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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监测体系长时间的“失灵”会侵蚀百姓财富。
12月3日清晨，初冬的北京寒风阵阵，建国门内大街人流稀少。
这一天上午的八点半，中国社科院学术大厅聚集百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他们带着各自的学术研究和观点，出席中国社科院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在主题为“宏观经济与价格改革”的研讨会上，发表对当前物价现状和改革的看法；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在召开当中。
物价上涨已成为老百姓最关注的事情，价格的波动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面对来势汹汹的涨价狂潮，中国经济已难以承受之重。
能容忍的CPI限度
“通货膨胀”已成为眼下最热的词汇，可能不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人民币快速贬值。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指数（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来的新高。
社会上对于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认为无论是10月份的4.4%，还是11月份的5.1%，都不能真实的反应物价上涨的速度。“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过，CPI是分成八大类指数，简单的说就是分成三种，一种是食品，一种是工业品，一种是服务价格类。整个统计下来，600种左右商品服务进入统计范围。如果消费者消费的是600种商品中涨得比较高商品的时候，感受肯定跟统计不一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指出。
尽管如此，基于目前出现CPI涨幅剧烈的现象，很多学者提出“对于CPI容忍度”的看法。
“我认为CPI可以容忍到5%左右，因为未来生产成本、环境成本、转型成本、劳动力成本等都在上涨。而且中国在未来5年潜在的增长能力又在下降。”与会专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讲到。
在谈到涨价其中一个原因时，他在比较深的经济现象层面解释到，“现在，中国的需求是不是总需求相对不足呢？我认为不是。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储蓄的缺口表现为贸易顺差了，而贸易顺差完全转变为中央银行的贸易储备，最后完全形成货币供给。实际上这个需求没有发生变化。从货币购买力角度来说完全演变成需求，所以这种供求关系可以解释中国价格总水平上升的问题。”
与祝宝良专家观点相近的是摩根大通的分析师王黔。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应该能够承受住较高水平的通胀，比如4%到5%。王黔预计，中国12月份的CPI升幅将低于5%，2011年的CPI升幅在4%-4.5%之间。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非常特殊的新时期，它让我们面临很多过去不熟悉、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处理发展与物价问题不能再借助以往的常规手段。那究竟何如做到在“宽量化”下进行调控呢？“只要通胀没有伤害到增长，就需要容忍。尽管容忍通胀公众可能要付出代价，但如果为防通胀而损伤增长则问题更大，但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补贴中低收入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指出。
这轮以“成本推动型”为特征的物价上涨将长期存在。即将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是以中国经济转型为主导战略，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慢下来，不仅容忍CPI的适度上涨，还要容忍GDP增长放慢，以此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条件。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建议，我国可针对经济转型期特点，以5年为周期设定通胀目标，不宜太短期，并根据经济增速，测算适中的通胀目标。他举例说，日本在上世纪中后期，十年的平均CPI增速是5.5%。我国属于新兴市场，CPI控制目标应该比美国高，才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收入增长和资产回报率情况。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报告中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
农产品薄弱环节之患
在这次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中，首当其冲是农产品涨价。2010年下半年以来，率先涨价的农产品是生姜、大蒜、绿豆，现在又是棉花、食糖、鸡蛋等。在这次10月份的CPI统计中，蔬菜价格涨了31%。农产品成为游资炒作的对象。除上述农产品外，下一步，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可能成为游资炒作的对象。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农产品成为炒作的重灾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农业太薄弱。从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过三次通货膨胀：第一次2003年，第二次2007年，第三次是2010年，这三次通货膨胀直接导火索都是农业。”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指出。
在这次农产品涨价中，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分散群体，他们信息相对闭塞，没有任何合作组织，因而他们的利益没有自发的或政府帮助建立的制度保证。“这也是一个事实。比如说乌兰察布的土豆2009年的收购价格一斤0.45元，今年是0.9元，涨了一倍。涨价这0.45元，农民肯定是得实惠了。那么土豆从乌兰察布盟到北京的餐桌上边，涨到2.5元，这个中间涨了1.6元钱。2/3挣的钱基本上被中间流通环节挣走了。从农民卖出去到菜的经纪人，再到运输公司，再到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再到超市，超市再卖给普通消费者，至少五六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加10%的价是造成农产品涨价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指出。
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种基本政策，发达国家对农业补贴作过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减少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和进出口补，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补，增加对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生态和农业结构调整等补贴。补贴方式和结构各有变化，但绝对数额都在上升。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本国农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现在到了重新审视和调整我国现行的农产品补贴办法和补贴方式的时候。“有两个环节政府要把握。其一，对于生产环节的补贴方式。当市场上某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低时，政府一方面要求收储公司以市场价格敞开收购，另一方面根据市场价格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之间的差价，核定一定的补贴标准，按照收购数量直接补贴到农民手中。其二，补贴时机应选择“管多”。从这次对生猪的补贴看，许多地方政府仍在以往管少的思路，形成猪多价跌。政府应在农民积极性下降时“雪中送炭”，以稳定农产品价格。”与会专家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温桂芳指出。
