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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出门时，冯新恒被心外科的人急急地找了去。
“一个三天前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突然低血压，出现严重低氧，不知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血栓塞？”
冯新恒过去一看，当下作出判断：“血栓塞可以排除。心脑功能也没问题，很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原因。”
“我要不去也不放心。”这位北医三院心内科副主任解释道。
对这件事的处理，让他与我们的见面晚了近一个小时。
他的两个大学同学，刘福生和孙凤丽准时和我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天坛医院的医生，刘福生是神经外科教授，孙凤丽是麻醉科主任医师。
他们于1987年毕业于潍坊医学院——当时的昌潍医学院。同班同学中，就他们三人在北京工作，但是平常却难得见上一面。
农村孩子的实用选择
刘福生和冯新恒的家都在农村。回忆当年考大学，刘福生称：“当时心理很简单，就是换粮本，没有大的追求，谈不上出国、当博士、当教授之类的。”
事实上，刘福生当时对医学没有兴趣。“我比较喜欢建筑，我的空间意识、构图意识非常好。但是当时报名，五个志愿要填满，最后一个填了昌潍医学院。没想到最终上了这个大学。”
而对于冯新恒来说，故事则有趣得多。他的学习一直不错，报考什么学校呢？什么都不懂的老爹让他去问村里一个老秀才。老秀才很自信地说：“农村孩子，就一条，学实用的。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教师。百年不变。”
老秀才甚至给冯新恒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做医生的话，就到县医院，不要太远。如果你到县医院，相当于房子上的房梁，我们大家都能受益。如果到了北京，你就是边上的一根杆儿，我们想指望也指望不上了。”
冯新恒报考医学院还有一个原因。高中时，冯新恒总生病。有一次，他得了肺炎，青霉素打了两天，体温从39度一下子降到36度，出了一身汗，就好了。
“我觉得很神奇，觉得学医很有意思。”
孙凤丽则把选择昌潍医学院的原因归结为“比较傻”。她是城里人，“那时山东医学院和昌潍医学院都是二本，我父亲说，选昌潍医学院吧，离家近，来回方便。”她的分数是完全可以上山医的。
五年大学生活，刘福生的每一天都以早起跑步开始。“5点半起床，无论刮风下雪。”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到美国念博士。跑了三年，每天跑几十里地。
“所以我的身体很好。我认为，当医生首先需要一个好的身体。”
刘福生从不觉得那会儿的学习和生活苦。“那会儿大家都在学，尤其77、78级都很拼命，我们82级只是沾了一个边儿，基本上秉承了那几级的精神。84级以后就不如从前了。”
冯新恒在大学时学习一直很优秀。“我觉得一定要学好”。大学五年，他一共就看过两场电影。“看电影时还很纠结，好像浪费了时间，很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到最后，他的书都被翻烂了。“第一段是黑的，第二段是红的，第三段是什么颜色想不起来了，这个地方划个三角，那个地方划个别的什么”。
除了专业书，冯新恒也会看一些课外书，并将其中的名人名言摘录在他那个蓝皮本上。在本子的第一页，他写了一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翻过这一页，是培根的一段话：人应当经常保持一种怀有希望、愉快、明朗、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从事一些对身心有益的学问的思考——如阅读历史、格言或观察自然。
三个人三种命运
1987年，他们毕业了。
冯新恒打算报考研究生。“英语老师说，你们要想进一步发展，应该考研。”
于他而言，专业课没问题，已经烂熟了。“潍坊医学院参加卫生部部属院校统考时，我是第九名。”
事实上，在那次考试中，潍坊医学院考得很不错，“一共16所院校，我们考了第五还是第六。比北医高。第一名是湖南湘雅，协和排最后一名。”
冯新恒清楚，自己的英语有点欠缺。决定考研的那个夏天，他只回家休息了三天，就返校了。
“一个假期，我把新概念英语的二至四册全部学完。那个时候热，就穿小短裤小背心，窝在宿舍里学。汗哗哗地冒，一个小时进水房冲一次。”
最终，他的英语成绩超出及格线22分。
冯新恒报的是北医。“当时有虚荣心，如果考不上呢，也有借口，因为这个志愿太高了嘛。”
1987年4月23日，冯新恒来到北京面试。面试的老教授都是业界顶尖的人。“让我们看看病历，回答问题，读一段英语，然后翻译。”
面试结束，冯新恒心里没谱，觉得自己的哑巴英语说得不是那么流利。想着如果不行，以后就来不了北京，于是跑到天安门，照了张相。然后回到潍坊继续在医院里实习。
在医院实习时，冯新恒非常认真，每个病人都管理得很好，“病历我都能背出来”。从那时开始，冯新恒真正喜欢上了医学。“我的沟通能力和推理能力都很强，特别适合做内科。”
后来，他被北医调档了。同时到来的喜事还包括，学校评了15个优秀毕业生，他是其中之一。这一荣誉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考上研究生，就可以在全省自选单位。”
1987年9月5日，冯新恒再次来到北京，在北医三院读研究生。毕业后，他在这家医院留了下来，直到现在。
