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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一名法制记者结合工作与生活的一份自述，刊登此文，本刊意在提供给读者一个独特的样本，以供读者解读和观察。文中所述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矛盾体
我的工作是将这个社会个体的痛苦剥开给世人看。
做法制记者十几年，我写过无数黑暗腐败案件，法院收黑钱、警察办案不依照程序正义、一个个无罪的人被判死刑、访民被关进黑监狱遭殴打强奸……然而于我来说，我接触的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活生生的，包括那些作恶的人，也有他们深刻的压抑和分裂。
多写一个故事，似乎就多吸收一分他们的痛苦。
“为什么我这么痛苦？”我，三十多岁的女记者，憔悴、哀苦，活脱脱的一个黄脸婆。2009年，我向李思坤讲述着我的烦恼。
她是我的前同事，数年前离开了媒体。这让我不解，离开这个相当有光环和满足感的行业，而去游学，然后开办一家心灵成长机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至少有两种痛苦，一是肉身之苦，一是精神之苦。”李思坤解释。底层人民的痛苦，更多地由衣食住行、遭遇不公正待遇引起，他们需要知识分子救赎，需要有人设计一个美好社会的蓝图。但是，精英阶层对自身的痛苦却往往也失去了觉察，因由此，他们的救赎情结常常难以达到正向的力量。
“救赎者终将成为他人的噩梦。”我想起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话，然后男友的影子随着浓烈的悲怆感涌现在脑海。我们自认为都是优秀的人，爱和自由，是我们遵从的崇高价值理念，然而非常不堪的是，我们却是彼此的噩梦。
“一个内心纠结、人格冲突、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爱自己身边的人呢？怎么可能爱这个世界呢？这就是精英阶层的问题。所以，我从这里做起，对自己下工夫。”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脏部位。
是，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的冲突没有觉知的话，那么必将演化成外在的情境。小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大到战争，都与个体这个小宇宙密切关联。
某个工作后痛苦的晚上，我读到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的幽径》中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活动之下，深藏着对爱和爱的行动的渴求。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快乐，与占有或拥有无关，甚至与理解也无关，而是发现这种爱的能力，和所有生命建立一种充满爱、自由即智慧的关系的能力。
从那天起，我开始尝试静坐，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死亡，这个问题想过吗？
48岁的中国经济时报原社长和总编辑包月阳身材中等，光头、面善。2010年春天，该报率先报道山西假疫苗事件，事后他被调任中国发展出版社担任社长。当时我准备采访他，他婉拒了。我们顺便谈起他正在接触的佛法。
2008年4月，包月阳母亲病危。在他连夜还未赶到河南舞阳老家时，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那刻，忽然感觉我像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无家可归了。”他说，当时他眼前总是浮现幼时的场景，母亲抱着大弟弟纺棉花，他在旁边看着母亲的手灵巧地抽动棉线，耳边响起了纺车的吱吱嘎嘎声。
两个月过去，这个男人还是没有从痛苦中熬过来，直到一个朋友在博客中留言，建议他看看《西藏生死书》。包月阳用废弃的打印纸把它打印出厚厚的一沓，读完后从悲伤中走出的他发现，原来家中书架上早有这本书，只是从未注意过。此后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寻访当地的高僧大德，一起探讨关于生命的疑问。
这本书，我七八年前读过。藏人相信生死轮回，生下来即开始习练面对死亡。而我们身边的多数人，对死亡通常不曾问询，也基本在逃避，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大学，也几乎没有过生命教育这一课。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导致了太多的死亡，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死亡？
比如我。20多岁时就从事着不错的职业，有房有车，但别人眼里的这种成功，对解除死亡这个恐惧却全无用处。半夜醒来，我也时常想象自己死后的漫漫长夜，恐惧到了极点，我唯一能做的是安慰自己：我大概能活七八十岁，死离我还早着呢，可以不想。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我们的文化教育里似乎一直避而不谈，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儒家的确有“不知生，焉知死”的问责，但佛教教义却是直逼生死的。不幸的是，这些资源多数成为学者们在书斋里研究的学问，而不能成为普通人生活的指点。
而我，我不信奉儒家那一套，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的理念于我来说还不够，我到哪里才能找到心灵的出口呢？
就这个话题，某次我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龚隽教授进行了交流。龚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佛教史。
