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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我们就聊到了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万芳回忆起2013年，讲到有一些很亲近的朋友离开了她。
“2013年上半年，我用很多时间陪伴蓓丽（万芳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中《小星星》的创作人）。在她生命最后的两个月，我都在她身边。那对我来说是很难忘怀的经历。我用我的生命去陪伴另一个生命，这让我发现人只有在生命即将结束或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去思考有关生命的事情。否则，我们想的都是生命以外的事，都是和欲望有关的事。”
说着这些话的万芳，像一个朋友，也像一个医生——这与多年来人们印象中她“疗伤系歌手”的身份，也有着些许的吻合。
她说：“想跟很多很多朋友讲，对！你有选择权。我们生活在选择的年代，其实不是我的心脏强大，而是我会选择要不要接受各方给予我的压力。不管谁对我说了什么，那都是‘耳边话’，要不要按照那些话去生活，才是我的选择。”她的眼中有光，传达着真挚与信念。
二十多年前，万芳唱着情歌出道。观众面前，她是个容易动情的女孩，流着泪，唱着歌。“缘难了，情难了”，1993年的一曲《新不了情》给她贴上了荣耀的标签。从那以后，她不断在歌手、演员、电台DJ、戏剧人的身份间转换，成为大众心目中“文艺青年”的样本。
直到今天，万芳还是会在各种场合唱到《新不了情》。一首歌唱了20年，腻了吧？但她说从来不会感到厌烦。因为每首歌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唱和听，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意义。
每个角色也是这样。万芳得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但大陆观众知道她会演戏，还是因为她在大陆演出的舞台剧《收信快乐》和《宝岛一村》。这两部都是文艺拥趸的必看剧目。
《收信快乐》万芳演了12年，《宝岛一村》演了几百场，她说每次都有新的感觉。“我是《收信快乐》里的陈淑芬，这部戏用100分钟浓缩了一个人40年的人生，是一个可以演一辈子的戏。而《宝岛一村》里的朱嫂会让无数人回忆起自己的故土。我是从小就生长在台湾这块岛屿的人，从小就在眷村长大，那个角色身上有我父辈的缩影。”
2013年底至2014年初，万芳又接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她在舞台喜剧《绝不付账》里饰演了一个叫“玫瑰”的女子，这个角色很有些不同。
《绝不付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1974年创作的剧本。然而时隔40年再拿来演出，人们发现，它仍然是一部很“当下”的剧。万芳和华少在剧中诠释了一对“贫贱百事哀”的中年夫妻在遭遇生存困境时的反抗。在观众看来，万芳演绎的“玫瑰”是个泼辣的主妇。但在万芳心里，“玫瑰”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
“她原本是按照传统的轨迹念书、谈恋爱、结婚、买房、生子，一步步去建构自己的家直到老年。” 万芳说，“她想要买房子，她想要生小孩，但是她没想过买到了一个质量不好的房子，这件事打败了她所有的梦想，摧毁了她的浪漫和热情。是梦想破裂的崩溃，逼得她用泼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是一个集合了很多种女性个性的角色，万芳则想通过女性温柔而强悍的力量表达对社会的想法。“回归现实生活，如果是我们自己买到不称心的房子，住了不到三个月就发现漏水，电线是老旧的，地板是突起的，你说你气不气？当然是会气的吧。我在达里奥·福的剧本里看到的1974年的世界，是一个彼此不信任、充满谎言、令人非常不安和沮丧的世界。但是，多么让人失望”，万芳停顿下来，叹了口气，“40年的时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但没有进步，反而破坏得更多，人性的贪婪也在继续扩大。这部剧看似荒谬，但其实更荒谬的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都说人生如戏，不知道抱着看一部“喜剧”的心态走进剧场的观众能否如万芳所期待的，“通过这部剧去反省自己”。但她的愿望总归是好的，“希望大家能从角色身上看到自己。当我们把生活中的不如意统统归因于环境，归因于别人的错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好”。
岁末年初，《绝不付账》收获了来自观众的掌声。而万芳坦言，在舞台上她常常担心一不小心以掌声作为自己表演好坏的判断标准，这就错了。她认为，演员在表演的当下，一定要回归角色。人在生活里，则要回归本心。
很多文艺青年以为，旅行是找回“本心”的妙药，于是都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在“文艺样本”万芳的生活里，旅行的意义早已悄然变化。她说，更年轻的时候，旅行想做的可能是观光、购物、品尝美食，现在最喜欢的则是与生活在那里的人聊天。
她讲了最近一次去德国的经历。“我并不只是一个观光客，看看风景，买买东西而已，我更关注他们的社会福利是什么、医疗状况怎么样，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不满是什么。我跟住在那里的朋友聊天，问他们政府都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如果一个企业进入一座城市会给这座城市带来商机，但也可能会让当地人买不起房，把原本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赶到边缘地带，那么政府就会否决这件事。政府会更多地去考虑大众的利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们都说万芳“文艺”，说“只有她才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真正的文艺女青年”。其实在万芳那里，文艺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并不能概括她对生活的主张。言谈中，她更倾向于把“文艺”解释成与人文、土地相联结的一种思考方式，不是悲春伤秋，而是思考和行动。生命最好的状态，则应该是从容、不慌张，并且永远记得出发的地方。
