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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最受读者喜爱和研究者关注的，是富于虚幻色彩的以神仙狐鬼精魅为题材的故事。的确，作者置这些虚幻的形象于读者熟悉的人类社会情境中，描摹世态，抒发性情，“使花妖狐魅，各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1]，获得了文言小说领域无与伦比的成功。小说中描写的这些“花妖狐魅”，由于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和人间礼教之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作者因而敢于较为自由地去创造：有的自荐枕席，主动追求所爱；有的娇憨质朴，出于天性，发乎真情；有的侠肝义胆，智慧超群……这些形象，无一不是作者对自己心目中理想女性的艺术再现，体现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期待，因此，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由于《聊斋志异》中这类现象过于夺目，相比之下，《聊斋志异》中描写的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就不那么受人重视了。其实，作为一位生活在现实中的作家，一旦从虚幻场景退缩到现实社会中，他表现出的对人间女性的关注更能折射出他的伦常态度。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为数不少的“贤妻良母”形象。如 “美而贤”的林氏（《林氏》）；“性贤淑” 的珊瑚（《珊瑚》）； 葛太史女“事姑孝，曲意承顺，过贫家女”的葛太史女（《白于玉》）；“孝翁姑，曲折承顺，尤过于生” 的青梅（《青梅》）；要丈夫安心读书，自己勤劳打理家业的细柳（《细柳》）；“一钱不轻受”、知恩图报的七郎之母（《田七郎》）等。在众多塑造现实女性形象的作品中，《胡四娘》一篇，通过塑造参透世情的胡四娘形象，寄托了蒲松龄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后的深沉感慨。
出身官宦人家的胡四娘，内慧外朴。因丈夫出身赤贫，被势利眼的兄嫂姐妹甚至婢仆嘲笑揶揄，四娘“端重寡言，若罔闻之”，“无置可否，但微哂焉”。丈夫发迹后，面对亲朋的恭维艳羡，胡四娘仍然“凝重如故”。胡四娘虽然“事事类痴”，其实在她端重寡言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人情世态的大智若愚。
通读全篇，胡四娘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的隐忍。胡四娘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无波的状态，事事凝重，时时凝重，鲜明地折射出东方女性矜持高洁的传统美。
胡四娘隐忍性格的形成始自于她的出身和成年后的境遇。胡四娘为庶出女，且生母早亡，这样的出身决定了她在家中的地位低人一等。成年后，胡四娘听从父亲安排下嫁父母早丧、家贫如洗的寒儒程生。程生为人同样忍让，甚至面对仆婢揶揄都能“默默不计短长”。以这样的出身和小家庭环境在大家族中生活，夫妻二人自然是饱受冷眼。为了生存，胡四娘审时度势，选择了不怒不争。但沉默并不代表她不反抗，而是不盲目地反抗。当家族中除了父亲相信程生的才华并坚信他日后必有一番作为，而其他所有人都对他嗤之以鼻时，她默默站在丈夫身后，从不埋怨日子的辛苦，支持丈夫苦读。在丈夫因为岳父治丧而耽误赴考时，她敏锐地觉察到身边环境的变化，知道如今父亲已死，不得功名，将无法生存。胡四娘把握机会，出金支持程生参加补录“遗才”的科举考试，并最终发迹。从种种表现可看出，胡四娘深谙生存之道，隐忍而不乏睿智。这正是对冷眼者最有力的反抗。