他告诉我，中国百年来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一直在学习西方文明，但只局限在三个层面：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经济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学习他们精神层面的内容，我们也学不来两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部分。不仅如此，在一百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中国自己的儒释道文化传统反却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今天的中国，经济上相当富裕了，精神世界却几乎是个真空。一方面社会道德集体滑坡，另一方面，个体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书名，《单向度的人》，这是法拉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名著，意指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单向度”的世界，人被压缩在物质层面，不再相信任何精神永恒价值，成为工具而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存在。
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和多数人一样，我也希望弄清楚自己，学习“对自己下工夫”。尝试研读佛经，练习瑜伽，静坐。但时常屁股还没把坐垫坐热5分钟，大脑中就已经波涛汹涌，平素压到心里的情绪、念头如潮水般涌入，而我自己，则如同风暴中的小船，随时可能被淹没。
阅读、听音乐、看电影、和朋友在一起，这些能缓解人的无聊和焦虑的方法对我统统失效。
是的，我是一名记者，我每周必须出外采访，面对恶性事件，并将它们记录下来，此外，我有日常生活，处于各种压力之下。时常会感到胸口有一股强烈的情绪要冲出体外，遇到一件小事，也会大哭、大怒。平淡的一天，时常被我过得如同地狱。
如我一样生活并面临各种痛苦的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假如人类都如此，那么我的工作必将源源不绝，而我同时为他们痛苦着呀。
经常是在暮色中开车回家，忽然升起绝念：不如一头撞倒在路边，了却这尘世之痛。也怪，每次阻止我的不是对父母亲的眷恋，更不是对他人、社会责任感的愧疚，而是一句话：这世的功课你没完成就逃了，下次还得重来。于是重新奋起，重返工作，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的本源。
我的朋友，凤凰壹力图书公司的图书编辑陈寿文告诉我，这是好事，通过问询，纠结在你体内的冲突正在一点点释放和清理。等释放得差不多了，安宁和智慧，会慢慢升起。
理科生寿文，30岁，专业是市场营销，却痴迷起心理学，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派，再到美国新时代运动的超个人心理学派，大部分典籍都涉猎过。我们在一次读书会上相识，其时，来自各行各业的读书会成员，正在探讨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
他认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深，它告诉人们，世界上有一个智慧传统叫“常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它如此解释世界，世间万物皆由宇宙精神演化而来，从最初级的物质，再进化为感觉、情绪、想象、概念等等精神内容；继而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层面；然后是灵魂，最终是灵性，再回归至宇宙精神。在各种不同的文明传统中，这个精神也被解释为上帝、真主、梵、道、空性、本觉，或者真如。
它在解释那个人们都会去问的问题，“我”是什么，是一个比“我思故我在”大得多的存在？而心理学里，通俗的讲法是：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中国病人，被什么阻塞？
在我不断问询自己和观察别人的同时，我的女友A先是离婚，然后与新男友陷入极爱极恨的状态；女友B陷入离婚大战，上高中的女儿几欲自杀。不知有多少人会像我们一样，内心扭曲，面目狰狞。
女友A后来做了居士；女友B一次一次参加各种工作坊，成为课虫；我通常在瑜伽馆，以忘却工作压力缠身、情爱关系破碎的痛苦。
“你们可不是单单受苦的人。”张艳宏调侃我。她曾是胡因梦的助理。
2007年，胡因梦第一次到大陆演讲，400人的会场来了将近700人；一个课程，计划招30人，有600多人报名。某次上课，回答各种问题，胡因梦讲到了凌晨4点钟。
“居然有这么大的需求！”4年后，张艳宏忘记了学员们到底为啥烦恼，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她嘶哑的嗓子。
我采访过的一个心理诊疗师，称自己天天和“中国病人”打交道，常有“进了疯人院”的感觉。他说，他曾以为只是少数人有心理疾病，后来发现，这更像一个群体性的心理失衡。
仅仅我们报纸报道的极端事件就多如牛毛。杀人者如邱心华、马加爵、郑民生；自杀者有杨元元、富士康的13连跳以及相当数量的官员。
制度只是表面的原因之一。这是我和这位诊疗师都赞同的观点。他认为，根子在于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仅重男轻女、孝道两点，就足以把这个社会的健康机能扭曲了一次又一次。女人数千年文明中都依附于男人，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到了现代还有依赖的根儿。女研究生杨元元的母亲是个典型，透过女儿而活，终于导致杨元元不堪重负自杀。在他的解读中，不少男人也是病夫，恐爱、嫉妒，将女人视为工具和物品存在，自己也就不可能活在爱中。
