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基本是维持着传统的固有模式，究其客观原因是欧洲大规模的战乱，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翻译界本身。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的翻译思想和理論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下，渐渐疏离了欧洲古典主义的优良传统，热衷于出奇制胜，导致西方翻译思想和理论显现出较为明显的局限性。本文将从理论、整体性和现实意义三个方面来探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局限性
1.概述
谈及翻译思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译者的翻译原则、主张或者理念，其实翻译思想也可以指某一领域的学术思潮在翻译领域的体现。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翻译思想的主流明显地倾向于交流目的、交流形式和交流效果。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出于西方功利的考虑，主张大肆扩张西方的价值观，并以追求西方功利为最终目标。
2.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以后，随着布拉格学派的兴起，西方翻译学就顺其自然地把语言学作为自己学术理论发展的沃土。由于索绪尔所说的结构主义性质又不重视语义系统，而布拉格学派的重心又是在音位学方面，所以功能语言观的发展并不是非常理想，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证明得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派与翻译的相关性有限，西方翻译理论界渐渐对语言学失去了兴趣。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西方的翻译理论还没有找到使之长久立足并发展的导向理论。事实上，翻译学的导向理论应该是综合性的，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门综合应用型学科，它具有充分的人文性，换言之就是说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单凭本身的经验而不结合人文精神和理念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而且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只寄希望于找到一门科学作为全面的导向理论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还要避免经验主义，虽然说翻译学的最基本的属性是经验科学，但是现实中不存在超经验的、纯粹的纯理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思潮，并不是科学，我们只能把这种思潮看做某种启示，后现代本身就是断代性的，号召反叛、叛逆、消解，这种理念本身就与翻译学的积极进取的固有属性所逆，因此这种思潮也不能看成是西方翻译学的导向理论。
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缺乏整体性
整体观对学科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翻译理论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整体的整合研究，把所有与翻译相关的学科结合起来，而不是让某一学科或者思潮艳压群芳。无论从历史的视角还是共时视角来看，西方的翻译理论至今都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形态。究其原因是没有自主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翻译学的发展领域主要是在语言学的版块里，甚至完全没有踏出这个版块的勇气。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许多西方译者狂热地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则是针对一切西方传统上看作是基础的东西，例如主客观的辩证关系、因果之间的关系、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等。后现代主义抵制整体观，认为人看到的只有局部现象，不可能看到整体，认为整体本身就是一种虚妄的现象。这些完全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甚至常理的思想对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影响很深。科学哲学家认为，学科术语的非规范化反映了非中心化，非中心化又是后现代主义对整体化的颠覆。哲学家认为，科学的学科术语必须要为本专业的群体所能理解和接受，如果没有整体观念的话，各行各业都搞一套，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整体化的反面，即一盘散沙。由此可见，西方的翻译理论需要宏观研究与微观观察的结合，整体与部分的结合。我们在开发西方翻译理论的宏观语言研究时，要注意摒弃后现代主义的偏激、偏执，强调整体性研究。
4.意义的空洞化
单纯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意义永远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就是说取消了意义，也就没有了翻译。从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来看，关注的重心始终是意义。从基本上说，翻译的机制就是解释、阐明、说明。索绪尔创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是索绪尔是反本质主义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形式，不是实质。后现代主义支持这种观点。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拉康曾说过：“我用一个词时让它意指什么它就意指什么，不多也不少。”这种随意意指的观点受到来自各界的批评，因为这样的观点就等同于将意义空洞化了。后现代主义排斥本质性、排斥基础性、排斥主体性、排斥反映论以及好走极端、热衷于标新立异，这些倾向都非常不利于翻译学意义理论的探索以及实践。因此，从整体来看，那些身处后现代主义潮流的译论家们，身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环境中，自然会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和文章风格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中意义空洞化几乎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既然意义已经被空洞化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求对应了，本来就不符合翻译现实。我们随意翻开任意一本当代西方有关翻译理论的著作，很难找到一篇专论，哪怕是一个章节专门、系统地论述和分析意义的获得和转换，因此，斯坦纳的意义转换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确占有重要地位。
在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翻译业得到飞速发展，逐渐演变成商业化的产物，因此，翻译理论也不可能不受制于商业化。目的论中有一个这样的观点：翻译行为的所谓自主性，其实是受制于一个不可抗力。而且在这一时期，欧洲一体化，欧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语际语义和语际文化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使得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的研究者慢慢忽视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及变化，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之下，加之译者求新求变的心态促使下，西方译论的意义逐渐边缘化、空洞化。
5.结语
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并不像它的崇拜者所说的那样完美，它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和缺陷。进入21世纪以后，翻译和翻译研究日渐繁荣起来。纵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源流和发展，西方的翻译理论与文化背景、语言发展和哲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不适应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只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也显得力不从心，所以翻译理论的研究应该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把翻译从文学、宗教等封闭性视角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翻译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外为我用”，总结西人的探索心得，有价值的，就要吸收，充分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3】袁伟、许宝强，《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局限性
