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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根本不看好舞台剧的时候，邓超和几个兄弟开会，说“这事最多赔五百万，大家还做不做？”大家一致决定，做！在喜剧越来越难拍的时候，他抛开顺风顺水的演员路，扛起了导演的大旗，自导自演喜剧电影《分手大师》，从剧本、选角、看景都亲力亲为。他不做多解释，只说：“重新开始，重头来过是挑战，更是与众不同的快乐！”
“我拥有与众不同的快乐
我希望自己来不及悲伤
我相信自己的笑声
难写“妥协” 永远给创作开绿灯
在《分手大师》剧组在影棚专门搭建的场景地，邓超这次不是在镜头前扮演他人，而是作为导演，戴着耳麦对着电脑，以一种不同于拍戏时的沉默状态检查场地试拍效果，突然打断说：“不行，这个地板反射上来的声音太空，不够真实。”有人说：“导演，这个反正得后期配音。”是，邓超很清楚，即便场地效果好，总会用到一部分他和杨幂的配音。但是，场地效果不好的话，所有的声音都只能依靠后期配音了。“哪怕剪到一句在现场好的表演也好，我相信，那个瞬间是无法复制的。我和杨幂可以亲自去配音，但是这不再是那个时候的叶小春和梅远贵在那个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台词。”就这么一个念头，几十万就打水漂了，他们重新在中影约棚，重新找工人，重新搭建一遍。但是地板的反射声真实了。这就是邓超。
邓超对自己的较劲是有自知的：“妥协这个词很难用在我身上。”虽然第一次做导演，但是他知道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拍摄和预算之间、行程和流程之间、创作和发行之间总是会有各种矛盾，因此他不仅要求自导自演，还坚持参与投资，和光线一方投资一半。“这样，话语权是共同的。我要确保矛盾出现的时候，能永远给艺术创作开绿灯。”
邓超的较劲是出了名的。“他非常像纽约的演员，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对白，你ok了，他却一定还要再演5次才会满意。”合作完《中国合伙人》之后，邓超刷新了导演陈可辛心中的排行榜，超过金城武成为陈导导戏以来“最较劲”的演员。编剧俞白眉曾说，邓超一上台，最好把他“关起来”，或者给他胸前挂个牌，上写4个字：“此人危险”。跟他合作过的佟大为则开玩笑说：“邓超一开机跟打了鸡血一样，得吃镇定药”。
《不法之徒》剧本里介绍说辛小丰除了警局制服，就是一个黑夹克，从不换衣服，穿在身上都发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邓超就去摊上挑了这样一件衣服，做旧之后，从开拍到杀青，近半年时间，几乎再也没换过衣服。“内裤都是我自己去摊上为辛小丰选的。我要让观众跟着他，相信辛晓风，忘记邓超，处处都是辛小丰。”这段时间，他也不多说话，也不去好的地方吃饭，只为让自己“生活在辛小丰的岁月里”。影片里有一个对邓超出演的角色执行死刑的长达五分钟的长镜头，要给他注射生理盐水。有那么零点零几秒的时间，他觉得也许打进了空气，胳膊狠狠地涨起来。他出现幻觉，浑身抽搐，潜意识里还告诉自己：小丰要死了，邓超你别死啊。演完后，副导演以为他真死了，抱着他失声痛哭。
“在我眼里，我经常会觉得我要扮演的那个人像灵魂一样，站在那。他是一个很模糊、很无助的样子，当你在塑造他的时候，你让他一点一点的填充起来，你会让他越来越形象。而是把我越来越虚化，而变成那个灵魂的样子。”邓超说。
与自己较劲，同世界和解
当年《少年天子》剧组在学校招人，在大家都照着剧本试镜的时候，邓超觉得自己应该有真正演员的样子，就脱稿试镜。于是他成了这部制作精良的历史大戏的男主角，之后无数个“皇帝”角色找到他，他可不乐意，“红墙当中的万人之上的帝王生活体验一次就够了！”于是他又成为了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还扮演了逃亡七年之后做了警察的逃犯……他入戏之声也让“戏疯子”这个称号不胫而走。在体验过种种别样的人生之后，邓超终于开始导演之路。