除了隐忍，胡四娘形象同样体现了传统女性宠辱不惊的高洁品质。程生擢第后全家与胡四娘反应的对比，是作品中最具神采的一段。程生中举的消息传到家乡时，正值胡家三郎举行婚礼。族人惴惴，唯恐四娘衔恨。四娘却翩翩而来，参与家族活动如常。族人争奉胡四娘为上宾，“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哗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 面对众人的阿谀奉承、刻意讨好，四娘仍然“凝重如故”。族人的势利猥琐鲜明衬托出四娘的高洁，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若隐忍到几乎没有任何表示，一味的贤良温婉——这样的胡四娘就难免会显得泯灭人性，令人生厌。蒲松龄显然明白这一点。在他的笔下胡四娘的隐忍并不是无限度的，即如下面两段情节：乔迁新居时，亲戚们为趋炎附势，争相以婢仆器具相赠遗。四娘除接受了向来对自己友善的李夫人所赠一婢外，其他一无所受。长兄有求于四娘，自觉无颜，特携李夫人手书前往。四娘当面讥讽长兄：“我以为跋涉来省妹子，乃以大讼求贵人耶！”尽管如此，四娘仍能急人所急，还是解决了长兄请托之事。由此可见，胡四娘洞悉了人情冷暖，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既坚守自我，又能对人事报以有原则的宽容；既用鲜明的态度狠狠回敬了亲戚们让自己饱尝的浅薄人情，又很聪明地把握住度。可以说，四娘的发泄和指责是恰到好处的。联系到蒲松龄对儒家道德理想的推崇，胡四娘无过无不及的处事态度，正与儒家“中庸”的道德准则暗合。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蒲松龄，在塑造现实女性形象时，其思维模式、道德标准仍未能超出传统伦理思想的范畴。
不可否认，胡四娘从小便受到“三从四德”的教导，这促使她待人接物都习惯于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去面对。同时她也深受封建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一心支持丈夫考取功名以改变在家族中的地位。在胡四娘这一形象背后，俨然有着蒲松龄之妻刘氏的影子。
在蒲松龄时代，科举入仕可谓是贫寒读书人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门径。蒲松龄19岁参加秀才考试，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此后就一直在科举之路上趔趄奔波。然蒲松龄直到72岁，才以“岁贡”之名成为贡生。对丈夫的举业，长期以来刘氏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蒲松龄常年在外，刘氏勤俭持家，尽力为丈夫解决后顾之忧。在《聊斋志异》中，除了胡四娘，还有许多全力支持丈夫科举“大业”的女性：青梅劝丈夫“勿以内顾误读，经纪皆自任之”（《青梅》）。《阿宝》中，“生痴于书，不知理家人生业；女善居积，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 颜氏“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敛昏，先挑烛据案自哦，为丈夫率，听漏三下，乃已”；后来竟然亲自登场，男扮女装赴试，高中进士，官至御史。（《颜氏》）细柳要丈夫安心读书，“家中事情请置勿顾，待妾自为之”；自己则勤劳打理家业：“而于田之东南，税之多寡，按籍而问，惟恐不详”（《细柳》）。
和这些尽全力支持丈夫举业的女性一样，胡四娘的所有隐忍，都是为了丈夫和自己有出头之日。为了将这唯一改变命运的可能变为现实，胡四娘无怨无悔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她的理想扎根于传统礼教之中，重复着一代又一代传统女性的生活轨迹。从这一层面来看，胡四娘和蒲松龄一样，也是深陷科举制度的受毒害者。
由于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女性逐渐失去自我，成为男性的附庸品。包办婚姻也使一切女性的命运充满了未知，失去了活力与性格，逐渐趋向单一化。礼教使女性将修炼 “贤妻良母”奉为唯一准则，这是传统中国女性可悲的一点。但不可否认，从另一面来看，这种基于男权意识的女性规范又有利于家庭的稳定，有利于推动诸多难能可贵的女性传统美德的形成。具体体现在胡四娘身上，即蒲松龄所称许的“内慧外朴”。“内慧”，是一个女子动态的美，“外朴”则体现一个女子端庄矜持的静态美。动静结合，正显示出中国传统女性朴而慧的独特气质。女性的传统美德扎根于封建礼教的土壤之中，塑造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的一切美好特质：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宠辱不惊朴实无华。