1.概述
谈及翻译思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译者的翻译原则、主张或者理念，其实翻译思想也可以指某一领域的学术思潮在翻译领域的体现。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翻译思想的主流明显地倾向于交流目的、交流形式和交流效果。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出于西方功利的考虑，主张大肆扩张西方的价值观，并以追求西方功利为最终目标。
2.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以后，随着布拉格学派的兴起，西方翻译学就顺其自然地把语言学作为自己学术理论发展的沃土。由于索绪尔所说的结构主义性质又不重视语义系统，而布拉格学派的重心又是在音位学方面，所以功能语言观的发展并不是非常理想，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证明得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派与翻译的相关性有限，西方翻译理论界渐渐对语言学失去了兴趣。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西方的翻译理论还没有找到使之长久立足并发展的导向理论。事实上，翻译学的导向理论应该是综合性的，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门综合应用型学科，它具有充分的人文性，换言之就是说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单凭本身的经验而不结合人文精神和理念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而且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只寄希望于找到一门科学作为全面的导向理论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还要避免经验主义，虽然说翻译学的最基本的属性是经验科学，但是现实中不存在超经验的、纯粹的纯理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思潮，并不是科学，我们只能把这种思潮看做某种启示，后现代本身就是断代性的，号召反叛、叛逆、消解，这种理念本身就与翻译学的积极进取的固有属性所逆，因此这种思潮也不能看成是西方翻译学的导向理论。
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缺乏整体性
整体观对学科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翻译理论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整体的整合研究，把所有与翻译相关的学科结合起来，而不是让某一学科或者思潮艳压群芳。无论从历史的视角还是共时视角来看，西方的翻译理论至今都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形态。究其原因是没有自主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翻译学的发展领域主要是在语言学的版块里，甚至完全没有踏出这个版块的勇气。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许多西方译者狂热地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则是针对一切西方传统上看作是基础的东西，例如主客观的辩证关系、因果之间的关系、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等。后现代主义抵制整体观，认为人看到的只有局部现象，不可能看到整体，认为整体本身就是一种虚妄的现象。这些完全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甚至常理的思想对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影响很深。科学哲学家认为，学科术语的非规范化反映了非中心化，非中心化又是后现代主义对整体化的颠覆。哲学家认为，科学的学科术语必须要为本专业的群体所能理解和接受，如果没有整体观念的话，各行各业都搞一套，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整体化的反面，即一盘散沙。由此可见，西方的翻译理论需要宏观研究与微观观察的结合，整体与部分的结合。我们在开发西方翻译理论的宏观语言研究时，要注意摒弃后现代主义的偏激、偏执，强调整体性研究。
4.意义的空洞化
单纯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意义永远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就是说取消了意义，也就没有了翻译。从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来看，关注的重心始终是意义。从基本上说，翻译的机制就是解释、阐明、说明。索绪尔创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是索绪尔是反本质主义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形式，不是实质。后现代主义支持这种观点。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拉康曾说过：“我用一个词时让它意指什么它就意指什么，不多也不少。”这种随意意指的观点受到来自各界的批评，因为这样的观点就等同于将意义空洞化了。后现代主义排斥本质性、排斥基础性、排斥主体性、排斥反映论以及好走极端、热衷于标新立异，这些倾向都非常不利于翻译学意义理论的探索以及实践。因此，从整体来看，那些身处后现代主义潮流的译论家们，身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环境中，自然会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和文章风格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中意义空洞化几乎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既然意义已经被空洞化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求对应了，本来就不符合翻译现实。我们随意翻开任意一本当代西方有关翻译理论的著作，很难找到一篇专论，哪怕是一个章节专门、系统地论述和分析意义的获得和转换，因此，斯坦纳的意义转换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确占有重要地位。
在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翻译业得到飞速发展，逐渐演变成商业化的产物，因此，翻译理论也不可能不受制于商业化。目的论中有一个这样的观点：翻译行为的所谓自主性，其实是受制于一个不可抗力。而且在这一时期，欧洲一体化，欧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语际语义和语际文化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使得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的研究者慢慢忽视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及变化，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之下，加之译者求新求变的心态促使下，西方译论的意义逐渐边缘化、空洞化。
5.结语
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并不像它的崇拜者所说的那样完美，它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和缺陷。进入21世纪以后，翻译和翻译研究日渐繁荣起来。纵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源流和发展，西方的翻译理论与文化背景、语言发展和哲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不适应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只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也显得力不从心，所以翻译理论的研究应该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把翻译从文学、宗教等封闭性视角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翻译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外为我用”，总结西人的探索心得，有价值的，就要吸收，充分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3】袁伟、许宝强，《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