也必然不尽相同。据了解,国内绝大部分公开发行的报纸,大抵都建立了自己的考核管理制度或者初步制定了用以奖惩的考核管理办法。尽管还难以论定哪家的考核管理模式效果最为理想,或可成为一个范本,但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报纸的生产过程中的现阶段有必要植入考核管理这样一个环节,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此,笔者以北京青年报的考核模式为剖析对象,就报纸的考核管理功效作一管窥蠡测的梳理。
　　考核灌输的是竞争意识
　　北京青年报从2002年初开始正式搭建自己内部的考核平台,设立专职考核部门,开发考核应用软件,确定考核管理办法。一整套考核管理内容的核心可概括为八个字:优质优酬,多劳多得。之所以质量和数量兼顾,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质量寓于数量之中,先有“量”后有“质”,有一定的数量做基础,作品选择的余地才大,好作品出现的几率也才有可能增大;其次,这个原则的确定也取决于报社实际情况的需要,是时,报纸的广告发生额增速迅猛,版面也随之扩张,客观上要求新闻作品大数量的产出。
　　优质优酬,度量的是编辑、记者版面、稿件的质量,级别分设A、B、C、D、E五等,级差对应的薪酬最大相差10倍;版面、稿件的等级标准依照业内的共识及特定受众对象的阅读需求而确定。考核分为初评、复评、终评三级。评价不完全来自内部,定期从读者中采集的阅读指数也会加权到评价结果当中。这部分的计酬,亦即固定薪酬外的奖金,原则上不保底,也不封顶;考核者和考核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评价公开、公正,结果也力争最大的公平。
　　多劳多得,度量的是编辑记者版面、稿件的数量,不分优劣,依据版面和稿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以及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确定一个换算比例,然后规定标准单位和单位价格。这部分的计酬,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稿酬。
　　上述内容,即为北京青年报考核模式的基本框架,至于相关规定和操作上的细节,已有一整套的文件来规范,在此忽略。
　　先就一般意义上来看问题。考核等级的差别,一方面拉开了薪酬上的落差,经济杠杆一定能起到撬动作用,这也符合唯物论的观点,承认能力上的差异,承认复杂劳动中所包含的心血;另一方面,也可正视简单劳动的累加,正视分工合作中不同角色的各自价值。
　　媒体内部的考核,甫一脱胎,便招致言辞激烈的抨击声音。主要的依据来自西方国家的报纸管理理念。老外同行们不太理解,报纸上的作品怎么可以用考核的标准去度量?有一把“普利策”的量尺不就足够了吗?因此,西方人大都凭上司对下属人员的印象来判定员工干得好坏与否。虽然管理很简单,但却有效,报纸办得都也不错。以此为参照,有些人遂如是作结:考核特别是量化考核这一工厂的法宝之所以会流传到国内的媒体业,是因为中国的传媒业在急速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而媒体的管理者暂时又没有更好的管理模式可以借鉴,就简单地套用了工厂车间里采用的那套所谓的量化管理办法,可谓病急乱投医,暂时缓解了症状,但从长远来看,副作用也不小。现在,这种考核的弊端也越来越多地被媒体人所体会到。
　　国内的报纸,没有一家是私人所有,那么,管理者就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为所欲为,要约束和激励员工就必须有一种集体能够认可的规定,照章办事。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能不能成为一种自觉,还要看有没有培养这种意识的温床。
　　生硬的规则利弊两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当我们意欲匡正和杜绝某种弊端或褒扬奖掖某种行为时,就必须立个规矩。出发点和侧重点也许有所不同,有偏重于追求最好的,有意在杜绝最坏的。北京青年报的考核规则,力主在于追求最好的。在作品质量的评判上,“A”级10倍于“E”级,就是这个核心意思的体现。其中,包括收益也包括荣誉;一个周期排行之后的比较,作品总级别高居前列者,绩效工资多不说,间或还有出国休假的待遇;岗位晋级亦取决于此。这里还有个关联性的互动,那就是记者凭稿子质量行事,不必顾虑私下关系的亲疏;编辑的版面要想得高分依仗的是记者的好稿件,不能顾及个人关系,所以,考核规则在一般意义上规范了编采之间正常良好的关系秩序。