都说“演而优则导”，邓超却不觉得自己做好表演之后再做导演有任何优势。早有人看好他的才华，建议他自己导演一部戏，邓超一直推却。“在我看来导演是很有故事的、很有人生阅历的、很有情怀的、很能讲故事的，技术还要非常棒……我一看这个参数，我还做什么导演啊！”直到一次和编剧刘恒老师聊起电影，刘恒对邓超说：“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各种可能。然后它在数百年来，大家根据观影习惯、故事类型把它类型化：艺术片，商业片，纪录片等。但是，重要的是那个想说话的人，重要的是他想表达什么。”邓超恍然，“是啊，这世界上本身也没有导演。可能有个人做了一件事，说了段话，做了个梦，他想告诉别人，或者说想让大家一块儿做个梦，于是他用镜头表达出来。”邓超终于开始接受自己也可以做导演的这个设想。
如果说这个思考过程帮他打破对导演的神话，而做导演则帮他打破了活在自己世界的僵局。“演员你只要专注地做那个人物，不拍的时候，你也是尽量在那个岁月里。但导演是经常要去打破的，你需要很感性：你在看表演的时候，你要在很多场景里、在这个节奏下、你要有那个感情、你要去跟他们同呼吸。但同时你又要很理性，一喊停，得考虑这个道具用金属还是用塑料材质，时间够不够……周围还会不停传来声音：‘导演这个超预算了’、‘导演，杨幂配音的时间要定一下’……”邓超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就像八爪鱼，触角伸到了每个部门，而且紧紧的握在一起，他们稍有动弹就知道怎么回事，“我需要迅速反应，给出回馈。从筹备开始，整整一年，一直到今天也处于这样的状态。”
邓超的缓解办法是从“跟谁都死磕”转换为“与自己较劲，同世界和解”的模式。“原来我只是对我自己，我紧紧拽着，死死的握着，过不去就过不去。但是现在我学会了放手。”他学会将道具交给道具组，有很多经验上的问题交给光线，“因为我是新人，我是菜鸟，他们专业、有经验，我会向他们取经。用一种新人的态度，自己才能更饱和。”一场电影下来，邓超最明显的变化是，“做完自己的电影，就没那么多看不惯，有些电影哪怕出来是个烂东西，都值得敬佩。因为你不知道做电影的人，承受了什么……”
拍完电影，邓超带着家人去了趟泰国，他在海边坐了一天，回想起这一年的导演历程，回想起三十年的种种，内心十分平静。“回想起来这还是比较疯狂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去做了，并且没有受外界干扰。我相信这个时间的疯狂也只有这个时间能体现，很高兴我没有错过。” 请别质疑你的笑声
有人将这个“疯狂的事情”定义为邓超自导自演开创“邓氏喜剧”流派，邓超不免自嘲：“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邓氏喜剧’。但是按我兄弟的说法，十年过去了，我在喜剧上根本就没有进步。我知道他是在夸我，但是没有进步让我非常的头疼。”邓超热爱喜剧很多年，大学四年有三年他都在做喜剧，但是很多剧目到现在也没有人看到。“对，我也觉得我是过于慎重的。因为我太爱那个东西，所以我就轻易不让人知道。”
“都说喜剧难拍，其实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为自己的笑声买单了。”邓超说。在他看来，现在很多人看完喜剧，当被问到好不好看，他会说：“一般吧，就是比较好笑。”“你喜欢吗？”“我不喜欢。”“但你刚刚一直在笑。”“那我笑怎么了？”
“我们现在已经对自己的笑声产生质疑了。”这也是邓超的困惑。他引述了俄罗斯剧作家果戈里的一部戏《散场之后》，一个剧作家偷偷跑到剧院门口，等着戏剧散场后，观众们的一手反应。有人怒气冲冲出来，“庸俗，这种戏怎么能拿出来演！”有人傻乐着出来，“讲什么不记得，就是好笑嘛……”有人纠结着出来，“是有点俗气，可是也挺好笑”。果戈里在戏里写道，让我把一个观众请出来，他就是“笑声”。“他说‘笑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是人心灵源泉的最干净的那一点。’我也愿意将他作为我最重要的观众。”
邓超曾说，“我喜欢自己站在后台候场的感觉，好比一匹赛马等待赛跑的时候，迫不及待地用马蹄子刨地……谢幕时，大家的掌声让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如此懂你，那种认可就仿佛电流从盆腔直蹿到脑子里的感觉。这个时候，死了都可以。”