也许与婴宁、小翠等或娇憨、或俏皮、或勇敢的聊斋奇女子比起来，四娘显得平淡如水，然而她却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温柔、高贵的气质特征。这既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也有利于女性在社会交往中处理好人际关系。从这一方面看胡四娘参透世情之后的处世之道，可作为当代女性的一种历史借鉴。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主要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第二册《聊斋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由于《聊斋志异》中这类现象过于夺目，相比之下，《聊斋志异》中描写的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就不那么受人重视了。其实，作为一位生活在现实中的作家，一旦从虚幻场景退缩到现实社会中，他表现出的对人间女性的关注更能折射出他的伦常态度。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为数不少的“贤妻良母”形象。如 “美而贤”的林氏（《林氏》）；“性贤淑” 的珊瑚（《珊瑚》）； 葛太史女“事姑孝，曲意承顺，过贫家女”的葛太史女（《白于玉》）；“孝翁姑，曲折承顺，尤过于生” 的青梅（《青梅》）；要丈夫安心读书，自己勤劳打理家业的细柳（《细柳》）；“一钱不轻受”、知恩图报的七郎之母（《田七郎》）等。在众多塑造现实女性形象的作品中，《胡四娘》一篇，通过塑造参透世情的胡四娘形象，寄托了蒲松龄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后的深沉感慨。
出身官宦人家的胡四娘，内慧外朴。因丈夫出身赤贫，被势利眼的兄嫂姐妹甚至婢仆嘲笑揶揄，四娘“端重寡言，若罔闻之”，“无置可否，但微哂焉”。丈夫发迹后，面对亲朋的恭维艳羡，胡四娘仍然“凝重如故”。胡四娘虽然“事事类痴”，其实在她端重寡言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人情世态的大智若愚。
通读全篇，胡四娘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的隐忍。胡四娘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无波的状态，事事凝重，时时凝重，鲜明地折射出东方女性矜持高洁的传统美。
胡四娘隐忍性格的形成始自于她的出身和成年后的境遇。胡四娘为庶出女，且生母早亡，这样的出身决定了她在家中的地位低人一等。成年后，胡四娘听从父亲安排下嫁父母早丧、家贫如洗的寒儒程生。程生为人同样忍让，甚至面对仆婢揶揄都能“默默不计短长”。以这样的出身和小家庭环境在大家族中生活，夫妻二人自然是饱受冷眼。为了生存，胡四娘审时度势，选择了不怒不争。但沉默并不代表她不反抗，而是不盲目地反抗。当家族中除了父亲相信程生的才华并坚信他日后必有一番作为，而其他所有人都对他嗤之以鼻时，她默默站在丈夫身后，从不埋怨日子的辛苦，支持丈夫苦读。在丈夫因为岳父治丧而耽误赴考时，她敏锐地觉察到身边环境的变化，知道如今父亲已死，不得功名，将无法生存。胡四娘把握机会，出金支持程生参加补录“遗才”的科举考试，并最终发迹。从种种表现可看出，胡四娘深谙生存之道，隐忍而不乏睿智。这正是对冷眼者最有力的反抗。
除了隐忍，胡四娘形象同样体现了传统女性宠辱不惊的高洁品质。程生擢第后全家与胡四娘反应的对比，是作品中最具神采的一段。程生中举的消息传到家乡时，正值胡家三郎举行婚礼。族人惴惴，唯恐四娘衔恨。四娘却翩翩而来，参与家族活动如常。族人争奉胡四娘为上宾，“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哗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 面对众人的阿谀奉承、刻意讨好，四娘仍然“凝重如故”。族人的势利猥琐鲜明衬托出四娘的高洁，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若隐忍到几乎没有任何表示，一味的贤良温婉——这样的胡四娘就难免会显得泯灭人性，令人生厌。蒲松龄显然明白这一点。在他的笔下胡四娘的隐忍并不是无限度的，即如下面两段情节：乔迁新居时，亲戚们为趋炎附势，争相以婢仆器具相赠遗。四娘除接受了向来对自己友善的李夫人所赠一婢外，其他一无所受。长兄有求于四娘，自觉无颜，特携李夫人手书前往。四娘当面讥讽长兄：“我以为跋涉来省妹子，乃以大讼求贵人耶！”尽管如此，四娘仍能急人所急，还是解决了长兄请托之事。由此可见，胡四娘洞悉了人情冷暖，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既坚守自我，又能对人事报以有原则的宽容；既用鲜明的态度狠狠回敬了亲戚们让自己饱尝的浅薄人情，又很聪明地把握住度。可以说，四娘的发泄和指责是恰到好处的。联系到蒲松龄对儒家道德理想的推崇，胡四娘无过无不及的处事态度，正与儒家“中庸”的道德准则暗合。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蒲松龄，在塑造现实女性形象时，其思维模式、道德标准仍未能超出传统伦理思想的范畴。