重构物价新体系
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课题。价格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30年的价格改革，我国经历了改革计划价格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深化价格改革和完善市场价格体制三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格局中，现阶段遇到了全新的问题，而且集中反应在物价领域。
“当前的中国，已经到了重新构建价格管理和价格机制的时候。这种价格管理和价格机制，一定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格管理和价格机制。社科院财贸所应该组织人力研究建立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机制，如果研究不了全部生活必需品，先把食品价格稳定机制提上议事日程。”与会专家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讲到。
目前学界都在建议政府启动广义价格改革。广义价格问题，即生产要素价格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资本的价格、货币的价格、能源的价格、资源的价格和环保的价格；与之相对的就是狭义价格，所谓狭义价格是指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从1984年开始，随着银行利率的重大改革，以及工资改革、土地资源价格改革等一系列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的深入，我国价格改革已经完成由狭义价格改革进入广义价格的改革。
“这次新一轮的价格改革不同于以往价格改革，其主要特点和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广义价格改革，广义价格改革在我国至少迟到了10年。现阶段，从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广义价格改革非常具有可行性。但结合眼下情况要给通货膨胀率设置三条防线：一是2010年政府设定的目标，二是三年期的利息率。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要不超过这三条界限广义价格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杨圣明指出。他强调道：“价格改革不是免费午餐，是要花钱的，钱从何而来呢？把GDP增长速度降至8%左右，把投资减下来的一部分钱用于价格改革。”
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在关注，国家发改委也同样在关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价格指数，它包括吃喝穿住、水电煤气、食品，如果这个指数建立起来，就能比较准确的反映食品涨价情况；其次，还要建立分收入阶层的统计制度，我们可以把人群分成三个阶层，比如说高收入阶层，中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那么跟踪三个恩格尔系数，这三个阶层的整个食品支出，占到整个支出的比重，建这么几个指标的统计系统，就可更有针对性的解决许多由物价上涨带来的社会问题。
“西方国家用了300年构建起现代的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相比他们，我们才走过18年。”周望军副司长理性地指出。
12月3日清晨，初冬的北京寒风阵阵，建国门内大街人流稀少。
这一天上午的八点半，中国社科院学术大厅聚集百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他们带着各自的学术研究和观点，出席中国社科院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在主题为“宏观经济与价格改革”的研讨会上，发表对当前物价现状和改革的看法；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在召开当中。
物价上涨已成为老百姓最关注的事情，价格的波动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面对来势汹汹的涨价狂潮，中国经济已难以承受之重。
能容忍的CPI限度
“通货膨胀”已成为眼下最热的词汇，可能不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人民币快速贬值。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指数（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来的新高。
社会上对于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认为无论是10月份的4.4%，还是11月份的5.1%，都不能真实的反应物价上涨的速度。“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过，CPI是分成八大类指数，简单的说就是分成三种，一种是食品，一种是工业品，一种是服务价格类。整个统计下来，600种左右商品服务进入统计范围。如果消费者消费的是600种商品中涨得比较高商品的时候，感受肯定跟统计不一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指出。
尽管如此，基于目前出现CPI涨幅剧烈的现象，很多学者提出“对于CPI容忍度”的看法。
“我认为CPI可以容忍到5%左右，因为未来生产成本、环境成本、转型成本、劳动力成本等都在上涨。而且中国在未来5年潜在的增长能力又在下降。”与会专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讲到。
在谈到涨价其中一个原因时，他在比较深的经济现象层面解释到，“现在，中国的需求是不是总需求相对不足呢？我认为不是。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储蓄的缺口表现为贸易顺差了，而贸易顺差完全转变为中央银行的贸易储备，最后完全形成货币供给。实际上这个需求没有发生变化。从货币购买力角度来说完全演变成需求，所以这种供求关系可以解释中国价格总水平上升的问题。”
与祝宝良专家观点相近的是摩根大通的分析师王黔。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应该能够承受住较高水平的通胀，比如4%到5%。王黔预计，中国12月份的CPI升幅将低于5%，2011年的CPI升幅在4%-4.5%之间。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非常特殊的新时期，它让我们面临很多过去不熟悉、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处理发展与物价问题不能再借助以往的常规手段。那究竟何如做到在“宽量化”下进行调控呢？“只要通胀没有伤害到增长，就需要容忍。尽管容忍通胀公众可能要付出代价，但如果为防通胀而损伤增长则问题更大，但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补贴中低收入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指出。