而在作为出品人之后，他没有在舞台上站着，而是静坐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听他们说一些什么，觉得哪儿有问题，哪一段拖沓，哪儿最有意思，回头他再带领大家一直在微调。当然最享受的还是从观众席不断传来的笑声。“这是我所拥有的与众不同的快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值。”
在“超剧场”建立之前，他们没有自己的场地，舞台剧市场效应也不好，很多人也不看好他们，会说：“弄舞台剧，你们疯了吗？又不挣钱。”邓超回答说：“这是我的生活，我不是一个钱的奴隶，重要的是下一秒钟干什么，享受什么。”
我希望自己来不及悲伤
而在台前幕后总是想给大家带来笑声的邓超，和常人一样，经历过种种酸甜苦辣，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和父亲的故事。
邓超，江西南昌人，他出生在一个重新组合的小康家庭，爸爸是大学博物馆书记，妈妈是工厂干部。妈妈带着大姐，爸爸带着哥哥和二姐，结合后生下邓超。家中排行最小的他并不是最受宠的孩子，反而是挨打最多的。当长大懂事后的邓超回想起父亲常说的“只有你能打”，他表示理解，因为只有他，是他们共同的孩子，是一个小桥梁。
但是，初中时候的他，完全没到理解父母的年纪，年少轻狂、打抱不平。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和同学打架，父亲被家长叫去学校训话。打架的原因早就已经被他忘记了，但他却永远记得回家时父亲走在前面的背影。“那个时候心里害怕啊，怕被父亲骂。所以回去的时候都不敢走得太近，只是低着头，远远地跟着，提心吊胆。但，一直到回家，我爸也没有骂我一句。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爸爸，还被老师像教训学生一样说教，愧疚啊！”
惭愧归惭愧，邓超依旧架不住青春期的叛逆，甚至为了酷爱的舞蹈，逃学去舞厅领舞，被父亲责骂之后甚至离家出走去了广州。半个月后，父亲找到他的时候，邓超发现了父亲大量的白发。“等我真正理解父亲的时候，又过了充分表达爱意的年龄。我不可能再像小孩子一样，想亲爸妈的时候就亲一口，想拥抱的时候就扑向爸妈的怀里，甚至有些时候想表达一下对爸妈的爱都有些不敢表达了。”
直到2005年4月，邓超正在拍摄电视连续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父亲晕倒了，可能是尿毒症。在确诊的那一刻，邓超只觉得内心生生的痛，自己好不容易有起色了，有能力了，可他的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倒下了。邓超每天给父亲按摩，为父亲洗澡、剪指甲。有时邓超会一个人跑到医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疯似的大喊，以此来发泄内心的痛苦。这段时间里，邓超的头发也开始变白，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离家出走时慌乱的父亲。
最后父亲还是走了。而最让邓超无法接受的是父亲去世后葬礼中的音乐。“家人已经那么痛苦了，还要奏那么沉痛的音乐，这不是在摧残吗？”邓超更愿意接受西方葬礼的音乐，“它让你有圣洁感，不是让你再度悲伤。或者像好友白眉老家西安的习俗，礼仪特别多，把街坊邻居都叫来，挖个坑，撒土闹着玩，号称‘不让那个人上来’，其实都是有人文关怀的。这家人还要给全村人安排活儿，谁到村口跪，谁守夜，谁敬酒……这样让这家人都忙于干这些事，都来不及悲伤。”
“我的父亲没能看到他的孙子出世，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对于做了父亲之后的邓超来说，悲伤依旧不时袭来，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和每一个身影在他脑海中比以往更加清晰。“我时常能在等等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那么爱跳舞，那么有节奏感，也是个人来疯。我时常享受地看着这一切。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父亲，是不是也曾经这样看着我。”
