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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外交的另一个真相：就像士兵们热爱战争一样，外交官们也热爱危机，只不过他们都不能把这热爱说出口，这是他们的职业精神。
“在翻看撒切尔夫人与弗朗西斯·密特朗总统（在1981-1995年间担任法国总统）的会议记录时，我总感觉到一种近似于挑逗的性张力在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撒切尔告诉法国总统，她对英吉利海峡隧道这个主意真是充满激情——那可是密特朗，那个曾用‘卡里古拉的眼睛配上玛丽莲-梦露的丰唇’来形容撒切尔夫人的密特朗。
多年之后，在撒切尔离开首相之位后，我有幸与她在彭定康的香港总督官邸中小坐共酌。大概是借了酒兴，我突然对她提起这件事。我说，我在看那些她与密特朗的会议记录时，常常会猜测她与那位总统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暧昧的吸引力。
第二天早上酒醒之后，我为自己的失言后怕不已。然而随后我就记起，撒切尔夫人并未恼怒，事实上，她甚至显得相当高兴。她端正了坐姿，鼻头微挺，以她最轻佻的姿态回答：‘你知道吗，考珀·科尔斯先生，我想你是对的。’
这段秘话出自英国最新出版的《外交往事》，作者是前任英国驻沙特大使谢拉德·考珀·科尔斯。在33年的外交生涯中，考珀·科尔斯大使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阿拉伯语地区担任了重要的外交工作，他接待过皇家蜜月，也见识过外国总统因外遇惹出来的乱子，这一切见闻，都与他学习成为外交官的经历、在外交生活中的感悟以及如何分辨外交人员跟间谍的小知识一起，记载在这本书中。
正如考珀·科尔斯自己所说，外交不是一份工作，甚至也不只是事业：“外交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每天罩晨起床所思，是我每晚临睡所想。在那33年中，我每天都期待着能到自己的办公室、大使馆或是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地方去。我从未对此有丝毫厌倦。”
菜鸟外交官的间谍辨别心得
考珀·科尔斯在1977年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他的第一份外派工作离家并不远，就在邻国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当时英国的外交制度还没有接受“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彻底改革，使馆人员还需要一一记录所驻国显要人士的生活起居，这也是情报收集的一种：“当时甚至还有这样的记录，说一个爱尔兰的高官装配马鞍的方式与众不同，诸如此类。”他写道，“后来玛格丽特·撒切尔批评说，这些生活起居注意的八卦内容远多于实质。所以这些有意思的内容就被剔除掉了。”
如同大家所猜想的那样，外交官需要拥有极佳的语言天赋，所以刚进外交部，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一项语言天资测试，包括看你能不能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学会库尔德语。在这个方面，考珀·科尔斯并不算最顶尖的那一类，但他的平均结果显示，他完全有能力学会某种“一级语言”，也就是阿拉伯语、中文和日语中的一种。
他选择了阿拉伯语。于是三年之后。他被派到了开罗，成为了英国驻埃及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在埃及大使馆里工作的人包括了各种势力——除了正规外交人员外，主要是各个机构派来的间谍。”考珀·科尔斯回忆道。
在所有情报部门中，秘密情报处（SIS，又称军情六处）是最耀眼的一个。尽管他们会羡慕政府通讯总部（GCHQ）的技术手段，但他们远比GCHQ的人来得时髦；至于军情五处，秘密情报处的人根本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军情五处不过就是一帮“傻乎乎的秘密警察”罢了。秘密情报处经常会炫耀他们如同詹姆斯·邦德一般的间谍技巧，包括让你观察一个花匠，你会看到那个平凡无奇的花匠在剧场外面的花坛浇水。然后他突然向剧场内走去，等他踏入剧场的时候，就已是一副秘密情报处高级情报人员西装笔挺的模样。
有些情报人员会伪装成外交官，不过有经验的人依然能够识破他们，有时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能让你露馅。考珀·科尔斯介绍说，有一点很容易判断的是，大多数情报人员都会用打字机（为了要操作他们自己的通讯设备），而真正的外交宫中，会打字的人数寥寥。这一点在电脑时代看来或许很荒谬，不过在当时，这可是个容易分辨而外行人又很少会注意到的判断准则。衣着打扮上也有讲究，一般来讲情报人员比外交官更重视自己的外表。在当时的埃及，他们常常会穿着亚麻外套，折好一块丝质手帕放在胸口，而且行为举止都像被精心调制过的绅士机器人；而纯粹的外交官就会随意得多。