　　在能力水平相当的群体中,约定性的竞争规则是最公道的。但人的水平总是参差不齐的,不管报纸的稿件还是版面,都需要不同的角色。出色的记者可以依仗好稿件而大获益处,水平逊色一点的,也有个出路,那就是以量取胜;编辑也同理。受众希冀看到视角独特、见解犀利、文笔生动的报道文章,与此同时,读者尚且需要告知性的消息资讯,比如,天气、电视节目、政府通告等的预报和传递,这样的稿件或版面,基本上属“简单劳动”,不过总得有人去做,规则中的“多劳多得”关照的就是这种“简单劳动”。
　　据粗略统计,北京青年报制定考核规则之后,记者人均年发稿量在200篇以上,这是规则作用的结果;至于报纸为读者所青睐,在何种程度上与规则有关,不好说。
　　媒体考核的规则愈明晰,则效用越显“生硬”,结果也是利弊两端。如果允许记者无限期地磨就出一篇好稿件,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就无从核验,因此工作量的数额也就不得不有一个底线,或篇数或字数,只有达到额定之数才能参与绩效工资的分配。如果遇到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只因采访难度大,花的时间不好预计,这让记者或有难于处措的感觉。假如规则可以照顾例外,那么例外的情况又太多,量尺就有了伸缩性。(每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专项报选题,专项考核,但这种情况多了又会很麻烦。)
　　由于质量和数量可以分开,也促使一些记者聪明地“合理”利用规则。稿件基本是按篇而论的,于是,本为一体的一个题材,就可能被人为地肢解拆分,以叙述、对话、背景、手记等不同体裁各自独立出来,谋求数量。有人评价说,这就是规则“规定”出来的。如同药物一样,虽能治病救命,却也有“是药三分毒”的道理。换个角度看,说这是个人觉悟和品德问题,那么正好说明,规则是必须的,规则有疏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由远及近,人们业已形成的诸方面的自觉行为,最早同样也是规则“规定”出来的。
　　有所损益而趋利避害
　　泛览国外一些大报的做法,一个考核方面的共同点是,“模糊考核”。首先是考核的周期大都很长,短则半载,长则一年;其次是考核的量尺一般是上司或主管对被考核人员的印象,少有量化的指标;再次,通常也不针对单一作品评价,考核结果视总体而论。
　　这种似无似有的模糊考核,有人情味,也体现了“人文关怀”,不管是编辑还是记者,意识里有自觉的压力和动力,荣誉感凸显强烈。表现总体突出,个人的年薪能居于高位,也能得到其他方面应有的礼遇。
　　总体关照国内报纸的考核体系或规则,基本额是硬性明晰的量尺,容易操作,便于把握。如果视其为一个杠杆,它所撬动的因素在金钱收益和内在能动性两端,孰轻孰重,难说;如果视其为一条准绳,它所限定的劳动或劳动时间的比较,是不是公平合理呢?也难说。能说的是,现阶段,国内的报纸,为了市场、为了竞争,的确需要内部的考核管理。不能简单地类比西方媒体,也不能草率移植,因为土壤不同。在实践中对考核体系和考核规则逐步损益,趋利避害,也许是最实际的一种认识和进程。
　　画家齐白石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借之一用,以表“模糊与明晰之间”,或有几分类似。
　　1.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区别考核,分灶吃饭,对比或竞争,在同一跑道内进行;2.确立“荣誉感”的本位,用多种手段褒扬优秀员工,营造群体压力和动力,对于钱物方面的奖掖,不事张扬为宜;3.逐步淡化数量的度量,特别是媒体内容风格日趋“同质”化的现实面前,以精、深、新作为量尺的主要刻度,让报纸的面孔跃动于读者面前。
　　最好的规则,是使于人,而不是管人的。有人说,报纸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无考核。这个见解不错,但眼下不行。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社总编辑助理)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