“在我的理解中，父亲就像一座山。不是压孙悟空那座山，而是可以随时依靠的守护者。”面对此时还小的儿子，邓超决定先做儿子最好的玩伴。至于会不会带等等去《爸爸去哪儿》，邓超笑着说：“等等才两岁，我觉得还是得等他大一些，了解这一趟是干什么，他想，我再带他去。”
喜剧是个大玩具”
“我拥有与众不同的快乐
我希望自己来不及悲伤
我相信自己的笑声
难写“妥协” 永远给创作开绿灯
在《分手大师》剧组在影棚专门搭建的场景地，邓超这次不是在镜头前扮演他人，而是作为导演，戴着耳麦对着电脑，以一种不同于拍戏时的沉默状态检查场地试拍效果，突然打断说：“不行，这个地板反射上来的声音太空，不够真实。”有人说：“导演，这个反正得后期配音。”是，邓超很清楚，即便场地效果好，总会用到一部分他和杨幂的配音。但是，场地效果不好的话，所有的声音都只能依靠后期配音了。“哪怕剪到一句在现场好的表演也好，我相信，那个瞬间是无法复制的。我和杨幂可以亲自去配音，但是这不再是那个时候的叶小春和梅远贵在那个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台词。”就这么一个念头，几十万就打水漂了，他们重新在中影约棚，重新找工人，重新搭建一遍。但是地板的反射声真实了。这就是邓超。
邓超对自己的较劲是有自知的：“妥协这个词很难用在我身上。”虽然第一次做导演，但是他知道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拍摄和预算之间、行程和流程之间、创作和发行之间总是会有各种矛盾，因此他不仅要求自导自演，还坚持参与投资，和光线一方投资一半。“这样，话语权是共同的。我要确保矛盾出现的时候，能永远给艺术创作开绿灯。”
邓超的较劲是出了名的。“他非常像纽约的演员，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对白，你ok了，他却一定还要再演5次才会满意。”合作完《中国合伙人》之后，邓超刷新了导演陈可辛心中的排行榜，超过金城武成为陈导导戏以来“最较劲”的演员。编剧俞白眉曾说，邓超一上台，最好把他“关起来”，或者给他胸前挂个牌，上写4个字：“此人危险”。跟他合作过的佟大为则开玩笑说：“邓超一开机跟打了鸡血一样，得吃镇定药”。
《不法之徒》剧本里介绍说辛小丰除了警局制服，就是一个黑夹克，从不换衣服，穿在身上都发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邓超就去摊上挑了这样一件衣服，做旧之后，从开拍到杀青，近半年时间，几乎再也没换过衣服。“内裤都是我自己去摊上为辛小丰选的。我要让观众跟着他，相信辛晓风，忘记邓超，处处都是辛小丰。”这段时间，他也不多说话，也不去好的地方吃饭，只为让自己“生活在辛小丰的岁月里”。影片里有一个对邓超出演的角色执行死刑的长达五分钟的长镜头，要给他注射生理盐水。有那么零点零几秒的时间，他觉得也许打进了空气，胳膊狠狠地涨起来。他出现幻觉，浑身抽搐，潜意识里还告诉自己：小丰要死了，邓超你别死啊。演完后，副导演以为他真死了，抱着他失声痛哭。
“在我眼里，我经常会觉得我要扮演的那个人像灵魂一样，站在那。他是一个很模糊、很无助的样子，当你在塑造他的时候，你让他一点一点的填充起来，你会让他越来越形象。而是把我越来越虚化，而变成那个灵魂的样子。”邓超说。
与自己较劲，同世界和解
当年《少年天子》剧组在学校招人，在大家都照着剧本试镜的时候，邓超觉得自己应该有真正演员的样子，就脱稿试镜。于是他成了这部制作精良的历史大戏的男主角，之后无数个“皇帝”角色找到他，他可不乐意，“红墙当中的万人之上的帝王生活体验一次就够了！”于是他又成为了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还扮演了逃亡七年之后做了警察的逃犯……他入戏之声也让“戏疯子”这个称号不胫而走。在体验过种种别样的人生之后，邓超终于开始导演之路。
都说“演而优则导”，邓超却不觉得自己做好表演之后再做导演有任何优势。早有人看好他的才华，建议他自己导演一部戏，邓超一直推却。“在我看来导演是很有故事的、很有人生阅历的、很有情怀的、很能讲故事的，技术还要非常棒……我一看这个参数，我还做什么导演啊！”直到一次和编剧刘恒老师聊起电影，刘恒对邓超说：“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各种可能。然后它在数百年来，大家根据观影习惯、故事类型把它类型化：艺术片，商业片，纪录片等。但是，重要的是那个想说话的人，重要的是他想表达什么。”邓超恍然，“是啊，这世界上本身也没有导演。可能有个人做了一件事，说了段话，做了个梦，他想告诉别人，或者说想让大家一块儿做个梦，于是他用镜头表达出来。”邓超终于开始接受自己也可以做导演的这个设想。
