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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是在与时间赛跑，他要完成的任务太多：国民党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奋力冲刺中死去，输给了时间，但却赢得了历史。
2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而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很难找到第二个独裁者获得如此评价。
民主时代的独夫
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差别，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
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日后，台湾政治人物竞选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蒋经国。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被认为对台湾经济起飞居功至伟，这种宏大规划亦为后来者模仿。
蒋经国在“十大建设”时有句话令后人动容：“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但蒋的“十大建设”带有鲜明苏联计划经济色彩。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因为这类献礼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计代价成本和收益，而首长意志往往缺乏科学决策。
人们很容易记得专制时代的温情，却忘记当时专制时代为何无法延续。
蒋经国主政时代，台湾全社会在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持续取得长足进步，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也在逐渐减弱，但全社会不满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台湾形势渐成一场变革与危机的赛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终止，他输给了时光。
两个康奈尔的博士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李登辉，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中时，是个完全无意政治、醉心于学问的学者。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有人称，如果不是蒋经国，也许台湾又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1年，李登辉被蒋经国看中时，他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lO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
黄文雄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曾在白色恐怖中入狱。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美国人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
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遭遇。很长的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要杀我?”
是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这一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固然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治下并未明显，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蒋经国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土，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的李登辉此时进入蒋经国视野。
1972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是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辉只有一年党龄。此后，党内“新同志”李登辉成了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总统”。20天后，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3年后又成为台湾‘省长’。谁都看得出来，李登辉是蒋经国著意栽培对象。
一个不幸的独裁者
蒋经国声称，流着蒋家血的人不再会成为台湾政治领袖人物。临死前，他亦强调，蒋家后人不得投身政治。但是，他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路数，一开始就基本是对蒋介石培养他路数的复制。
1976年，口碑不佳，但还算可造之材的蒋孝武进人情治部门，开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美履历：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1984年夏，刘撰写出版了《蒋经国 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潜往美国，于1984年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发生前，台湾各界认为，蒋经国要蒋孝武接班的意图非常明显。
江南命案彻底打碎了蒋经国可能的政治安排。美国公民江南横死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蒋经国迅速抛出了“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并承认情治部门涉入此案，但舆论依旧不依不饶，于是，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交给老朋友李光耀看管。
蒋经国是同时代中最不幸的独裁者。
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现代社会，还不曾有过一个被人数上占优势的本地人视为外来政权的独裁政府，能稳定延续的。
与族群裂痕相伴的另一巨大尴尬是，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证明，反攻大陆已绝无可能。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名不正言不顺，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对维系蒋氏独裁统治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在一个小而准开放的社会，独裁统治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居民能与外接触，民间的不满和外部的压力就无日不在。
江南命案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law)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独裁者都有自虐式的勤政嗜好，蒋经国无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但蒋经国的不幸在于，如果不行宪政，即使比今天台湾的任何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他想做个守成的独裁者都不可能。蒋孝武被千夫所指的接班无望，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事做出重大举动。
与时间赛跑
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和几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蒋经国的健康。
蒋经国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蒋的任务有四个：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以及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
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是在与时间赛跑，他要完成的任务太多：国民党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奋力冲刺中死去，输给了时间，但却赢得了历史。
2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而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很难找到第二个独裁者获得如此评价。
民主时代的独夫
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差别，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
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日后，台湾政治人物竞选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蒋经国。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被认为对台湾经济起飞居功至伟，这种宏大规划亦为后来者模仿。
蒋经国在“十大建设”时有句话令后人动容：“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但蒋的“十大建设”带有鲜明苏联计划经济色彩。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因为这类献礼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计代价成本和收益，而首长意志往往缺乏科学决策。
人们很容易记得专制时代的温情，却忘记当时专制时代为何无法延续。
蒋经国主政时代，台湾全社会在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持续取得长足进步，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也在逐渐减弱，但全社会不满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台湾形势渐成一场变革与危机的赛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终止，他输给了时光。
两个康奈尔的博士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李登辉，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中时，是个完全无意政治、醉心于学问的学者。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有人称，如果不是蒋经国，也许台湾又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1年，李登辉被蒋经国看中时，他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lO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
黄文雄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曾在白色恐怖中入狱。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美国人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
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遭遇。很长的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要杀我?”
是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这一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固然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治下并未明显，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蒋经国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土，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的李登辉此时进入蒋经国视野。
1972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是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辉只有一年党龄。此后，党内“新同志”李登辉成了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总统”。20天后，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3年后又成为台湾‘省长’。谁都看得出来，李登辉是蒋经国著意栽培对象。
一个不幸的独裁者
蒋经国声称，流着蒋家血的人不再会成为台湾政治领袖人物。临死前，他亦强调，蒋家后人不得投身政治。但是，他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路数，一开始就基本是对蒋介石培养他路数的复制。
1976年，口碑不佳，但还算可造之材的蒋孝武进人情治部门，开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美履历：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1984年夏，刘撰写出版了《蒋经国 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潜往美国，于1984年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发生前，台湾各界认为，蒋经国要蒋孝武接班的意图非常明显。
江南命案彻底打碎了蒋经国可能的政治安排。美国公民江南横死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蒋经国迅速抛出了“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并承认情治部门涉入此案，但舆论依旧不依不饶，于是，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交给老朋友李光耀看管。
蒋经国是同时代中最不幸的独裁者。
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现代社会，还不曾有过一个被人数上占优势的本地人视为外来政权的独裁政府，能稳定延续的。
与族群裂痕相伴的另一巨大尴尬是，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证明，反攻大陆已绝无可能。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名不正言不顺，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对维系蒋氏独裁统治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在一个小而准开放的社会，独裁统治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居民能与外接触，民间的不满和外部的压力就无日不在。
江南命案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law)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独裁者都有自虐式的勤政嗜好，蒋经国无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但蒋经国的不幸在于，如果不行宪政，即使比今天台湾的任何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他想做个守成的独裁者都不可能。蒋孝武被千夫所指的接班无望，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事做出重大举动。
与时间赛跑
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和几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蒋经国的健康。
蒋经国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蒋的任务有四个：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以及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
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