这轮以“成本推动型”为特征的物价上涨将长期存在。即将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是以中国经济转型为主导战略，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慢下来，不仅容忍CPI的适度上涨，还要容忍GDP增长放慢，以此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条件。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建议，我国可针对经济转型期特点，以5年为周期设定通胀目标，不宜太短期，并根据经济增速，测算适中的通胀目标。他举例说，日本在上世纪中后期，十年的平均CPI增速是5.5%。我国属于新兴市场，CPI控制目标应该比美国高，才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收入增长和资产回报率情况。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报告中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
农产品薄弱环节之患
在这次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中，首当其冲是农产品涨价。2010年下半年以来，率先涨价的农产品是生姜、大蒜、绿豆，现在又是棉花、食糖、鸡蛋等。在这次10月份的CPI统计中，蔬菜价格涨了31%。农产品成为游资炒作的对象。除上述农产品外，下一步，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可能成为游资炒作的对象。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农产品成为炒作的重灾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农业太薄弱。从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过三次通货膨胀：第一次2003年，第二次2007年，第三次是2010年，这三次通货膨胀直接导火索都是农业。”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指出。
在这次农产品涨价中，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分散群体，他们信息相对闭塞，没有任何合作组织，因而他们的利益没有自发的或政府帮助建立的制度保证。“这也是一个事实。比如说乌兰察布的土豆2009年的收购价格一斤0.45元，今年是0.9元，涨了一倍。涨价这0.45元，农民肯定是得实惠了。那么土豆从乌兰察布盟到北京的餐桌上边，涨到2.5元，这个中间涨了1.6元钱。2/3挣的钱基本上被中间流通环节挣走了。从农民卖出去到菜的经纪人，再到运输公司，再到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再到超市，超市再卖给普通消费者，至少五六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加10%的价是造成农产品涨价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指出。
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种基本政策，发达国家对农业补贴作过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减少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和进出口补，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补，增加对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生态和农业结构调整等补贴。补贴方式和结构各有变化，但绝对数额都在上升。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本国农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现在到了重新审视和调整我国现行的农产品补贴办法和补贴方式的时候。“有两个环节政府要把握。其一，对于生产环节的补贴方式。当市场上某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低时，政府一方面要求收储公司以市场价格敞开收购，另一方面根据市场价格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之间的差价，核定一定的补贴标准，按照收购数量直接补贴到农民手中。其二，补贴时机应选择“管多”。从这次对生猪的补贴看，许多地方政府仍在以往管少的思路，形成猪多价跌。政府应在农民积极性下降时“雪中送炭”，以稳定农产品价格。”与会专家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温桂芳指出。
重构物价新体系
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课题。价格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30年的价格改革，我国经历了改革计划价格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深化价格改革和完善市场价格体制三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格局中，现阶段遇到了全新的问题，而且集中反应在物价领域。
“当前的中国，已经到了重新构建价格管理和价格机制的时候。这种价格管理和价格机制，一定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格管理和价格机制。社科院财贸所应该组织人力研究建立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机制，如果研究不了全部生活必需品，先把食品价格稳定机制提上议事日程。”与会专家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讲到。
目前学界都在建议政府启动广义价格改革。广义价格问题，即生产要素价格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资本的价格、货币的价格、能源的价格、资源的价格和环保的价格；与之相对的就是狭义价格，所谓狭义价格是指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从1984年开始，随着银行利率的重大改革，以及工资改革、土地资源价格改革等一系列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的深入，我国价格改革已经完成由狭义价格改革进入广义价格的改革。
“这次新一轮的价格改革不同于以往价格改革，其主要特点和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广义价格改革，广义价格改革在我国至少迟到了10年。现阶段，从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广义价格改革非常具有可行性。但结合眼下情况要给通货膨胀率设置三条防线：一是2010年政府设定的目标，二是三年期的利息率。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要不超过这三条界限广义价格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杨圣明指出。他强调道：“价格改革不是免费午餐，是要花钱的，钱从何而来呢？把GDP增长速度降至8%左右，把投资减下来的一部分钱用于价格改革。”
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在关注，国家发改委也同样在关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价格指数，它包括吃喝穿住、水电煤气、食品，如果这个指数建立起来，就能比较准确的反映食品涨价情况；其次，还要建立分收入阶层的统计制度，我们可以把人群分成三个阶层，比如说高收入阶层，中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那么跟踪三个恩格尔系数，这三个阶层的整个食品支出，占到整个支出的比重，建这么几个指标的统计系统，就可更有针对性的解决许多由物价上涨带来的社会问题。
“西方国家用了300年构建起现代的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相比他们，我们才走过18年。”周望军副司长理性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