这些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都需要以他们的假身份生活，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的两份工作经常会发生冲突，于是无可避免地，他们的外交工作就完蛋了。有一次，一位间谍在自家公寓招待从伦敦来的同事，但他对自己的假名还很不熟悉，一整个晚上，当别人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的反应时间都要慢两拍。“他整个晚上都过得很糟糕，”考珀·科尔斯评论说，“不过我想，至少他应该娱乐了在用窃听器监听着这一切的上司。”还有些时候，这帮间谍也会犯下极为愚蠢的错误，据考珀·科尔斯所说，当年英国驻埃及大使就曾在用收音机听BBC新闻的时候不小心发现了英国国防部间谍的秘密频道——他们把波段设在了BBC国际频道上。
王室 媒体=麻烦
在埃及，除了要处理内部政治跟外交关系外，考珀·科尔斯的第三个任务是要跟媒体打交道。“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科尔斯说，“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跟媒体记者说任何话之前，哪怕在私下的社交场合，你都必须要重申自己的规矩。”
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来访埃及时所惹出来的麻烦。
当时，菲利普亲王作为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来访埃及，他本来是要去西奈的，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让行程被迫取消。埃及大使馆的人随后便安排亲王去参观斐尤姆绿洲，结果很神奇地，明明面前只有两条路，带路的埃及警察居然还是能在二选一的时候弄错了，把亲王带到了沙漠中不知道什么地方。等他们发现不对的时候，护卫队只能在沙漠中间面面相觑，有一个格外不幸的警官要去向亲王报告发生了什么事。
他绞尽脑汁：“殿下，路被冲走了！”
“我半个字都不信！”菲利普亲王暴怒道，随后大步流星走到了沙漠中央。 等他们千方百计回到埃及以后，考珀·科尔斯要安排亲王接受埃及媒体的采访。他本以为这不会再出什么岔子了，但当时气鼓鼓的亲王根本没有接受采访的兴致，拿出了简单粗暴的态度来应对媒体。他告诉记者们“你们国家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你们埃及人像兔子一样一窝一窝地生小孩”，而被问到他会不会再来埃及时，他一瞪眼：“你开玩笑吧！”
在经过这种折磨之后，考珀·科尔斯当天晚上回到家，跟自己的房东夫妇共进晚餐。他的房东是当时《卫报》驻开罗的记者，其夫人则是英国某望族之后，时不时也给《每日快报》写几篇稿子。大概是绷紧了的神经终于能够放松了’考珀·科尔斯在饭桌上给他们讲了这整个灾难性的故事——他以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佐餐笑料，但没过多久，他的女房东就把这个故事写成稿子传回英国，登在了《每日快报》的头版上。
不过最令人头痛的一次王室访问，还是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王妃在1981年8月的蜜月旅行。
在蜜月旅行的最后，王子跟王妃要乘坐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沿着苏伊士运河而下，从直布罗陀海峡穿越地中海。为了避免在航行的过程中被各路媒体追拍，于是最好的接受采访地点莫过于埃及的塞得港。
埃及使馆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埃及总统也被惊动了。就为了回来跟英国王储夫妇在塞得港共进晚餐，安瓦尔·萨达特匆匆以“安全原因”为由取消了对奥地利的国事访问（这惹得维也纳方面极为不满）。
大不列颠号一路靠近，护送他们航行的海军跟使馆开始频繁沟通。其中一个对话是这样的：“皇家舰队对使馆：王储夫妇在晚餐时将穿着皇家舰艇中队礼服。”问题是，使馆方面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皇家舰艇中队礼服”，他们只能猜那应该是某种要打黑领结的正装。使馆回复：“使馆对皇家舰队：自从大革命以来，埃及就没人穿过正装了。”
当大不列颠号终于抵达塞得港的时候，被安排在苏伊士运河监察所楼上的媒体开始骚动了。尽管他们还没看到王子或是王妃的身影，但至少他们现在知道这对新人的位置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考珀·科尔斯接到了他在大不列颠号上的同事发来的指令：“王储夫妇饭后想到甲板上逛逛，但不希望在众目睽睽之下。请把媒体都清走吧。”
