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川（以下简称“张”）：你哪一年来的法国？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法国？
　　田德熙（以下简称“田”）：我是2007年来的法国，不知不觉已经十一个年头了！我喜欢看电影，尤其是欧洲电影。像塔可夫斯基、特吕弗、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拉斯·冯提尔等等都是我很喜欢的导演。电影中的艺术、建筑以及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让我很好奇，于是想出来看看。至于为什么选择了法国，是因为我有一个美院同寝室的哥们在法国留学。有次暑期回国，我们见面喝酒，他讲了一下法国的情况，以及美院的教学状况，还有消费也不是很高等等，就劝我来法国看看，还说法国绝对适合我，于是我就动了来法国的念头。当时我已在拍卖行上班，薪水还不错。晚上回家后想了一夜，第二天便交了辞呈。三个月后通过考试，就顺理成章地过来了。
　　张：您在法国读的哪—所美术学院？
　　田：塞尔奇美院。1975年成立，是一所很新的美院，它的宗旨是以实验为主，主攻当代艺术。
　　张：请简单阐述一下法国美术学院体系与中国的美术学院体系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田：塞尔奇美院没有工作室制，教学课程是由每个老师根据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而设定，每一年的课程都不一样。像美院地老师Sylvie Blocher，她的课程完全由她自己设定。学生也同样，可以自由的选择老师，没有任何强制性，想去听哪个老师的课部可以，也可以跟任何老师约谈自己的创作。学校所有的空间都是公共的。从三年级开始，你可以任选一间或与同学约好共用一个空间当自己的固定工作点，用来创作和呈现作品之用。美院要求每个学生每月至少呈现一次作品。即面对老师和同学讲解自己的创作，并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学生和老师甚至校长都可以过来参观并提出问题，这样的问答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作品的阐述能力和理顺创作思路。对于创作材料，绝大多数是免费的，除非特殊的或者费用很高的材料。毕业创作基本不需要自己花钱，除了现有的材料可以选用外，学校还会发放一部分资金给所有毕业生。完全抵消了入学注册资金，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义务”教育。从教学上来说，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兴趣点给出一些参考意见，比如作品中问题的切入点和参考艺术家等等，然后自己回去研究。这样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自主性要求比较高，有些像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至于國内的状况，我已十多年不在国内，听说比先前有了很大改观。
　　张：请大概介绍—下你的个人创作。
　　田：我现在大多用现成品来做装置。在美院读书的时候还没有用现成品，那时拍了很多影像。影像一直是塞尔奇美院的优势，做影像的设备也很齐全。用现成品来创作是从美院毕业之后开始的，因为免费的设备没有了，逼迫我不得不另找一条出路：就是用路边丢弃的垃圾来进行创作。重新赋予垃圾以生命和新的意义，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巴黎街上每天都有很多被丢弃的废旧物品，每个物件都有自己的固有的属性和语言。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中国式的文人情怀，对老物件情有所钟。加上杜尚现成品概念以及意大利贫穷艺术的理念，所以就如鱼得水，上手比较快。我的作品很多都是在地创作，物件也可循环利用。在西方文化里，也有收藏老物件的喜妤。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似水年华》里，讲到姥姥喜欢把旧的东西当做礼物送给情人。现成品从杜尚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影响着艺术的进程。很多人觉得现成品已经走到尽头，我倒觉得还有深挖的可能性。
　　张：当你处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面对当代艺术里的西方话语权，你是如何在艺术创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直存在。即便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今天，差异不断变小，但只要文字和语言仍然存在不同，差异就不会消失。至于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强迫不来。创作和品位是很个人的事情，既是固有文化在作品里的体现，也跟观众有很大的关系。但艺术有时需要极致，合群从众不是很好的办法。像是巴黎埃菲尔铁塔刚开始建造的时候有很多争议，现在它是巴黎的地标。罗浮宫广场的玻璃金字塔，由于设计师贝聿铭是华人，在当时几乎遭到全民抗议，但现在也成为经典。还有像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艺术家阿岱尔·阿贝德赛梅（Adel Abdessemed），他住巴黎，也常住伦敦，穿梭于世界各地做展览。所以说，差异不是问题，而是一个出发点。现在国内的艺术家获得信息的途径非常多，互联网也很发达，在国内就能看到国外的展览。对于艺术家来说，只要有好的思想，敏感且勤奋，不管在哪里，肯定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张：二战之后，全球的艺术中心从巴黎逐渐转向纽约，法国是否还是一个艺术圣地？法国能给年轻艺术家带来什么？