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阻塞，在人与人间筑起了高墙，大家都恐惧把墙拆掉会伤到自己，于是每个人都在墙里面痛苦煎熬，却缩头缩脑，不敢往前迈半步。
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患的或许是无爱的病？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太多的约束，被堵塞，无法流动。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
“中国病人”数量的巨大，导致当下的心灵整合行业风起云涌。针对身心灵痛苦所开设的课程，不胜枚举。常常被人提起的，如内观、灵性按摩、花精疗法、家庭系统排列、能量疗法、声音疗法等等，在近几年的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
这一潜在的潮流源头在美国，到中国已经拐了好几道弯。1960年代美国兴起“生命潜能运动”，该运动沿着人本心理学的路线一直往前走到了超个人心理学，直至从东方各大智慧传统包括印度教，佛教中的禅宗、密宗中找到真谛。这个运动被称为“新时代灵性觉醒运动”，实现了现代心理学和古老宗教教义的整合。
灵性觉醒运动蔓延至欧洲、日本，再从台湾传到中国大陆。以2006年左右台湾作家胡因梦的自传《生命中的不可思议》在大陆出版为标志，图书出版、工作坊和心灵机构三方面齐头并进。尽管参加工作坊，成为心灵机构的会员，价格不菲，但却仍在吸引相当数量的人群参加。
别忘了自己。我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对自己说。同时，观察着外界，也改良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仇恨运动的我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每日晨起必先练习半小时瑜伽；其他时间抽空静坐；随时观照自己的呼吸，察看身体和心灵之间有没有保持联结。
有点效果，身轻如燕起来了；心像一个房间，大了敞亮了。社会黑暗面照旧揭露，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依然强烈，恋爱的事还是没影儿，不过心中有了一份包容感和坚定感。且越来越能做到随遇而安。
身边的女友也有了变化。女友A解掉旧有的心结，准备谈新的恋爱；女友B发现她和丈夫情缘未了，准备接纳他所有的好与不好。
我还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养成了适合自己关照内心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同行在紧密工作的同时，在尝试照顾自己的身心；运动的人多起来了，声称要过慢生活的人多起来了，当然，去参加身心灵课程的人也更加多了起来。但是，以我的观察和经验，我想给一句忠告，说到底，机构，和方法，只是一个助力，了然本质，安宁内心，最终是让我们回到生活。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更好地生活，才是人们最终要做的。
如果你仔细品味，弹钢琴和做饭，生命的质地是一样的。
这是我那个朋友张艳宏的“名言”。
矛盾体
我的工作是将这个社会个体的痛苦剥开给世人看。
做法制记者十几年，我写过无数黑暗腐败案件，法院收黑钱、警察办案不依照程序正义、一个个无罪的人被判死刑、访民被关进黑监狱遭殴打强奸……然而于我来说，我接触的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活生生的，包括那些作恶的人，也有他们深刻的压抑和分裂。
多写一个故事，似乎就多吸收一分他们的痛苦。
“为什么我这么痛苦？”我，三十多岁的女记者，憔悴、哀苦，活脱脱的一个黄脸婆。2009年，我向李思坤讲述着我的烦恼。
她是我的前同事，数年前离开了媒体。这让我不解，离开这个相当有光环和满足感的行业，而去游学，然后开办一家心灵成长机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至少有两种痛苦，一是肉身之苦，一是精神之苦。”李思坤解释。底层人民的痛苦，更多地由衣食住行、遭遇不公正待遇引起，他们需要知识分子救赎，需要有人设计一个美好社会的蓝图。但是，精英阶层对自身的痛苦却往往也失去了觉察，因由此，他们的救赎情结常常难以达到正向的力量。
“救赎者终将成为他人的噩梦。”我想起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话，然后男友的影子随着浓烈的悲怆感涌现在脑海。我们自认为都是优秀的人，爱和自由，是我们遵从的崇高价值理念，然而非常不堪的是，我们却是彼此的噩梦。
“一个内心纠结、人格冲突、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爱自己身边的人呢？怎么可能爱这个世界呢？这就是精英阶层的问题。所以，我从这里做起，对自己下工夫。”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脏部位。
是，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的冲突没有觉知的话，那么必将演化成外在的情境。小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大到战争，都与个体这个小宇宙密切关联。
某个工作后痛苦的晚上，我读到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的幽径》中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活动之下，深藏着对爱和爱的行动的渴求。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快乐，与占有或拥有无关，甚至与理解也无关，而是发现这种爱的能力，和所有生命建立一种充满爱、自由即智慧的关系的能力。
从那天起，我开始尝试静坐，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死亡，这个问题想过吗？