就这样，考珀·科尔斯必须告诉200多位记者、摄影师、摄像师跟录音师，他们关于这对皇家新人的年度报道将要泡汤了。媒体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考珀·科尔斯必须用蛮力把他们一个一个都赶走，更惨的是，埃及警察根本不肯帮忙。
过了半个多小时，场子终于清空了。“好了。”他发信给同事。
“抱歉，”同事同复道：“王储夫妇又改主意了，他们决定今晚就不上甲板闲晃了。”
这后来还有一个插曲：用过晚膳之后。大不列颠号继续沿着运河向南行进。在经过伊斯梅利亚的时候，舰艇上的士官突然发现后面追来一辆小船，船上有两个埃及人，正在靠近大不列颠号。士官用大喇叭向小船喊话，让他们赶快离开，但这条埃及小船还在不断靠近。
如果按照这几年的情况，皇家舰队可能就直接开火了，但当年的局势还比较宽松，于是舰艇上的长官就让小船靠上来问他们要干什么。“我们代表埃及总统，”对方回答道：“我们给戴安娜王妃带来了几箱芒果。”原来在先前晚餐的时候，戴安娜王妃对萨达特表达了自己对芒果的喜爱之情，而埃及本来又盛产芒果，于是萨达特决定“一骑红尘妃子笑”了。
戴安娜之死
116年之后，考珀·科尔斯的职业轨迹又与戴安娜王妃产生交集。
他原本要在1997年9月1日赴任巴黎，成为英国驻法使馆的政治参赞。8月31日，他与孩子们正从法国小镇佩皮尼昂游玩归来。住在克莱蒙费朗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在半梦半醒间，他看见电视上播出了_一组画面，反复展示一辆受损严重的汽车，下头的大标题上写着“Monde Diana”（戴安娜之死）。
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什么电视剧的诡异预告片，但当他把声音调大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电视剧，而是令人惊骇的现实。他很快拨了个电话给自己先到巴黎安置家当的妻子布里奇，结果妻子告诉他，使馆这边已经炸锅了。
考珀·科尔斯迅速赶回巴黎报到。当时的驻法大使迈克尔·杰及其夫人希尔维亚相当稳重地控制了局面，他们一边要接听白金汉宫和唐宁街不断打来的电话，一边要联络爱丽舍宫（在周日早上的这种时候，他们暂时还找不到希拉克总统的行踪），还得跟法国警察和空军通话。在几个小时之内，使馆要处理的事情包括一项领事事故、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和即将到来的王室访问：威尔士亲王将在当天下午来到巴黎，将他前妻的遗体带回英格兰。
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里，使馆处理的大部分事务都与戴安娜王妃的突然故去相关。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使馆会不知道前王妃在巴黎？
结果令人意外：其实在头一天，也就是8月30日的晚上，有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了这件事。那是使馆的防务顾问、陆军准将查尔斯·里切，他刚吃完晚饭，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利兹饭店，发现有一大帮人围在外面。他好奇地打听了一圈，有人告诉他，戴安娜和多迪·法耶兹就住在这里，而且他们待会儿可能就要出门，这些人就守在这里等着看他们呢。里切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就继续走回家睡觉了：这位前任王妃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了。使馆已经不再需要对她的行踪负责。
关于前王妃的过世，其事故原因裁定并不复杂，就是一个酗酒的司机为了躲避疯狂的狗仔队而超速驾驶。前王妃跟她的男伴又没有系安全带。所以在过隧道时发生了车祸，造成了难以逆转的毁灭性后果。
但没过多久，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法耶兹就提出了阴谋论，他指控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命令英国安全机构杀死戴安娜，以阻止戴安娜嫁给一名穆斯林，并为他生儿育女。后来，前军情六处官员理查德·汤姆林森错误地“指控”称巴黎使馆政治参赞——正是考珀·科尔斯是军情六处在巴黎分站的站长，并称其策划了这起事故。“这项无端指控让我在我家孩子的朋友面前平添了不少威望，”考珀·科尔斯写道。“我至今不知道对汤姆林森的错误应该作何感想。这到底算是奉承还是侮辱呢，反正现在网上还这么传。”
然而奇特的是，在这一切混乱之中，英国驻法使馆全体人员，尤其是大使本人，在处理戴安娜之死这整个事故的过程中都得到了极大的激励：他们真正显示出了自己的实力。
