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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业界还在为华安基金与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的分手而唏嘘不已之际，4月29日，摩根大通对外宣布，将与目前华安基金的第一大股东——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国投）组建新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据悉，在此前一天，关于新公司的筹建申请报告已正式递交到中国证监会。在SARS肆虐之际，摩根大通的锐意进取显示了其对中国市场的一往情深。
相比上一次与华安基金一波三折的“恋爱”过程，摩根大通此番可谓水到渠成。据一直负责具体事务的摩根大通旗下怡富资产管理亚洲区总裁许立庆称，通过与华安的谈判，广泛共识和默契，在与华安停止了实质性接触后，今年年初，怡富与上国投开始了合资的正式谈判。这一次的牵手不仅异常顺利，而且速战速决——三个月后，双方签署了合资协议，同意在未来建立一个平衡的股权架构(即外方占49％股权)。而就在两个月前，摩根大通刚刚正式宣告了与华安基金合资公司项目的分道扬镳。
从合作到分手
摩根大通与华安的合作曾经是国内中外合资基金的一大亮点，为业内所注目。这不仅是由于双方合作时间长，合作广泛和深入，而且由于具有强强联合的色彩而被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一方面，摩根大通是全球第三大金融控股公司，其麾下的怡富资产管理公司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另一方面，华安基金在国内的基金业占有领先地位，是中国第一家开放式基金的管理者。
据悉，华安与怡富的第一次握手始于1999年5月——华安基金公司总经理韩方河与怡富(台湾)总经理宋文琪进行了首次会面。当时，华安已经有了推出开放式基金的计划。在首次接触后，双方初步建立起在开放式基金上的合作意向。
2000年8月，怡富和华安的合作进一步深入，双方签订了全面技术合作协议——怡富将向华安提供全方位的基金管理技术。在当时国内的证券业，如此全面的中外技术合作尚属首次。那时，还是怡富控股方的英国富林明资产管理公司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基金业“腹地”的外国公司，时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的屠光绍则也视之为“订婚仪式”。当时，多数外资基金与证券公司的合资意向尚显朦胧，有的只是初露端倪。
到2001年9月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正式推出前，在长达一年多的合作中，怡富共投入超过400个工作日的专业协助，派出专业人员20多人，参与了包括开放式基金计算器系统、注册登记系统、基金核算系统、客户服务系统的开发测试、各业务流程的制定、现场五次全面系统测试以及基金发行的全过程。知情人士透露，合作中的怡富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此后，双方加快了合作的步伐。2001年7月，怡富与华安签署了“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备忘录”。三个月后，华安与当时的JP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集团成立了“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工作小组”。摩根大通全球首席执行官威廉·哈里森在双方的签字仪式上表达了“争取成为第一批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的决心和愿望。在外界普遍看来，一切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外资参股基金公司的条例出台，双方将结束漫长的“恋爱”历程而走向“婚姻”的殿堂(见《财经》2001年11月20日号《中外合资基金只差一步》)。
然而，站在“教堂”边上的怡富与华安就此停住了脚步。2002年6月，《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出台，并从当年7月1日期施行。令人意外的是，在首批向中国证监会提起申请的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中独独没有怡富与华安的身影。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在新公司一些具体运作的问题上卡住了”。有关人士分析指出，双方很可能是在管理层的架构以及公司运营的决策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有报道称，怡富董事长布莱尔·皮克瑞在一次谈及双方合作中的困难时曾表示，“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和后勤方面的问题延缓了达成合资协议的进程”。
另一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华安的股东在谈判中要价过高。
与目前广泛采取的与内地券商和信托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新的合资基金的方式不同，摩根大通的进入是直接与已有的基金公司合资，通过增资扩股或从老股东处受让股权，使原有的基金公司转化为新的合资基金公司。