“20 岁时总想离开家，40多岁却开始想回家，这是更深层次的长大。”万芳说。
“2013年上半年，我用很多时间陪伴蓓丽（万芳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中《小星星》的创作人）。在她生命最后的两个月，我都在她身边。那对我来说是很难忘怀的经历。我用我的生命去陪伴另一个生命，这让我发现人只有在生命即将结束或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去思考有关生命的事情。否则，我们想的都是生命以外的事，都是和欲望有关的事。”
说着这些话的万芳，像一个朋友，也像一个医生——这与多年来人们印象中她“疗伤系歌手”的身份，也有着些许的吻合。
她说：“想跟很多很多朋友讲，对！你有选择权。我们生活在选择的年代，其实不是我的心脏强大，而是我会选择要不要接受各方给予我的压力。不管谁对我说了什么，那都是‘耳边话’，要不要按照那些话去生活，才是我的选择。”她的眼中有光，传达着真挚与信念。
二十多年前，万芳唱着情歌出道。观众面前，她是个容易动情的女孩，流着泪，唱着歌。“缘难了，情难了”，1993年的一曲《新不了情》给她贴上了荣耀的标签。从那以后，她不断在歌手、演员、电台DJ、戏剧人的身份间转换，成为大众心目中“文艺青年”的样本。
直到今天，万芳还是会在各种场合唱到《新不了情》。一首歌唱了20年，腻了吧？但她说从来不会感到厌烦。因为每首歌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唱和听，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意义。
每个角色也是这样。万芳得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但大陆观众知道她会演戏，还是因为她在大陆演出的舞台剧《收信快乐》和《宝岛一村》。这两部都是文艺拥趸的必看剧目。
《收信快乐》万芳演了12年，《宝岛一村》演了几百场，她说每次都有新的感觉。“我是《收信快乐》里的陈淑芬，这部戏用100分钟浓缩了一个人40年的人生，是一个可以演一辈子的戏。而《宝岛一村》里的朱嫂会让无数人回忆起自己的故土。我是从小就生长在台湾这块岛屿的人，从小就在眷村长大，那个角色身上有我父辈的缩影。”
2013年底至2014年初，万芳又接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她在舞台喜剧《绝不付账》里饰演了一个叫“玫瑰”的女子，这个角色很有些不同。
《绝不付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1974年创作的剧本。然而时隔40年再拿来演出，人们发现，它仍然是一部很“当下”的剧。万芳和华少在剧中诠释了一对“贫贱百事哀”的中年夫妻在遭遇生存困境时的反抗。在观众看来，万芳演绎的“玫瑰”是个泼辣的主妇。但在万芳心里，“玫瑰”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
“她原本是按照传统的轨迹念书、谈恋爱、结婚、买房、生子，一步步去建构自己的家直到老年。” 万芳说，“她想要买房子，她想要生小孩，但是她没想过买到了一个质量不好的房子，这件事打败了她所有的梦想，摧毁了她的浪漫和热情。是梦想破裂的崩溃，逼得她用泼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是一个集合了很多种女性个性的角色，万芳则想通过女性温柔而强悍的力量表达对社会的想法。“回归现实生活，如果是我们自己买到不称心的房子，住了不到三个月就发现漏水，电线是老旧的，地板是突起的，你说你气不气？当然是会气的吧。我在达里奥·福的剧本里看到的1974年的世界，是一个彼此不信任、充满谎言、令人非常不安和沮丧的世界。但是，多么让人失望”，万芳停顿下来，叹了口气，“40年的时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但没有进步，反而破坏得更多，人性的贪婪也在继续扩大。这部剧看似荒谬，但其实更荒谬的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都说人生如戏，不知道抱着看一部“喜剧”的心态走进剧场的观众能否如万芳所期待的，“通过这部剧去反省自己”。但她的愿望总归是好的，“希望大家能从角色身上看到自己。当我们把生活中的不如意统统归因于环境，归因于别人的错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好”。
岁末年初，《绝不付账》收获了来自观众的掌声。而万芳坦言，在舞台上她常常担心一不小心以掌声作为自己表演好坏的判断标准，这就错了。她认为，演员在表演的当下，一定要回归角色。人在生活里，则要回归本心。
很多文艺青年以为，旅行是找回“本心”的妙药，于是都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在“文艺样本”万芳的生活里，旅行的意义早已悄然变化。她说，更年轻的时候，旅行想做的可能是观光、购物、品尝美食，现在最喜欢的则是与生活在那里的人聊天。
她讲了最近一次去德国的经历。“我并不只是一个观光客，看看风景，买买东西而已，我更关注他们的社会福利是什么、医疗状况怎么样，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不满是什么。我跟住在那里的朋友聊天，问他们政府都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如果一个企业进入一座城市会给这座城市带来商机，但也可能会让当地人买不起房，把原本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赶到边缘地带，那么政府就会否决这件事。政府会更多地去考虑大众的利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们都说万芳“文艺”，说“只有她才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真正的文艺女青年”。其实在万芳那里，文艺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并不能概括她对生活的主张。言谈中，她更倾向于把“文艺”解释成与人文、土地相联结的一种思考方式，不是悲春伤秋，而是思考和行动。生命最好的状态，则应该是从容、不慌张，并且永远记得出发的地方。
“20 岁时总想离开家，40多岁却开始想回家，这是更深层次的长大。”万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