“这又是关于外交的另一个真相：就像士兵们热爱战争一样，外交官们也热爱危机，只不过他们都不能把这热爱说出口。”在结尾的时候，考珀·科尔斯写道：“这就是职业精神”。
“在翻看撒切尔夫人与弗朗西斯·密特朗总统（在1981-1995年间担任法国总统）的会议记录时，我总感觉到一种近似于挑逗的性张力在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撒切尔告诉法国总统，她对英吉利海峡隧道这个主意真是充满激情——那可是密特朗，那个曾用‘卡里古拉的眼睛配上玛丽莲-梦露的丰唇’来形容撒切尔夫人的密特朗。
多年之后，在撒切尔离开首相之位后，我有幸与她在彭定康的香港总督官邸中小坐共酌。大概是借了酒兴，我突然对她提起这件事。我说，我在看那些她与密特朗的会议记录时，常常会猜测她与那位总统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暧昧的吸引力。
第二天早上酒醒之后，我为自己的失言后怕不已。然而随后我就记起，撒切尔夫人并未恼怒，事实上，她甚至显得相当高兴。她端正了坐姿，鼻头微挺，以她最轻佻的姿态回答：‘你知道吗，考珀·科尔斯先生，我想你是对的。’
这段秘话出自英国最新出版的《外交往事》，作者是前任英国驻沙特大使谢拉德·考珀·科尔斯。在33年的外交生涯中，考珀·科尔斯大使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阿拉伯语地区担任了重要的外交工作，他接待过皇家蜜月，也见识过外国总统因外遇惹出来的乱子，这一切见闻，都与他学习成为外交官的经历、在外交生活中的感悟以及如何分辨外交人员跟间谍的小知识一起，记载在这本书中。
正如考珀·科尔斯自己所说，外交不是一份工作，甚至也不只是事业：“外交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每天罩晨起床所思，是我每晚临睡所想。在那33年中，我每天都期待着能到自己的办公室、大使馆或是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地方去。我从未对此有丝毫厌倦。”
菜鸟外交官的间谍辨别心得
考珀·科尔斯在1977年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他的第一份外派工作离家并不远，就在邻国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当时英国的外交制度还没有接受“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彻底改革，使馆人员还需要一一记录所驻国显要人士的生活起居，这也是情报收集的一种：“当时甚至还有这样的记录，说一个爱尔兰的高官装配马鞍的方式与众不同，诸如此类。”他写道，“后来玛格丽特·撒切尔批评说，这些生活起居注意的八卦内容远多于实质。所以这些有意思的内容就被剔除掉了。”
如同大家所猜想的那样，外交官需要拥有极佳的语言天赋，所以刚进外交部，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一项语言天资测试，包括看你能不能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学会库尔德语。在这个方面，考珀·科尔斯并不算最顶尖的那一类，但他的平均结果显示，他完全有能力学会某种“一级语言”，也就是阿拉伯语、中文和日语中的一种。
他选择了阿拉伯语。于是三年之后。他被派到了开罗，成为了英国驻埃及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在埃及大使馆里工作的人包括了各种势力——除了正规外交人员外，主要是各个机构派来的间谍。”考珀·科尔斯回忆道。
在所有情报部门中，秘密情报处（SIS，又称军情六处）是最耀眼的一个。尽管他们会羡慕政府通讯总部（GCHQ）的技术手段，但他们远比GCHQ的人来得时髦；至于军情五处，秘密情报处的人根本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军情五处不过就是一帮“傻乎乎的秘密警察”罢了。秘密情报处经常会炫耀他们如同詹姆斯·邦德一般的间谍技巧，包括让你观察一个花匠，你会看到那个平凡无奇的花匠在剧场外面的花坛浇水。然后他突然向剧场内走去，等他踏入剧场的时候，就已是一副秘密情报处高级情报人员西装笔挺的模样。
有些情报人员会伪装成外交官，不过有经验的人依然能够识破他们，有时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能让你露馅。考珀·科尔斯介绍说，有一点很容易判断的是，大多数情报人员都会用打字机（为了要操作他们自己的通讯设备），而真正的外交宫中，会打字的人数寥寥。这一点在电脑时代看来或许很荒谬，不过在当时，这可是个容易分辨而外行人又很少会注意到的判断准则。衣着打扮上也有讲究，一般来讲情报人员比外交官更重视自己的外表。在当时的埃及，他们常常会穿着亚麻外套，折好一块丝质手帕放在胸口，而且行为举止都像被精心调制过的绅士机器人；而纯粹的外交官就会随意得多。