如果说这个思考过程帮他打破对导演的神话，而做导演则帮他打破了活在自己世界的僵局。“演员你只要专注地做那个人物，不拍的时候，你也是尽量在那个岁月里。但导演是经常要去打破的，你需要很感性：你在看表演的时候，你要在很多场景里、在这个节奏下、你要有那个感情、你要去跟他们同呼吸。但同时你又要很理性，一喊停，得考虑这个道具用金属还是用塑料材质，时间够不够……周围还会不停传来声音：‘导演这个超预算了’、‘导演，杨幂配音的时间要定一下’……”邓超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就像八爪鱼，触角伸到了每个部门，而且紧紧的握在一起，他们稍有动弹就知道怎么回事，“我需要迅速反应，给出回馈。从筹备开始，整整一年，一直到今天也处于这样的状态。”
邓超的缓解办法是从“跟谁都死磕”转换为“与自己较劲，同世界和解”的模式。“原来我只是对我自己，我紧紧拽着，死死的握着，过不去就过不去。但是现在我学会了放手。”他学会将道具交给道具组，有很多经验上的问题交给光线，“因为我是新人，我是菜鸟，他们专业、有经验，我会向他们取经。用一种新人的态度，自己才能更饱和。”一场电影下来，邓超最明显的变化是，“做完自己的电影，就没那么多看不惯，有些电影哪怕出来是个烂东西，都值得敬佩。因为你不知道做电影的人，承受了什么……”
拍完电影，邓超带着家人去了趟泰国，他在海边坐了一天，回想起这一年的导演历程，回想起三十年的种种，内心十分平静。“回想起来这还是比较疯狂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去做了，并且没有受外界干扰。我相信这个时间的疯狂也只有这个时间能体现，很高兴我没有错过。” 请别质疑你的笑声
有人将这个“疯狂的事情”定义为邓超自导自演开创“邓氏喜剧”流派，邓超不免自嘲：“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邓氏喜剧’。但是按我兄弟的说法，十年过去了，我在喜剧上根本就没有进步。我知道他是在夸我，但是没有进步让我非常的头疼。”邓超热爱喜剧很多年，大学四年有三年他都在做喜剧，但是很多剧目到现在也没有人看到。“对，我也觉得我是过于慎重的。因为我太爱那个东西，所以我就轻易不让人知道。”
“都说喜剧难拍，其实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为自己的笑声买单了。”邓超说。在他看来，现在很多人看完喜剧，当被问到好不好看，他会说：“一般吧，就是比较好笑。”“你喜欢吗？”“我不喜欢。”“但你刚刚一直在笑。”“那我笑怎么了？”
“我们现在已经对自己的笑声产生质疑了。”这也是邓超的困惑。他引述了俄罗斯剧作家果戈里的一部戏《散场之后》，一个剧作家偷偷跑到剧院门口，等着戏剧散场后，观众们的一手反应。有人怒气冲冲出来，“庸俗，这种戏怎么能拿出来演！”有人傻乐着出来，“讲什么不记得，就是好笑嘛……”有人纠结着出来，“是有点俗气，可是也挺好笑”。果戈里在戏里写道，让我把一个观众请出来，他就是“笑声”。“他说‘笑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是人心灵源泉的最干净的那一点。’我也愿意将他作为我最重要的观众。”
邓超曾说，“我喜欢自己站在后台候场的感觉，好比一匹赛马等待赛跑的时候，迫不及待地用马蹄子刨地……谢幕时，大家的掌声让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如此懂你，那种认可就仿佛电流从盆腔直蹿到脑子里的感觉。这个时候，死了都可以。”
而在作为出品人之后，他没有在舞台上站着，而是静坐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听他们说一些什么，觉得哪儿有问题，哪一段拖沓，哪儿最有意思，回头他再带领大家一直在微调。当然最享受的还是从观众席不断传来的笑声。“这是我所拥有的与众不同的快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值。”