　　田：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只要你愿意，她可以给艺术家提供一个自由的、随意表达的空间。巴黎城里有数不清的博物馆，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展览，这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学习资源。至于你说的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的确是这样，不过这并不为奇，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杜尚是美国人推出来的，他的作品和思想等合了当时美国的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二战之后经济复苏的二十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年代，尽管人们还沉浸在战争的伤痛之中，但在艺术上，这个时期出现了丰富的流派：观念艺术、波普艺术、极简主义、抽象表现主义，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至于今天的法国能给当今的艺术家带来什么？我认为法国的精神仍在，这已经足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是一片相对的净土，不管是学者、艺术家，你做的东西不会直接被看作商品去衡量，这里有巨大的学术和艺术资源，对于那些想追求纯粹研究的学者和艺术家，来法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张：请你简单谈—下艺术市场在欧洲的生态环境。
　　田：艺术市场我不是很了解。艺术家在欧洲就是个很普通的职业，整个巴黎城里，遍地都是艺术家。这么多艺术家，并不都是靠卖作品来活着。很多年轻艺术家兼职做其他的工作来糊口，照样活得很精彩。比如我，作为一名独立艺术家，闲时在画廊做布展撤展的工作赚些生活费。跟我一起做布展工作的同事是一个英国籍摄像师，画廊的会计是大提琴演奏家，经常有她的演奏会请我们去看。还有我们的设计师是考古学的博士，画癣是1925年成立的老牌画廊，她以“考古”整理画廊的历史资料为乐，并建议画廊向基金会方向转型。每个行业的人都有生存的压力，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就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活着。只要内心有向往，就不会觉得很苦。
　　张：你觉得经济全球化对今天的艺术有什么影响？
　　田：当代艺术的精髓在于分享。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艺术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消费社会，消费和制造消费是整个经济链的牵动点。从电子产品到建筑乃至各类艺术，每天有新的东西生产出来，也有数不清的被淘汰掉，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垃圾无处堆放或者到处堆放。梭罗在19世纪工业社会初期已经看到问题所在，并试图在瓦尔登湖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生活变得简单本质。消费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对我来讲它更是一个个人问题。学会生活，处理好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对于个人来讲，一个是个人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可能性增多了。对于艺术家来讲可以快速地获得信息。当然经济全球化也有负面影响，就是很多东西消失了，全球趋于统一的格式化，弱势的文明不断被主流价值和强势文明同化。另外信息爆炸化，在快速获得信息的同时也会有迷失的危险。信息泛滥的时代，过滤信息是一门学问。
　　张：你对自己目前在法国的状态是否满意，之后有什么打算？
　　田：很多人认为艺术是很崇高的，也有很多艺术家认为要为艺术而活。艺术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思考方式。艺术的多样性让我觉得还有很多提升和学习的空间，但我并不认为艺术就是生命的一切。我一直在追问生命的意义，艺术可能是追问和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喜欢种花养草，渴望有个大大的花园。闲时读书，忙时养草，家就是生活创作的地方。“工作室”三个宇，听起来有点像工业化生产车间，我更喜欢“家园”的概念，在放松的状态下思考、创作，自律，再合适不过了。《杜尚访谈录》我反复读了不下二十遍。杜尚给我最大的启示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生活和处事方式以及对待艺术的态度。杜尚去世已经五十年了，但是他的思想力度今天一直存在。
　　法国的地理位置相当好，三面环海，气候适宜。我爱这片土地，在这里我觉得呼吸顺畅，身心自由。我不太关心政治，但我喜欢法国人对艺术的肯定与尊重，以及不断质疑的气质。我觉得在法国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和艺术理想，也希望自己可以创作出一些好作品，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