相比冯新恒，刘福生毕业后的经历则复杂、坎坷得多。最初，他被分到乡镇。因为不甘心，他最终走上一条漫漫的求学自救之路。“靠谁也靠不住，我就靠我自己。”
读完硕士后，再接着考博士，再接着考博士后，三年换一个地方，最后，刘福生在美国留学归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刘福生每天晚上都是一点半以后才睡觉。一本600多页的《神经解剖学》，哪一页的倒数第几行写的是什么，他都清清楚楚。
背着包在北京和济南之间来回赶考时，他身上的钱只剩下了10元。拿着这10元钱，他在异乡过了年。
孙凤丽的故事则简单得令人难以想象。
孙凤丽的男朋友是她的高中同桌，先她一年分到北京，是个军人。孙凤丽分配那一年，她的男朋友拿着北京的一张报纸，找到了北京市卫生局人事部门。
那张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消息称，北京的医疗系统非常缺人。然后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在天坛医院麻醉科，孙凤丽干了27年。
你适合做医生
和刘福生、孙凤丽同班的50个同学中，除了两个改行外，其余的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院长就有11个。”
冯新恒也曾经有过彷徨。那是1995年前后。“工作特别紧张特别累，一个月也就四五百块钱。特别苦”。
他开始问自己，“这个医生还要不要做下去？”
有朋友劝他到医药公司。“当时，医药公司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千多块。”他有点动了心。
这时，另一位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他：“我们之所以一直围在你身边，就因为你是个医生，能给我们带来帮助。”
这位朋友说：“你咬咬牙，坚持下去。你适合做医生。”
冯新恒挺了下来。现在，他是科里的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冯新恒也觉得自己适合干医生这一行。“第一点，人比较善良。从农村出来的人，对人有天然的亲近力，不设防。留言簿上你们也能看得出来，我的同学都说，不好意思骗你，骗你都感觉是个罪。第二就是比较热情。第三就是比较有责任心。”
从医这么多年，冯新恒对于自己的职业和病人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从太多故事中感悟到，“医生除了要有很好的技术、很好的理念，还要学会和病人沟通，愈和他们的心理。另外，还要学会尊重病人。病人有选择生与死的权利。”
冯新恒经常回潍坊老家。对他来说，回家是一种充电。他会和老爹老娘聊天至深夜，然后再能量满满地回到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我很感谢生活”，冯新恒说。
“一个三天前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突然低血压，出现严重低氧，不知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血栓塞？”
冯新恒过去一看，当下作出判断：“血栓塞可以排除。心脑功能也没问题，很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原因。”
“我要不去也不放心。”这位北医三院心内科副主任解释道。
对这件事的处理，让他与我们的见面晚了近一个小时。
他的两个大学同学，刘福生和孙凤丽准时和我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天坛医院的医生，刘福生是神经外科教授，孙凤丽是麻醉科主任医师。
他们于1987年毕业于潍坊医学院——当时的昌潍医学院。同班同学中，就他们三人在北京工作，但是平常却难得见上一面。
农村孩子的实用选择
刘福生和冯新恒的家都在农村。回忆当年考大学，刘福生称：“当时心理很简单，就是换粮本，没有大的追求，谈不上出国、当博士、当教授之类的。”
事实上，刘福生当时对医学没有兴趣。“我比较喜欢建筑，我的空间意识、构图意识非常好。但是当时报名，五个志愿要填满，最后一个填了昌潍医学院。没想到最终上了这个大学。”
而对于冯新恒来说，故事则有趣得多。他的学习一直不错，报考什么学校呢？什么都不懂的老爹让他去问村里一个老秀才。老秀才很自信地说：“农村孩子，就一条，学实用的。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教师。百年不变。”
老秀才甚至给冯新恒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做医生的话，就到县医院，不要太远。如果你到县医院，相当于房子上的房梁，我们大家都能受益。如果到了北京，你就是边上的一根杆儿，我们想指望也指望不上了。”
冯新恒报考医学院还有一个原因。高中时，冯新恒总生病。有一次，他得了肺炎，青霉素打了两天，体温从39度一下子降到36度，出了一身汗，就好了。
“我觉得很神奇，觉得学医很有意思。”
孙凤丽则把选择昌潍医学院的原因归结为“比较傻”。她是城里人，“那时山东医学院和昌潍医学院都是二本，我父亲说，选昌潍医学院吧，离家近，来回方便。”她的分数是完全可以上山医的。
五年大学生活，刘福生的每一天都以早起跑步开始。“5点半起床，无论刮风下雪。”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到美国念博士。跑了三年，每天跑几十里地。
“所以我的身体很好。我认为，当医生首先需要一个好的身体。”