在“超剧场”建立之前，他们没有自己的场地，舞台剧市场效应也不好，很多人也不看好他们，会说：“弄舞台剧，你们疯了吗？又不挣钱。”邓超回答说：“这是我的生活，我不是一个钱的奴隶，重要的是下一秒钟干什么，享受什么。”
我希望自己来不及悲伤
而在台前幕后总是想给大家带来笑声的邓超，和常人一样，经历过种种酸甜苦辣，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和父亲的故事。
邓超，江西南昌人，他出生在一个重新组合的小康家庭，爸爸是大学博物馆书记，妈妈是工厂干部。妈妈带着大姐，爸爸带着哥哥和二姐，结合后生下邓超。家中排行最小的他并不是最受宠的孩子，反而是挨打最多的。当长大懂事后的邓超回想起父亲常说的“只有你能打”，他表示理解，因为只有他，是他们共同的孩子，是一个小桥梁。
但是，初中时候的他，完全没到理解父母的年纪，年少轻狂、打抱不平。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和同学打架，父亲被家长叫去学校训话。打架的原因早就已经被他忘记了，但他却永远记得回家时父亲走在前面的背影。“那个时候心里害怕啊，怕被父亲骂。所以回去的时候都不敢走得太近，只是低着头，远远地跟着，提心吊胆。但，一直到回家，我爸也没有骂我一句。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爸爸，还被老师像教训学生一样说教，愧疚啊！”
惭愧归惭愧，邓超依旧架不住青春期的叛逆，甚至为了酷爱的舞蹈，逃学去舞厅领舞，被父亲责骂之后甚至离家出走去了广州。半个月后，父亲找到他的时候，邓超发现了父亲大量的白发。“等我真正理解父亲的时候，又过了充分表达爱意的年龄。我不可能再像小孩子一样，想亲爸妈的时候就亲一口，想拥抱的时候就扑向爸妈的怀里，甚至有些时候想表达一下对爸妈的爱都有些不敢表达了。”
直到2005年4月，邓超正在拍摄电视连续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父亲晕倒了，可能是尿毒症。在确诊的那一刻，邓超只觉得内心生生的痛，自己好不容易有起色了，有能力了，可他的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倒下了。邓超每天给父亲按摩，为父亲洗澡、剪指甲。有时邓超会一个人跑到医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疯似的大喊，以此来发泄内心的痛苦。这段时间里，邓超的头发也开始变白，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离家出走时慌乱的父亲。
最后父亲还是走了。而最让邓超无法接受的是父亲去世后葬礼中的音乐。“家人已经那么痛苦了，还要奏那么沉痛的音乐，这不是在摧残吗？”邓超更愿意接受西方葬礼的音乐，“它让你有圣洁感，不是让你再度悲伤。或者像好友白眉老家西安的习俗，礼仪特别多，把街坊邻居都叫来，挖个坑，撒土闹着玩，号称‘不让那个人上来’，其实都是有人文关怀的。这家人还要给全村人安排活儿，谁到村口跪，谁守夜，谁敬酒……这样让这家人都忙于干这些事，都来不及悲伤。”
“我的父亲没能看到他的孙子出世，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对于做了父亲之后的邓超来说，悲伤依旧不时袭来，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和每一个身影在他脑海中比以往更加清晰。“我时常能在等等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那么爱跳舞，那么有节奏感，也是个人来疯。我时常享受地看着这一切。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父亲，是不是也曾经这样看着我。”
“在我的理解中，父亲就像一座山。不是压孙悟空那座山，而是可以随时依靠的守护者。”面对此时还小的儿子，邓超决定先做儿子最好的玩伴。至于会不会带等等去《爸爸去哪儿》，邓超笑着说：“等等才两岁，我觉得还是得等他大一些，了解这一趟是干什么，他想，我再带他去。”
喜剧是个大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