不可否认，胡四娘从小便受到“三从四德”的教导，这促使她待人接物都习惯于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去面对。同时她也深受封建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一心支持丈夫考取功名以改变在家族中的地位。在胡四娘这一形象背后，俨然有着蒲松龄之妻刘氏的影子。
在蒲松龄时代，科举入仕可谓是贫寒读书人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门径。蒲松龄19岁参加秀才考试，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此后就一直在科举之路上趔趄奔波。然蒲松龄直到72岁，才以“岁贡”之名成为贡生。对丈夫的举业，长期以来刘氏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蒲松龄常年在外，刘氏勤俭持家，尽力为丈夫解决后顾之忧。在《聊斋志异》中，除了胡四娘，还有许多全力支持丈夫科举“大业”的女性：青梅劝丈夫“勿以内顾误读，经纪皆自任之”（《青梅》）。《阿宝》中，“生痴于书，不知理家人生业；女善居积，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 颜氏“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敛昏，先挑烛据案自哦，为丈夫率，听漏三下，乃已”；后来竟然亲自登场，男扮女装赴试，高中进士，官至御史。（《颜氏》）细柳要丈夫安心读书，“家中事情请置勿顾，待妾自为之”；自己则勤劳打理家业：“而于田之东南，税之多寡，按籍而问，惟恐不详”（《细柳》）。
和这些尽全力支持丈夫举业的女性一样，胡四娘的所有隐忍，都是为了丈夫和自己有出头之日。为了将这唯一改变命运的可能变为现实，胡四娘无怨无悔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她的理想扎根于传统礼教之中，重复着一代又一代传统女性的生活轨迹。从这一层面来看，胡四娘和蒲松龄一样，也是深陷科举制度的受毒害者。
由于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女性逐渐失去自我，成为男性的附庸品。包办婚姻也使一切女性的命运充满了未知，失去了活力与性格，逐渐趋向单一化。礼教使女性将修炼 “贤妻良母”奉为唯一准则，这是传统中国女性可悲的一点。但不可否认，从另一面来看，这种基于男权意识的女性规范又有利于家庭的稳定，有利于推动诸多难能可贵的女性传统美德的形成。具体体现在胡四娘身上，即蒲松龄所称许的“内慧外朴”。“内慧”，是一个女子动态的美，“外朴”则体现一个女子端庄矜持的静态美。动静结合，正显示出中国传统女性朴而慧的独特气质。女性的传统美德扎根于封建礼教的土壤之中，塑造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的一切美好特质：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宠辱不惊朴实无华。
也许与婴宁、小翠等或娇憨、或俏皮、或勇敢的聊斋奇女子比起来，四娘显得平淡如水，然而她却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温柔、高贵的气质特征。这既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也有利于女性在社会交往中处理好人际关系。从这一方面看胡四娘参透世情之后的处世之道，可作为当代女性的一种历史借鉴。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主要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第二册《聊斋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