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大潋的日记中我们得知，他在吉林期间，曾题全形拓十七种。这些全形拓都是由他的友人尹伯圜准备的。《皇华纪程》记载，吴大潋在吉林期间至少给尹伯圜写过四次信（二月一日、三月五日、四月四日、五月十五日），目前有二月四日一札存世，或是《皇华纪程》失载，（从时间、书法、内容来考订，必真无疑），或是二月一日的信没有发出，二月四日重写寄出。吴大潋的日记通常不记载他收到了谁的信，但是他的日记常在记载他写给别人的信时，会用『致』和『复』字来说明是他主动写信还是回信。他写给尹伯圆的信，有两通是复信一三月五日，五月十五日一，说明吴大潋也曾至少两次收到了尹伯圜的信。
　　存世的吴大激光绪十二年二月四日的信札文字如下：
　　伯圜大兄阁下，别后半月有余。途中书《论语》十四叶，后序二叶，已函寄上海补印。又将《说文》所引《论语》三十六条，间有辨正之处，附录于篆文《论语》之后，约计此书月内必可印齐矣。每日投宿甚早，自酉至亥，颇可伏案看书。昨至沈阳，因将拓本取出，预备题字考释，而阁下所粘有不甚合式之处，请与阁下一论之。此次所粘与寻常拓册不同，当以刻书例求之，四面空纸不宜多留，文字之前只有题名一行，多留余地则空白无用。前粘敦文，内有文，只两三行，而正列篇中四旁余纸并未裁去，前面题三四字则觉太空，后面书释文又觉太窄，若一半书在拓纸，一半书在素纸，又不甚妥。不写释文而专写考据，一二行又与书例不合。所以拓纸两旁必得裁去，前面只留题字一行地步，后面多留释文考据地步，方为合式。此录编成，当流传数千百年，不可草草为之。拓文中略有次第，虽不注明商周字样，而类乎商器者归一类（如立戈父丁子执贝父癸，凡文简而有象形字者，皆商类，宜在前。又有字多而以干支两字冠首，如乙未敦、乙亥方鼎亦皆商类）；文似周制者归一类一如某作宝鼎，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即文字不多，亦当列周器之后一。如一篇粘四拓，均须以类次编。如三拓皆商器，杂以周器一纸，将来排次不免杂乱。以后所粘各拓，望细心分别为要，如有不合体例之处，弟只可揭去重粘，颇觉费手耳。再有两行文字，其释文当书在拓本之下，则拓纸略宜移上，拓墨上下空纸宜裁去，可留释文地步。此为每行七八字、八九字者而言也。若爵文觯文之两三字者，下方尽可写释，不必过高。凡粘一拓本，必思何处写释文，何处写考据，稍为留心，便无不合式之处矣。高翰生之印，曾否送到7便中乞示一音。手泐，敬颂文祺。大瀓顿首。二月初四日卯刻沈阳行馆泐。
　　阁下无事时，望将敝藏古器再拓全形=一十种，将来可装第二卷。其器即属许弦检出可也。（谦慎案：以下口夭大瀓列出两张青铜器单子，第一张单子有青铜器一二十种，即他请尹伯圜拓全形的古器。另一张单子口夭大瀓列古器三十种，然后在旁边用小字注明：『以上已拓三十器』。）
　　从这一信札来看，吴大潋当时正在努力写作他的《愙斋集古录》。他对自己这部著作十分自信，在欧阳修的《集古录》加上自己的斋号，认为这部著作能够像欧阳修的《集古录》流传千古。所以，他才会在信中自负地说：『此录编成，当流传数千百年，不可草草为之。』他之所以在吉林和尹伯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因为尹伯圜为他提供《愙斋集古录》需要的拓片。在吴大潋出任广东巡抚后，擅长金石学的尹伯圜也到了广州，和黄士陵一起成为吴大瀓的助手，并帮助吴大瀓拓制了《十六金符斋印谱》。
　　信中提到尹伯圜已经为他制作的三十个青铜器的全形拓，吴大潋将它们带到了吉林，在那里，他不但考释了这些拓本，而且题全形拓十七种。他在请尹伯圜再次拓的青铜器全形图时说，『将来可装第二卷』。那么，这究竟是两个什么样的手卷呢？它们很可能就是现在还存世的两卷《愙斋集古图》。
　　存世的两卷《愙斋集古图》均有吴大潋像冠于卷首，像后有青铜器全形拓和吴大潋书写的释文和考证。根据吴大潋的孙子吴湖帆先生的记载，此两卷的人像分别由任熏（一八三五-一八九三）和胡琴川所画。在画像中，吴大潋被他收藏的古董围绕着，显示出吴大潋作为古器物的收藏家和学者的一面。虽说画像作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亦即吴大潋赴吉林勘界的六年后，但是卷中的部分全形拓释文题记则很可能作于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