这些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都需要以他们的假身份生活，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的两份工作经常会发生冲突，于是无可避免地，他们的外交工作就完蛋了。有一次，一位间谍在自家公寓招待从伦敦来的同事，但他对自己的假名还很不熟悉，一整个晚上，当别人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的反应时间都要慢两拍。“他整个晚上都过得很糟糕，”考珀·科尔斯评论说，“不过我想，至少他应该娱乐了在用窃听器监听着这一切的上司。”还有些时候，这帮间谍也会犯下极为愚蠢的错误，据考珀·科尔斯所说，当年英国驻埃及大使就曾在用收音机听BBC新闻的时候不小心发现了英国国防部间谍的秘密频道——他们把波段设在了BBC国际频道上。
王室 媒体=麻烦
在埃及，除了要处理内部政治跟外交关系外，考珀·科尔斯的第三个任务是要跟媒体打交道。“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科尔斯说，“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跟媒体记者说任何话之前，哪怕在私下的社交场合，你都必须要重申自己的规矩。”
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来访埃及时所惹出来的麻烦。
当时，菲利普亲王作为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来访埃及，他本来是要去西奈的，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让行程被迫取消。埃及大使馆的人随后便安排亲王去参观斐尤姆绿洲，结果很神奇地，明明面前只有两条路，带路的埃及警察居然还是能在二选一的时候弄错了，把亲王带到了沙漠中不知道什么地方。等他们发现不对的时候，护卫队只能在沙漠中间面面相觑，有一个格外不幸的警官要去向亲王报告发生了什么事。
他绞尽脑汁：“殿下，路被冲走了！”
“我半个字都不信！”菲利普亲王暴怒道，随后大步流星走到了沙漠中央。 等他们千方百计回到埃及以后，考珀·科尔斯要安排亲王接受埃及媒体的采访。他本以为这不会再出什么岔子了，但当时气鼓鼓的亲王根本没有接受采访的兴致，拿出了简单粗暴的态度来应对媒体。他告诉记者们“你们国家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你们埃及人像兔子一样一窝一窝地生小孩”，而被问到他会不会再来埃及时，他一瞪眼：“你开玩笑吧！”
在经过这种折磨之后，考珀·科尔斯当天晚上回到家，跟自己的房东夫妇共进晚餐。他的房东是当时《卫报》驻开罗的记者，其夫人则是英国某望族之后，时不时也给《每日快报》写几篇稿子。大概是绷紧了的神经终于能够放松了’考珀·科尔斯在饭桌上给他们讲了这整个灾难性的故事——他以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佐餐笑料，但没过多久，他的女房东就把这个故事写成稿子传回英国，登在了《每日快报》的头版上。
不过最令人头痛的一次王室访问，还是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王妃在1981年8月的蜜月旅行。
在蜜月旅行的最后，王子跟王妃要乘坐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沿着苏伊士运河而下，从直布罗陀海峡穿越地中海。为了避免在航行的过程中被各路媒体追拍，于是最好的接受采访地点莫过于埃及的塞得港。
埃及使馆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埃及总统也被惊动了。就为了回来跟英国王储夫妇在塞得港共进晚餐，安瓦尔·萨达特匆匆以“安全原因”为由取消了对奥地利的国事访问（这惹得维也纳方面极为不满）。
大不列颠号一路靠近，护送他们航行的海军跟使馆开始频繁沟通。其中一个对话是这样的：“皇家舰队对使馆：王储夫妇在晚餐时将穿着皇家舰艇中队礼服。”问题是，使馆方面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皇家舰艇中队礼服”，他们只能猜那应该是某种要打黑领结的正装。使馆回复：“使馆对皇家舰队：自从大革命以来，埃及就没人穿过正装了。”
当大不列颠号终于抵达塞得港的时候，被安排在苏伊士运河监察所楼上的媒体开始骚动了。尽管他们还没看到王子或是王妃的身影，但至少他们现在知道这对新人的位置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考珀·科尔斯接到了他在大不列颠号上的同事发来的指令：“王储夫妇饭后想到甲板上逛逛，但不希望在众目睽睽之下。请把媒体都清走吧。”