48岁的中国经济时报原社长和总编辑包月阳身材中等，光头、面善。2010年春天，该报率先报道山西假疫苗事件，事后他被调任中国发展出版社担任社长。当时我准备采访他，他婉拒了。我们顺便谈起他正在接触的佛法。
2008年4月，包月阳母亲病危。在他连夜还未赶到河南舞阳老家时，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那刻，忽然感觉我像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无家可归了。”他说，当时他眼前总是浮现幼时的场景，母亲抱着大弟弟纺棉花，他在旁边看着母亲的手灵巧地抽动棉线，耳边响起了纺车的吱吱嘎嘎声。
两个月过去，这个男人还是没有从痛苦中熬过来，直到一个朋友在博客中留言，建议他看看《西藏生死书》。包月阳用废弃的打印纸把它打印出厚厚的一沓，读完后从悲伤中走出的他发现，原来家中书架上早有这本书，只是从未注意过。此后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寻访当地的高僧大德，一起探讨关于生命的疑问。
这本书，我七八年前读过。藏人相信生死轮回，生下来即开始习练面对死亡。而我们身边的多数人，对死亡通常不曾问询，也基本在逃避，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大学，也几乎没有过生命教育这一课。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导致了太多的死亡，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死亡？
比如我。20多岁时就从事着不错的职业，有房有车，但别人眼里的这种成功，对解除死亡这个恐惧却全无用处。半夜醒来，我也时常想象自己死后的漫漫长夜，恐惧到了极点，我唯一能做的是安慰自己：我大概能活七八十岁，死离我还早着呢，可以不想。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我们的文化教育里似乎一直避而不谈，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儒家的确有“不知生，焉知死”的问责，但佛教教义却是直逼生死的。不幸的是，这些资源多数成为学者们在书斋里研究的学问，而不能成为普通人生活的指点。
而我，我不信奉儒家那一套，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的理念于我来说还不够，我到哪里才能找到心灵的出口呢？
就这个话题，某次我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龚隽教授进行了交流。龚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佛教史。
他告诉我，中国百年来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一直在学习西方文明，但只局限在三个层面：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经济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学习他们精神层面的内容，我们也学不来两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部分。不仅如此，在一百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中国自己的儒释道文化传统反却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今天的中国，经济上相当富裕了，精神世界却几乎是个真空。一方面社会道德集体滑坡，另一方面，个体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书名，《单向度的人》，这是法拉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名著，意指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单向度”的世界，人被压缩在物质层面，不再相信任何精神永恒价值，成为工具而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存在。
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和多数人一样，我也希望弄清楚自己，学习“对自己下工夫”。尝试研读佛经，练习瑜伽，静坐。但时常屁股还没把坐垫坐热5分钟，大脑中就已经波涛汹涌，平素压到心里的情绪、念头如潮水般涌入，而我自己，则如同风暴中的小船，随时可能被淹没。
阅读、听音乐、看电影、和朋友在一起，这些能缓解人的无聊和焦虑的方法对我统统失效。
是的，我是一名记者，我每周必须出外采访，面对恶性事件，并将它们记录下来，此外，我有日常生活，处于各种压力之下。时常会感到胸口有一股强烈的情绪要冲出体外，遇到一件小事，也会大哭、大怒。平淡的一天，时常被我过得如同地狱。
如我一样生活并面临各种痛苦的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假如人类都如此，那么我的工作必将源源不绝，而我同时为他们痛苦着呀。
经常是在暮色中开车回家，忽然升起绝念：不如一头撞倒在路边，了却这尘世之痛。也怪，每次阻止我的不是对父母亲的眷恋，更不是对他人、社会责任感的愧疚，而是一句话：这世的功课你没完成就逃了，下次还得重来。于是重新奋起，重返工作，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的本源。
我的朋友，凤凰壹力图书公司的图书编辑陈寿文告诉我，这是好事，通过问询，纠结在你体内的冲突正在一点点释放和清理。等释放得差不多了，安宁和智慧，会慢慢升起。
理科生寿文，30岁，专业是市场营销，却痴迷起心理学，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派，再到美国新时代运动的超个人心理学派，大部分典籍都涉猎过。我们在一次读书会上相识，其时，来自各行各业的读书会成员，正在探讨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
