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国与国之间交往，最注重维护本国的尊严。而本国是否有尊严往往体现在礼仪上，譬如元首座位的摆放、发言的先后等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亦如此，尤其在传统文化较为浓厚的地区，比如南方一些农村和齐鲁大地。若是亲朋好友相聚，尽量谦让对方坐上座以表示尊崇对方。相反若是有旧怨的家族在一起，一定会想办法在礼仪上压对方一头。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尚不彻底，列国总是想在交往中在礼仪上使本国占据上风，南方新兴的强国楚尤其如此。大约是因为总觉得被中原诸国视为没文化的蛮夷，心理上自卑，于是一有机会就利用自己的国势，采取霸蛮的手法，在礼仪上压倒别人，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战国时期，楚国刁难齐国的使臣晏子，即是出于这种心思。
　　早在春秋时，楚国在这方面就特别爱搞小动作。鲁襄公二十八年，鲁襄公在楚国就有类似晏子使楚的遭遇。
　　前一年两大强国晋与楚在宋国达成弭兵之约，协议商定双方的仆从国朝贡对方以显示诚意。到了这一年，各国就得硬着头皮履约了。晋国的小兄弟们鲁、陈、郑、许国国君就得亲赴楚国输诚。这鲁国是武王之弟、大功臣周公旦的后裔，现在沦落到国君必须亲自去南方朝拜一个封爵才是“子”的蛮夷之国，情何以堪呀。但没办法，这就是弱国的命运。
　　鲁襄公经过郑国时，郑国国君已先行到了楚国。按当时的利益，别国君主过境，本国君主必须出城设宴款待，本国君主不在，则由重臣代行。伯有——就是在上一年跟着国君在郊外迎接晋国赵武赋“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讥讽自己国君的那位，被赵武断定不得善终。他在黄崖为襄公接风，这人是个势利眼，他连自己的国君都看不起，何况对另一个弱国鲁国的国君，他的态度非常不敬。跟随襄公的鲁国大臣穆叔说出了和赵武类似的判断，他认为如果郑国不杀掉伯有，一定会受伯有的连累，因为伯有把最重要的规矩——“敬”——给抛弃了。并引用《诗经》说，渡口旁边的水草、路边积水上浮萍，一旦摆在宗庙上作为祭品，季兰——即致祭的三姑娘就得向它行礼。——意思是说，参与祭祀的人尊重的不是这种处处可见十分卑微的小草，而是尊重规矩和程序。
　　快过年的时候，君臣一行到了汉水，已快进楚国境内，突然听说霸道的楚康王刚死。鲁襄公觉得这下好了，楚国得办丧事，顾不得我是否去输诚，干脆回国别受这个侮辱。但跟随的大臣劝谏说，我们这样做是针对楚国，而不是针对楚康王一个人。君子看得远，小人只看眼前。即不能为了免除眼前的尴尬而违背盟约，否则楚国办完康王的丧事，一定会算这笔账的。
　　于是，鲁襄公听从建议，来到楚国，并在楚国过年。到襄公二十九年春天，楚国举行康王的丧事，作为外国君主，鲁襄公当然要参加。楚国实在太损，他让周朝第一等诸侯国国君、有公爵的鲁襄公“亲”。就是让鲁襄公给康王的尸体换衣服，这是诸侯的使臣吊别国国君之礼。
　　鲁襄公当然拿这事头痛。要不要照楚国的吩咐做呢？如果照吩咐，有失国格，回鲁国后怎么向众臣和士民交代？不照做的话，楚国太横，自己恐怕难以脱身回国。又是智多星穆叔出主意：“祓殡而，则布币也。”意思是先拂除棺材的不祥，然后给尸体换衣服，再把致祭的布匹和钱币陈列。于是到那天，鲁襄公让一个巫师拿着桃棒和扫帚现在棺材上拂拭一番，然后再给尸体换葬衣。
　　襄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礼记檀弓》记载，此乃“君临臣丧”之礼，君主去凭吊臣子，怕沾染晦气，用巫祝持桃棒扫帚拂拭以祛除不祥。
　　《左传》记载襄公这样做的时候，“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楚人没有阻止的原因恐怕是他们太没有相关的学识，等到别人说出来，后悔已晚。要知道，“周礼尽在鲁”，在礼仪上楚国要和鲁国君臣斗法，吃学识不够的亏，太正常了。当然，这种斗法，有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意思。可国际上交往，所争的不就是这些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