华安基金成立于1998年6月，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后成立的首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由上国投、申银万国和山东证券（后更名为天同证券）共同发起，目前的注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2000年7月，华安完成增资扩股，股东由原先的三家上升到五家。其中，第一大股东上国投的股权比例降为30％，申银万国占20％，山东证券占20％；新增加的股东由东方证券和浙江证券，分别拥有20％和10％的股权。
有关人士透露，由于华安旗下封闭式基金的管理费收入不菲，确实存在老股东对股权转让的要价超出外方预期，且外方不愿让步的情况。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在谈判过程中，华安的老股东要求怡富为33％的股份支付6000万美元。
至于导致双方各奔东西的真正原因，华安和摩根大通均三缄其口。在记者的追问下，怡富资产管理亚洲区总裁许立庆含蓄地表示，“华安的股东很多，大家要达成一致的想法，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当谈判进行到某一个阶段后，我们觉得问题有些复杂”。据许立庆透露，2001年7月签署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备忘录”有效期为一年。在此后的谈判中，由于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在备忘录到期后，双方没有签订新的协议，合作关系在去年的8月份实际上已经中止了。
同时，许立庆再三强调指出，怡富始终认为“华安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分手是大家再三权衡迫不得已作出的选择”。
牵手上国投
尽管“迫不得已”，但基金业曾经的“明星组合”还是选择了解散。2月25日，摩根大通证实，怡富与华安“就建立合资基金公司的谈判已搁浅”。同时，公司新闻发言人透露，“仍在与内地其他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谈判”，并表示“对在中国从事基金管理业非常有兴趣，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对于曾经的合资基金领跑者——摩根大通来说，尽快找到最佳的合作伙伴是至关重要的。迄今为止，已先后有四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准筹建。2003年年初，曾经多次在谈判桌会面的怡富与上国投再次坐在了一起——但这一次的谈判对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
上国投是由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一家老牌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7月，注册资本为25亿元人民币。截至2002年底，公司总资产为90.7亿元人民币。上国投曾发起设立国内第一个人民币共同基金——“金龙基金”，在香港发行了第一个海外基金——“上海发展基金”。同时，上国投还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股东，并投资了部分证券公司。
作为华安的发起人和控股股东，上国投是华安与怡富合作、合资的积极推动者。华安与怡富合作的主要操作者之一，华安基金的总经理韩方河正来自于上国投。
上国投副总经理傅帆和许立庆均对《财经》表示，双方对合资公司的经营理念、文化和发展目标有很多共同的看法。所以当怡富与华安中止了谈判后，大家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据悉，合资基金公司注册资本为1.5亿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成立初期，上国投持有67％的股权，摩根大通持有33％的股权。在2004年（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四年后），摩根大通持股比例将增加至49％。
无论最初的改弦更张是怎样的过程，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双方来说，这都不是一个不易作出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转让实行“控股一家、参股一家”的“1＋1”政策，即无论内资或外资，一家机构参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不超过一家。
目前，上国投以30％的股权相对控股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根据“1＋1”政策，上国投必须放弃华安的控股地位，减持华安的股份。事实也正如此，上国投已经有了明确的减持计划，并递交了证监会。目前与申请一道等待最后的批复。但傅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只表示上国投不会退出华安。
怡富选择上国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汲取了与华安合作的种种经验教训——与其为改变已有的利益分割而陷入复杂的谈判，不如另起炉灶。而事实上，目前获准筹建的四家合资基金也无一不是券商或信托公司与境外机构发起设立新公司的模式。刚刚整肃完毕同时具有相当实力的信托公司——上国投对于不得不重新开始的怡富来说显然是个明智的选择。
与以往相似，新的合作双方仍然没有透露关于未来新公司的管理层架构和董事会安排等等。上国投副总经理傅帆表示，经过艰苦的谈判，合资合同对于新公司的运作已经有了明确的制度安排，一切都将照此执行。至于合资公司不可避免的文化和管理上的摩擦和冲突，怡富的许立庆表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他举例说，将来合资公司的职工由合资公司聘请，任何一方派出的人员都不再代表股东，要与原公司脱钩，并严格执行“同工同酬”。