他认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深，它告诉人们，世界上有一个智慧传统叫“常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它如此解释世界，世间万物皆由宇宙精神演化而来，从最初级的物质，再进化为感觉、情绪、想象、概念等等精神内容；继而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层面；然后是灵魂，最终是灵性，再回归至宇宙精神。在各种不同的文明传统中，这个精神也被解释为上帝、真主、梵、道、空性、本觉，或者真如。
它在解释那个人们都会去问的问题，“我”是什么，是一个比“我思故我在”大得多的存在？而心理学里，通俗的讲法是：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中国病人，被什么阻塞？
在我不断问询自己和观察别人的同时，我的女友A先是离婚，然后与新男友陷入极爱极恨的状态；女友B陷入离婚大战，上高中的女儿几欲自杀。不知有多少人会像我们一样，内心扭曲，面目狰狞。
女友A后来做了居士；女友B一次一次参加各种工作坊，成为课虫；我通常在瑜伽馆，以忘却工作压力缠身、情爱关系破碎的痛苦。
“你们可不是单单受苦的人。”张艳宏调侃我。她曾是胡因梦的助理。
2007年，胡因梦第一次到大陆演讲，400人的会场来了将近700人；一个课程，计划招30人，有600多人报名。某次上课，回答各种问题，胡因梦讲到了凌晨4点钟。
“居然有这么大的需求！”4年后，张艳宏忘记了学员们到底为啥烦恼，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她嘶哑的嗓子。
我采访过的一个心理诊疗师，称自己天天和“中国病人”打交道，常有“进了疯人院”的感觉。他说，他曾以为只是少数人有心理疾病，后来发现，这更像一个群体性的心理失衡。
仅仅我们报纸报道的极端事件就多如牛毛。杀人者如邱心华、马加爵、郑民生；自杀者有杨元元、富士康的13连跳以及相当数量的官员。
制度只是表面的原因之一。这是我和这位诊疗师都赞同的观点。他认为，根子在于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仅重男轻女、孝道两点，就足以把这个社会的健康机能扭曲了一次又一次。女人数千年文明中都依附于男人，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到了现代还有依赖的根儿。女研究生杨元元的母亲是个典型，透过女儿而活，终于导致杨元元不堪重负自杀。在他的解读中，不少男人也是病夫，恐爱、嫉妒，将女人视为工具和物品存在，自己也就不可能活在爱中。
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阻塞，在人与人间筑起了高墙，大家都恐惧把墙拆掉会伤到自己，于是每个人都在墙里面痛苦煎熬，却缩头缩脑，不敢往前迈半步。
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患的或许是无爱的病？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太多的约束，被堵塞，无法流动。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
“中国病人”数量的巨大，导致当下的心灵整合行业风起云涌。针对身心灵痛苦所开设的课程，不胜枚举。常常被人提起的，如内观、灵性按摩、花精疗法、家庭系统排列、能量疗法、声音疗法等等，在近几年的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
这一潜在的潮流源头在美国，到中国已经拐了好几道弯。1960年代美国兴起“生命潜能运动”，该运动沿着人本心理学的路线一直往前走到了超个人心理学，直至从东方各大智慧传统包括印度教，佛教中的禅宗、密宗中找到真谛。这个运动被称为“新时代灵性觉醒运动”，实现了现代心理学和古老宗教教义的整合。
灵性觉醒运动蔓延至欧洲、日本，再从台湾传到中国大陆。以2006年左右台湾作家胡因梦的自传《生命中的不可思议》在大陆出版为标志，图书出版、工作坊和心灵机构三方面齐头并进。尽管参加工作坊，成为心灵机构的会员，价格不菲，但却仍在吸引相当数量的人群参加。
别忘了自己。我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对自己说。同时，观察着外界，也改良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仇恨运动的我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每日晨起必先练习半小时瑜伽；其他时间抽空静坐；随时观照自己的呼吸，察看身体和心灵之间有没有保持联结。
有点效果，身轻如燕起来了；心像一个房间，大了敞亮了。社会黑暗面照旧揭露，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依然强烈，恋爱的事还是没影儿，不过心中有了一份包容感和坚定感。且越来越能做到随遇而安。
身边的女友也有了变化。女友A解掉旧有的心结，准备谈新的恋爱；女友B发现她和丈夫情缘未了，准备接纳他所有的好与不好。
我还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养成了适合自己关照内心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同行在紧密工作的同时，在尝试照顾自己的身心；运动的人多起来了，声称要过慢生活的人多起来了，当然，去参加身心灵课程的人也更加多了起来。但是，以我的观察和经验，我想给一句忠告，说到底，机构，和方法，只是一个助力，了然本质，安宁内心，最终是让我们回到生活。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更好地生活，才是人们最终要做的。
如果你仔细品味，弹钢琴和做饭，生命的质地是一样的。
这是我那个朋友张艳宏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