刘福生从不觉得那会儿的学习和生活苦。“那会儿大家都在学，尤其77、78级都很拼命，我们82级只是沾了一个边儿，基本上秉承了那几级的精神。84级以后就不如从前了。”
冯新恒在大学时学习一直很优秀。“我觉得一定要学好”。大学五年，他一共就看过两场电影。“看电影时还很纠结，好像浪费了时间，很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到最后，他的书都被翻烂了。“第一段是黑的，第二段是红的，第三段是什么颜色想不起来了，这个地方划个三角，那个地方划个别的什么”。
除了专业书，冯新恒也会看一些课外书，并将其中的名人名言摘录在他那个蓝皮本上。在本子的第一页，他写了一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翻过这一页，是培根的一段话：人应当经常保持一种怀有希望、愉快、明朗、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从事一些对身心有益的学问的思考——如阅读历史、格言或观察自然。
三个人三种命运
1987年，他们毕业了。
冯新恒打算报考研究生。“英语老师说，你们要想进一步发展，应该考研。”
于他而言，专业课没问题，已经烂熟了。“潍坊医学院参加卫生部部属院校统考时，我是第九名。”
事实上，在那次考试中，潍坊医学院考得很不错，“一共16所院校，我们考了第五还是第六。比北医高。第一名是湖南湘雅，协和排最后一名。”
冯新恒清楚，自己的英语有点欠缺。决定考研的那个夏天，他只回家休息了三天，就返校了。
“一个假期，我把新概念英语的二至四册全部学完。那个时候热，就穿小短裤小背心，窝在宿舍里学。汗哗哗地冒，一个小时进水房冲一次。”
最终，他的英语成绩超出及格线22分。
冯新恒报的是北医。“当时有虚荣心，如果考不上呢，也有借口，因为这个志愿太高了嘛。”
1987年4月23日，冯新恒来到北京面试。面试的老教授都是业界顶尖的人。“让我们看看病历，回答问题，读一段英语，然后翻译。”
面试结束，冯新恒心里没谱，觉得自己的哑巴英语说得不是那么流利。想着如果不行，以后就来不了北京，于是跑到天安门，照了张相。然后回到潍坊继续在医院里实习。
在医院实习时，冯新恒非常认真，每个病人都管理得很好，“病历我都能背出来”。从那时开始，冯新恒真正喜欢上了医学。“我的沟通能力和推理能力都很强，特别适合做内科。”
后来，他被北医调档了。同时到来的喜事还包括，学校评了15个优秀毕业生，他是其中之一。这一荣誉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考上研究生，就可以在全省自选单位。”
1987年9月5日，冯新恒再次来到北京，在北医三院读研究生。毕业后，他在这家医院留了下来，直到现在。
相比冯新恒，刘福生毕业后的经历则复杂、坎坷得多。最初，他被分到乡镇。因为不甘心，他最终走上一条漫漫的求学自救之路。“靠谁也靠不住，我就靠我自己。”
读完硕士后，再接着考博士，再接着考博士后，三年换一个地方，最后，刘福生在美国留学归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刘福生每天晚上都是一点半以后才睡觉。一本600多页的《神经解剖学》，哪一页的倒数第几行写的是什么，他都清清楚楚。
背着包在北京和济南之间来回赶考时，他身上的钱只剩下了10元。拿着这10元钱，他在异乡过了年。
孙凤丽的故事则简单得令人难以想象。
孙凤丽的男朋友是她的高中同桌，先她一年分到北京，是个军人。孙凤丽分配那一年，她的男朋友拿着北京的一张报纸，找到了北京市卫生局人事部门。
那张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消息称，北京的医疗系统非常缺人。然后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在天坛医院麻醉科，孙凤丽干了27年。
你适合做医生
和刘福生、孙凤丽同班的50个同学中，除了两个改行外，其余的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院长就有11个。”
冯新恒也曾经有过彷徨。那是1995年前后。“工作特别紧张特别累，一个月也就四五百块钱。特别苦”。
他开始问自己，“这个医生还要不要做下去？”
有朋友劝他到医药公司。“当时，医药公司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千多块。”他有点动了心。
这时，另一位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他：“我们之所以一直围在你身边，就因为你是个医生，能给我们带来帮助。”
这位朋友说：“你咬咬牙，坚持下去。你适合做医生。”
冯新恒挺了下来。现在，他是科里的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冯新恒也觉得自己适合干医生这一行。“第一点，人比较善良。从农村出来的人，对人有天然的亲近力，不设防。留言簿上你们也能看得出来，我的同学都说，不好意思骗你，骗你都感觉是个罪。第二就是比较热情。第三就是比较有责任心。”
从医这么多年，冯新恒对于自己的职业和病人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从太多故事中感悟到，“医生除了要有很好的技术、很好的理念，还要学会和病人沟通，愈和他们的心理。另外，还要学会尊重病人。病人有选择生与死的权利。”
冯新恒经常回潍坊老家。对他来说，回家是一种充电。他会和老爹老娘聊天至深夜，然后再能量满满地回到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我很感谢生活”，冯新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