许立庆表示，“合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挑战，但绝不是个新问题”。
据悉，如果一切正常，新的合资公司将在今年下半年获准成立，计划在年底或明年初正式推出新的基金。
相比上一次与华安基金一波三折的“恋爱”过程，摩根大通此番可谓水到渠成。据一直负责具体事务的摩根大通旗下怡富资产管理亚洲区总裁许立庆称，通过与华安的谈判，广泛共识和默契，在与华安停止了实质性接触后，今年年初，怡富与上国投开始了合资的正式谈判。这一次的牵手不仅异常顺利，而且速战速决——三个月后，双方签署了合资协议，同意在未来建立一个平衡的股权架构(即外方占49％股权)。而就在两个月前，摩根大通刚刚正式宣告了与华安基金合资公司项目的分道扬镳。
从合作到分手
摩根大通与华安的合作曾经是国内中外合资基金的一大亮点，为业内所注目。这不仅是由于双方合作时间长，合作广泛和深入，而且由于具有强强联合的色彩而被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一方面，摩根大通是全球第三大金融控股公司，其麾下的怡富资产管理公司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另一方面，华安基金在国内的基金业占有领先地位，是中国第一家开放式基金的管理者。
据悉，华安与怡富的第一次握手始于1999年5月——华安基金公司总经理韩方河与怡富(台湾)总经理宋文琪进行了首次会面。当时，华安已经有了推出开放式基金的计划。在首次接触后，双方初步建立起在开放式基金上的合作意向。
2000年8月，怡富和华安的合作进一步深入，双方签订了全面技术合作协议——怡富将向华安提供全方位的基金管理技术。在当时国内的证券业，如此全面的中外技术合作尚属首次。那时，还是怡富控股方的英国富林明资产管理公司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基金业“腹地”的外国公司，时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的屠光绍则也视之为“订婚仪式”。当时，多数外资基金与证券公司的合资意向尚显朦胧，有的只是初露端倪。
到2001年9月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正式推出前，在长达一年多的合作中，怡富共投入超过400个工作日的专业协助，派出专业人员20多人，参与了包括开放式基金计算器系统、注册登记系统、基金核算系统、客户服务系统的开发测试、各业务流程的制定、现场五次全面系统测试以及基金发行的全过程。知情人士透露，合作中的怡富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此后，双方加快了合作的步伐。2001年7月，怡富与华安签署了“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备忘录”。三个月后，华安与当时的JP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集团成立了“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工作小组”。摩根大通全球首席执行官威廉·哈里森在双方的签字仪式上表达了“争取成为第一批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的决心和愿望。在外界普遍看来，一切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外资参股基金公司的条例出台，双方将结束漫长的“恋爱”历程而走向“婚姻”的殿堂(见《财经》2001年11月20日号《中外合资基金只差一步》)。
然而，站在“教堂”边上的怡富与华安就此停住了脚步。2002年6月，《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出台，并从当年7月1日期施行。令人意外的是，在首批向中国证监会提起申请的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中独独没有怡富与华安的身影。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在新公司一些具体运作的问题上卡住了”。有关人士分析指出，双方很可能是在管理层的架构以及公司运营的决策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有报道称，怡富董事长布莱尔·皮克瑞在一次谈及双方合作中的困难时曾表示，“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和后勤方面的问题延缓了达成合资协议的进程”。
另一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华安的股东在谈判中要价过高。
与目前广泛采取的与内地券商和信托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新的合资基金的方式不同，摩根大通的进入是直接与已有的基金公司合资，通过增资扩股或从老股东处受让股权，使原有的基金公司转化为新的合资基金公司。
华安基金成立于1998年6月，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后成立的首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由上国投、申银万国和山东证券（后更名为天同证券）共同发起，目前的注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2000年7月，华安完成增资扩股，股东由原先的三家上升到五家。其中，第一大股东上国投的股权比例降为30％，申银万国占20％，山东证券占20％；新增加的股东由东方证券和浙江证券，分别拥有20％和10％的股权。