就这样，考珀·科尔斯必须告诉200多位记者、摄影师、摄像师跟录音师，他们关于这对皇家新人的年度报道将要泡汤了。媒体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考珀·科尔斯必须用蛮力把他们一个一个都赶走，更惨的是，埃及警察根本不肯帮忙。
过了半个多小时，场子终于清空了。“好了。”他发信给同事。
“抱歉，”同事同复道：“王储夫妇又改主意了，他们决定今晚就不上甲板闲晃了。”
这后来还有一个插曲：用过晚膳之后。大不列颠号继续沿着运河向南行进。在经过伊斯梅利亚的时候，舰艇上的士官突然发现后面追来一辆小船，船上有两个埃及人，正在靠近大不列颠号。士官用大喇叭向小船喊话，让他们赶快离开，但这条埃及小船还在不断靠近。
如果按照这几年的情况，皇家舰队可能就直接开火了，但当年的局势还比较宽松，于是舰艇上的长官就让小船靠上来问他们要干什么。“我们代表埃及总统，”对方回答道：“我们给戴安娜王妃带来了几箱芒果。”原来在先前晚餐的时候，戴安娜王妃对萨达特表达了自己对芒果的喜爱之情，而埃及本来又盛产芒果，于是萨达特决定“一骑红尘妃子笑”了。
戴安娜之死
116年之后，考珀·科尔斯的职业轨迹又与戴安娜王妃产生交集。
他原本要在1997年9月1日赴任巴黎，成为英国驻法使馆的政治参赞。8月31日，他与孩子们正从法国小镇佩皮尼昂游玩归来。住在克莱蒙费朗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在半梦半醒间，他看见电视上播出了_一组画面，反复展示一辆受损严重的汽车，下头的大标题上写着“Monde Diana”（戴安娜之死）。
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什么电视剧的诡异预告片，但当他把声音调大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电视剧，而是令人惊骇的现实。他很快拨了个电话给自己先到巴黎安置家当的妻子布里奇，结果妻子告诉他，使馆这边已经炸锅了。
考珀·科尔斯迅速赶回巴黎报到。当时的驻法大使迈克尔·杰及其夫人希尔维亚相当稳重地控制了局面，他们一边要接听白金汉宫和唐宁街不断打来的电话，一边要联络爱丽舍宫（在周日早上的这种时候，他们暂时还找不到希拉克总统的行踪），还得跟法国警察和空军通话。在几个小时之内，使馆要处理的事情包括一项领事事故、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和即将到来的王室访问：威尔士亲王将在当天下午来到巴黎，将他前妻的遗体带回英格兰。
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里，使馆处理的大部分事务都与戴安娜王妃的突然故去相关。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使馆会不知道前王妃在巴黎？
结果令人意外：其实在头一天，也就是8月30日的晚上，有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了这件事。那是使馆的防务顾问、陆军准将查尔斯·里切，他刚吃完晚饭，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利兹饭店，发现有一大帮人围在外面。他好奇地打听了一圈，有人告诉他，戴安娜和多迪·法耶兹就住在这里，而且他们待会儿可能就要出门，这些人就守在这里等着看他们呢。里切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就继续走回家睡觉了：这位前任王妃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了。使馆已经不再需要对她的行踪负责。
关于前王妃的过世，其事故原因裁定并不复杂，就是一个酗酒的司机为了躲避疯狂的狗仔队而超速驾驶。前王妃跟她的男伴又没有系安全带。所以在过隧道时发生了车祸，造成了难以逆转的毁灭性后果。
但没过多久，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法耶兹就提出了阴谋论，他指控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命令英国安全机构杀死戴安娜，以阻止戴安娜嫁给一名穆斯林，并为他生儿育女。后来，前军情六处官员理查德·汤姆林森错误地“指控”称巴黎使馆政治参赞——正是考珀·科尔斯是军情六处在巴黎分站的站长，并称其策划了这起事故。“这项无端指控让我在我家孩子的朋友面前平添了不少威望，”考珀·科尔斯写道。“我至今不知道对汤姆林森的错误应该作何感想。这到底算是奉承还是侮辱呢，反正现在网上还这么传。”
然而奇特的是，在这一切混乱之中，英国驻法使馆全体人员，尤其是大使本人，在处理戴安娜之死这整个事故的过程中都得到了极大的激励：他们真正显示出了自己的实力。
“这又是关于外交的另一个真相：就像士兵们热爱战争一样，外交官们也热爱危机，只不过他们都不能把这热爱说出口。”在结尾的时候，考珀·科尔斯写道：“这就是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