有关人士透露，由于华安旗下封闭式基金的管理费收入不菲，确实存在老股东对股权转让的要价超出外方预期，且外方不愿让步的情况。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在谈判过程中，华安的老股东要求怡富为33％的股份支付6000万美元。
至于导致双方各奔东西的真正原因，华安和摩根大通均三缄其口。在记者的追问下，怡富资产管理亚洲区总裁许立庆含蓄地表示，“华安的股东很多，大家要达成一致的想法，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当谈判进行到某一个阶段后，我们觉得问题有些复杂”。据许立庆透露，2001年7月签署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备忘录”有效期为一年。在此后的谈判中，由于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在备忘录到期后，双方没有签订新的协议，合作关系在去年的8月份实际上已经中止了。
同时，许立庆再三强调指出，怡富始终认为“华安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分手是大家再三权衡迫不得已作出的选择”。
牵手上国投
尽管“迫不得已”，但基金业曾经的“明星组合”还是选择了解散。2月25日，摩根大通证实，怡富与华安“就建立合资基金公司的谈判已搁浅”。同时，公司新闻发言人透露，“仍在与内地其他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谈判”，并表示“对在中国从事基金管理业非常有兴趣，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对于曾经的合资基金领跑者——摩根大通来说，尽快找到最佳的合作伙伴是至关重要的。迄今为止，已先后有四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准筹建。2003年年初，曾经多次在谈判桌会面的怡富与上国投再次坐在了一起——但这一次的谈判对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
上国投是由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一家老牌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7月，注册资本为25亿元人民币。截至2002年底，公司总资产为90.7亿元人民币。上国投曾发起设立国内第一个人民币共同基金——“金龙基金”，在香港发行了第一个海外基金——“上海发展基金”。同时，上国投还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股东，并投资了部分证券公司。
作为华安的发起人和控股股东，上国投是华安与怡富合作、合资的积极推动者。华安与怡富合作的主要操作者之一，华安基金的总经理韩方河正来自于上国投。
上国投副总经理傅帆和许立庆均对《财经》表示，双方对合资公司的经营理念、文化和发展目标有很多共同的看法。所以当怡富与华安中止了谈判后，大家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据悉，合资基金公司注册资本为1.5亿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成立初期，上国投持有67％的股权，摩根大通持有33％的股权。在2004年（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四年后），摩根大通持股比例将增加至49％。
无论最初的改弦更张是怎样的过程，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双方来说，这都不是一个不易作出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转让实行“控股一家、参股一家”的“1＋1”政策，即无论内资或外资，一家机构参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不超过一家。
目前，上国投以30％的股权相对控股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根据“1＋1”政策，上国投必须放弃华安的控股地位，减持华安的股份。事实也正如此，上国投已经有了明确的减持计划，并递交了证监会。目前与申请一道等待最后的批复。但傅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只表示上国投不会退出华安。
怡富选择上国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汲取了与华安合作的种种经验教训——与其为改变已有的利益分割而陷入复杂的谈判，不如另起炉灶。而事实上，目前获准筹建的四家合资基金也无一不是券商或信托公司与境外机构发起设立新公司的模式。刚刚整肃完毕同时具有相当实力的信托公司——上国投对于不得不重新开始的怡富来说显然是个明智的选择。
与以往相似，新的合作双方仍然没有透露关于未来新公司的管理层架构和董事会安排等等。上国投副总经理傅帆表示，经过艰苦的谈判，合资合同对于新公司的运作已经有了明确的制度安排，一切都将照此执行。至于合资公司不可避免的文化和管理上的摩擦和冲突，怡富的许立庆表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他举例说，将来合资公司的职工由合资公司聘请，任何一方派出的人员都不再代表股东，要与原公司脱钩，并严格执行“同工同酬”。
许立庆表示，“合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挑战，但绝不是个新问题”。
据悉，如果一切正常，新的合资公司将在今年下半年获准成立，计划在年底或明年初正式推出新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